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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脉络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

作者:未知

  从历史角度来看,所谓“西域”一词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上的西域是指中国境内的新疆,同时也包括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狭义概念上的西域则是指玉门关至葱岭之间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西域由于地貌十分广阔,且民族众多,因而在文化方面十分发达,可以说是歌舞音乐文化汇聚的一个地区。纵观历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东西方经济贸易之间的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为音乐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古西域的音乐文化受到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如一些佛教石窟的壁画中出现大量的汉族乐器等。另一方面,所谓交流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古西域的音乐文化在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养分的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东渐也将自己的乐器、乐曲等传入到了中原,为中原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也对中原汉族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下笔者将以历史朝代为节点,阐释历史上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
  一、汉朝时期
  汉代时期疆域辽阔,经济贸易发达。汉武帝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域诸国与中原经济、文化乃至艺术的密切联系与融合。而张骞出使西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带回了《摩诃兜勒》。据西晋崔豹的《古今注》记载:“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由此,《摩诃兜勒》可以看做是西域音乐首次进入的标志。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中对张骞出使西域所带回胡乐一事并未提及,因此,学术界的许多历史学家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提出了争议。笔者认为,《摩诃兜勒》传入一事若为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汉乐府“协律都尉”李延年,以其为基础创作了具有中西方音乐融合审美的《新声二十八解》,这不仅丰富了军中马上之乐,使其广泛流传。同时,由于《新声二十八解》所使用的是西域吹奏乐器,因此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西域乐器传入中原的开端。但若《摩诃兜勒》传入一事与史实不符,那么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一些与生活紧密联系的音乐歌舞。那么,胡乐与中原音乐的互动无疑促进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因此,无论《摩诃兜勒》是否是张骞带回,其对于中原地区的音乐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随着张骞通使西域之后,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与西域便进行了联姻,先后将公主嫁入乌孙、龟兹等地。随着汉朝公主远嫁西域,使得东西方音乐文化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在当时的朝野上下掀起了爱好胡乐的风俗习惯。其中,百戏在当时的宫廷极为盛行,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侏儒扶卢”之戏,和秦二世时期的“角抵俳优之观”发展而来,到了汉代变得更为丰富。据《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安息王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而“善眩”则为擅長魔术。这类表演形式与百戏相结合,深受帝王贵胄喜爱,从而开创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先河。到了东汉时期,这种表演形式变得更为频繁,甚至引起了宫廷中是否能表演“夷狄之技”的争论。在争论当中,尚书陈忠认为:“今掸国越流沙,逾悬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陈忠的思想在当时显得颇为开明,他肯定了当时使者和艺人历经千难万险前来献艺的不易,也看到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所具备的积极一面。到了东汉末年,西域与中原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尤其是汉灵帝对于胡乐的喜爱。据《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由此可见,汉代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为中原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对后世二者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以胡乐在隋唐宫廷乐部中的确立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动荡的时代,但往往经济凋敝、社会衰败、战乱频繁的状态下,音乐文化则可能出现十分繁荣的现象。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造成了东西音乐文化的大融合。一方面,促使传统雅乐日趋衰落,另一方面,也使得西域乐舞日趋增多。尤其南北朝时期,通常被史学家们成为“五胡十六国”,西域音乐的涌入丰富了中原音乐,同时中原音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域音乐,二者产生了碰撞与融合,形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音乐交流。其中,胡乐渗透到了宫廷雅乐之中,成为了当时重要的音乐现象。
  到了隋唐时期,中原政局、经济变得稳定与繁荣,而中西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变得愈加频繁,因此,大量的西域乐舞涌入中原,此时是中西音乐歌舞交流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十分热爱音乐,在建国初期就规定宫廷宴请宾客等场合使用七部乐。《隋书·音乐志》记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即西凉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这其中不乏出现外国的乐伎和隶属于西域的乐伎。后隋炀帝继位,在七部乐中增加了西域的疏勒乐和康国乐,形成九部乐。从数量上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西域音乐的重视。到了唐朝,此时正是中国音乐的鼎盛时代,都城长安是个民族艺术交流的中心,西域的商人、日本的遣唐使、印度的高僧、波斯的留学生都云集于此,为音乐的交流搭起了一座畅通的桥梁。此时,胡乐流传的程度更为兴旺,其在隋代七部乐和九部乐的基础上删去了礼毕,增加了燕乐和高昌乐,形成十部乐。另外,玄宗的《霓裳羽衣曲》中就有胡乐的成分,而太宗的《秦王破阵》也有龟兹乐的成分。
  纵观这一时期,不难看出无论隋代还是唐代都体现出了汉文化所主张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气势与胸怀。同时,也促进了中原音乐文化自身的广泛发展,对后世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三、宋元时期——以宋大曲和元杂剧为例
  宋元时期,西域地区与中原王朝仍然有着经济贸易往来,因此,在音乐文化方面也依旧联系紧密。
  宋代,社会秩序较为稳定,北方地区形成了较大的文化行会组织,如“勾栏”、“瓦肆”等。而宫廷中也设有东西教坊的音乐机构,所演奏的乐部与西域的胡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宋代大曲,所演奏的曲调,如越调《伊州》、歇指调《伊州》、正宫调《梁州》等15曲均来自西域;而常演奏的大曲模式也受到了西域音乐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三段式,即“散序”、“中序”和“破”。这种载歌载舞的音乐形式,正是借鉴了西域龟兹大曲歌、舞、乐于一体的乐舞形式。由于唐宋大曲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影响了元代的戏曲音乐发展。   到了元代,元曲为散曲与杂剧的合称,极为盛行,由于后者较多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呼声愿望,因此,在当时受到了百姓的极大喜爱,人们常把元杂剧也成为元曲。前文我们浅析过,唐宋大曲对于后世戏曲音乐有着一定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元杂剧中的唱腔有许多来自于大曲中的曲调。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记载:“两宋官本杂剧二百八十本,用大曲者一百有三本。”其中伊州大曲有五本,梁州大曲有六本。可以发现,杂剧的唱腔多采用《伊州大曲》和《梁州大曲》。另外,元杂剧的伴奏乐器也常常采用《龟兹乐》和《西凉乐》中乐器,如琵琶、筚篥、唢呐、胡琴等等。
  由此可见,西域音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不再是单纯的局限于宫廷统治阶级之中,这种影响既可大方典雅地步入宫廷台榭,也可以在市井间流行传播,这种相互交流影响的趋势至元代可以用“全民化”来形容。至此,西域胡乐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中原音乐的各个角落。
  四、清代时期——以扬琴和唢呐在中土植根为例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发展的繁荣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民间音乐形式的日趋发展,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这一时期,扬琴和唢呐从中亚、西亚等地纷纷传入中原。据《清稗类钞》中关于扬琴的记载:“康熙时,有自海外输入之乐器曰洋琴……其音似筝、筑,其形似扇。”对于扬琴从哪里传来,其说法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认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欧洲人将“德西玛”乐器传入中国,先后有洋琴、蝴蝶琴等名称。明代随着工业和海洋交通的兴起,中西贸易往来逐渐转移到了东南沿海一带,因此,音乐文化也随之而来。至此,我们可以推测,扬琴在明末清初就已经通过海路一带传入中国,到了乾隆时期已经开始在中国民间流传。所以,扬琴最早运用于广东音乐,而后又因其在广东音乐和江南丝竹乐种中的使用逐渐流传至沿海内陆等地,这种说法普遍被认同。
  同一时期,另一件外来乐器——唢呐,也在中土出现。但对于唢呐何时从国外传入争议很大。据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这两部早期知晓唢呐的资料中可以发现,明代初年唢呐就已普遍为人所知。此外,明代的《三才图会》中也同样记载:“唢呐‘不知始于何时’”,又载“今军中及司晨昏者多用之”;唢呐“当是军中之乐也,今民间多用之”。由此,可以看出,唢呐在明朝中叶之前就已经传入。
  虽然对于扬琴、唢呐的具体传入时间不能被确切证实,但其对于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是长久深远的。经过时间的洗礼和文化交流进程中的融合,二者乐器在我国音乐界不断进行发展改进,已经成为了中国民族音乐中十分重要的乐器。这对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纵观我国的历史长廊不难发现,所谓“杂交优势”在音乐文化中体现在了各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已经为我们开创了西域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的先河,这也为现今西域与中国的经济以及文化交流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而当今的我们更应该积极的推動各民族音乐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交流与互助中实现世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先秦——清末》,[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年.
  [2]宋博年、李强.《西域音乐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3]袁薇.《论西域音乐文化中的龟兹乐》,[D].陕西师范大学,2004.
  [4]王利洁.《隋唐时期的胡乐人及其历史贡献》,[D].上海音乐学院,2017.
  [5]杜亚妮.《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J].陇东学院学报,2017(2).
  姚佳欣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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