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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社会工作介入乡村共同体重建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构想,而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价值亲和,且社会工作的服务手法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要求有着极大的嵌合程度。该文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各社会力量的逻辑关系,阐释了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内涵,并從理论到实践层面,分析了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策略路径等。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村社会工作;乡村共同体
  乡村的“熟人社会”状态随着工厂时代和工地时代的到来逐渐疏离,打工潮将农村的熟悉感冲淡、村民“原子化”状态明晰,留守问题、贫困问题、荒芜问题等日渐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问题置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的高度。
  一、相关逻辑联系
  1、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但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城乡发展不充分。[1]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的提出,不仅强调了农村在新时代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也意味着美丽乡村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重点。但传统乡村的治理中有着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农民态度“冷漠化”等矛盾,[2]因此乡村治理的困扰局面亟待打破。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乡村振兴在乡村治理中的重点成为各界关注的核心。乡村振兴有农业产业、基础设施等十大战略重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基本动力、支撑、手段和指向等,与此同时,强调“人、地、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线。[3]诸多学者在乡村振兴的重要落脚点这个方面,都提到了“人文环境”这一要素,乡土文化的振兴应该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日渐凋敝的乡土、日渐淡忘的乡土文化会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期。[4]
  2、乡村共同体重建的必然逻辑
  共同体是传统乡村社会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5]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移中,最基本的变动是共同体的解体;[6]意志的统一是共同体产生的基础,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团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它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具有情感性、同质性特点[7];乡村共同体的衰落,既有宏观上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分工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相互作用,也有微观上种植类型单一化、教育匮乏、传统宗族仪式削弱、土地增值空间小等因素,[8]进而提出振兴乡村,要始终把村民及其村社共同体的主体性建设放在乡村建设的第一目标位置,并由村民村社共同体主导乡村建设,[9]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秩序共同体、乡村文化共同体、乡村风貌共同体为主的五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即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乡村基层共同体。因此,乡村共同体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性,二者互为条件,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共同体有助于振兴乡村,实现乡村振兴也要求构建人民满意的乡村共同体;[10]这种重构是从国家和乡村整体性出发,在尊重个体性、自主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超越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从多元合作、树立乡村权威、增进乡村凝聚力等建立新型乡村共同体。
  二、乡村共同体的基本结构
  包含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三方面特征的“差序格局”,构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础。[11]因此在讨论乡村共同体重建之前,有必要对乡村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做一个梳理。前文有提及,新型的乡村共同体包括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秩序共同体、乡村文化共同体和乡村风貌共同体。
  1、乡村政治共同体
  我国农村现行的治理体制,简单说就是村民自治结合“村支两委”的治理,在宪法层面上,自治权是一项国家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力,农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可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权力”的认知是异己的,并未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放到自治和权力运作中;人们认为政治的事务是官方的,是上层决定的,习惯将自己归到“被动”一方。如今,随着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途径多样化和治理客体多角度化,村心(居民)的自主参与意识应该更强,只要真正地将自己的权力义务和政治事务深刻于心,方能重建乡村归属、实现乡村自治。
  2、乡村经济共同体
  农民以土地为生,而随着“工厂时代”和“工地时代”的冲击,农村空心化和土地荒芜现象严重;农民群体弃土地而去城镇,原本熟悉的作业场所变成了陌生的工地和机器。随着市场化在乡村的推进,分散的个体农民根本无法阻挡市场经济的冲击,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形式,放弃、衰败就成为其无可避免的命运。另外,随着私营产业的丰富、农村电子商务的进入,人们更加关心“什么能快速盈利”,而忽略了本土的产业自信。正是因为电子商务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农村应形成产业一体化,将农村特色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融为一体,吸纳更多的农民走向合作、实现共盈。
  3、乡村秩序共同体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中存有各种各样的权威。例如,在亲属共同体中有父亲的威严,在邻里共同体中有王公的威严,而在精神共同体中有师父的威严,一切趋于秩序井然。在社会治理中,国法和“家规”是都需要被考虑的;甚至某些层面的村民互动中,约定俗成的“家规”的力量大于国法,尤其是一些以某族姓氏为主的村落。乡村是熟人社会,熟人之间的交往交流方式是一种既固定又随着交往方式变迁而不断变迁的;尽管如此,在乡村,起共同约束作用的法则仍然需要保存和发扬。   4、乡村文化共同体
  若说规则和秩序是山,那乡村文化便是水。存在和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文化,其中所蕴含的独特多样的伦理价值、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民间艺术、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宝贵资源;[12]乡村的振兴和继续延续离不了传统文化的支撑,且乡村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也需要文化的浸染方得以长久,而上述文化精髓则需要乡村共同体这种形式予以传承。
  5、乡村风貌共同体
  乡村风貌共同体一说还有待更多学者推敲,笔者在此提出,是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而提出。乡村振兴最终是要将乡村建成有生命力、可持续、绿色发展的自治体,在“乡村风貌共同体”中,村民可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村容设计、公共场所规划、公共设施的建设之中;提倡一种为村民所认可、自愿参与保持、符合农村气息、有生命力的新农村形象,例如:农村公路硬化、公共厕所设置、垃圾焚烧、河道治理等都是乡村风貌的体现,也意味着村民在上述事务中参与感要加强,形成治理共识。
  三、社会工作介入乡村共同体重建
  1、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要实现乡村共同体的重建,社会工作大有可为;从已有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效果来看,无论是以服务乡村中某些弱势群体为主的工作,还是直接进行社区居民组织培育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乡村居民间的互助与社会网络发展。[13]事实上在国际社会,扶持鄉村建设、减轻贫困一直是社会工作界的核心使命;但我国目前对于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主要聚集于精准扶贫,并从政策制度的实施进行理论性的思考和推理。[14]不可否认,社会工作的使命感和服务手法,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价值亲和,它的专业性、职业化推进以及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实务经验,[15]都使得社会工作服务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落脚的重要选择。
  2、社会工作介入理论分析
  农村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背景的兴起,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也渐渐为人所知。农村是我国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大后方,“三农”问题一直被放在各项社会服务的核心位置;社会工作服务早期以关注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随迁子女、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等问题为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越来越多的进城人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于是在社会工作领域又在进行新的探索:服务于各因“进城”带来的群体问题,不如直接服务于农村,因此农村社会工作应运而生。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重点还比较一致:民政系统的精准扶贫和社会服务系统的社区营造。民政系统的扶贫工作本文不做过多解读研究,关于社区营造一词,笔者认为是农村社会工作趋于系统后的一个成熟提法。社区营造的理念在农村社区,体现为“村民参与感营造”、“乡村文化的发掘”、“乡村资产是主轴”、“有效地盘活在地资源”、 “在地参与”、“以点撬面”、“多方协力”和“准确把握乡村本身与外来协助者之间的关系”等。目前在农村开展得比较有影响力的农村社会工作案例,有广州中山大学的“绿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四川、云南和广东等地开展的实践探索。“绿耕”的农村社会工作致力于在本土通过调动村民的乡村自信、借助乡村特色资产(文字、语言、手工艺品、特色建筑、传统农产品和生态旅游)的盘活,关注乡村恒久发展、关心村民自我效能提高,打造村民高度参与和自治的振兴模式,使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绿色、共享和发展的共同体。
  3、乡村共同体重建的介入策略研究
  从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的理念,进而达到“互助”的理想状态,可知社会工作的介入基调是围绕着“人”;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应该也是围绕着乡村的“人心”。结合乡村共同体的结构内涵与社会工作的介入重点,乡村共同体重建的侧重点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个案工作——乡村领袖和乡村社团。乡村是熟人社会,是情理社会。人们的权威来自于职位、继承或者个人魅力;当政治权力的末端也难以解决乡村事务和矛盾时,具有个人魅力和威信的领袖和社团的力量便尤其重要。个案工作的专一、高效性,能有针对性地发现乡村中的领袖力量,针对其人际交往、领导艺术等充分赋能;而通过兴趣、特长或者其他民族色彩同质性组建乡村社团,能有效地将村民组织起来,在重大活动或者政策宣传上,社团的发散效应能有效促进乡村治理,起到由点及面的效果。
  (2)小组工作——产品保育和产业自信。乡村靠土地和农业产品而活。随着机械的运用和高新技术的推广,农产品的经济价值逐渐下降,难以符合大众在生理层面上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也难以适应市场批量生产的运转规则。当产量不断下降、劳力劳动繁重时,农民生产种植的自信心受挫,对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亦失去热情,更多的人选择离开乡土去到城镇和工厂。面对这种局面,应以小组工作的形式,对乡村传统产业进行保育,以传统的种植工序,主打“生态”特色牌,持续生产和种植;同时,将农产品与乡村文化结合,赋予其品牌的民族的历史的故事,使农民对于产品更加自信,产品有生命力更加精致、符合小众需求。
  (3)社区工作——特色文化和乡村信仰。在农村社会工作中,产业和产品是乡村得以生存的硬件;而人们剥离熟人社会,城乡互动更加便捷时,人们对于乡村的认同感也越发淡泊;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的家族观和家庭观的逐渐淡泊。因此,社区工作通过一系列活动和文化保存,应该致力于乡村认同的重建和乡村文化的留存。例如,在过去被视为“圣地”的祠堂,如今失去了它的应有力量:变成杂物堆放空间或者猪圈,甚至荒弃。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一致认可:祠堂对于乡村来说,不仅仅是大家庭的体现,更有着凝聚、向心和约束的作用,几千年来都是如此。社区工作在乡村的特色文化留存和重建中,应该关注祠堂、图腾、圣物、语言文字、手工艺品、戏曲歌谣等内容,并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真正发挥,建立起乡土自信。
  (4)社会行政——连接城乡和有效往来。乡村共同体的建设不是独立于社会,仍然需要与城市对接和关联。乡村的崭新面貌需要城镇欣赏,城镇的高品质需求需要乡村来满足。社会工作行政的主要职能是将社会政策转化为社会服务行动和社会方案;使社会服务组织与社会政策的实施要求合理配合,使公共资源得到最合理的运用和分配,并且建立有效的社会服务输送网络、提高社会服务的效果与效率。具体到乡村振兴,体现在资源链接、项目策划、资金筹措等方面,对于乡村文化塑造、乡村产品的推广、城乡互助连接等方面将会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民族地区乡村的特色需要包装、推广、盘活和发展,社会工作行政优势显而易见。   历史的进程中城乡社区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同步的现实,但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的变迁并没有必然地表现为一种衰落或者瓦解的形式,而是暂时地呈现出“两地社会”的形态,[16]这种形态某种程度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如天降甘霖,将阻止城乡二元的越来越大的张力。乡村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变迁:认同、习俗、文化、产品等,乡村共同体的重建自然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当基层政府的治理存在诸多困境或者乡村事务鞭长莫及时,以服务理念为主的社会工作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极高的契合度。因此,在乡土文化深厚的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有着其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韓长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推广,2017.12.69-71.
  [2] 张新文,张国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8.03.63-70.
  [3] 郭晓鸣.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维度观察[J].改革,2018.03.54-61.
  [4] 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J].贵州社会科学,2018.1.4-10.
  [5][7] (德)费迪南·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M].严立贤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8] 余碧艺.山区村庄共同体的衰落与变迁———基于江西省 H 村的个案调查[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6(23)2.25-29.
  [9] 李昌平.中国乡村复兴的背景、意义与方法[J].探索与争鸣,2017.12.63-70.
  [10] 刘祖云,张诚.重构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8.4.42-48.
  [11] 柴玲,包智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44-49.
  [12] 周永康,陆林.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J].西南大学学报,2014(40)02.61-67+181.
  [13] 陈涛.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J].中国社会工作,2017.12.28.
  [14] 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J].学海,2016.04.114-123.
  [15] 陈湘云.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实践困境、价值亲和与专业突围[J].社会经纬,2018.04.151-156.
  [16] 刘明德,胡珂.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03.20-28.
  【作者简介】
  伍 娟(1987—)女,湖南怀化人,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怀化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社区工作,民族社会工作.
  姜 萍(1995—)女,湖南宁乡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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