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创新与结构“移植”：壮族铜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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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德群
【摘 要】壮族铜鼓文化的功能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铜鼓已成为广西各民族特色文化的代表，成为广西多民族共享的特色文化符号;二是铜鼓文化已成为重要的产业资源，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铜鼓文化的结构“移植”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嵌入铜鼓文化空间;二是在抽象符号意义上，将铜鼓造型、铜鼓纹饰或与铜鼓文化相关的意蕴嵌入现代文化形式，形成新的文化特质。壮族铜鼓文化的功能创新通过壮族铜鼓文化的结构“移植”来实现。
【关键词】壮族铜鼓文化;功能创新;结构“移植”
【作 者】吴德群，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5-0154-007
一、研究的问题、视角与方法
铜鼓，按照功能主义的理解，指的是广布于我国西南和东南亚诸民族的一种集乐器、神器和重器功能于一身的以铜为主原料的金属器物。[1]128-148铜鼓文化，则是关于铜鼓起源、铸造工艺、形状结构、纹样特点、使用习俗、社会功能、思想观念等诸要素、诸层面构成的集合。在铜鼓文化发展过程中，壮族做出了重要贡献。铜鼓文化集中反映了壮族传统社会的铸造技艺、审美艺术、文化习俗、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2]包括壮族在内的铜鼓文化研究已有百年之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铜鼓进入国内学术视野到二十世纪末，学者们对铜鼓展开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论及铜鼓的起源、分类、族属、用途、装饰艺术、金属成分及其材质、矿料来源、铸造工艺和音乐性能等九个方面的内容。[3]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近20年，铜鼓文化研究继续深化，主要围绕壮族铜鼓的社会文化内涵和铜鼓文化要素的现代应用两大主题。关于前者，何正廷认为，铜鼓蕴含着壮族的哲学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是民族祖先基业的标志，蕴含了壮族祖先艰苦奋斗的英雄历史。铜鼓是壮族的心灵圣殿、英雄史诗、制胜法宝和族群寻根的信物。[4] 关于铜鼓文化要素的现代应用，是近年的研究热点。该研究多着眼于铜鼓的纹饰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价值与运用，如金旭明等认为，铜鼓元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可以将铜鼓元素与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相结合，运用新材料，突出设计的民族性、赋予传统文化以功能性和互动性，促进壮族铜鼓文化的传播与传承;[5]张娴认为，壮族铜鼓文化是现代包装设计的宝贵资源，可以将铜鼓造型、铜鼓文化和铜鼓的文化意念，融入现代包装设计当中，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包装艺术的统一;[6]张萤飞认为，可以将铜鼓造型和铜鼓纹饰与拉丁字体设计相结合，設计出具有铜鼓神韵的展示字体。[7]此外，林欣欣、韦子番还将壮族铜鼓元素与漆艺艺术和编织艺术相结合，思考铜鼓文化元素的现代运用。[8][9]
实践层面，铜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已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尝试。然而，相对于实践，铜鼓创造性转化的理论研究略显滞后，很多实践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思考。因此，及时总结和反思这些实践经验，并进行理论归纳，是壮族铜鼓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本文拟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以调研数据为基础，对壮族铜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践进行理论思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和2019年春节期间，笔者专程到南宁市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市区、南宁市地铁站、火车站、百色市区等地进行了实地观察，采集与铜鼓相关的城市景观或现代文化事项。2019年2月至4月，笔者组织人员，先后到河池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文物站、东兰县非遗保护中心、东兰民间铜鼓收藏馆，对壮族铜鼓的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专题访谈;2019年清明假期，笔者又专程到河池市东兰县铜鼓制造厂、河池市环江县上朝社区韦氏仿古铜鼓铸造厂对壮族铜鼓的生产销售情况进行专题访谈;其间笔者还到河池市铜鼓广场、东兰县韦拔群广场、环江县花竹帽广场，实地观察其中展示的铜鼓。若无特殊说明，文中数据均来源于上述调研。此外，笔者还查阅参考了有关铜鼓的媒体报道。
二、壮族铜鼓文化的功能创新：特色文化符号与产业资源
文化功能，指的是文化质素在整个社会文化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10]18文化功能创新，指的是文化主体根据时代需要，对文化质素的地位进行的积极改变。壮族铜鼓文化的功能创新，指的是国家、地方政府和壮族民间社会根据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赋予壮族铜鼓文化以新的地位。壮族铜鼓文化的功能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铜鼓已成为广西各民族特色文化的代表，成为广西多民族共享的特色文化符号;二是铜鼓文化已成为重要的产业资源，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铜鼓：广西各民族共享的特色文化符号
铜鼓作为广西各民族共享的特色文化符号，主要体现在铜鼓作为象征在多种场合的普遍呈现。主要有以下三类场合。
1.公共空间或公共物品。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公园、广场、车站、道路等。壮族铜鼓或铜鼓型纹在公共空间或公共物品中的呈现一般有六种途径：一是以铜鼓实物作为标志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很多公共空间，都可见到铜鼓。近年来，各地还新建了以铜鼓为主题和主要标志的公园或广场。如河池市铜鼓广场、东兰县韦拔群广场、环江县花竹帽广场、百色学院铜鼓嘹歌广场等。其中，韦拔群广场有12面用图腾柱托起的双面铜鼓，鼓面直径1.8米，于2009年纪念韦拔群诞辰115周年之际铸造;环江花竹帽广场的双面铜鼓，由环江上朝韦氏仿古铜鼓铸造厂铸造，直径6.68米，重5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鼓，创下吉尼斯世界记录，放置在4头石雕神牛底座之上。二是作为建筑装饰图案。如南宁火车站一楼候车室的楼顶、南宁地铁站内支柱、车站的指示牌、线路标识、广西大学校园大门的顶部、河池铜鼓广场的地面以及市区的人行道、环江花竹帽广场地面、百色市森林公园中心广场地面等，都有用于装饰的铜鼓图案。三是铜鼓雕塑。如南宁青秀山公园的铜鼓石雕。四是作为某些功能性公共物品的造型。如河池铜鼓广场的铜鼓型石凳、南宁民族广场的铜鼓型石墩、百色起义纪念公园红军桥头的铜鼓状大理石栏杆等。五是以铜鼓图案嵌入各种公共物品。如广西的定额发票、地铁上的地毯、机场的服务台、百色市血站的献血车、公园的垃圾箱、公园路标、灯柱、座椅等。六是用于建筑主体框架设计。如广西民族博物馆、环江县花竹帽文化活动中心体育场（在建），就是以铜鼓为造型设计。 2. 各种背景，包括重要的仪式活动背景和宣传背景。作为重要背景，铜鼓是主要符号之一。如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演出时，舞台的造型和主要背景就是铜鼓;2018年南宁国际马拉松的活动标记，也是以铜鼓造型为背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广西区内各个城市开展了热烈的庆祝宣传。在大部分的户外喷绘宣传中，都有铜鼓图案。此外，銅鼓也是广西众多网站主页设计中的标志符号。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门户网站、广西民族博物馆官网、《广西民族研究》杂志社主页、壮族在线等网站，网页上都突出了铜鼓图案。
3. 公共交往中使用的礼品。铜鼓已成为壮族地区公共交往的代表性礼物。2006年北京广西文化周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送给北京市委、市政府一面直径1.1米铜鼓作为礼物;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送上1.1米大铜鼓作为贺礼;[11]2012年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之际，百色学院赠送的校庆礼品也是壮族铜鼓;2017年，河池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建校60周年校庆期间，东兰传承民间铜鼓厂向该校赠送音乐铜鼓一套和展览铜鼓一批共21面。[12]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的对象是壮族铜鼓的创新发展。但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却很难将壮族铜鼓文化与其他民族的铜鼓文化清晰区分。原因不仅由于历史上我国西南多个民族都有使用铜鼓的习俗，铜鼓在多个民族中都享有重要地位;而且由于当今的铜鼓文化，融入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内容，成为多个民族共享的文化事项，使得划分铜鼓文化的民族边界不仅困难，也无必要。以环江县上朝韦氏仿古铜鼓铸造厂为例。韦氏仿古铜鼓铸造厂的厂长WQC，壮族人，壮族铜鼓文化传承人。作为传承人，他恢复了已失传多年的铜鼓传统工艺，并积极传承和努力超越，对壮族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WQC成功传承和创新壮族铜鼓铸造技艺，离不开其他民族的贡献。由于铸造技术失传多年，WQC为了恢复壮族铜鼓铸造技艺，花了4年时间在广西、贵州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走访调研。[12]因此，壮族铜鼓铸造技艺的恢复，凝聚了其他民族的智慧。不仅如此，韦氏铜鼓铸造厂铸造的铜鼓，也为多个民族所使用。据WQC及其同村人介绍，白裤瑶是铜鼓的主要使用者，另外苗族、水族也都使用。如贵州雷山县就曾在韦氏铜鼓制造厂订制了一“公”一“母”两面铜鼓。因为这里的苗族和水族也有使用铜鼓的习俗。2018年安放在环江县花竹帽广场的具有“世界最大铜鼓”之称的铜鼓，是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典所铸。铜鼓上的面具、花竹帽等纹饰以及作为铜鼓底座的神牛石雕等，都是毛南族的特色文化要素。在安放此铜鼓的仪式上，来自桂滇黔三地的壮、瑶、毛南、苗、布依、水族民众1000余人同时击鼓庆贺。[13]
铜鼓在广西的典型呈现以及邻近地区各民族对铜鼓的共同拥有、使用、对铜鼓事项的共同关注、共同参与，使得壮族铜鼓已成为广西各民族共享的特色文化符号。
（二）铜鼓文化：一种产业资源
河池东兰县铜鼓数量较多，民间铜鼓文化活动典型。2006年，河池壮族铜鼓习俗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东兰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铜鼓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在国家促进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广西河池积极挖掘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发展文化产业，壮族铜鼓文化成为河池市着力发掘的产业资源之一。铜鼓文化的产业资源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对民间铜鼓制造业的扶持;二是利用铜鼓文化开发特色旅游。
1. 扶持铜鼓制造：环江韦氏仿古铜鼓铸造厂与东兰县铜鼓制造厂
环江韦氏仿古铜鼓铸造厂，民营企业，2009年建立，厂址位于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上朝社区。上朝社区原来属上朝镇，2005年并入驯乐苗族乡，上朝镇改制为上朝社区。韦氏仿古铜鼓铸造厂厂长WQC，55岁，高中文化。工厂现有工人20人，分别负责生产、打磨和上色。工人主要是上朝社区及附近村民，其中技术工人跟随WQC20余年。据上朝村村民介绍，技术人员主要是WQC的家族成员或亲戚。忙的时候，也会临时招收工人。
上朝镇撤并后，原镇政府会堂免费给铜鼓厂作为车间使用;工厂现有设备主要是模具、磨具及其它加工工具，资产价值100万元左右;工厂实行日薪制，每天150～180元不等，工人每月工作超过20天者，工资每天180元。工人一日三餐免费，不包住宿。铜鼓原料来自广东。
工厂主要生产麻江型铜鼓1，民间使用的铜鼓面径一般在40～50公分左右，主要有48公分、50公分、52公分和55公分。还有面径较小的旅游纪念类产品。面径较大的有3.6米、4.2米，目前面径最大的是6.68米，已通过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普通面径的铜鼓一天能生产7～8个，小的可以生产100多个。制造面径6.68米的大铜鼓，花了1年时间，返工3次才成功。据WQC介绍，工厂年产普通铜鼓三、四千个（包括大的100多个）、小规格的礼品类铜鼓1万多个。
韦氏铜鼓产品的客户来源有多个民族，主要有壮族、瑶族（主要是南丹的白裤瑶支系）、苗族、水族以及侗族。贵州是目前最大的市场。产品销售方式主要是直销，由客户直接上门订制，也有企业订制。这几年政府采购增多。除了客户到厂直接订制，韦氏铜鼓厂在环江县还开有一家门店，由厂长的儿子负责经营销售。铜鼓厂也开始尝试网络销售，厂长的儿子自己设计了营销宣传网站，但网上销售并不多，主要由地方政府帮自己宣传。
据WQC介绍，韦氏铜鼓制造厂生产的铜鼓销量一直很好。“我做20年，市场都一样，一年没有哪个月没货不做。外面下订单很多，我们生产的铜鼓规格基本符合市场需要，订单也是这些规格。”大的铜鼓一个可以卖到1万元，小的五千元或三千元。一年营业额大概300多万元，利润一般30%左右，大约100万元。2017年，铜鼓厂生产的面径6.68米的环江世界最大铜鼓，价值860万元。村里人说制造这个铜鼓，厂里赚了几百万。但WQC解释说并没赚钱，主要是得个名声。因为制造这个铜鼓花了1年时间，返工3次才成功，成本比较高。 WQC认为，铜鼓的现有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为很多民族都有使用铜鼓的习俗，但由于铜鼓铸造失传多年，很多人不知道现在还有铜鼓制造。“我们到南丹白裤瑶，老人见到铜鼓就激动得流泪，他们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铜鼓。”另外，虽然现在有了网站，但很多人不上网，也不了解铜鼓信息。WQC计划扩大生产和销售：“下一步要到环江去生产和经营。我跟县长说到上朝的路不好走，要到县里建厂，县长很高兴，说你赶紧来，县长答应给我10亩地。贵州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今年我准备去贵阳开店，贵阳有个大学教授专门做铜鼓（研究）;山东淄博有个世遗集团，专门做非遗的，与我合作，帮我销售，全世界销售，1个月要1000多个铜鼓，下个月要供货，主要要小铜鼓。生产规模需要扩大。”
据WQC介绍，他弟弟在河池也开了一家铜鼓制造厂，生产经营状况跟自己的一样：“我弟弟的跟我的生产规模、利润一样。”根据村民介绍，上朝村还有一家铜鼓制造厂，该厂老板以前跟WQC一起做铜鼓，后来WQC注册了商标，有了名气，两人分开做，但生产经营状况比不上韦氏铜鼓厂。
东兰县铜鼓制造厂位于东兰县城，2009年成立，私营企业，负责人LW，大学文化，工艺专业。工厂现有固定工人6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30岁左右，平均月工资3000元左右。建厂初期，该厂效益较好，一年有30～40万元的销售额，其中利润有20～30万元。主要销售紀念品和礼品类铜鼓，主要客户是企业或单位。2016年以后，销量减少，个人为主要客户;有壮族蚂节习俗的村子也会到厂购买，一次会购买4面铜鼓。工厂一年能卖20面铜鼓左右。销售方式主要是实体店直销，营销很少。以前做过铜鼓广告，但因费用高而停做。有网站，但销量很少。由于销量有限，不能常年生产，一年生产2～4个月，最多有2万元的利润。工厂以前由LW负责经营，因效益不好，LW转行，现由LW的妻子负责。据LW妻子介绍，东兰县还有2家铜鼓制造厂，但是规模较小。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环江韦氏仿古铜鼓铸造厂和东兰县铜鼓厂是河池两个有代表性的厂。从铜鼓生产的境况来看，韦氏铜鼓厂发展态势较好，东兰县铜鼓厂则面临困难。总体上，两家铜鼓厂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壮族铜鼓生产经营的概况。在两家铜鼓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了大力扶持。从韦氏铜鼓厂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当地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生产初期免费提供厂房，经营过程中的政府采购，通过媒体帮助宣传，帮助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以及通过给地的方式支持铜鼓厂迁址环江等;此外，作为自治区非遗传承人，WQC每年还获得传承补贴三、四千元。同样，地方政府也给予东兰县铜鼓厂大力支持。建厂初期，县里动员和支持LW建厂，并帮助建厂征地;开始生产第一年，东兰县给厂里垫资50万元，只要求5年后按本还清;之后，为了促进铜鼓厂发展建设，县文广局又帮助铜鼓厂申请自治区非遗补贴80万元。其间，政府还给予50万元补贴和民俗生产5万元。
2.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框架下的河池铜鼓文化旅游开发
根据2019年3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以下简称《办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特指由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以整体性保护非遗为核心的区域。为了有效贯彻和落实《办法》，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又下发了《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办非遗发〔2019〕47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认为，《办法》明确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申报设立的条件与程序、责任主体以及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因此《办法》构成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总体框架。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开发铜鼓文化资源，河池市积极开展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2010年，河池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区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批准设立。2012年被文化部批准设立为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17年，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获国家文化旅游部批复。有关壮族铜鼓的产业化开发，也是在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框架下进行。其中，有关壮族铜鼓文化功能创新的实践，主要是铜鼓文化的旅游开发。具体措施主要有三点：一是举办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培育铜鼓文化品牌;二是举办壮族蚂拐节，发展与铜鼓相关的乡村旅游;三是通过铜鼓展览，培育铜鼓文化旅游点。
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由河池市委、市政府主办，河池市属11个县市区轮流承办，每年一次，旨在宣传以铜鼓和山歌为典型的民族特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文化事业。自1999年举办第一届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9届。如今，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已成为河池知名文化品牌，与南宁国际民歌节和桂林山水旅游节齐名。[14]为了保护铜鼓文化生态，河池市积极保护和开发壮族传统节日——蚂节，以促进乡村铜鼓文化旅游。根据东兰县非遗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一些重要的壮族节日，都离不开打铜鼓。最为典型的节日就是壮族蚂节。规模较大的主要有东兰县巴畴乡巴英蚂节和长乐镇板凳村蚂节。从 2017年巴英蚂节活动安排来看，主要活动内容包括铜鼓迎宾、山歌迎宾、竹竿舞迎宾、山歌会、找蚂、立幡仪式、铜鼓方阵和铜鼓赛、蚂舞、耕耘舞等主题表演、非遗展演，葬蚂民俗曲艺表演、夜间活动等。1据东兰县非遗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巴英蚂节由东兰县委、县政府主办，县里每年都会给予支持，包括召集人员指导排练，给每人每天100元到200元的经费补贴，邀请歌手等。东兰县非遗中心工作人员的描述：“每年都有香港、台湾的记者来，规模比较大，我们东巴凤（东兰、巴马和凤山三县），还有天峨、南丹，都会（有人）过来（玩），好多人。”此外，建设了三弄原生态瑶族铜鼓民俗村、红水河铜鼓风情村等旅游项目，举办了首届东兰国际铜鼓文化旅游节;积极扶持民间铜鼓收藏和展览事业，并将铜鼓展览融入当地的文化旅游项目。东兰民间铜鼓收藏馆2011年3月建成，属私人铜鼓收藏馆，主要是收藏和展览传世铜鼓，供游客欣赏，不对外销售。在东兰县旅行社的旅游宣传手册中，东兰旅游被概括为“红色、养生、休闲、人文、铜鼓”五大主题。其中，东兰民间铜鼓收藏馆被标识为东兰县的旅游景点之一。据铜鼓收藏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东兰县旅游尚不发达，铜鼓旅游仍在建设当中。2 三、壮族铜鼓文化的结构“移植”
作为广西各民族共享的特色文化符号以及地方发展经济的文化资源，铜鼓或铜鼓文化呈现出两项新的主要功能。但在功能主义抑或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功能与结构密不可分。借用社会学观点：社会是一个由多个要素即结构构成的整体（系统），结构具有维持整体存在的功能，同时也需要保证自身存在的条件，即借由整体或其他结构满足的功能。因此，结构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功能关系[15]41-66按照功能主义文化理论的观点，文化的功能指的就是文化要素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据此，我们便可以对壮族铜鼓的功能创新进行结构的理解。
一方面，壮族铜鼓文化赖以存在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变化，铜鼓文化的原有结构很大程度上已解体。文化环境是文化的外部结构，包括其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观念基础。传统意义上，壮族铜鼓文化，是以壮族农耕生产为物质基础，是壮族传统农耕生产的反映;铜鼓文化的主要社会载体是壮族民间社会，即壮族农民。铜鼓是壮族民间社会权力、财富、地位的象征，是壮族民间社会习俗的重要内容;观念层面，铜鼓文化蕴含和反映了壮族传统社会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科技与艺术，是壮族传统社会观念的体现。现代背景下，壮族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壮族铜鼓赖以存在的农耕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化带来壮族农民大量向城市流动，铜鼓赖以存在的社會基础明显弱化，铜鼓已不再具有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意义，生活中使用铜鼓的习俗已渐渐淡出;与工业化相适应的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理性化观念及大众文化，几乎彻底改变了铜鼓赖以存在的观念基础。文化存在环境之中，铜鼓文化外部环境的改变，意味着传统铜鼓文化结构的解体。其结果是，铜鼓铸造技艺曾一度失传，铜鼓习俗势弱，借由铜鼓表达的信仰与观念淡化，铜鼓文化传承面临中断。
另一方面，解构后的铜鼓文化要素被“移植”到现代文化环境之中，形成新的文化结构。铜鼓文化结构的解体，意味着铜鼓文化原有环境的退隐和新环境的出现。环境交替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具有遗产意义的铜鼓文化。近年来，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发展和繁荣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壮族社会文化自觉水平的逐步提高，壮族铜鼓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得到重视，壮族铜鼓文化出现了复兴局面。[16]所谓复兴，就是让传统意义上的铜鼓文化重新回归现实生活，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用文化功能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在新的环境中赋予铜鼓文化新的功能，这一过程即铜鼓文化的功能创新。然而，实现文化功能创新的途径却是建立新的铜鼓文化结构，即结构重构。综观壮族铜鼓文化的创新实践，壮族铜鼓文化的结构重构是通过铜鼓文化的结构“移植”来实现的。
铜鼓文化的结构“移植”，指的是将铜鼓文化的某些结构要素，嵌入现代文化特质之中，通过建立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联系，形成新的铜鼓文化结构，实现与现代文化的适应。概括起来，铜鼓文化的结构“移植”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嵌入铜鼓文化空间。如建设铜鼓制造厂、修建铜鼓广场、铜鼓博物馆、收藏馆等。该方式主要是在特定空间呈现铜鼓实物，旨在唤起和保持社会的铜鼓记忆，建立起铜鼓与现代环境之间的连续性。二是在抽象符号意义上，将铜鼓造型、铜鼓纹饰或与铜鼓文化相关的意蕴嵌入现代文化形式，形成新的文化特质。这是目前最常见的文化结构“移植”方式，也是现代设计领域不断实践和探索的重要领域。如上文所述，广西民族博物馆、环江民族体育馆、南宁地铁站等对铜鼓造型或纹饰的运用，其实就是铜鼓文化元素向现代建筑环境的“移植”;铜鼓符号在公共物品中——如广西的定额发票、地铁上的地毯、公园的垃圾箱、公园路标、灯柱、座椅等的使用，则是铜鼓文化元素向现代产品的“移植”;而铜鼓元素在现代宣传广告和影视——如壮族民间故事动画片《寻找太阳》——中的广泛应用以及铜鼓商品与铜鼓文化旅游的出现，则是铜鼓文化分别向现代视觉传达领域和现代经济的“移植”。
四、结 论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目的是在现代文化环境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功能创新。理论和实践证明，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功能创新，必须借助文化结构的重构。对传统文化而言，结构重构的要义，是在现代文化环境中，谋求传统文化的位置。壮族铜鼓文化的创新实践表明，将传统文化要素向现代文化“移植”，是实现文化重构的有效途径。通过向现代文化的“移植”，一方面传统文化获得了现代形式，建立起与现代文化的结构关系，并因此而实现其现代价值或功能创新;另一方面现代文化也因传统文化的“移植”而获得了民族特性，丰富了历史底蕴，增强了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覃德清.粤西壮族铜鼓多维文化浑融性的深层透视[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3] 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J].民族研究，2000（1）.
[4] 何正廷.壮族铜鼓文化研究[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
[5] 金旭明，徐沛文，严世华，吴隽洁.壮族铜鼓元素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设计艺术研究，2018（3）.
[6] 张娴.壮族铜鼓在包装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4（1）.
[7] 张萤飞.壮族铜鼓型—饰与拉丁壮文字体设计[J].美与时代，2018（4）.
[8] 林欣欣，韦子番.探析壮族铜鼓元素于编织艺术的创新表达[J].大众文艺，2018（8）.
[9] 林欣欣，韦子番.浅析壮族铜鼓元素在漆艺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大众文艺，2018（9）.
[10] [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1] 韦启初：推动壮乡铜鼓文化走向世界[N].工人日报，2019-01-17（2）. [12] 黄忠益.东兰传承民间铜鼓厂给我校赠送铜鼓[EB/OL].河池市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官网.（2017-10-10）[2019-05-08].http：//www.gxhc3g.com/nzcmz-show-news.asp？id=6648.
[13] 黄艳梅，杨志雄.广西环江铸造“世界最大铜鼓”刷新吉尼斯纪录[EB/OL].中国新闻网广西频道.（2018-06-29）[2019-05-05].http：//www.gx.chinanews.com/news/2018/0629/24635.html.
[14] 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EB/OL].人民网.（2011-05-30）[2019-06-08].http：//expo.people.com.cn/GB/579231216675/14775661.html.
[15] [美]乔纳森·H· 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吴曲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6] 秦红增，万辅彬. 壮族铜鼓文化的复兴及其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启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FUNCTIONAL INNOV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PLANTATION"： A STUDY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OF THE ZHUANG
Wu Dequn
Absrtact： The func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has mainly two aspects： one is that the bronze drum has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symbol shared by all ethnic groups in Guangxi;the other is that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resour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mainly adopts two ways. First，in the sense of geographical space，it is the embedment into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space Second，in the sense of abstract symbols，it is to embed the shape，the decoration of bronze drums or the implications related to bronze drum culture into modern cultural forms to form new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func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of the Zhuang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of the Zhuang.
Key Words： the bronze drum culture of the Zhuang;the functional innovation;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structure
〔責任编辑：黄润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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