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原《玉坡奏议》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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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三强
摘要：《玉坡奏议》为张原故交及后人在张原死后结集刊行，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手抄本，为张原诗《黄花集》与《玉坡奏议》六卷合帙，后世刻本亦多据此。张原为官以犯颜直谏著称。其初谏因为政尚浅，所言未能一语中的，言时弊又无可应对之方且不合时宜而遭贬。最后之“大礼议”抗疏又大逆龙鳞，被杖死。总结《玉坡奏议》可见，它是明中期政治败坏的写照;体现了陕人特立独行、勇于担当的品德;说明明代未坚持宋代不杀士大夫的传统，使得朝野畏懦，明代之亡，于此未必无关。
关键词：张原;《玉坡奏议》;版本;朝政;大礼议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6-0111-05
一、张原和《玉坡奏议》
《玉坡奏议》是明代中期陕西文人张原的奏议集。
张原，字士元，号玉坡，别号佩兰，陕西三原人，世称玉坡先生，生于明成化十年甲午（1474）十一月十三日，卒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八月，终年51岁， 《国朝献征录》《关学编》和《明史》等均收录其传。
其传记有多种传世，有王绍先、焦竑、冯从吾等所撰外，还有《明史·张原传》：
《明史》为官修正史，其入传人物，均经严选。张原以低等朝官给事中而能入列，唯以强谏耳。故可见其奏议在明代中期政坛上所享地位。其奏议为后人所编，命曰《玉坡奏议》。
所幸张原重要的奏议，屡经磨难，大都传世。其死后第三年嘉靖五年（1526），时任陕西提学副使唐龙在《玉坡奏议序》中提到初结集事：“门人三原张维德、维哲，泣捧其父玉坡子所为诸奏议遗稿再拜而言曰：‘予先人以谏死矣，夫何憾！所不朽者固炳炳在斯。幸惠以一言，俾椟而世世守焉，孤之愿也。’予敛祍而读之，叹曰：‘危言哉，危行哉，有道之邦哉！’”然而未提及卷数篇目和刊印事。
21年后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时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奉勅督学的陕西耀州人乔世宁再次作序：“余伤夫自甲申以来，至于今二十余年，谏草秘不得出。恐久益湮灭，乃为检其遗稿。稿凡四卷，诸常行事与诸会奏稿，今皆削去。存其自建白者三十余疏，要皆当世巨重也。览者以此究公之志业，亦可知余言所指矣。稿刻之湖广提学分司板百余片，遗自少华许子者。许子督学时，刻五经子籍，留板尚多，而余以分司月纸为工食费云。刻成，遗公之冢孙、县学生侍以传后世。”乔亲自为张原奏议编集，原稿结集四卷，删去“诸常行事与诸会奏稿”，留下“自建白者三十余疏，要皆当世巨重”者。今本《玉坡奏议》前四卷，收文共31篇，恰合乔氏所言“三十余疏”，此当乔氏所编就者。刊印者为湖广提学分司。乔序云，刻書的百余片板，是少华许子所遗。少华许子指陕西西安府咸宁（今西安市）人许宗鲁，字少华。嘉靖初年曾任湖广提学副使，任上刻书多种。然剩余空板甚多，故乔氏取其百余片用来刊刻《玉坡奏议》，并印行之。这是初刊本。此本已佚。
但是，有些重要的奏疏并未收入。有的是首次印行时的疏漏。张原之孙张侍发现遗文三篇，于嘉靖二十七年（1547）做了补刊。其跋云：“暇日，侍检阅箧笥，得《残恶将臣》与《宪臣贪暴不法》及《早辩奸佞》奏稿三篇。窃叹吾祖自甲申岁封事，迄今才二十四年耳，尚有遗失如此，若夫历年之久，将并此而遗之矣。虽然，物之显晦固有其时，而侍不孝之罪，尚可逭哉！谨请梓人续刊于后。”如此，则《玉坡奏议》成五卷本。《四库全书》本第五卷所收亦此三篇，故其必出自此本。
此时，嘉靖帝仍在位，故《大礼议》一疏因不合时宜，亦未敢入书。崇祯四年（1631），张原曾孙张天相方将此篇收入，至此，《玉坡奏议》终成全帙。张天相跋云：“吾先子以谏显后，以杀身成仁者，《时政》《大礼》两疏耳。《时政》板行于世，而《大礼》以切直忌讳，秘诸笥中，能无惧久而湮灭与？嘻，聂政有姊，余小子敢冺先世之名？并请得王先生《传》，为续刊。”王先生《传》，指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户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同乡王绍先所撰《贞臣张谏议传》，此《传》收入张天相刊本。然此本未见于各书目中，疑佚。
故可知，张氏家藏本先在乔氏刊四卷本上补一卷，又在84年后补入《谏大礼仪疏》，此为六卷本。
《中国善本书目》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手抄本，为张原诗《黄花集》七卷与《玉坡奏议》六卷合帙，其《奏议》部分当出自张天相本。清道光十七年戊戌（1538），陕西三原李锡龄刻《惜阴轩丛书》，收入《玉坡先生奏议》六卷。细阅之，所据底本避清讳情况异于四库本，远较其为少，故非出于四库本明矣。故其底本应为张氏家藏六卷本。《惜阴轩丛书》本当与《中国善本书提要》所谓手抄本同源。
二、张原《玉坡奏议》之我见
张原为正德九年（1514）唐皋榜二甲五名进士，时年41岁。“三月辛巳（十八日），赐唐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授吏科给事中。仅仅半年，就上疏言事，此即为《玉坡奏议》之首篇《时政疏》。全文长达七千余字，共言十二事，依次为：正守令、择将帅、理刑狱、汰冗食、省征敛、慎工作、恤士卒、明赏罚、亲大臣、开言路、崇天道、进德学。《明实录》这一记载天下之事的日录，对张原这一低级朝官给事中的奏疏做了长篇节录，可见受时人重视程度。
将原文的十二条删为六条，且将原文《省征敛》一节中，摘出与贡献有关者别立为《禁贡献》，另将《开言路》改为《广言路》。这种修改为《明史·张原传》沿用。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上万言书事。一为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任度支判官时所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至此已16年，遍历朝官地方官，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所言能切中时弊。“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故其言为朝野所重，为以后的政治生涯开了生面。一为苏轼《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撰于熙宁四年（1071），是其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14年，他对当时政局和王安石新法之弊都有了充分认识，故所论颇中肯綮。因处于王安石变法高潮期，为他本人带来不利处境，但却使他名满天下。而张原作为政坛新手，对明朝政治缺乏起码了解，贸然上书，只能是皮相之见。 首先，言弊政未能一语中的，直奔中心，时有夸饰之辞。虽可引起朝野注意，但不免隔靴搔痒。如在省征敛一条，论征敛之重谓：“国家近年均需杂输，层见迭出，率十倍于旧制，而皆取办于守令。守令之贪残者，且假托以自殖，而又十倍于上供。”是否真是相当旧制十倍，而“旧制”又是指什么时候;而上供又加之十倍。如此算来，则百姓负担相当旧时百倍。不是凭调查所得，完全依意气用事，信口言说，故很难有说服力。
其次，言弊政应有切实可行的应对之方。而此疏仅罗列问题，乏可用善法。在《恤士卒》一条中，言边地士卒之苦，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伏望陛下申明旧章，严立约束，务使统领将佐不敢贪残，军伍士卒得受实惠。其有玩法自殖，稔恶不悛者，寘于重法，用为千百之戒。初不以内外大小，异法殊科，庶几万众如挟纩之和，边陲有踊歌之乐，勇气增倍，战御无失。”纯属泛泛之谈，于事无所裨补。
第三，不合时宜。当时正值刘瑾之祸平定之后，宦官势力退缩，而除了北方边境有并不严重的靼鞑入寇，国内局势大体稳定，而各种社会矛盾尚处于积累期，远未达到爆发的临界点。故其危言耸听，当然难以产生广泛共鸣。
第四，明武宗以骄奢淫佚，游戏国事著于史籍。而此年正24岁，平时在宫内醉心于与太监行各种声色犬马之类游戏，此年又开始出宫微行游嬉。“九年春二月，帝始微行黄花镇等处。近幸钱宁、张锐、张雄等日导上游畋微行，不可谏止。”于国事并不留心。因此无疑，张原在《进德学》条中的这段话对武宗有很强的刺激性：
。
这当然会激起武宗的怒气，故信口下旨：“原骤升言路，辄摭往事奏扰，降远方职。”这或许是张原遭贬的直接原因。至于王绍先《传》中所云“语多侵中贵人”，故遭到报复，不是事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贵州路八千。” 张原被贬谪为贵州新添驿（在今贵州贵定县境）丞，由此开始了他艰苦卓绝的七年贬谪生涯。在此期间他的诗结集为《黄花集》七卷，其自序云：“余以罪谪新添，道由沔汉，经巴阆，涉湘鄱，历牂牁夜郞之墟，履罗甸鬼方之域，凡两月殆达。”诗虽极尽愁苦之辞，却无一句怨望之语。此一点颇受时人景仰。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武宗崩，世宗继位，张原遇赦还京。“正德十六年十二月辛卯（十三日），复除吏科给事中张原于兵科。原先以传奉谪边方驿丞，今奉诏复职也。”
张原复职后，诚如王绍先《传》所言：“公益感知遇，慨然以谏诤为己任，知无不言凡再。”亦如《明史》本传所言：“南宁伯毛良杀其子，锦衣掌印指挥朱震等多违纵，原先后论之，皆夺职闲住。帝进张鹤龄昌国公，封陈万言太和伯世袭，授万言子绍祖尚寳丞。又以外戚蒋泰等五人为锦衣千百户。原抗疏，极言请行裁节。未几，劾建昌侯张延龄强占民地，定国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蒋轮、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虽不尽行，权贵皆震慑。”谨以疏劾南宁伯毛良杀其子事为例。此疏收入《玉坡奏议》卷五。
”
张原于头年十二月中旬复职，七年磨难，其勇气未挫，履职伊始，便参劾阀阅权贵。正月间，开始调查南宁伯毛宁杀亲子并毁尸案。三月初上疏。嘉靖皇帝御批令毛良自己解释清楚。《明实录·世宗实录》：“嘉靖元年三月己巳（二十二日），南宁伯有罪免。给事中张原劾其手杀其子仲器，当黜。自陈：‘死者非仲器，乃长子主器，实自缢死。’上曰：‘毛良既有过，令闲住。’”
明代中期正德嘉靖二朝皇帝刚愎自用，宠幸佞臣，故权贵恃势横行，为害甚烈。张原复出后，将大部精力用在调查和参劾这些人物的恶行方面。传世奏议三十五篇，属此类者有十六篇，几占一半。所参劾者有国戚、朝臣、方面大员、太监和道士等。虽大多数御批为“吏部看了来说”“该衙门知道”“该部知道”等，无果而终，但其中体现出张原的堂堂勇气和道德担当，令人钦敬。
嘉靖三年七月，张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决定他命运的是明史中的重大事件大礼议。大礼议是明史研究中的重点，成果众多，故仅撮述如下：
明宪宗成化皇帝生十子，长子为明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其子为武宗正德皇帝。武宗去世时，无兄弟在世，故遗诏立宪宗次子兴献王朱佑杬世子朱厚熜继位。此即明世宗嘉靖皇帝。以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旧臣认为旁系之子在继皇统后，自然成为皇子。即世宗既入继大统，理应成为孝宗皇帝的嗣子，因而应转认生父兴献王为叔父。并且举出了汉代定陶王继汉成帝之位后，和北宋英宗作为嗣子继位仁宗后，又尊奉自己生父先例，并引宋代理学家的言论，对这种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这种入继皇统之后，必须认父为叔的观点，是世宗绝对不能接受的。好在几个月之后，张璁、桂蕚为代表的一些新进官员认为，世宗的生父兴献王应为先皇，而将孝宗皇帝作为“皇伯考”。这正中世宗下怀。朝臣中的两派展开了长达三年的争斗，史称“大礼议”。最后张璁一派在世宗的支持下获得胜利。
《明实录》对张原的奏议记载颇多，唯独在大礼议过程中未见其上疏。应该是此事属于高层政治斗争，他的发言权不大。但是在这次斗争的尾声，他却站了出来，上疏参劾张璁、桂蕚。语气激烈。
张原站在朝中守旧大臣一边。其中心观点是：“陛下之在兴邸，持献皇帝之丧而主其祀，是为父后者也。今入继武宗而主丧，奉祀如子事父，是为人后矣。特以昭穆同世，不得考武宗，而以世数上考孝宗，此百世不易之定法也”;“盖入继即是为后，继统即是继嗣，不可析而为二”。即无继帝位之事，仍在兴献王邸，便仍是兴献王之子。而入继皇位后，就成为已故皇帝之子，但由于两人平辈，不得奉武宗为父，就只能奉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这叫入继，继统与继嗣合而为一，只能将孝宗作为皇考。其后的愤激之辞，不仅表示了义不与张、桂等人并生与世，并立与朝的决心，甚至对皇帝也有不敬之处：“夫狐鸣于野，鸮呼于林，过而闻者莫不掩耳。今入而噑于社，啸于梁，矜凶挟狡，声势逾厉，主人不惟不之逐，方乐闻而喜听之，则知者未敢以为祥也。”公然嘲讽皇帝是喜听狐鸮之鸣不祥之兆者。这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明实录·世宗实录》：“嘉靖三年七月辛卯（二十八日）。是时大礼狱已处分，上怒犹未已。有言当戊寅朝罢，群臣业已散去。乃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盘、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等七人寔纠之。伏阙哭。上大怒，诏锦衣卫曰：‘杨慎辈倡率叫哭，欺慢君上，震惊阙廷，大肆逆悖。其各杖于廷。’于是原杖死。慎、元正、济充戍，盘、汉卿、时柯俱削籍为民。”此又谓非直接死于上疏事。但死于大禮议中恪守传统礼法，则是没有疑问的。 张原身后异常凄凉。与其同受杖刑的安盘事后追忆道：“士元为给舍数月，即以封事忤毅皇，谪官贵州新添驿者七年。皇上登极，召复旧官。先后历朝才一考，而独立敢言，大裨国是。今年秋七月，以大礼事同余伏阙下狱，既而同杖，越十日，又同以首事被逮于朝，有旨放还。而士元竟坐杖不起。时禁方严，吊客无敢至者。斯文之痛极矣！乃余感知己，伤斯文之不可复得，痛哭数日，作诗志哀。”
关于大礼议的性质，盖益民先生总结道：“对这些原文（指大礼议的相关典籍）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12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判。”从大的方面说，即是恪守传统的保守派与不循旧规的革新派之争，这对明代后期的政治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总之，《玉坡奏议》有几点意义值得注意：一是对明代中期政治败坏的写照。举凡皇上专制偏僻，权贵横行无忌，朝臣颟顸自保，都在这些篇章有所反映。二是体现了陕人特立独行的品性。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对其后的关学和陕人文人影响至深，使此地产生的文人，多有雄阔抱负，勇于担当，不尚空谈，重于行动。加之民风中所谓“生冷蹭倔”的传统，往往使其有舍生而取义之概。稍后于张原的嘉靖名臣富平人杨爵，较之张原更享有直谏声名。三是王朝未有坚持宋代不杀士大夫的家法，使得臣下逆鳞之举往往代价惨重，乃至付出生命。这使得朝野畏懦嗫嚅，士风偷习茍且。张原被杖后，“时禁方严，吊客无敢至者”，即是显例。明代之亡，与此种风气未必没有关系。
注 释：
①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七《给谏张公传》谓，张原嘉靖三年因諫大礼杖死阙下，时年五十一岁。逆推五十年，则生于成化十年。《黄花集》卷二《初度日二首》：“冬仲十三日，是予初度时。”
②《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十一谓，张原受杖为嘉靖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友人安磐追忆，越十日卒。
③其时当在五六月间，《黄花集》卷七有《奉诏回京志喜十二韵》，谓“山可万里迥，雨露九重新”，为作于世宗即位之后。其后《过播州》谓“高树含风六月秋”。按播州即今遵义，距新添约百余公里。
④“朱震”，《明实录》作“朱震宸”。按当依《玉坡奏议·论锦衣卫朱宸等罪状》作“朱宸”。
⑤文中黑体字部分，《惜阴轩丛书》本抹去，四库本小字夹注“原阙”。今据《明实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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