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洞见”，如何“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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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史著，但由于著者的政治立场问题，也曾引起很多非文学的争议。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评骘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时，主要还是从“文学性”而不是“政治性”出发的。但问题是如同夏志清的“政治性”一样，他的“文学性”同样瑕瑜互见。对文学教育来说，如实剖析出后者的“瑕”“瑜”，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学术精神，甚至增进他们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文学性
　　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①原为英文著作，初版于1961年，改革开放后首先通过非正规渠道传人中国大陆地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文学史格局的重写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的“出土”，向来被认为是这部书最重要的功绩。由于夏志清在政治立场上与左翼作家不同，所以对左翼文学多有贬抑，这也导致《小说史》引起了很大争议。赞扬者认为它体现了一种“独立意识以及中性立场”②，反对者则批评“著者的政治偏见局限了他的学术探讨”③。虽然更多研究者指出这部书既存在“严重缺陷”，也存在“某些可取之处”④，但多是从作者的“立场”“思想”等方面做出的评判。实际上，夏志清明确表示，其著史的主要追求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换言之，“文学性”问题才是《小说史》重点讨论的问题。如此，就应该选择这一点作为切入口，评判这部著作的得失。考虑到《小说史》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经典之作，深深影响了一代代文学教育者和接受者，对其进行这种解读，特别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既可以增进对夏志清学术思想和理路的了解，也可以增进对“文学性”的认知。本文将以这部著作中的鲁迅章节（即全书第二章）为例，在这方面做一简单尝试。
　　一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常识性的前提是，“文学性”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从来就没有取得共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兴起之后，几乎所有关于“文学性”的“所指”都受到了质疑。人们现在已经普遍认为，与其将“文学性”看作一些或某些“本质”，毋宁将其看作一种“阐释”，它是“人们把自己联系于作品的一些方式”⑤，甚至有多少“阐释者/阅读者”，就可能有多少“文学性”。因此，当夏志清说他要从事“优美作品”的“评审”时，只是他个人的一种“阐释”活动。读者需要做的重点，是通过考察他的“阐释”方式，学习如何评鉴作品。——这样说当然是有感而发的，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批评能力普遍匮乏，面对一部作品，往往是“说不出话”，或者“不知如何专业性地说话”。
　　夏志清品评作品时最值得珍视之处，就是往往能够三言两语提出一个精辟论点，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但能给人以莫大的启迪，它能够发挥“触媒”作用，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即是说，这些论点具有一种引导、催生读者去“接着说”的魅力。仅此一点，至少对于学生，《小说史》就善莫大焉。——真正优秀的教材，绝对不能只起到为学生“背条文”提供蓝本的功能，而要成为“发动机”和“催化剂”，“发动”和“催化”学生进一步思考。
　　可以用夏志清对小说《药》的解读说明这一点：
　　《药》……既是一篇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真实暴露，也是一篇革命的象征预言，更是一个叙述父母为子女而悲痛的动人故事。……这两个青年（夏瑜和华小栓—一引者注）之死，情形虽然不同……可是对他们的母亲来说，他们怎样死去是不重要的。做母亲的丢了儿子，感到的只是一种难以名之的悲伤……这两位青年死后，葬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一个寒冷的早上，这两位母亲到坟上去哭儿子时，碰在一起;她们所感到的痛苦，可说是完全相同的。
　　作为鲁迅的名篇，《药》既长期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在高校文学课堂上也是讲解重点。但多年来，我们在向学生解读这部作品时，注重的只是夏志清所说的“革命的象征预言”这一个方面。时至今日，几本通行的文学史教材还依旧如此。朱栋霖等主编教材认为：“《药》通过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杀害，而他的鲜血却被愚昧的劳动群众‘买’去治病的故事，真实地揭示了华老栓们的无知、迷信，既是落后、愚昧的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⑥程光炜等著教材认为：“青年革命者夏瑜的血被制成人血馒头作为医治贫民华小栓的‘药’……隐喻着革命者与一般民众精神上的极大隔膜，成为反思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⑦黄修己著教材认为：“革命者为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然而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血，做了愚昧群众的送命的药。这是何等的悲剧呀！……群众对革命十分隔膜、冷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⑧其他一些文学史，如孔范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刘勇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点也都与上述大同小異。以上教材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持有这种论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书写鲁迅时，一直没走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思维定式，而且更偏重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结果，《药》就成了一篇论证“思想”和“革命”的“材料”。实际上，这依旧是传统的左翼型或启蒙型文学史观和文学教育模式。我们当然充分尊重这种模式的价值，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说过，自己的小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里的“将”，就是“五四”时代的启蒙者和革命者。但鲁迅毕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而优秀的文学往往具有逸出作者的“预设主题”的能力，从而提供给人以丰富的阐释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俗语所谓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哪怕《药》确实是为“革命的象征”而创作的，它也一定不会被这个框架所“套”住。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也是鲁迅作品的魅力。如果文学史教材不充分引导学生去认识、体昧、阐述这种魅力，就对优秀作品包括鲁迅的多质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和简化。
　　相反，夏志清虽然不排斥《药》的“革命预言”说，却认为它“更是一个叙述父母为子女而悲痛的动人故事”。这就使这篇小说超越了具体时代和人事的局限，从人性（亲子之情）角度谈出了普遍性和永恒性。虽然鲁迅当年在与梁实秋论战时，对这种人性论多有责难，但排除意气之争，却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文学的“不朽”就是建立在普遍性和永恒性之上。文学确实离不开创作的“时”和“境”，但如果不超越“时”和“境”，那么随着“时过境迁”，作品也就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且，鲁迅自己的创作，也恰恰多是具备这种超越性的典范。我们已经取得的共识是，鲁迅作品不是现代历史、现代思想史和现代革命史的附庸，因此鲁迅阅读或日整个文学教育，也应该摆脱对历史、思想史和革命史的依附。这并不是主张新一轮的“纯文学”论，而是关乎中国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好在当前学界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谈到“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时，已开始主张“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组合排列”⑨。只不过我们的文学教材向来与最新学术进展相脱节，对《药》的主题的陈陈相因的表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但也即此显示了《小说史》的价值。 　　回到《药》，它也确实像夏志清《小说史》所说，写出了“父母为子女而悲痛”的故事。整篇作品分四节，第一节绝大部分篇幅是写华老栓为了救治儿子，如何虔诚买“药”（人血馒头）的过程和心理，“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第二节绝大部分篇幅是写华老栓夫妇如何精心服侍儿子吃药，“他（华小栓）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第四节绝大部分篇幅是写华小栓母亲和夏瑜母亲为儿子上坟，详细叙述了两位母亲如何悲伤如何无奈。而关于辛亥革命的问题，是在第三节通过华老栓茶馆里茶客/看客的对话叙述出来的。仅仅从篇幅就可以看出，“亲子之爱”在这篇小说中所占的分量。如果一个读者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无所知，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将“革命预言”作为重点，但这并不会影响他或她欣赏《药》，原因就是“亲子之爱”在这部小说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这种爱，是不受时代、地域、民族和种族等所限制的。至于通行的文学史教材所指出的华老栓夫妇的“愚昧”问题，在《药》中其实并没有直接描写。鲁迅重点批判的还是“看客”的愚昧和冷漠，即第三节内容，这也是其创作的一贯主题。
　　但夏志清并不否定《药》对华老栓夫妇进行了批判，只不过他认为鲁迅批判的重心不是底层民众的“愚昧”，而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真实暴露”。在夏志清看来，已经接受了现代性洗礼的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华老栓夫妇“愚昧”，但这种“愚昧”更是由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环境等所“养成”的，而这些东西，却不是华老栓夫妇能够轻易挣脱的，更不是他们能够改变的。既然中国的“传统”一直就认为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为这一传统所孕育的华老栓夫妇自然会接受这种理念，依照他们生存处境和知识水平，他们只能如此，非要他们做出反思，那是强人所难。但无论华老栓夫妇如何为“传统”所控制所支配所摆布，其“亲子之爱”本身，却依旧不失人性。可以看出，通行的文学史教材批判的是华老栓夫妇这具体的个体并认为鲁迅也批判了这个个体，而夏志清批判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并认为鲁迅也批判了这一“传统”，两相比较，后者当然更有深度，鲁迅曾将自己小说的特点总结为“忧愤深广”，就此而言，夏志清的解读显然也更符合鲁迅的自评。
　　类似《药》的解读这样与通行文学史迥异的“洞见”，在《小说史》中其实还有很多。如认为鲁迅的一些乡土小说与乔伊斯《都柏林人》有相通之处，认为《孔乙己》“颇有海明威早期尼克·亚当斯故事的特色”，认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也代表了传统人生的一些优点”，认为《肥皂》“故事的讽刺性背后，有一个精妙的象征”，等等，都能引导读者不断“接着说”。
　　二
　　以上只是夏志清《小说史》的一个方面，而在“洞见”迭出的同时，这部著作还存在很多“偏见”。以往研究更多批评的是夏志清的政治“偏见”——对左翼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反对，并简单地认为全书的所有其他缺陷也都源于这一点，有研究甚至不无情绪化地批评说：“通览《小说史》全书，给人的感觉是作者的否定性话语大都是针对他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作家’的，而批评的锋芒却直指‘感时忧国’，说到底，就是有意无意地抨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部分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作家作品。”⑩其实不是这样，即便对左翼作家，夏志清也是多有称赞的，而在否定他们的作品时，基本还都算是从“文学性”方面着手的。但问题正如前所述，“文学性”本身就没有什么固定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理解的“文学性”，但也因此造成了任何一种“文学性”标准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一种“文学性”在观照出作品的一面的时候，往往就会遮蔽另一面。夏志清的“文学性”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偏见”的产生是包括《小说史》在内的所有文学著作不可避免的“宿命”。 例如，关于《阿Q正传》，夏志清认为主人公“名字被缩写为阿Q，因为作者故弄玄虚”。其实，他没有看到这个命名寄寓了多重讽刺。阿Q原名阿Quei，叙事者推测，如果阿Q号月亭，那就是阿桂，如果阿Q有兄弟名阿富，那就是阿贵。无论“桂”还是“贵”，在中国文化中都含有诸多美好象征，却是一种“心造的幻影”。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喜欢“崇名”，究其实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他在《咬文嚼字》中就写道：“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含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而拒绝认同“贵”和“桂”的象征含义，用一个没有任何意涵指向的外文字母，也就是拒绝认同赋予种种“名”以象征含义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心理。阿O叫阿桂或阿贵，名目虽然冠冕堂皇了，却是不敢“睁了眼看”正视现实的自欺欺人，于他的实际处境何补呢？他依旧一贫如洗，依旧浑浑噩噩，依旧“从中兴到末路”。我们说鲁迅“在观照传统文化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主要着眼点，是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是对传统文化有弊端、有缺陷的一面，提出他的批判，他确确实实较少地谈到传统的肯定性方面”（11）。这一点，作为他的整个思想立场和思维方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到文学实践，实在体现于哪怕微不足道的一个细节之中。《阿Q正传》又说，之所以考证不出阿Quei究竟是阿桂还是阿贵，还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这又顺便讽刺了当年那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一一阿Q为什么叫阿Q，虽然研究界迄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若说只是鲁迅“故弄玄虚”，那是没有真正读懂鲁迅，也没有真正读懂文学。
　　此類“偏见”，在《小说史》中也不是个案。诸如认为《狂人日记》“加油加醋，把中国各种吃人的习俗写进去，而未能把他的观点戏剧化”。这是未看出《狂人日记》既是象征的，也是写实的，而后者正是通过如实写出中国的“食人史”体现出来的。“吃人”看起来是狂人的幻想，仔细想起来却是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去掉“写实层”而仅保留“象征层”，《狂人日记》就真成了一篇“狂人呓语”，也就是失去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再如认为《故事新编》“浅薄与凌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窄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认为《孤独者》《伤逝》《在酒楼上》等“逃不了伤感的说教”，认为“《呐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等等，都不值得推敲，或者说都反映出了夏志清“文学性”的褊狭。相比小说.夏志清对鲁迅杂文的“偏见”就更深了，他虽然也承认鲁迅的杂文“往往有生动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但基本上持的还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如： 　　整体来说，这些文章（鲁迅杂文，引注）使人有小题大做的感觉。鲁迅的狂傲使他根本无法承认错误。文中比较重要的对社会和文化的评论，又和他的诡辩分不开。他可以不顾逻辑和事实，而无情地打击他的敌人，证明自己永远是对的。
　　在他（鲁迅，引注）转向以后，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
　　作为讽刺民国成立二十年来的坏风恶习来看，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因为他的基本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的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唆唆。
　　上引三段，即是《小说史》对鲁迅杂文的总体评价。这其中的绝大多数观点和逻辑，鲁迅在世时即有人提出过。也就是说即便否定鲁迅，夏志清也没有提供什么“洞见”。而且这些“偏见”几乎不值一驳，就夏志清所说的鲁迅杂文“小题大做”而言，鲁迅当年在回击论敌的相似指责时就承认：“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但鲁迅同时指出，“这病痛的根底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既然主要由“普通人”所组成的“人间”主要由“小事情”构成，那么执着地“执滞”于此，正是反映了一个作家可贵的现实精神和现世关怀。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鲁迅杂文有没有“小题大做”，而是有没有做出新意和深意。
　　不妨随意举鲁迅一篇杂文，看看其“小题大做”中的“深”和“新”。《华盖集续编》的第一篇是《杂论管闲事·做学术·灰色等》，全文共三节，都是批评当时的论敌“现代评论派”（主要是陈源）的。陈源在《现代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闲话》，说自己从此“不管闲事”了。《杂论管闲事·做学术·灰色等》第一节即是针对这一点所发的议论。陈源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引起鲁迅如此的敏感和警惕，正是夏志清所谓的“小题大做”。但这里应该追问的是：陈源所说的“闲事”究竟是什么事？其时，周氏兄弟和陈源正在为女师大风潮论战，而陈源把所受的批判，认为是自己“管闲事”引起的。显然，女师大风潮在陈源眼里就是“闲事”。但在鲁迅看来，女师大风潮是“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是“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这绝对不是什么“闲事”。而知识分子是不是对这件事发言或者怎么发言，也绝对不是什么“管闲事”。陈源把如此“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以及知识分子的介入都污名化为“闲事”和“管闲事”，那不仅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更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立场选择、生存方式选择等问题，甚至关系到是不是有意无意做“杀人者”的帮凶问题。当陈源将女师大风潮定性为“闲事”之后，鲁迅为青年学生的仗义执言以及对当权者的批判抨击，也都成了“管闲事”，这种逻辑鲁迅显然不能接受。前面说过，中国人向来比较喜欢玩弄文字游戲——“玩名”，似乎任何物事，只要改换一个名目，就可以改变它的性质。就以杀人为例，鲁迅在《“抄靶子”》中就讽刺说：“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总之，通过赋予被杀者一个非人化的“命名”，杀人就不叫杀人了。陈源的逻辑，不与之类似吗？大事小事都“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了“闲事”。
　　有研究者总结说，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海外中国学，往往都是“清醒与迷误共存，新见与偏见交错”（12），这是持平之论。但在文学教育中，作为受教育者或教育者，都不能满足于停留在这个大而化之的结论上，还应该辨析出究竟哪些是清醒，哪些是迷误，哪些是新见，哪些是偏见，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清醒、迷误、新见和偏见，只有如此，才能养成一种坚实的学术自觉，也才能培养一种避免流于空言的文化自信！圈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袁文卓：《文学价值为尺度，独立批评为灵魂》，《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③刘畅：《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探讨之间》，《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④华忱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评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⑤[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⑥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北京大学m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⑦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⑨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⑨丁帆：《文学史与知识分子价值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页。
　　⑩高照成：《西方主体性与非历史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2期。
　　（11）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九州m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12）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的鲁迅书写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CWX033
　　作者：刘迎，在读博士，郑州大学校团委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编辑：水涓 E-mail： 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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