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挑花方巾图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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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桃花类别众多，方巾是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代表性女红制品。在现代化进程中，黄梅挑花文化逐渐消失，特别是当地有用挑花物品随葬的习俗，珍贵的挑花制品日渐稀少，对濒危的传统挑花作品进行及时搜集并进行深入研究迫在眉睫。文章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113幅挑花方巾图片，样本中大部分方巾为传统风格，少部分为现代风格，从造型结构、色彩运用和题材寓意三方面对典型样本方巾图案进行深入解析，明确其作为民俗艺术与所在地域文化的密切关联。研究方巾图案对于把握本真的黄梅挑花文化，以及实现其当代传承和价值转换提供借鉴。
　　关键词：黄梅挑花：方巾图案；民俗艺术；女红；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35.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1-7003( 2019) 09-0084-07
　　引用页码：091203
　　黃梅挑花是中国第一批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女红技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黄梅县蔡山、新开、孔垅三个长江边缘的乡镇，该区域也是吴楚、南北文化聚集交汇之处，文化的融合造就了黄梅挑花艺术表现的多样性。黄梅挑花起源于宋末元初，发展成熟于明末清初，距今有800余年的历史[1]。挑花制品有近40种，大至被面、门帘、床单等家居用品，小至香袋、鞋垫，以妇女儿童的日常生活穿戴用品为多数，还有少部分男性所需的挑花制品，如褡裢、腰带、烟袋等。在种类繁多的挑花制品中，方巾的应用最为普遍，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方巾也叫头巾，尺寸一般“两尺见方”（边长60 -70 cm），使用者以女性为主，主要用于走亲访友或干活遮阳揩汗，也可用于女性给男性配送盒饭的包装或者出门远行的行李包裹等。笔者深入走访当地挑花传人、挑花研究学者和收藏者，以及地方政府文化机关、文博单位等，收集到228幅挑花制品图片，其中包括113幅方巾图片。本文从图案造型结构、色彩运用和题材寓意三个方面，对黄梅挑花方巾（陶培峰收藏）进行分析。
　　1 方巾图案的造型结构
　　一条完整的黄梅挑花方巾主要由团花、边花、角花、填花和花边五个元素构成，如图1、图2所示。五个元素不一定同时出现在一条方巾中，但一般至少包括团花、边花、花边这三个元素，有些方巾中还会出现散花、盆花等其他花型元素。
　　1.1 团花
　　团花是方巾图案中细节最丰富、面积最大的区域，位于整个方巾的中心，因此团花也有中心花或主花之称，方巾的命名均是以团花来命名。团花造型多样，多数呈圆形或椭圆形，少数呈方形，常用旋转式、向心式、放射式、对角式等结构，形成圆中见方、方中见圆、方中见方及方圆相互嵌套的布局。团花图案有近40类，本文研究样本团花图案有17类，如图3所示。数量最多的为“福寿双桃”类方巾，如图4所示，占研究样本的31%。图4中的团花是典型的“方中见方”结构，图案最外侧上下左右为“佛手”和“桃子”两两搭配组合，团花最里侧是莲花，“佛手”谐音为“福寿”，因此得名“福寿双桃”，寓意福寿双全，祈福老人身体安康。
　　1.2 边花
　　边花是仅次于团花的第二大方巾图案构成要素，位于团花的四周，以上下和左右对称的形式出现。边花题材比较固定，与花边同侧的边花上下多为人物故事，左右多为动植物，此类方巾占研究样本的84%，这些人物故事一般为“七仙女…‘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等。其主要原因是湖北黄梅是戏曲之乡，挑花绣娘长年累月受戏曲文化影响。为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所感所思，一般的图案构成方法已不能完全表达作者内心对美的感受，于是就根据个人的体验和感情，创造了这种情节性的图案形式[2]。也有四边均为动植物纹样的方巾，极少数四边均为人物故事。动植物边花在方巾中一般都呈上下或左右对称的关系，但人物故事边花在方巾中不讲究对称。挑花绣娘在保证人物情节圆满的基础上，会根据个人喜好增减人物个数和人物造型针数，尤其是“迎亲图”“状元游街”等这类人数比较多的边花，因此不同方巾的人物造型和人物个数不尽相同。
　　1.3 角花
　　方巾角花多呈三角形，是一种脱离团花、边花单独存在的角隅纹样，但它与团花在内容主题上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如笔者收集的一条“凤穿牡丹”系列的方巾（图5），在方巾四角均被绣娘挑上了“双喜”的角花，寓意男女双方喜结连理，与象征夫妻恩爱“凤穿牡丹”的团花相互呼应。同时，角花在方巾中结构多样，有对角相同、花边同侧相同，也有四角相同或各异，多数为向心状，极少数为离心状。挑花绣娘在方巾制作中对角花的使用并不频繁，在笔者收集的方巾中，含有角花的方巾只有6幅，仅占研究样本的5%。
　　1.4 填花
　　填花主要位于方巾空白多余的空间位置，但一定处于角花之内。为了让方巾视觉效果更加饱满，绣娘经常会在填花区域挑上自己的姓名或一些美好祝愿，如“富贵长春”“长生不老”“琴棋书画”等。
　　1.5 花边
　　花边位于团花的上下端，其主要功能是将方巾边缘粗糙线脚固定锁好，也称“锁边”，既使方巾边缘看起来整齐美观，又解决了布料裁剪后边缘粗糙的问题。
　　方巾图案在造型上有平面化和几何写意化等特点。首先，黄梅挑花的布料载体决定了图案平面化的特征。挑花绣娘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将立体空间事物转化为平面二维图形，例如“打骨牌”方巾(图6)，绣娘将四人打骨牌的游戏场面进行解构重组，不仅生动地还原了骨牌游戏的场景，而且体现了当地人民娱乐休闲文化。其次，黄梅挑花的针法工艺决定了其图案具有几何写意的特征。黄梅挑花正面的基本图案元素呈“十”字，反面呈“一”字，也有正反面均为“十”字的双面挑，这与目前当地盛行的背面杂乱无章、呈现写实风格的十字绣有很大区别。基本“十”字单元纹样的组合排列就必然形成一种抽象、几何的写意风格，比起其他写实的平面民俗艺术更具当代生命力与转化力。
　　2 方巾图案的色彩运用 　　传统的黄梅挑花布料是挑花绣娘自己织造的窄蔻机布，在当地被称为“家（音ga）机布”，也叫大布，多为藏青色，由藏青颜料配茶叶水经反复蒸煮染制而成，经久耐用、不易褪色。有时也用葱绿布、土红布、漂白大布、深黑布等（图7）。历经数百年发展演变的黄梅挑花艺术对藏青布料的偏爱有着深层次的功用和美学依据：藏青色耐脏的特点适合农耕劳作的阶层：深沉包容的背景色彩也有利于表现黄梅挑花的多彩图案。
　　黄梅挑花既有白底黑线或黑底白线的单色挑，也有彩挑，但单色挑在挑花方巾中占少数，多以彩挑为主。它是在藏青布上先用白色棉线挑制花纹主体骨架，再用彩色丝线填充制其他纹样。从工艺制作来说，方巾配色遵循“以热闹为先”的法则‘3]，在白色主体花纹挑完之后，挑花绣娘喜好先从红色开始挑制图案，而且红色起挑一般是从方巾中大块空白处开始，主要用色有大红、桃红、水红和浅红，然后配以橘黄、鹅黄、中黄或淡黄。在使用完暖色调色彩之后，挑花绣娘还会通过点缀些湖蓝、墨绿、粉绿等冷色调色彩，形成冷暖结合、和谐统一的色彩形式感（图7）。从挑花文化来说，黄梅挑花的色彩觀念承袭了“楚人尚赤”[4]的特质，利用五行色彩（红、黄、黑、白、青），挑花绣娘尤喜黑红二色搭配。红色在色彩学中属波长最长、知觉度高的前进色，容易引起视觉注意：黑色具有绝对的调和性，深邃沉静[5]。从挑花材料来说，丝线自身色彩具有亮而纯的特点，与深色染制的藏青坯布能够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因而在整条方巾中鲜艳夺目，能够造成强烈的视觉审美效果，使整个方巾图案艳而不俗、暖而不腻。从图案色彩布局来说，黄梅挑花的色彩运用与方巾的图案构成相对应，图案色彩的挑制遵从方巾图案结构的布局设计，整体上呈现出对称、均衡的视觉效果。利用这些内在的色彩关系使得黄梅挑花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楚风浪漫主义色彩[6]。
　　3 方巾图案的题材寓意
　　黄梅挑花地处东西南北文化汇聚的“吴头楚尾”，多元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丰富的挑花艺术题材，主要可分为动植物、神话传说、禅宗佛教、山水田林、汉字谐音、戏曲故事六大类。挑花绣娘巧借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汉字谐音和神话传说，利用借喻、谐音、象征等表现手法在方巾图案中寄托个人情感诉求。方巾图案的题材寓意可总结为爱情婚育类、富贵吉祥类和时代风貌类。
　　3.1 爱情婚育类
　　爱情婚育作为亘古不变的讴歌题材，在挑花方巾中的使用非常普遍，该类题材占据研究样本的35%。在黄梅当地流行两首挑花情歌，挑花方巾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信物，绣娘们通过赠送精心制作的挑花方巾，表达对心上人的情愫[7]。“千年不见疙瘩散”也象征着男女爱情的坚贞不渝。就挑花图案本身的题材寓意来说，绣娘经常利用动植物的特性来表达爱情婚育主题，如鸳鸯一旦交配便终生偶居，燕子、蝴蝶一般比喻双宿双飞，借喻夫妻同心、白头偕老；金瓜、葫芦、石榴多籽，鱼、青蛙擅生殖等，可传达多子多孙、子孙绵延等繁衍后代的祈愿。另外，在黄梅挑花方巾中动植物都有特定的性别指代，如把鲤鱼、喜鹊、鹭鸶、恩哥、龙代表男性，把凤凰、荷花、梅花、蟠桃代表女性，并以此组合成“龙凤呈祥…‘鲤鱼穿莲”“喜鹊登梅”“鹭鸶戏荷…‘恩哥蟠桃”等象征男女结合的图案。再者，在有的方巾中，挑花绣娘会直接用叙事的手法表达爱情婚姻主题，如“凤追凤”方巾边花中的“迎亲图”（图8），展示出排排锣鼓、阵阵鞭炮迎亲的热闹场面，也体现了当地迎亲的风俗文化。
　　3.2 富贵吉祥类
　　凤是黄梅挑花常见的富贵吉祥类题材，如“丹凤朝阳”“双凤朝阳”“凤穿牡丹”“凤追凤”等。湖北黄梅地处楚文化发祥地，挑花艺术深受“楚人崇凤”的文化心理影响，在楚人看来，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8]，同时，凤凰是百鸟之王，在古代有着“凤不落无宝之地”的传说，因此“凤凰来翔”乃祥瑞之兆。绣娘们通过在布面上挑绣凤凰表达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希望“有凤来仪”昭示吉祥富贵。龙纹在挑花方巾中也是比较常用的图纹元素，但以龙纹作团花的方巾相对较少，而在边花区域以“二龙戏珠”的形式出现居多，并且龙纹一般都是与凤同时出现，知“游龙戏凤”“龙凤呈祥”等[9]。在古代也被视作献瑞呈祥的吉兆，《孔丛子·记问》云：“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呈祥。”除了龙凤纹，狮、虎纹在挑花方巾中也是常用的图纹元素。狮子为万兽之王，有至高的降魔镇邪的威力：老虎体大威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10]。“八狮抢宝”“四虎爬山”等方巾使用这些令人生畏、威猛的狮虎图案，既有平安吉祥、富贵如意、家庭兴旺等寓意，还有着驱病免灾、驱邪镇妖的涵义。
　　绣娘喜欢将谐音文化使用在方巾艺术中，比如“莲”是“连”的谐音，“鱼”是“余”的谐音，寓意“连年有余”，“鲤鱼”是“利余”的谐音，寓意“吉利有余”，把“万”“蝙蝠”放在一起为“万福”，把“喜鹊”“梅花”放在一起为“喜上眉梢”。在黄梅挑花方巾中也有特殊的吉祥图案“九千百万”，如图9所示，在样本“对凤”中出现。对于“九千百万”，不同人有不同解读。笔者在采访黄梅挑花市级传承人陈柳珍和当地挑花学者陶培峰时分别提到，因为（九千百万）是最大的数字，意为长长久久又能镇邪，该图案有多子多孙、家财万贯、多福多寿等吉祥寓意。
　　3.3 时代风貌类
　　方巾中有一类叫“骨牌花”的特殊题材。“骨牌花”不同于“打骨牌”，虽然二者都有“骨牌”二字，但“骨牌花”方巾是借用“骨牌”的外形轮廓，然后在其中填充汉字来表达绣娘的内心想法，无论这种方巾团花中的文字内容是什么，当地绣娘都统称为“骨牌花”方巾。黄梅挑花绣娘文化水平不高，一般小学未毕业就跟从母辈学习挑花技艺，所以在骨牌花中很多汉字是不规范甚至是谬误的。在收集样本中“骨牌花”为创作题材的方巾多达18条（图3），占据研究样本的16%。其中一幅作品是团花内绣有“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图(10(a）），反映了劳动人民希望国家太平、家庭和睦的朴素愿望；还有一条挑有宋代汪洙《神童诗》的“骨牌花”方巾，绣着“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图10(b))，表达了绣娘们对子女读书成材的质朴愿望，也反映了当地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有些“骨牌花”方巾上的文字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如毛泽东诗词片段杂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妆，风景这边独好”(图10(c）），“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图10(d))，这些话语取自毛泽东的语录，体现了民俗艺术的取材广泛。绣有“婚恋自爱，自选才郎，自由恋爱，发展生产，好做模范”的“骨牌花”方巾则体现了从旧社会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变迁中普通民众追求自由恋爱择偶及争做先进的新思潮。除了在“骨牌花”方巾的团花内挑绣文字，绣娘还会用“字花”装饰填花区域，“抗美援朝…‘世界和平”等字眼，表达了保卫祖国的赤诚及对和平生活的期盼。 　　在現代化进程中，黄梅挑花方巾的功能和题材都在发生转变。传统挑花方巾是当地女性自给自足的生活实用品，目前这一功能已基本丧失，逐渐衍变成产用分离的收藏品、工艺礼品、装饰品或宗教场所用品。在题材上出现了能够满足当代社会精神需求的佛教元素，如图11、图12展示的壁挂虽然与传统方巾尺寸大体相当，但在功能和题材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教题材的当代流行，一方面是由于黄梅挑花艺术地处佛教圣地黄梅，深受其禅宗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跟社会大转型时代精神信仰缺失的民众希望通过物化的宗教元素承载自己的精神寄托不无关联。
　　4 结语
　　黄梅挑花方巾图案的造型结构、色彩运用及题材寓意都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作为民俗艺术的典型特点，其图案造型构成严谨饱满，不同布局分区的题材选择也形成固定程式。图案色彩丰富多样，注重冷暖搭配、深浅对比，在用色顺序和偏好上都有可遵循的原则，同时受到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图案题材寓意体现了普通民众美好的精神诉求和时代风貌，同时题材内容的表达上又有民俗艺术的纯粹质朴和不拘一格。在当今社会大转型时代，黄梅挑花在艺术表现方式和功用方面都发生了演变，这种客观现象的好坏、优劣值得持续探讨关注。本文对于传统黄梅挑花方巾图案的深入研究，对于正确把握濒临灭绝的黄梅挑花技艺精髓、通过设计创新实现其当代传承发展和价值转换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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