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经济合作发展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东西部经济合作是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东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产业领域、科技领域及人力资源领域的合作,并呈现出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协同推进国家战略的特征。在分析影响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东西部;经济合作;一体化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03-0001-05         中国图书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7年全国GDP总量排行,广东省以8.99万亿元的总量位居第一,江苏省达8.59万亿;相比较,甘肃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等5个省区市尚未突破1万亿元。而从经济增速来看,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速分别为10.2%、10%,云南省、重庆市的增速也在9%以上。以上数据说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亟待解决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同时西部地区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和可能。因此,通过东西部经济合作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不断满足不同地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
   目前,国内外对区域合作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有价值的成果。国外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从地理学角度出发,逐步融合制度经济学等学科,以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为突破口逐步展开。以保罗·克鲁格曼等(Paul R. Krugman,2000)[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边境的开放可以改变地区间乃至国家间的资源分配结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空间效应。国内主要代表性的理论从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内涵、东西部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东西部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研究。孙久文(2015)[2]认为东西部经济合作是指不同区域之间彼此相关和相互依赖的各经济主体,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通过一定的合同或协议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经济联系。袁冬梅等(2012)[3]认为加强东西部经济合作是打破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集聚呈现出两极化状态,缩小区域差距,发挥各地区的禀赋优势与市场潜力的有效途径。对于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制约因素更多的是从体制和制度的视角进行溯源的,李桢等(2012)[4]从利益补偿机制的缺乏进行讨论。邢华(2014)[5]基于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问题的视角进行分析。曾婧婧(2015)[6]基于东西部地区的行政鸿沟,以及政绩竞争等因素等视角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合作中的问题进行了阐述。而对于东西部经济合作机制的研究,赵峰等(2011)[7]、林民书等(2012)[8]、郝寿义等(2015)[9]认为东西部经济合作机制包括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补偿机制。本文认为,东西部经济合作是指东西部各经济主体之间依据相互需求、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优化配置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资源,实现彼此之间互利互惠的一种互动状态。
  1  我国东西部经济合作发展的现状
    从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内容看,主要包括产业合作、科技合作及人力资本合作等三大方面。
  1.1  东西部产业合作
  1.1.1  产业转移合作
   东西部产业转移是东西部产业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和兼并整合,尤其是东部企业西进,是东西部产业链再造,实现产业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我国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东部地区由于要素成本的不断提升及资源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制约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加快经济转型、推动结构升级、促进产业转移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进行,西部地区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基础设施,要素成本相对较低,内需市场广阔,形成了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显著增强。
   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引导东中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加强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首先,东部企业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传统的比较优势,适时地将这些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不仅可以为剩余的生产能力寻找新的出路,还能促进东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西部地区也有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三线”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高技术产业,包括生物工程、材料工业及航空航天工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有一定的能力与东部地区的产业联合发展,有利于增强西部企业的竞争力和推进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
  1.1.2  共建产业园区合作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关系到一个地区对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因而决定着地区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因此,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成为东西部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和内容。以云南与北京共建产业园区合作为例,2017年北京城建集团与昆明中昆投资共同投资185亿元,开发建设了云南省最大的花卉产业园。共建园区的合作充分发挥了云南在经济联系、文化、生态、民族等方面的多样性优势。特别是文化的多样性,随着云南与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云南有条件扩展其影响范围,成为“中国—印度—东盟”三大经济板块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重要节点。依托于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园的鲜切花生产规模将达60亿枝,成为全球鲜切花定价中心和采购中心。
  1.1.3  产业扶贫协作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产业扶贫协作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协作关系,通过借助东部地区企业资金、人才、技术、市场、信息的优势,以实现双赢为目标进行合作,带动帮扶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是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东西部产业扶贫协作已经打破了以往的单向帮扶模式,拓展为在对口帮扶框架下东西双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共贏;在参与主体上也由最初主要是政府间的援助行为拓展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形成了多元化、宽领域的广泛参与。以“闽宁扶贫协作”为例,福建与宁夏的对口帮扶,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带动”的扶贫协作新模式。通过闽、宁政府之间对接,成立扶贫联席会议,利用各种渠道向宁夏提供资金援助,引导企业投资。在产业扶贫协作中,形成从单一的经济援助发展到政府、企业、社会相结合的对口协作机制。目前,闽、宁两省区以共建产业园区作为产业协作的重点,通过发展机械装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业、轻工纺织业、电子信息等高端产业和葡萄酒及配套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延伸了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有效地带动了农民增收。2016年,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建镇初期的500元增长到10 732元,增加了21.46倍[10]。   1.2  东西部科技合作
   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是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等重大论断。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即取决于区域科技与人才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东西部之间科技资源的不平衡性及梯次发展的特点,决定了要加强东西部之间的科技合作,将东部技术有计划地转移到西部地区,增强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东西部科技合作既是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方式,也是西部地区实现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以宁夏与东部地区的科技合作为例,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宁夏以沿黄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为平台,通过与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6省市,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高校院所进行深入对接,在人才引进培养、科技项目联合攻关、创新平台和“双创”载体共建、科技园区结对共建、科技型企业引进培育等领域进行了合作,共签约科技合作项目104项。通过合作,为宁夏引进了先进的园区管理模式和一批先进的科技成果、科研平台,进一步提升了宁夏科技园区的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管理运营水平。
  1.3  东西部人力资本合作
   将国民储蓄的较大部分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可持续的使用自然资本,经济增长可以更快、更好、更持久[11]。随着我国主导产业逐步转向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传统的以劳动力成本优势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要素结构开始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力资本的提升、创新环境的培育和创新要素的集聚,成为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在我国人口红利由数量向质量转变和经济调结构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东西部人力资源合作有利于实现要素的空间集聚,东西部之间通过线上的人力资源服务电子交易平台,以及线下的行业高峰论坛、全国性人力资源博览会等方式,实现人力资本在东西部之间相互流动,产生聚合和放大效应,为东西部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  东西部经济合作的特征
   东西部经济合作呈现出区域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注重国家战略的对接与融合,协同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特征。
  2.1  东西部经济合作机制更加完善
   从东西部经济合作机制的视角来看,政府和企业是长期推动東西部经济合作的主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随着东部地区的要素资源消耗增加,土地、劳动力工资等生产性成本不断攀升,东部地区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动态变化促使产业在空间结构上的重新配置和再优化,东部地区的产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纷纷转移到西部地区,以利用这些地区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丰裕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在推动东西部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12]”。东西部经济合作逐步形成了政府平台、市场平台、信息平台及产业平台的运作机制,合作层次和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在政府平台层面,建了以“省部级联席会”为主要组织载体的决策、协调、执行三级运作合作机制;在市场平台层面,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推进东西部之间的产业合作;在信息平台层面,帮助受援地区建设信息平台,对接“互联网+”战略;在产业平台层面,以共建园区、援建园区为载体,推进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布局优化,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2.2  协同推进国家战略实施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多个国家级战略覆盖东西部地区,为东西部经济合作融入国家大战略提供了新机遇,促进了东西部地区深化合作分工,推动区域深度融合,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从合作区域的层面来看,由注重全面合作转向重点经济区和重点城市的合作。西部地区面积大、经济基础薄弱,撒网式地开发方式大大降低了资源效率,而通过次经济区域的建设,可有效改变当前西部地区增长极不强的现状,有针对性地盘活资源。围绕把成渝、关中—天水和广西北部湾等经济区建设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新亚欧大陆桥西部桥头堡的目标定位,同时加快西部地区呼(和浩特)包(头)银(川)、新疆天山北坡、兰(州)西(宁)格(尔木)、陕甘宁等经济区发展,全面推进东西部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形成了东西联动、双向开放的西部开发模式,西部地区逐步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东西部经济合作由“单方受益型”的对口支援模式向“双向共赢型”分工合作模式转型。
  2.3  合作领域更加具体化
   随着东西部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更加具体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3.1  区域产业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先发优势,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雄厚的经营管理经验,技术、资金、品牌、人力资源等也累积到了一定程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加快,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群与西部地区相互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与过去的物资串换、互通有无以及对口支援的合作方式有本质区别,东西部经济合作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促进跨地区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生产集中度和专业化分工水平,以形成特色优势产业体系为目标,形成东西部地区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产业结构。
  2.3.2  基础设施一体化
   基础设施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外部性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13]。可以说,跨省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西部区域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因此,东西部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自“十二五规划”以来,东西部在跨省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目前,围绕东西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项目重点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内陆河道运输网、航空运输网络以及通讯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等。2015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50个交通基建项目,其中30个项目是在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四川、内蒙古、贵州、云南、广西、甘肃等地。交通运输、信息化及能源设施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合作不仅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社会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快了东部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目前,东西部地区形成了铁路、航空、水运联运的交通运输体系,同时,依托东西部“互联网+交通运输”创新合作平台,进一步推动了东西部地区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创新合作。
  2.3.3  东西部科技创新一体化
   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是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方式,是产业实现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也是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东西部共同搭建区域性科技合作平台,推进东西部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加强东西部科技合作,促进高新技术的扩散和推广的基本前提。
   目前,围绕东西部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东西部地区的企业、院校及科研机构展开了多领域的合作,形成优势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立健全了东西部地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共建的体制机制,从组织、协调、控制、激励、推动等方面为东西部技术转移与合作提供了保障,在合作交流、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等方面为东西部科技合作提供高质量的组织、促进、评估及策划等中介服务。2012年,围绕科技成果转移,打通东西部智力、资本、成果、企业的对接通道,西部12省区共同成立了集“展示、交易、在线、投融资”四位一体的“中国西部技术转移联盟”,成为推进东西部科技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的有效载体。
  3  我国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东西部经济合作现状及特征的总结,以及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东西部经济合作受到包括政策、经济空间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3.1  国家政策因素
  3.1.1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基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通知》等,这些政策明确了对东西部经济合作的要求,对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方式、对象以及建设重点具有指导作用。从其中的关键词,如“比较优势”“互动”“优化”“分工格局”“协调”“扶贫协作”“创新”“共建”等可以看到,东西部经济合作已经不是单纯的帮扶或经济增长,而是一种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协同发展。
   我国的区域政策因素影响东西部经济合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比较优势推动东西部地区的联动发展,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第二,依托通道经济优化分工格局,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和增长极。第三,以区域协同发展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第四,注重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促进东西部可持续发展。
  3.1.2  双向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落实,通过实行出口拉动经济,大力引进外资战略,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了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差距加大。对此,我国实施了“双向开放”战略,即在原来沿海地区开放的基础上,推进西部沿边地区的开放。随着内陆开放战略的加快实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总体上向东开放,转变为“东西进出”的双向开放格局,使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为沿线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提供了一条便捷通道,推动了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联合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及相关政策扩大了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发挥了西部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连接桥梁的优势。
  3.2  经济空间因素
   空间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影响东西部经济合作的内在推动力。
   从空间因素来看,西部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桥头堡,无论是从地理区位、资源条件看,西部地区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我国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陆上国际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和枢纽。西部地区是我国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一环,推动与东部地区的合作可以拓展相互间具有很强互补性的亚洲内陆市场。因此,西部地区的空间位置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具有双向性,不仅向东吸引资金、技术等要素,同时通过其经济大通道作用向西辐射带动周边,成为东西部经济合作及向西开放的高地。
   从经济因素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在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对东西部经济合作具有强大推动作用。从产业互补的视角来看,东部地区作为制造业中心,大部分产业处于全球产业研发、制造、品牌的中高端,具有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资金、技术资源丰富,是制造加工品输出地。而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总体以传统产业为主,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但是能源、矿产、民族文化等资源富集,这是影响东西部经济合作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对接,通过东西部比较优势的发挥,可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  促进东西部经济合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对东西部经济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进一步推进东西部经济合作应把握以下方面。
   一是进一步加强东西部产业合作。产业合作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有機载体,东西部产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表现在产业研发设计、原料采购、生产组装、物流运输、品牌营销等各个环节上,正是这些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产业,把东西部的产业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进一步加强东西部产业链的对接,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是东西部经济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是进一步完善东西部合作交流机制。当前,东西部经济合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产业布局重叠、区域功能定位趋同、同质化无序竞争的局面。因此,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下,东西部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加强区域的联动协调,制定东西部产业对接战略,以形成东西部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格局。
   三是進一步推进人才、科技合作,增强西部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目前,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源、技术创新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劣势。因此,东西部经济合作,需要统筹产业、科技、人力资本等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东西部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利益共同点,进一步完善公共配套服务建设,通过深化人力资本合作、科技合作,加大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促进西部地区内生经济增长能力,构建互利共赢的东西部经济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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