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上海抗战音乐的历史贡献及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上海抗战音乐作为上海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发展,并影响到全国各地,使音乐在中华民族危机时刻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功能。其中,上海左翼音乐家所开创的大众化、民族化新音乐之路,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抗战文化;抗战音乐;左翼音乐;新音乐运动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1-0021-05
  上海作为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底蕴,为中国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上海抗战音乐作为上海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4年中国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上海抗战音乐进行全面评析和考察,不仅可加深对上海抗战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对思考和探索中国音乐现代化道路也有一定的启示。
  一、上海作为中国抗战音乐的发源地和早期中心,为抗战音乐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战火直接烧至中国的战略要地上海,救亡压倒一切成为时代的主流,抗战文化应时而生。上海音乐家敏锐捕捉到时代的变化和需求,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使上海成为全国抗战音乐的发源地和早期中心。
  上海国立音专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行动,创作了早期的抗战救亡音乐。其中有琵琶大师朱英创作的《难忘曲》、黄自的《抗日歌》、萧友梅的《义勇军》《从军歌》、劳景贤的《九一八战歌》等爱国歌曲。至当年底,抗战爱国歌曲逐渐增多,《申报》发表了黎锦晖的《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向前进攻》,萧友梅为义勇军作的《军歌》,觉剑的《抗日救国歌》,易君左的《铁血歌》,张亦庵的《请你听》《报国仇》,宋寿昌的《为四万万同胞争生存》等。随后,围绕一·二八淞沪抗战,朱英创作《淞沪血战》,赞颂中国军人奋起抗敌的英勇行为,被称为“一二八抗战史诗”。黄自为何香凝赠送十九路军的《赠前敌将士》谱曲,并创作了进行曲风格的混声四部合唱《旗正飘飘》,表现出中华儿女慷慨赴难、英勇抗战的形象。应尚能创作的独唱曲《悼吴淞》,情感深沉,感人至深。
  1930年代中期,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左翼音乐家通过电影、话剧、电台等大众传播媒体促使抗战音乐迅速流传全国。在田汉引领下,聂耳、张曙、任光、安娥、吕骥等一批年轻的左翼音乐家,组成了苏联之友社、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剧联”音乐小组等组织。他们相继创作了《渔光曲》《毕业歌》《码头工人歌》《逃亡》《开路先锋》等大量优秀抗战歌曲,引领抗战音乐快速前进。其中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最具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国歌。
  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救国会为中心的抗日救国运动在上海勃然兴起,新的抗战歌曲随之喷涌而出。有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周巍峙的《上起刺刀来》,钟川的《打倒汉奸》,麦新的《大刀进行曲》《马儿真正好》,沙梅的《打柴歌》《船家女》,张曙的《械斗歌》,冼星海的《救国军歌》《热血》《黄河之恋》《青年进行曲》,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春天里》《新的中国》,任光的《打回老家去》,刘雪庵的《长城谣》《思乡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著名歌曲。这些歌曲随着抗日救国运动流传全国各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相继爆发,上海再次身临战争的浩劫。上海音乐家又谱写出许多震撼人心的抗日歌声。其中有冼星海的《保卫卢沟桥》《到敌人后方去》,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夏之秋作曲的《歌八百壮士》,刘雪庵的《思故乡》《游击队歌》《中国空军之歌》《募寒衣》《保卫大上海》《长城谣》等著名歌曲。刘雪庵还创作《离家》和《上前线》,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连在一起,提名为《流亡三部曲》公开发表。
  在全民族抗战期间,救亡歌声响彻全国各地。1938年9月,田汉在重庆撰文指出:雄壮的救亡歌声响彻穷乡僻壤,才会说话的四川小孩也常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拿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丰子恺感叹,“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浅显的胜利,原是忠勇的将士们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14年中国抗战中抗战歌曲数量很多,阚培桐汇编的《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收录有3621首,其中署名词曲作者1800多人,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著名的曲作家和词作家,以及一些军政要员。
  二、上海音乐工作者最先将抗战音乐送至前线,对激励广大军民团结抗战起到重要作用
  上海广大音乐工作者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立即组织起来,或为难民进行募捐,或奔赴前线慰问演出,以鼓舞广大军民奋勇抗战的信心。上海国立音专萧友梅、黄自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率领师生往浦东、松江一带为抗日义勇军捐款。为声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3月,中华口琴会组织男女会员25人,两次至伤兵医院演奏《慰劳我军》等乐曲,受到伤兵欢迎。11月13日,为捐助东北难民,国立音专学生在南京金陵女大、教育部礼堂举行学生音乐会。1933年3月31日至4月2日,黄自带领国立音专部分师生组成的音乐艺文社共40余人,在杭州举行了两场有影响的“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6月15至16日,上海仕女联欢社主办慰劳华北伤兵游艺茶舞会。7月24日,他们在大沪舞厅再次出演。1935年5月20日,在萧友梅的建议下,国立音专举办盛大的航空救国音乐会,全体师生均参加演奏,收入悉数捐献航空救国金。
  1936年冬,绥远抗战爆发,上海音乐工作者组织起来加入援绥救亡運动。12月20日,燕燕、晨曦、月星、飞声、晨风、蚂蚁等歌咏团体,在中西广播电台举行联合播音大会,募集捐款,以购买救护车支援绥远前线将士。12月27日,上海众多歌咏团体联合上海音专、上海口琴会等,在市商会举行援绥音乐大会。1937年3月,刘良模北上绥远,教傅作义的部队高唱抗日歌曲,并在青年会军人服务总务处所在地“九一八纪念堂”举行音乐大会。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7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成立。20日,协会决定成立13支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进行宣传演剧活动。贺绿汀随演剧一队登上西行火车,年底在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创作《游击队歌》等曲。冼星海加入由戏剧家洪深和金山组建的演剧二队,10月初他到达武汉后,创作《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名曲。1938年11月他达到延安后,创作了《黄河大合唱》这首象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朽乐章。何士德1939年春辗转到皖南新四军根据地,创作了响彻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军歌》。还有其他从上海奔赴各地的音乐家,促进了当地的抗战音乐的发展。
  三、上海左翼音乐家开创了大众化、民族化的新音乐运动,对推动社会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聂耳、冼星海、吕骥等左翼音乐家不断探索尝试,逐渐打破现代音乐与普通群众的疏离,开辟出一条大众化、民族化的新音乐之路。1936年,吕骥发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伟大而贫弱的歌声》等文章,提出“新音乐运动”口号,系统阐释了这条新音乐道路的性质、任务和前途。1936年初,“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解散后,为团结更多音乐文化人士投入统一战线,左翼音乐家提出“国防音乐”口号。1936年,《生活知识》“国防音乐特辑”中刊载吕骥的《论国防音乐》、周巍峙的《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沙梅的《国防戏剧与音乐》等文,号召更多音乐人加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的行动中。
  1937年11月,上海华界沦陷成为“孤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西移,冼星海、吕骥、张曙、任光、麦新等音乐家奔赴祖国后方各地。他们努力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对推进当地抗战音乐的发展,特别是为抗战歌曲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1938年1月17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冼星海、吕骥、周巍峙、贺绿汀及留沪的黄自等当选为执行委员。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下设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处长田汉。该处第一科负责戏剧、音乐,科长洪深,人员有张曙、冼星海、光未然等。他们短时间内在武汉组织数百个歌咏团体,相继举行抗战宣传周、七七抗敌周年纪念、八一三宣传游艺会、抗战献金音乐大会、七七儿童歌咏大会、抗战歌曲播送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活动,参加者数十万人,抗战歌声响彻武汉上空,使之成为当时全国抗战音乐中心。在解放区,1937年10月,吕骥到达延安后,先后负责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的音乐工作,创建鲁迅艺术学院,筹建华北联合大学并任该校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创作了《抗大校歌》《陕北公学歌》《鲁艺院歌》《开荒》《毕业上前线》等歌曲。被誉为“民族的号手”的任光离开上海后,先在武汉参加群众歌咏运动,后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南洋地区宣传抗战,1940年到重庆育才中学教授音乐。后来他到皖南地区参加新四军,相继创作《擦枪歌》《新四军东进曲》等歌曲,很受指战员欢迎。他们继承了左翼音乐家开创的新音乐道路,使音乐成为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的有力精神武器,为新中国的音乐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上海音乐工作者最早成立群众歌咏团体,对激发群众抗日热情、团结民众力量起到重要作用
  音乐歌咏是极具感染的群众性艺术,对于鼓舞群众抗日热情、传播爱国思想有着巨大作用。上海音乐者组织歌咏团体,推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早期中心。其中影响较大的歌咏团体有上海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
  1935年初,刘良模在四川路青年会成立的民众歌咏会,起初有90多个会员,后来增加到1000多人,会员大都是职业青年,是当时上海最具广泛影响的群众歌咏组织。业余合唱团(也称“业余歌咏团”)随后成立,吕骥和沙梅先后担任该团的主要负责人。最早参加的有盛家伦、夏国琼,以及电影戏剧界的陈波儿、王莹、吴湄、施超、唐纳、顾梦鹤、金山、沙蒙、丁里、塞克等。后周巍峙、麦新、孟波、华嘉、特伟等学生、教师或职业青年加入。该团成员除举行集体歌唱和演出外,还到工人、学生、市民中教唱救亡歌曲,每人分别领导或联系一个至数个群众歌咏团体,成为推动救亡歌咏运动发展的核心组织。1936年6月,民众歌咏会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一次抗日救亡歌曲的群众歌咏大会,有5000多人参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这几千人抗日救亡的歌声就像旺盛的炉火,使每个人的爱国心都燃烧起来。”上海歌咏团体还积极参加大型的纪念活动,表达人们的爱国救亡之情。1935年8月16日,文艺界进步人士在金城大戏院联合举行有千余人参加的聂耳追悼大会,会上歌咏团体演唱了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新女性》《大路歌》,以及悼念聂耳的挽歌。1936年10月22日,在上万人鲁迅送葬队伍中特别组织挽歌队,高唱《鲁迅先生挽歌》《哀悼鲁迅先生》等三首挽歌,安葬时演唱吕骥创作的《安息歌》。至八一三抗战爆发前,上海已有歌咏团体100多个。
  为发挥歌咏团体的力量,1937年8月8日,上海国民歌咏救亡协会成立,协会常委会成员有冼星海、何士德、沙梅、周巍峙、麦新、孙慎、孟波。八一三战争爆发后,该会很快在浦东大楼成立国民歌咏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10月18日,协会组织宣传队出发到浙江、江西等地宣传抗日,参加宣传队的有何士德、孟波等17人。上海沦陷后,离沪的音乐工作者前后迁移至武汉、桂林等地,组织歌咏团体,举行大型歌咏运动,为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奉献自己的力量。
  五、上海音乐工作者在“孤岛”和全面沦陷期间,对抵制日伪教育、弘扬社会正气作出重要贡献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为“孤岛”后,众多文化人士离沪,使上海抗战音乐走向低沉和寂寞。但留守在“孤岛”的一些音乐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中仍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继续保持抗日斗志和民族意识。“孤岛”期间,音乐人士“尽量在戏剧中、电影中、學校中争取他们的地位和应尽的工作”。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在租界艰苦环境中继续办学,丁善德、陈友新等人创办私立的上海音乐馆、私立上海音专,继续进行音乐教学。钱仁康先后为蔡冰白的小歌剧《江村三拍》、四幕歌剧《大地之歌》谱曲,严工上为电影《木兰从军》创作的三首插曲《童谣》《三人同走一条道》《月亮在哪里》,透露鼓舞人们抗敌不惧的心声,坚定群众抗战信心。   社会音乐团体为激励民心士气,积极开展各种音乐活动。1937年12月,职业界救亡协会、国民歌咏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等24个团体,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呈请转租界当局,要求恢复播送救亡歌曲。中共江苏省委“职委”领导的益友社、银行业联谊会、保险业联谊会等社会团体都成立有歌咏团,演唱抗战歌曲或苏联歌曲等。1939年11月19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行规模盛大的音乐会,节目有钢琴、提琴、吉他等独奏,还有百余人大合唱。这是上海沦为“孤岛”后,第一次集中音乐界的精英举行的大规模演出。1940年6月16日,中华口琴会在大上海大戏院举行庆祝成立9周年慈善口琴音乐大会,收入款项捐作救济难民之用。9月5日,实验音乐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音乐会,节目有《祖国曲》《炼铁》《春之消息》等20余首各国歌曲。1941年7月27日,上海音乐界在新华电台播送口琴歌唱音乐大会特别节目,国光口琴队、职校口琴队、大众口琴队等团体和潘金声、石人望、鲍明珊等个人参加。
  上海全面沦陷后,日伪为瓦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斗志,企图消灭抗战音乐、取消救亡歌曲。1943年2月,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馆上海事务所发表《消灭中国大陆上敌性音乐之具体办法》。8月,汪伪集团下令禁止演唱200多首抗日救亡歌曲。同时,成立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出版《和平建国歌曲集》,在沦陷区强制普及汉奸音乐教育,推行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音乐,如《满洲姑娘》《支那之夜》《东亚民族进行曲》《保卫东亚》之类的歌曲,致使市场上充斥着粉饰太平、麻痹人民反抗意识的低俗颓唐音乐。这一时期,虽然不能公开演唱抗战歌曲,但上海音乐者依然不屈不挠,通过各种音乐活动,表达抗战必胜的心曲和民族意识。1942年1月,新生影片公司出品电影《前程万里》,同名主题歌洋溢着战斗热情,具有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3月1日,中华口琴会为庆祝成立12周年,在光华大戏院举行音乐会,王庆隆、王庆勋指挥的100人口琴大合奏,演奏《未完成交响曲》《费加罗婚礼序曲》《海盗序曲》等乐曲,并有钢琴独奏《即兴曲》,小提琴獨奏《波兰舞曲》等节目。1944年12月23日,上海音乐协会在兰心大戏院举办陈歌辛歌唱音乐会。1945年3月2日,上海口琴会在兰心大戏院举办中西音乐家演奏会。5月18日,上海音专教授丁善德、陈友新、葛朝祉在兰心大戏院举办教授音乐会。5月25日,上海音乐协会在兰心大戏院举办龚秋霞、胡蓉蓉歌舞音乐会,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
  在上海“孤岛”和全面沦陷期间,上海广大人民始终极力抵御日伪文化奴役,通过抗战歌声表达抗战必胜的民族意识。抗战音乐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尤其重要。虽然日本侵略者禁唱抗日歌曲,但仍然不能阻挡同学们高唱救亡歌曲,“老师也从不禁止,他们的心头,也有深深的国难家仇”。袁鹰回忆当时情形:“正是在这样充满屈辱、辛酸和愤慨的土地上,一个少年人心头一点一滴地萌发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小小的火苗悄悄地燃烧起来。”“当唱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唱起‘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唱起‘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时候,我们总是热血沸腾,激昂慷慨,有时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仿佛真要长上翅膀,冲出孤岛飞向万里长空。”
  从上海发源和开启的抗战音乐,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尤其是以聂耳、冼星海、任光等为代表的一批左翼音乐家,顺应并引领抗日救亡的形势,使音乐与时代、音乐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空前紧密,开辟出一条大众化、民族化新音乐运动道路,对于中国音乐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刘捷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1682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