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叙事”到“新奴隶叙事”

作者:未知

  摘要:18世纪末,奴隶叙事的出现意味着非裔美国文学的开端。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一批美国非裔作家开始对战前奴隶叙事中的隐含问题提出质疑,并不断对蓄奴史进行新的文本探索,促成了奴隶叙事亚文类——新奴隶叙事的滥觞和发展,其中,在宗教文化方面,从奴隶叙事到新奴隶叙事的转变发生了质的变化。相比于奴隶叙事中普遍存在的对西方白人基督上帝的明确信仰,新奴隶叙事在文本中加入了大量的非洲或起源于非洲的精神元素,从而动摇了战前白人读者强加给奴隶叙事作者的宗教桎梏,开辟了关于奴隶经历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
  关键词:奴隶叙事;新奴隶叙事;基督文化;黑人宗教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124-03
  英国学者保罗·贾尔斯在其专著《美国基督教艺术与小说:文化、意识形态与美学》中曾指出,从19世纪早期到现在,基督文化是美国文学中“残留的文化决定因素”,即使是非信徒和叛教者,基督教教义也会“以某种迂回或无意识的方式”影响作者的审美与写作[1]。尽管贾尔斯的分析包含了美国近两个世纪中作家的众多作品,但在该书的最后,他却承认他的调查没有触及基督文化的一个关键方面,即非裔美国文学著作。其实,在美国非裔文学的最初形态——奴隶叙事中,基督教在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关于奴隶制的文本发展到20世纪中期却一反常态,不再专注于对基督信仰的书写。为什么最初的奴隶叙事作者要在文本中大量加入基督元素?而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后期奴隶叙事中基督文化表现方式的变化?针对以上的疑问,本文将专注于奴隶叙事文本,探索美国奴隶叙事文本与基督文化之间的关联,以考察奴隶叙事文本中基督文化元素的动态发展过程。
  一、美国黑人文学奴隶叙事中的基督传统
  奴隶叙事产生于18世纪70年代,是一种有明确目的性的文本,它们“最初是试图结束奴隶贩卖,之后是废除殖民地奴隶制(指英属殖民地,如牙买加),最后是废除美国奴隶制。”[2]尽管大多数奴隶叙事作者将奴隶叙事作为一种纪实性文本来书写,但在当时奴隶制的社会背景之下,奴隶叙事的政治舆论宣传作用几乎是无法否认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黑人文学等少数族裔文学而言,政治性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催生了黑人文学中的反抗精神以及冷静的现实主义笔触,而与现实政治的呼应也增进了黑人文学的社会价值。”[3]实际上,奴隶叙事中的大量宗教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与其政治背景——废奴运动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废奴运动的兴起与宗教有着直接性的关联。
  宗教对废奴运动的影响可以从19世纪初兴起于新英格兰,并迅速席卷整个美国的“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中窥见大概。在宗教大觉醒运动中,否定约翰·加尔文的预定论对于废除奴隶制有着关键的影响。加尔文的预定论即人皆有罪,虽然每个人都要寻求救赎,但是否能够得救,却是上帝早已选定,无法改变的。这一概念强调了上帝的绝对权威。然而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及启蒙思想的发展让人们把注意力由上帝转向了人类自身,加尔文的预定论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在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中,被誉为近代宗教复兴神学之父的查尔斯·芬妮提出:人是否得救,不是上帝的预定,《圣经》才是最终的权威。人只要能主动除罪,便能完成免罪的过程。同时,根据芬妮的观念,这场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不仅应该消除个人的罪孽,也要消除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罪恶行为。事实上,正是在这场宗教思潮运动的影响之下,改革者们才进一步认识到了即刻消除奴隸制对于实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美国历史学家邓肯·C·赖斯曾言:“毋庸置疑,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使得人们从个人的罪孽和普遍存在于社会上的罪孽中醒悟过来。因为普遍存在于社会上的最为明显的罪孽之一便是持有奴隶,所以反奴隶制运动首先是受益于伟大的宗教大觉醒运动的。”[4]
  基督教在废奴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南北战争前作为废奴运动宣传工具之一的奴隶叙事中宗教元素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奴隶叙事作家,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威廉·威尔斯·布朗、哈丽雅特·威尔逊等,其奴隶叙事文本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大量的基督元素。而且,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叙事大都是一些基督教团体赞助出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奴隶叙事中宗教元素的集中出现。然而最为重要的还是基督教以及奴隶叙事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共同政治作用和政治目的,将奴隶叙事与基督教连接在了一起。
  二、美国黑人文学奴隶叙事中的基督策略
  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黑人权利运动以及黑人文艺运动的推动下,整个美国关于如何记忆奴隶时期苦难经历的讨论达到了高潮,美国新成立的黑人研究项目都在倡导对传统的奴隶制史学进行修正,他们的呼吁得到了众多非裔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响应。黑人文艺运动的创始人阿米里·巴拉卡就明确表示,他有一种强烈的审美冲动,要揭露黑人史学中美国白人的谎言。阿什拉夫·拉什迪则进一步指出,这些谎言在白人作家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比如在托斯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尽管托斯夫人在作品中对黑奴寄予同情,并痛恨奴隶制度,但却始终把纯种黑人看作野蛮愚昧的他者,需要基督教义的教化与引导;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74年后出版的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作者米切尔回忆了南方种植园主的高贵品质,却将黑奴塑造成了愚蠢、无法独立、甚至危险的形象;在威廉·斯泰伦的《纳特·特纳自白》中,作家斯泰伦将奴隶看作没有思想的受害者,奴隶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智力来成功抵抗被奴役的命运。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上述三部作品都受到无数读者与评论家的称赞,而作品中将黑人他者化的倾向与潜意识中的殖民思想却被无数人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类似将黑人奴隶看作低等人类的暗示言论不胜枚举。为了消除种种错误的言论,众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积极投资修订历史记录,从而去挑战奴隶制所形成的一系列扭曲的意识观念。
  同时,评论家们对宗教和宗教话语如何影响美国奴隶的集体记忆越来越感兴趣,从而促使了基督文化在奴隶叙事中的阐释发生了新变化。尤金·热诺维斯以及劳伦斯·莱文等历史学家都在他们的研究中揭示了奴隶是如何利用南方奴隶主强加给他们的基督思想,来培养一种虚假顺从的氛围。他们的学术研究描绘了多种反抗的形式,从而证明即使是最虔诚最顺从的奴隶基督徒,也会通过教会集会或宗教集会等方式来巧妙地反抗他们主人的统治,以达到自身的目的。正是历史学家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动了文学评论者对奴隶叙事中基督元素的重新定位。南北战争前,奴隶叙事中大量基督元素的出现只是因为基督教以及奴隶叙事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有共同政治作用和政治目的吗?当时处于弱者地位的奴隶叙事作家在作品中使用大量宗教元素究竟是主动为之还是无奈之举?文学学者们开始进一步考察奴隶叙事作家在写作中是如何巧妙地与基督教进行交涉的?在大多数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叙事著作中,作者几乎都是通过谴责南方白人教徒的不虔诚行为和宣称自身对基督教的忠实信仰,来博得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尽管这种谴责和虔诚使奴隶叙事作家意识到,在文本中策略性的使用宗教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文学上的合法性以及政治上的支持率,但另一方面,这种策略性的宗教使用方法也进一步证实了奴隶叙事作者神学立场的脆弱性。换句话说,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叙事文本中所涉及的基督教元素,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北方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而被迫坚持对基督教的关注。奴隶叙事作者通过策略性的将自己定义为精神上得救的、敬畏上帝的基督徒,从而促使北方基督徒们认为这些奴隶值得解放。所以,战前奴隶叙事作者对西方本土宗教方面的忠实更多是一种政治策略,而并不是奴隶叙事文本与基督教之间达成了共识。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之后,更多学者对战前关于奴隶制的叙述是如何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考证,特别是奴隶叙事作者因为害怕冒犯北方白人读者或危害废奴主义事业,不得不在文本中隐瞒他们真实的话语。因此,几乎就在学者们纷纷对这些第一人称奴隶叙述的历史合法性与其文学价值提出质疑的同时,这些叙事中弥漫的沉默与模糊,引起了学界新一轮的关注。托尼·莫里森在她1987年的文章《记忆之地》中回答了这一问题:“文本与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分开的”。莫里森认为,无论奴隶叙事的可靠性有多大,实际上,“大众口味”已经决定了文本的“风格”和“内容”,迫使文本作者刪除任何可能显得“肮脏”和“过度”的细节[5]。所以,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叙事作者们大多按照北方白人读者喜爱的宗教惯例来讲述自己的记忆,从而在黑人历史上留下了诸多未能记录下的空白,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空白,才有了新奴隶叙事形成与发展的可能。
  三、美国黑人文学新奴隶叙事中的黑色宗教
  “新奴隶叙事”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贝尔纳·贝尔的《非裔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中。贝尔简要地将新奴隶叙事描述为“带有口述残余的、关于从奴役逃往自由的现代叙事”[6],但贝尔仅仅只是列举了一些新奴隶叙事的文本,对此类小说的内涵大多语焉不详。随后,诸多学者针对这一文类的空白不断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使得新奴隶叙事扩展为比贝尔最初的描述更为多样化的文本。例如在贝尔之后,学者阿什拉夫·拉什迪在其专著《新奴隶叙事: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逻辑研究》中将该文类定义为“套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叙事的形式、文本惯例和第一人称的当代小说,”[7]进一步明确了新奴隶叙事的文类特点。伊丽莎白·安·博利厄则将研究方向转向新奴隶叙事与非裔女性文学的关联上,并将其意义扩大化,认为新奴隶叙事是以奴隶制为主题,通常以黑奴为主角的当代小说作品。蒂莫西·A·斯波尔丁则认为20世纪中期的新奴隶叙事文本旨在重述过去,并试图重塑当下的历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奴隶叙事在诸如内涵、文本特征、历史重塑、性别等方面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新奴隶叙事中的宗教神学元素仍没有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实际上,几乎就在奴隶叙事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被披露的同时,新奴隶叙事文本开始出现。例如,伊什梅尔·里德的《逃往加拿大》、莫里森的《宠儿》、爱德华·P·琼斯的《已知世界》等都是新奴隶叙事的代表作。这些新奴隶叙事作者大都不再遵循战前奴隶叙事中普遍存在的对西方白人基督上帝的明确信仰,而是在文本中加入了大量的非洲或起源于非洲的精神元素,例如祖先崇拜、万物有灵、通灵术、巫术、死后灵魂等等。而在大多数战前奴隶叙事中,这些非洲神学元素则完全被视为非理性的信仰。例如在《黑人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自述》中,作者兼主人公在文本中表达了对基督上帝的忠诚信仰,却把桑迪的符咒魔法描述为无知的迷信。由此可见,在新奴隶叙事文本中,作家们开始志在发展属于黑人自己的神学文化。而黑人神学的传播与发展,为新奴隶叙事中的宗教演化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与支持。
  “黑人真正的出路是在黑人与白人、黑人与世界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同化。”[3]由此可见,在新奴隶叙事中,另类信仰结构和非西方宗教频繁出现,使不同种类的宗教作为一种工具,动摇了战前白人读者强加给奴隶叙事作者的宗教桎梏,从而开辟了记录奴隶经历截然不同的方式,进一步挑战了白人霸权以及传统形式的惯例。通过对被压制和被贬损的文化精神的文本复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后关于奴隶制的小说实现了从对基督教的绝对信仰到对非西方宗教体系的信仰的演化。“传统奴隶叙事总是在讲述黑人受难的经历,以至于形成一种思维惯例,即黑人永远是蓄奴制的受害对象,”[8]而新奴隶叙事在宗教方面的这一转变突破了对黑人的脸谱化,使奴隶不再是一味被迫接受的受害者,而成为反抗者与创造者。
  参考文献:
  [1]Giles,Paul.American Catholic Arts and Fictions:Culture,Ideology,Aesthe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2]方小莉.美国奴隶叙事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9).
  [3]张晓敏.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思想内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4]Rice,C.Duncan.The Rise and Fall of Black Slavery[M].Baton Rough: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
  [5]Morrison,Toni.“The Site of Memory.”What Moves at the Margin:Selected Nonfiction.Ed.Carolyn C.Denard[M].Jackson: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2008.
  [6]Bell,Bernard W.Afro-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M].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7.
  [7]Rushdy,Ashraf H.A.Neo-slave Narratives:Studies in the Social Logic of a Literary Form[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8]陈后亮,申富英.“艺术是通往他者的桥梁”——论查尔斯·约翰逊的小说伦理观[J].中南大学学报,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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