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教育合作发展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粤港澳三个地区的应用型大学在教育方面存在很多优势互补,为彼此间的合作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从国家相关政策出发,提炼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典型特征以及具备的基本要素来作为判断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水平,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探寻湾区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教育合作发展的路径,从而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粤港澳大湾区;院校发展与建设
  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发(2017)4号〕提到:“要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教育合作交流,完善内地和港澳教育合作与交流机制,打造大陆和台湾地区教育合作交流平台。”随着两岸交往的领域、形式、内容不断深入拓宽充实,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也已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日渐受到重视。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粤港澳教育合作发展,创新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方式,鼓励三地高校探索开展相互承认特定课程学分、实施更灵活的交换生安排、科研成果分享转化等的合作交流。”对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大湾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城市群建构来说,粤港澳大湾区需着眼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与优势推动教育的合作交流,这意味着要将大湾区要素有效融合进而支撑国家区域教育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本身有着丰厚的教育资源,香港特区的教育系统国际化程度高、科研创新能力强;广东省的教育系统规模庞大、类型多样、组织创新能力强;考虑到大湾区涉及“一国”下的“两制”现实,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合作发展需要突破原有的制度壁垒,实现人员、课程、项目甚至机构等要素的有效合作交流。
  一、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基本内涵
  应用型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应与研究性大学以及高职院校有明显的边界。首先应是具有地方性。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应大多生于地方、长于地方[1],必须合理考虑自身的定位,树立与区域经济社会休戚与共的发展观,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找准改革和发展重点,累积办学特色,厚植办学优势,提升服务能力。其次应具有服务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2]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在设置学科专业、培养人才、创新科技、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等方面必须突出应用型,注重培育应用型优势特色学科和专业,注重构建学科与应用并重的课程教材体系,注重采取面向应用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注重开展应用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注重“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最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应具有融合性。应用型大学的区域性与行业性特点要求其自身在融合发展上更为积极主动,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工程技术革新、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体现产教高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考虑与产业的联系以及对区域经济社会的贡献,跟当地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经济产业结构、地域特征等有机结合。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地缘相近,不同城市间的教育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知识和技术的分享、扩散与交换更容易进行,彼此容易建成互补、互赖、互动、互争的竞合关系。解读政策文件,吸取相关国内外经验,根据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典型特征提炼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应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适应、融入、引领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主要任务;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是组织依托;形成科学有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核心要求;確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体系是基本内容;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行业企业合作办学、合作治理是必由之路;搭建高素质人才实验、实训、实习基地是必然之举;打造“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是发展基础;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是重要使命;健全应用型人才培养及科研创新质量标准和评估体系是根本保障。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合作发展的现状分析
  我国港奥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了由劳力密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转型升级,驱动了当地教育在制度、师资、设备、学科、课程和教学等方面的发展,在参与建教合作、教育推广、协助产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经验。港澳地区应用型大学不经在办学理念、办学制度、办学模式方面非常先进,而且教育资源优质。比如:香港八所资助大学中,三所在Quacquarelli Symonds(QS)2020世界大学排名跻身全球前50位和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亚太区大学排名前十位;三所新晋大学则跻身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年轻大学前20位。香港科技大学于2018年《金融时报》全球EMBA课程连续三年位列榜首;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于2018年连续第九年获《经济学人》评为亚洲之冠;而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于2018年连续第三度或QS评为全球第一牙医学府。[3]而广东省应用型大学教育的发展规模与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凸显,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高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无法满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尽管自20世纪末开始,一批新建本科院校成功实现了由专科向本科的转型,主动将自身定位为应用型大学,但实际上要么参照学术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要么在其基础上进行了零零星星的修补,使自身陷入“学术向左,应用向右”“市场向左,人才向右”的尴尬处境。如何实现向技术应用型大学成功转型,是省内应用型大学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不容否认,粤港澳的高等教育合作也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三方在合作过程中已经探索出不同的合作交流的内容和形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人才培养合作模式(2+X联合培养、保荐研究生)、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独立校区模式。总体来看,粤港澳地高等教育合作方式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无论是 2+2、成人教育培训、还是保荐研究生项目和创办分校的模式,无疑都体现为人才培养的合作。从合作的层次上看,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同时合作的层次也不局限于非学历教育,也存在一些高层次的学历教育的合作,如珠海三所独立学院保荐研究生项目,这为粤港澳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合作开辟了良好的渠道。   但从总体来看仍处在磨合期,且无现成的规章制度可循,再加上港澳较为敏感的政治生态,人为设置的诸多壁垒,交流合作的不对等,省内师生在港澳地区得不到应有的实践锻炼(尤其是职教生所需要的实践)等原因,粤港澳交流合作实质上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为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提供了良机。应用型大学教育交流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湾区教育资源,有助于从“量”与“质”上培养大批湾区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应用型人才[4],解决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技能问题,促进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湾区应用型大学应在保持原来交流合作的基础上,立足湾区教育资源、生源资源等优势,并以此为着力点和突破口,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与创新教育协同交流合作的增量,实现湾区应用型大学教育高水平发展。
  三、湾区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教育合作发展的路径探索
  发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湾区应用型大学教育,既需要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学校等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也需要在各个层面上重点推进,整体层面上要坚持总目标,建立标准框架,落实具体任务。
  (一)整体层面上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总体目标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湾区应用型大学教育是发展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应用型大学教育发展都要从本国本地区历史传统与经济社会发展土壤中汲取丰富营养,具有深刻传统型、文化性和时代性。坚持世界一流的湾区应用型大学教育是发展的目标指向。要以更高的历史站位、更广的国际视野、更远的发展眼光,系统谋划湾区应用型大学教育发展。从现实来看,湾区应用型大学在我国从理论概念到实践探索都尚属发展阶段,有必要学习借鉴国际上尤其是德国、美国、芬兰、日本、澳大利亚等较为成熟的应用型大学教育发展模式和路径方法,在学习借鉴基础上总结发展普遍规律,进行本土化创新再造。[5]
  (二)凝聚核心要素形成分工合理、各司其职的标准体系
  在现有基础上,把握国家对应用型大学教育顶层设计的核心,尽快研制专门适用引领湾区应用型大学教育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包括基本的办学标准、培养标准、服务标准、质量标准,构成标准体系框架。同时,尽快缔结《湾区应用型大学教育发展合作协议》,切实解决湾区应用型大学学历的对接与互认、技能证照的互通、生源的互招、学分或课程的置换等问题,大力支持和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交流合作,努力实现湾区应用型大学、实训基地等资源的共享等等,推进湾区应用型大学教育交流合作的常态化、对等化。还应尽快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积极鼓励港澳青年来内地求学、兴学、就业和创业。
  (三)推动湾区应用型大学向技术应用型的改造升级
  湾区应用型大学向技术应用型的改造升级其实就是要坚持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轴心的基本路径。只有产教融合到位了,才可能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打造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各项工作都要从这个原点出发,以此为结穴,始终坚持这个轴心与基本路径不变。另外,湾区应用型大学需要重新审视打破传统学科人才培养的内容、结构和过程,按需重组人才培养课程、结构和流程,以提高实践能力为引领,进而形成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湾区应用型大学主动适应地方,主动对接产业、行业需求,并按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四)形成抟凝环境、开放合作为推动的应用文化
  鲜明的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成熟的标志,文化不能制造,要逐渐抟凝。湾区应用型大学在不同体制下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大力加强湾区应用型大学在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当前湾区应用型大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对于促进湾区文化认同,增强青年大学生的认同度、归属感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高水平应用大学,文化建设要以应用型文化为重点。这就要透彻研究应用型文化有哪些基本要素,包括显在的物质层面和隐性的精神层面的要素,如何把它从校园软硬件整体以及每个局部细节上体现出来,这既是诉诸长远、值得用力投入的战略组成,也是高水平建设的题中之义,需要明确方向,保持定力,持续推进,形成特色。
  参考文献:
  [1] 苏志刚.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探索与实践[J].中国高校科技,2019(6):4-8.
  [2] 朱建新.地方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的制度性困境、成因与机制构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5):117-122.
  [3] 肖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两岸应用型大学协同双赢发展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8(12):35-38.
  [4] 歐小军.“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8(9):17-22.
  [5] 黄崴.建立粤港澳大学联盟——打造世界高水平科研和人才培养高地[J].高教探索,2016(1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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