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为准确了解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选取1997—2016年贵州省农业相关统计数据,采用熵值法、相关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究全省及各市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及时空差异,并从资源要素、社会投入、经济产出3个层面构建了贵州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1997—2016年贵州省农业可持续性总体保持上升趋势,2010年后上升趋势逐渐加快;1997—2016年贵州9市州农业可持续水平总体保持稳定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不同;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区域间具有稳定的空间分布属性,偏北部一直处于农业可持续性高值区,南部相对较低;经济要素是影响贵州市州农业可持续性的决定性因素,其他因素则处于相对重要位置。
  关键词:农業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熵值法;聚类分析;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0X(2020)03-0096-07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Guizhou agriculture from 1997 to 2016 were selected, and the entropy metho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result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Guizhou. The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Guizhou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resource elements, social input and economic outp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uizhou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maintained an upward trend from 1998 to 2016, and the upward trend gradually sped up after 2010. In 1997-2016, the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level of 9 cities and prefectures of Guizhou maintained a steady rise, but their growth rates were different. A stable spatial distribution attribute is found in various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ions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north is always in the high value area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the south is relatively low. Economic factors are determinants affect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Guizhou agriculture, other factors are in a relatively important posi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entropy method; cluster analysis; Guizhou Province
  农业作为工业、服务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利用区域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国民经济目标,对于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1-3]。区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农业可持续研究必然要落实到区域发展系统这个特定空间[4]。对农业发展进行综合评价,探究其区域空间差异对农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区域间农业可持续发展差异化问题的研究报道较多,但研究视角各有不同。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大都采取现代多元统计分析法进行分析,如叶文辉等[5]、袁久和等[6]、周曙东等[7]、高鹏等[8]的研究。农业可持续性指标体系构建上,许信旺[9]从农业生产与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农村人口与社会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刘慧[10]从食物保障度、生态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和区域内部平衡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李周等[11]从环境、资源、经济3个方面进行探索;张金华[12]从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当前构建的研究体系中,学者们的构建方式并不一致。以往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中,更多的是涉及偏发达地区的研究,有关西部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西部山区资源禀赋不同于平原地区,其农业发展必然产生区域差异和分化,探究西部山区省份农业可持续性,并阐述其空间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因此,笔者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客观评价方式,探究了贵州省及下属各市州的农业发展水平和时空差异,并结合评价结果进一步分析该省的农业可持续性影响因素,以期为该省的农业发展和资源利用提供科学参考,也可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部,辖6市3州,其中南部分布有黔西南、黔东南、黔南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全省国土面积17.62万km2,地貌特征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喀斯特地貌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1.9%,为喀斯特地貌典型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力较低[13]。由于地貌特殊,该省小型农业机械推广力度不够,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14]。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贵州省现代农业的发展,导致其农业现代化转型十分缓慢。
  1.2 数据源与评价体系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贵州统计年鉴》(1998—2017)和各市州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原始数据计算获得。其中2012—2016年各市州耕地面积数据通过数据补全获得。
  在已有指标体系基础上,遵從层次性、可操作性、科学性原则[15],根据农业产品生产过程“投入—产出”原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为资源要素、社会投入、经济产出3个层面,共计14项指标(表1)。基本原理如下:资源要素是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投入是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外力介入,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经济产出是促进农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推手,农业经济效益获得直接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激励机制[16]。
  1.3 评价方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能够反映数据隐含信息,增强指标差异性和分辨性,避免因指标选取差异过小而造成的分析不清,从而达到全面反映各类信息的目的[17]。其计算步骤[17]如下。
  2 结果与分析
  2.1 贵州省各市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分析
  利用9市州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平均值为参考值,比较各市州变化特征,如图1 所示,在1997—2016年的20 a间,遵义、铜仁的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一直高于平均水平,属于高可持续发展区域;毕节、黔东南地区从高于平均水平逐渐低于平均水平,可持续性呈下降趋势;贵阳、黔西南、黔南地区从低于平均水平逐渐转变为高于平均水平,可持续水平呈上升趋势;六盘水、安顺两地的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属于低可持续区域。总体来看,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具有北部强于南部,东部强于西部的特征。
  2.2 贵州省各市州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时间特征
  根据熵值法进行计算,得出贵州省9市州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和资源要素、社会投入、经济产出3个层面的发展指数,如表2所示,在1997—2016年的20 a间,贵州省9市州的综合发展指数一直在上升,表明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总体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其中遵义的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六盘水的最低;区域之间可持续性增长程度有所差异,贵阳、六盘水、安顺、遵义、铜仁、毕节、黔西南、黔东南、黔南的综合可持续指数分别增长了0.478、0.410、0.455、0.472、0.472、0.405、0.479、0.442、0.488,其中黔南增长幅度最大,毕节增长幅度最小;资源、社会、经济3类发展指数在1997—2016年间总体上呈增长态势,黔东南的资源要素增长最大,为0.024,黔南的社会投入增长最大,为0.034,贵阳的经济产出增长最大,为0.143。对比3类发展指数的增幅可知,经济产出>社会投入>资源要素,这与贵州省整体经济条件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人均总产值在20 a内得到快速增长,因此9市州经济产出部分可持续性增长幅度最大。下文将以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的遵义、最低的六盘水为案例进行说明。
  如图2所示,遵义、六盘水两地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总体上是处于增长状态。遵义的综合发展指数在2014年达到20 a间的最大值0.800,2015年下降到0.659,2015年后又保持增长趋势;这与经济产出发展指数波动变化具有相似性;经济指数也是在2014年达到最高,2014年后有大幅度下降。六盘水作为综合指数最低地区,其综合指数增长趋势与经济指数增长趋势波动曲线也是相似,综合指数基本上也是随着经济指数增长而增长,并且经济指数增长幅度越大,综合指数增长幅度也越大。总体而言,1997—2016年的20 a间贵州省9个市州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资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稳步提升,其中经济产出对于地区综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最大。
  2.3 贵州省各市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图3利用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等值分段方式将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分成低、中、高3个层次,分别对应Ⅰ、Ⅱ、Ⅲ类区域。以5 a等间距时间点对1997、2002、2007、2012、2016年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从图3中可以看出,贵州省各市州可持续性空间分布稳定;其中,遵义、铜仁一直属于农业可持续性高水平区域,这些区域的农业发展持续性强,与其农业发展基础条件好、经济状况优有很大关系;六盘水、毕节、安顺3个市州都处于喀斯特石漠化区域,农业发展环境差,再加上六盘水、毕节人口基数大,人均经济产量小,更加剧了该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态势,因此整体都处于低水平可持续性;贵阳、黔西南、黔南、黔东南4市州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整体处于中等水平。
  2.4 贵州省各市州农业可持续发展区域增长差异
  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以1997、2002、2007、2012、2016年年份间的得分之差表示各市州可持续发展指数增幅变化(表3),根据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增幅变化值得出各市州农业可持续发展增长差异变化图,如图4所示,1977—2002年,铜仁、黔东南,黔西南为高增长区,遵义、毕节为中增长区,六盘水、安顺、贵阳、黔南州为低增长区;2002—2007年,贵阳、黔南高速增长,六盘水、安顺、黔东南保持中增长,遵义、铜仁、毕节与黔西南增长最慢;2007—2012年,只有铜仁属于高增长区,遵义、黔东南、黔南、安顺中增长区,毕节、贵阳、六盘水、黔西南低速增长;2012—2016年,全省普遍增长较快,出现了中部5市州呈现整体高增长状态,西部与东部中增长,只有铜仁低速增长。分析1997—2016年20 a间贵州省各市州农业可持续发展整体增长情况可知,中部各市州属于高增长区,东部各市州属于中增长区,西部各市州属于低增长区。综上所述,贵州省在2012年以前,9市州农业可持续发展增长基本上遵循“低—高—低”模式,2012年以后随着全省经济条件改善,各市州增长空间特征基本保持稳定,呈现中部属于高增长区、东部属于中增长区、西部属于低增长区的空间特征;并且贵州省9市州20 a间总体农业可持续发展增长特征基本是由2012—2016年农业可持续发展增长特征决定的。   3 贵州省各市州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相关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分析具体指标对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利用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与各指标要素进行相关分析,对相关分析取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关系越密切,越接近0关系越不密切,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影响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中,得分与指标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8~0.9的指标有农业人均总产值、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单位耕地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业从业人员数占比5个指标,绝对值前4位都是经济产出层面,只有农业从业人员数占比属于社会投入层面,说明了经济产出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绝对值取值范围在0.6~0.8的有复种指數、农业财政支出占比、人均肉类占有量和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4个指标,低于0.6的有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使用强度、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口增长率5个指标,这5个指标对于综合可持续发展指数影响较小,说明其对于农业发展可持续性影响作用不大。
  3.2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相关系数对14个指标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谱系图如图5所示。将14个指标分为4类,代表指标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分为极高、高、中、低4个等级,以说明资源、社会、经济层面具体指标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
  极高影响因素有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农业人均总产值、单位耕地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业从业人员数占比5个指标;其中,有3个经济产出层面,有2个社会产出指标。这说明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由经济与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区域内单位耕地总产值决定了农民农业收入,促进了农业整体发展,增加了农业人均总产值;农民收入组成更多来源于农业收入,区域农业发展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得到增加;区域内消费水平提升,极大地加大了各种商品的流通,刺激着农业从业人员转移就业,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增多,进而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高影响因素有复种指数、农业财政支出占比、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人均肉类占有量和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5个指标;其中,资源要素层面3个,社会投入层面1个,经济产出层面1个。农机的使用加快了现代机械种植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了耕地复种指数,同时也扩大了农作物播种面积,提升了农业产值。政府资金在农业方面的投入有利于基础水利和农田灌溉条件的改善,物种改良、农业技术方面也得到政策补助,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稳固提升起到了较大作用。人均肉类占有量增加也反映出区域畜牧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中影响因素包含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粮食产量、化肥使用强度3项指标;其中,资源要素层面有2项指标,经济层面有1项指标。人均耕地面积反映了人均土地占有量,但其并不能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程度形成较大影响;化肥投入使用会造成土壤富营养化,但从分析可以看出,化肥使用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并不大;粮食产量属于经济产出层面,随着经济水平提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由最初粮食需求逐渐转换为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粮食作物种植也逐渐被其他经济作物代替,因此人均粮食产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不大。
  低影响因素只有人口增长率这一项指标。人口数量更多决定了资源要素、社会投入、经济产出的人均占有量,但由于地区资源、社会、经济总量不同,各市州的人均占有量也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末,遵义的常住人口为622.84万人,毕节的常住人口为664.18万人,人口差距不大,但由于遵义与毕节经济总量差距大,2016年两地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就相差了2 441元,因此很直观地说明了影响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并不是人口数量与增长率。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1)1997—2016年贵州省农业可持续性总体保持上升趋势,2010年后上升趋势逐渐加快;(2)1997—2016年贵州省9市州的农业可持续水平总体保持稳定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有所不同;(3)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区域间具有稳定的空间分布属性,偏北部一直处于农业可持续性高值区,南部相对较低;(4)经济要素是影响贵州省各市州农业可持续性的决定性因素,其他因素则处于相对重要位置。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六盘水、毕节、安顺3地的喀斯特石漠化区域范围广,农业发展条件较差,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增加非农务工人员比例,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用经济助推农业发展。政府也要加大农业财政支出预算,加强农业道路交通设施、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引导农民加强种植方面的技术学习,使用新型大棚与地膜覆盖栽培技术,适量提高可用耕地复种指数来增加单位耕地总产值。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进行农业技术创新,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已不能用人挑肩扛等手工作业方式实现,必须借助于机械设备[18-19]。
  第二,贵阳、黔西南、黔南、黔东南等地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对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有限,已经很难满足当前市场经济需求。政府、社会、农户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合力打造优质农产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因地制宜,倡导绿色、生态农业,还可以通过农旅结合,充分利用当地旅游资源优势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
  第三,北部地区的遵义、铜仁在原有农业基础上,优化作物种植结构,合理种植,积极尝试利用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提高种植效益,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农业从业人数,提高家庭经济收入,达到经济与农业协调发展。政府对农业方面财政支出在财政预算中也要保持相应比例,以保障农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合理利用耕地,加强对耕地的质量保护,限制化肥使用量,保持耕地土壤活力,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一直处于高水平发展态势。不合理地利用耕地导致土壤退化,不仅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而且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20]。   参考文献:
  [1] 袁浩博.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 经济纵横,2017(11):106-111.
  [2] Elena TIMOFTI.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agriculture and the need for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Scientific Papers Series :Management,Economic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2012,12(4):83-91.
  [3] Ohlander L, Lagerberg C, Gertsson U. Visions for ecologically sound agricultural system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1999,14(1):73-79.
  [4] 卢必慧,于 堃,孙 锐. 江苏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差异性研究[J]. 现代农业科技,2016(13):315-318,329.
  [5] 叶文辉,陈丽如. 基于DEA方法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以云南省为例[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9(3):97-103.
  [6] 袁久和,祁春节. 基于熵值法的湖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动态评价[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22(2):152-157.
  [7] 周曙东,陈丹梅,吴 强,等. 江苏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28(2):116-121.
  [8] 高 鹏,刘燕妮. 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聚类评价——基于2000—2009年省域面板數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2(3):59-65.
  [9] 许信旺. 安徽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与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5,26(2):58-61.
  [10] 刘 慧.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J]. 地理科学进展,1997,16(2):21-25.
  [11] 李 周,于法稳. 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性评价[J]. 中国农村经济,2006(10):12-19.
  [12] 张金华. 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效益评价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6):178-183.
  [13] 陈永孝. 论贵州农业资源环境特征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16(4):55-61.
  [14] 田红军. 贵州省农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种子科技,2018,36(3):16-17.
  [15] 邱化蛟,常 欣,程 序,等. 农业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现状分析与构建[J]. 中国农业科学,2005,38(4):736-745.
  [16] 郭 磊. 基于熵权法和改进TOPSIS模型的水资源配置综合评价[J]. 水资源开发与管理,2017,15(5):70-73.
  [17] 徐建华. 计量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18] 陈 志. 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机械化[J]. 农业机械学报,2001,32(1):1-4,15.
  [19] 郭旭文. 新常态下河南省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9):34-39.
  [20] 陈利根.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1,28(1):102-105.
  (责任编辑:成 平)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1989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