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路径

作者:未知

  [摘 要]201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表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既是推动形成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新尝试,又是“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实践。在“新尝试”和“新实践”中,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保护”原则,建成国际一流的美丽湾区。时代发展中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绿色发展差异较大,原因各不相同,而湾区内中心城市之一香港的绿色发展程度遥遥领先,存在诸多值得地缘相近、文化相通、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湾区内其他地区借鉴。本文尝试从顶层设计、区域合作、立体支撑等三个方面探讨未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路径。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2-0085-07
  一、引言
  日前,《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颁布,引来公众热切关注与讨论。《纲要》明确“到2035年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1],强调“绿色发展,保护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环境优美”的美丽湾区。为了推动实现绿色发展,建成美丽湾区,《纲要》在发展目标方面分两走,第一步是“到2022年。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初步确立”,第二步是“到2035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可见,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要课题。
  关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四个方面。关于可持续发展,目前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定义是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2](1987)提出“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绿色经济主要是针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提出的。胡鞍钢(2008)[3]强调,绿色经济是解决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的最好方式。关于如何评价绿色发展: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不断丰富。Chen等(2011)[4]、World Wildlife Fund(2008)[5]、UNDP(1990)[6]、杨龙和胡晓珍(2010)[7]、成思危(2012)[8]、赵彦云等(2011)[9]、石敏俊(2015)[10]等从区域经济绿色发展角度做了丰富的开创性的评价研究。另外,林伯强等(2011)[11]、顾永东(2008)[12]、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2017)[13]分别从企业角度,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进行评价。这些方面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另外还有诸多研究从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甄别绿色发展的制约因素、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等方面展开,这些研究亦对本文具有较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内外部机遇与挑战、发展的阶段特征、香港绿色发展经验与启示、未来推进绿色发展路径等进行探讨。
  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时代机遇:国家倡导,公众关注,湾区潜力
  当前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机遇。首先是国家意志明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全面部署、重点推进。党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逐渐明晰,逐步凝聚全国、乃至全球共识。十九大报告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系统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括起来有“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共同建设美丽中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等方面。
  公众意识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的理念越来越得到关注和认可。绿色发展是西方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后提出来的,对当前我国任何地区而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责任重大,刻不容缓。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历经40年的快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具备发展世界一流湾区经济、更好落实国家经济战略部署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也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粤港澳大湾区GDP增长和生态环境投入持续增加,可以实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大湾区内部具备经济条件,积累了一批技术力量、人才队伍等成功案例,具备技术条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绿色发展。
  (二)内部压力:关键期和攻坚期叠加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也到了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即环境容量有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上限,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期;环境质量改善的量变还未转为质变、工程化未转为管理化,目前已经到了转变的关键时期。
  转型发展尚未完成,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键时期。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发展,正处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为目标,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攻坚期。
  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绿色发展阶段与区域内比较
  《纲要》中虽然明确提及,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从《纲要》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内容看,湾区内部绿色发展差异较大,港澳与湾区内部其他9个城市绿色发展差异大,9个城市之间绿色发展差异亦巨大。
  (一)广东省与国内其他省区绿色发展比较
  对比数据发现,广东省绿色发展走在全国30个省(区、市)前列①。按省际排名,广东省绿色发展位居第9位,其排名并未显示特别靠前,整体优势并未特别突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广东省内各地级以上城市,除珠三角9个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经济增长绿化度较低,资源禀赋、社会参与多元治理程度并未具备显著优势,省内各地区绿色发展差异较大,从而导致广东省绿色发展整体优势并不凸显。   (二)粤港澳大湾区代表城市绿色发展比较
  如果将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作为考察对象,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核心城市为代表,通过对比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绿色发展程度,可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程度高得多,也能观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发展程度显著优于按省际排名的广东省域绿色发展程度。
  有关研究表明[14],在亚太100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总体排名中,香港以得分0.611的成绩,位居第4,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及其得分依次是东京(0.707)、首尔(0.669)、纽约(0.650),香港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部11个城市当中绿色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澳门以得分0.451的成绩,位居第56位,深圳以得到0.480的成绩,绿色发展程度位居第40位;广州以得到0.449的成绩,其绿色发展程度位居第59位。
  (三)珠三角9个城市绿色发展比较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在绿色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上,根据2016年的数据,测算得到2017年珠三角9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并进行相应的分析。
  从表1可知,珠三角9个城市当中,绿色发展前3个城市是深圳、广州和珠海,换言之对湾区内城市圈而言,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3个城市圈中,各地绿色发展差异也较大。经济基础较好的深圳、广州、珠海其绿色发展程度越高,尽管由于人口密度大,经济密度大,导致受到资源环境禀赋的刚性约束,导致其资源禀赋排名靠后,但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社会公众、多元治理能力相对越强,从而导致推动绿色的能力越强。而珠三角9个城市当中经济基础略弱的肇庆、惠州、江门等地其绿色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尽管这些地区的资源禀赋较好,环境容量的刚性约束压力较小于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但是经济后发潜力进一步提升,这些城市的绿色发展之路将不同于湾区内部其他核心城市。
  值得指出的是,企业绿色发展是地区绿色发展的直接体现,关系到整个区域绿色发展层次、质量。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企业在绿色发展方面是实际表现和进步程度要显著高于湾区内部其他地区,主要表现在:企业对绿色发展的明确意识和重视程度、企业对引致外部环境污染的技术更新或创新的重视及投入力度、企业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程度等方面,核心城市的企业在上诉三个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其他地区企业的表现。
  (四)主要研究发现
  根据上述三个层次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到几点研究结论: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绿色发展程度。梳理有关研究成果,对30个省(市、区)的绿色发展指数和人均GDP进行相关性检验时,发现二者的相关系约为0.75。目前在亚太城市绿色发展中排名位居前15的,其人均GDP均超过了14000美元,这些城市仍然是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劲势头,表现为产业转型升级驱动力较强,新兴产业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各地产业依然位于产业链高端,附加值较高,对地区经济的增长依然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虽然近十年来,大家一致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环境污染,但是经济发展絕对不意味着环境恶化。相反,经济发展模式走对了,则更容易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投入,再加上新兴产业兴起,轻污染甚至无污染产业一旦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时,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则更容易推动且获得成功。第二,居民收入与绿色发展水平也紧密相关。对30个省(市、区)的绿色发展指数和人均国民总收入,进行相关性检验时,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接近0.7。不言而喻,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健康生活品质的关注力度越来越显著。从近年来各地呈现出来的对蓝色指数的关心程度、对雾霾治理的态度和行动、对重大环保事件的参与度便可获知公众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们当然也关注环境问题,在面对就业和环境保护时,个人选择就业是为了生存,有的就业岗位可能正是污染源。但是长期来看,绿色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更需要培育更多具有较高收入、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公众群体,参与、推动地区绿色发展。第三,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比亚太100个城市绿色发展程度,不难发现绿色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其创新能力相对更强。而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香港、深圳本身就是大湾区的创新中心,它们不断创新,保持并拓展创新能力,通过知识外溢、循环积累,在城市周边产生辐射效应,引领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保持城市可持续竞争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以技术为核心的创新活动,通过技术创新引致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能力具有一种扩张和循环累计能力,引领绿色发展,推动全社会共享绿色发展带来的成果。第四,“治理鸿沟”是导致地区绿色发展差异的另一重要因素。通过研究发现,绿色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其社会参与、多元治理指标得分普遍较低。我们认为,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在推动绿色发展路径方面,地区经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生产方式显著影响绿色发展成效,而当地社会组织和全民公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参与绿色治理,改善和保护环境等,更是弥补与绿色发展领先城市之间差距的有力保障。第五,区域合作对绿色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有关研究表明,城市绿色发展程度以及路径与其周边城市群紧密相关。与国外知名湾区城市群绿色发展相比较,如纽约湾区的“波士华”城市群(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湾区城市群(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相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仍然较落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间绿色发展差异巨大,尚未形成绿色发展“集群化”。当然党中央和国务院着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因此城市绿色发展应高度重视城市群间的合作发展,在大湾区内部更广阔空间统筹绿色发展,优化布局,改善城市群公共服务,形成分工合作、联动发展的绿色发展网络格局。
  三、湾区核心城市之一香港绿色发展与经验借鉴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香港,其绿色发展程度显著高于大湾区内部的其他所有城市和地区。香港绿色发展实践中是有不少值得大湾区内部其他地区借鉴的经验。   (一)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政府行政管理、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中,使香港社会各界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香港不遗余力积极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并以此强化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府的环保措施。一是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包括来自环境保育、社会服务、工商等界别富于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以及政府高层官员,以促进整个社会就香港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讨论,并让各有关人士和团体在这些事务上交流意见[15]。二是制订一套决策支援工具(名为电脑辅助可持续发展评审工具)。协助评估各项策略性政策及计划建议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就各个政府组织架构的转变提出建议,以协助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更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课题。三是建立绿色发展评估制度。根据该制度,各决策局和部门出台的有可能对香港经济、环境及社会带来明显或持久影响的新策略性措施或重大计划,都要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估,并在提交行政会议时阐述评估结果[16]。四是加强绿色发展的宣传。香港政府认为要建设绿色发展的社会,并非单凭政府之力便可,必须提高公众对绿色发展的认识。
  (二)高度重视环境保育和宣传教育工作,环境保护的力量源泉已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
  香港保护自然环境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让公众一起参与,将自然景观化为教育公园,让市民近距离地亲身感受和直接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一是高度重视环境教育。二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三是注重将环境教育融于到历史文化保护和智慧城市建设之中。如“绿汇学苑”原是一个废弃的警署,属于历史建筑,2010年经政府资助,由民间环保组织改造为向大众推广永续生活的基地。到访的市民既可以选择单纯地欣赏历史建筑的恬静美态,又可参加环保教育课程,了解社区的永续发展动向。四是政府带头实践绿色理念。其立法会综合大楼的设计采纳了多项环保措施,使其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光、发挥天然的通风和降温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
  (三)超前规划、高标准建设环境基础设施,基础设施齐全、运行高效
  香港政府注重通過超前规划和高标准建设环境基础设施来提升环保管理水平。一是超前规划。香港的环境基础设施基本都能做到超前一步规划。二是高标准建设。香港的环境基础设施通常都采用国际标准,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处理技术。根据笔者如其刚刚建设完成的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及回收设施(WEEE.PARK),就投资5.4亿港元,采用德国技术,每年可处理3-5万吨的废旧电器。2017年投入运行的污泥处理设施(T.PARK),更是投资50亿港元,每日可处理污泥2000吨。高标准建设环境基础设施为高标准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三是高水平运营管理。香港的主要环境基础设施通常是引进国际环境巨头进行日常运行管理,环保署派驻10人工作小组入厂监督。如其青衣化学废物处理中心每年可处理10万吨危险废物,每日可处理11吨医疗废物。自1993年启用以来,就由法国威立雅全资子公司衡力化学进行管理和营运工作。环保署对其处理过程进行全天候监督,并不定期抽测其废气排放情况、检查其废渣处理情况。这种运行和管理模式,既保证了专业化运营,又可实现专业化监管。
  (四)高度重视环境管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环境管理先进、细致、精准
  香港政府通过精细化和专业化监管实现对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护。一是在管理策略上强调精细化。如其将全港分为10个水质管制区,每个水质管制区各有一套水质指标,确定不同的污水处理策略及管制措施。二是通过科学模型实现精细化管理。为加强对污染的控制,香港先后从英国、荷兰、法国等国购买了空气、水质和风险评估模型。水质模型可分析排污对海水的影响,研究排放指标达到何种程度可达到水质控制要求,是否有必要维持或提高有关排放标准。三是在机构设置上强化专业化。从香港环保署的设置看,其不但在水、气、声、废等要素处理方面强化专业化,在环评、执法事项都强调“细化”和专业化,比如石棉方面执法人员不会被授权开展其他执法,只是专注于石棉污染防治。就连投诉处理方面的人员,也强调“专业”和“质素(素质)”。四是透过技术指引实现对排污者的专业化管理。香港除已有管制空气、噪音、水质及废物污染等10个法律外,还有大量的技术备忘录作为企业守法和环保监管的指引。如其对防止违反《噪音管理条例》良好管理业务守则就有供建造业使用和工商业使用两个版本。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额则先后出了七个版本的技术备忘录,以方便公众遵守。
  (五)经验借鉴与启示
  《纲要》一再强调深化粤港澳合作,发挥香港的开放引领作用,推动大湾区高质量的发展。借鉴香港绿色发展实践,笔者总结如下几点借鉴与启示:一是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到行动上。尽管湾区内每个城市具备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差异较大,但仍然可以利用湾区已具备的新能源、新材料、新兴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绿色建设和绿色交通,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落到实处,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美的发展方式落实实处。二是真正做到规划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框架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下进行的,这就特别要求各地能做到规划刚性约束,明确大湾区长期发展目标和区域分工,通过规划设计来平衡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关系。三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湾区11个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差异也较大。香港、深圳、广州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稍好,但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实践中,必然要求提升各地政府治理能力,在发展绿色经济、治理环境问题、推动生态建设等方面,政府的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湾区长远发展。国内外绿色发展优势凸显的地方政府往往其治理能力水平较高。四是注重吸引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绿色发展的宣传、报道、监督、评价等各环节。现代社会的发展,公众的力量越来越重要。绿色发展不仅仅是新兴产业、新兴业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更是关系到几乎所有个体的全部行为。绿色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驰而不息,久久围攻。国内外绿色发展优势显著的地区,其公众更加关注绿色发展,自觉形成绿色发展意识、绿色生活行为。   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的路径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经过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后,在大湾区港深、广佛、珠澳强强联合增长极的带动下,具备率先推进绿色发展的基本条件。笔者尝试提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路径。
  (一)加强顶层设计,搭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治理体系
  推动建成绿色发展共同体,空间界限将变得模糊,在开放交流与合作治理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有一个有效的多方系统。一方面在谋求发展方面,整合11个城市多边合作机制,以合作谋求跨行政区、跨流域、跨领域的治理,重点围绕区域创新、经济增长乏力、卫生、教育、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方面,完善各方已有的合作机制,构建一个更加高效的治理体系,联通泛珠三角地区,共同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更大开放格局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格局,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绿色发展的综合体。另一方面,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跨越一直以来各地各自为政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局面,应当从整个湾区未来共同发展的角度,制定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则,统筹山水林天湖草系统治理,构建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制定阶段性工作任务、要求、重点,既要考虑11个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又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共同要求,湾区内三大核心城市更要承担湾区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任,带动其他城市,解决共同面对的生态建设难题。
  (二)推动区域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各地绿色发展能力
  木桶短板是影响整桶容量最重要的因素。前文已经评判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香港、深圳、广州绿色发展能力较强,而肇庆、江门、惠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绿色发展能力更加落后。佛山、东莞、中山、澳门虽然经济发展能力稍强一些,但是在推进绿色发展方面,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形成加强的绿色发展合力,才能切实有效的推动绿色命运共同体实现。首先在处理湾区绿色发展困难、环境治理等问题时要明确“共同但有区别”。正因为工业化进程不一致,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那么在绿色发展目标、路径等方面,应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各地承担的责任应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加强湾区内城市合作,经济发达地方应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的同时,向湾区内其他城市提供资金、技术支持,通过创新合作方式、经验交流、技术援助等形式,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帮助其他地方推动其绿色发展。在推动湾区绿色发展过程中,各地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拓宽交流合作领域,谋求更大发展空间格局,通过资源重新组合,提升合作质量,建成绿色发展共同体。
  (三)注重立体支撑,构筑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支持体系
  已有研究文獻表明绿色发展是多方面的,因此需要构筑立体的支持体系,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括绿色创新支持体系、绿色产业支持体系、绿色金融支持体系、绿色知识支持体系。
  一是构建绿色创新支持体系。主要指在新经济、新技术涌现的时代,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动力。粤港澳大湾区需要重点开展新材料、新能源、绿色建设、资源环境、气候变换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培育新兴增长点。湾区内发达城市还应注重对湾区内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进行创新援助、技术援助,降低这些地方利用科技创新促进本地绿色发展的现实门槛。
  二是构建绿色经济支持体系。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粤港澳大湾区也面临共同的经济增长压力。我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动能转换,粤港澳大湾区应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合作,在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贸易规则时,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形成产业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方向。尤其是要重视企业间的合作交流,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在产业链各环节中,如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分享前沿绿色技术,共同推动绿色发展。
  三是构建绿色金融支持体系。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4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经历超高速的发展,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这在世界经济格局下都是罕见的。但是如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很多环境和社会发展目标更难实现。在金融信贷紧约束下,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应更多关注湾区就业、卫生、教育、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从绿色金融层面支持湾区绿色发展。
  四是构建绿色知识支撑体系。任何区域的绿色发展都离不开只是和智力的支持。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知识体系,应重点增加湾区各地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科研院校、学术团体、企业对湾区绿色发展方面的研究、宣传。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识别湾区生态危险、湾区城市环境影响、协调公众与湾区政府关系等方面的优势,保障其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扩大其同政府在绿色发展项目计划、监测、评价等方面的合作,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注释:
  ①研究国内有关文献发现,由于数据等原因,西藏、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未参与测算。我们将尽可能的考虑到香港、澳门等地的横向比较。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佛山、江门、惠州、肇庆作为衡量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程度,并不影响课题研究的主要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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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董玥玥)
  [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联十三五规划年度一般项目(GD17CTQ01)、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JJ03)、深圳市社科联“十三五”年度课题(SZ2018C04)。
  [收稿日期]2019-03-07
  [作者简介]彭芳梅(1982-),女,湖南邵东人,经济学博士,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创新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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