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族群文化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探析

作者:未知

  [摘 要]  客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中华汉族族群之一,长久的迁徙造就了顽强拼搏的客家人,客家人在征服自然、改造生活的过程中也造就了独具特色和影响深远的客家文化。客家商帮是形成于明清时期的广东四大商帮之一,是以文化为凝聚力,以冒险为特征,以勤俭朴实、低调踏实为核心而形成的商帮,在历史的演变中已经成为一个传统的客商文化并构成了一种具有族群特征的企业家精神。客家企业文化的典型特征和文化传承为族群文化与企业文化关系提供了样本。东莞的客家人虽然仅占当地户籍人口的6%~7%,但是在东莞甚至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不仅是东莞客家和客商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勤劳勇敢、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典范。
  [关键词]  客商;企业文化;客家文化;族群
  [中图分类号] K2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0)02-0115-10
   随着企业文化成为企业核心竞争的软实力,中国式管理在企业文化的研究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建设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改革开放后的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回归市场,向西方学习,强调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1]不过,企业文化建设不仅在于企业本身,而是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要结合各种社会因素自然生成。传统中国商业是基于乡缘和族缘文化而构成的传统社会商业文化。“每个商帮治理模式内部各种激励手段的互补性,以及商帮治理与地域文化、商人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2]这种文化的建设是基于族群层面的企业文化。族群身份、族群意识对于族群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影响重大。吴泽霖依据《人类学词典》将“族群”诠释为:“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线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3]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扎根于中国特色的族群属性。客家人酝酿的客家企业文化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客家是中华民族族群中的一员,作为独特、稳定、悠久的汉族民系,其迁徙历史、文化传统、商业精神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人文内涵。 客家人经历过战乱、频繁的大迁徙和艰难生存开拓的洗礼,加上残酷的“土客相争”,客家人形成了比其他族群更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传统的客家文化在“客商”企业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家文化的利义兼顾、以义为重、以德为先和开拓进取等精神也推动企业更好地发展。客家企业家将自己的族群文化带入企业文化建设, 其具体形式体现在企业精神和有助于企业构建及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价值体系。本文论述客家文化对客商的形成、发展和历史传承,对现代企业的文化建设、经营理念都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客家文化的形成和文化符号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数次人口由北方往南方逃难、迁徙的高潮,客家人作为持续迁移中的族群,在与周边族群发生冲突与竞争(生存竞争、发展竞争)的社会环境下形成族群自我认同及“被承认”。相对广府人和其他族群来说,客家人属于后来者,相对肥沃的水乡平地和沿海基本上已经有主人,所以客家人只能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谋生,相对处于弱势。[4]在明清人多地少情况下,土地资源的竞争导致了其他族群对客家人的歧视甚至仇恨,而户籍和科举政策的不公则彻底激发了一场场惨烈的“土客械斗”,以及土客各自与政府的矛盾。
  可以说,1851年由客家人洪秀全组织发动起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与“土客械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及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客家传统文化的烙印。另外,大批客家人纷纷参加太平军,成为太平天国势力不断壮大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且这次运动从始至终都处于客家人的领导之下。 [5]“土客械斗”的发生,也是造成成千上万的客家人走上“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和失败之后)。这些冒险移居各地的客侨又融汇了居住地的文化,随着客侨对家乡的反哺,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的融合给东莞客家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占东莞户籍人口仅6%~7%的客家人在东莞、甚至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东莞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客家人勤劳勇敢、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客家人开发史、奋斗史的典型缩影。客家人在不断迁徙或者逃亡中学会了适应生活的能力,被称为“东方犹太人”。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在长期的迁徙、定居以及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进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客家人的精神纲领。来自中原的客家人,在长途迁徙奔波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客家文化鲜明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它既继承了古代正统的中原文化,又吸收了南方的土著文化,并受到海洋文化、丘陵地理特征的影响,具有耕读持家、恪守诚信、低调务实等优秀品质。
  兼收并蓄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其继承传统儒家文化,具体体现在尊崇孔孟之道,将三纲五常视为为人处世、判断是非的道德标准,在日常生活和交际中重视忠孝节义,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视为违背社会道德和纲常伦理的大逆不道行为。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客家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它兼容并包,客家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在粤、闽和赣三角地区的客家人,在保留和传承儒家文化的基础上,与当地土著混居的过程中經历过碰撞、冲突和融合,最终形成以汉文化为主导,和周边土著文化相对区别的地域文化。客家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方式积极地融入该地域中,并向外扩展,这也是客家文化之所以能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生命力和独立性的根本原因。
  艰苦创业、刻苦勤俭的创业精神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如果说对祖先的崇拜、爱国爱乡、读书重教、耕读传家是儒家精神在客家精神中的内在传承,那么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团结协作、诚实守信、勇于冒险则是客家人在年深月久的移民生活中对儒家精神的外延和发展。文化的多元性是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虽然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与主导,但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与客家文化仍旧是有同有异。客家人有较长时间的漂泊流离生活经历,而到达南方地区之后在生存上又面临着很大的考验,一方面当时南方落后,气候多雨潮湿, 这给从北方中原来的汉民的生存带来很大的挑战,进而磨练出了客家人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迁移到南方之后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居民打交道,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客家人也在不断的迁徙中努力谋求新的发展和继续寻找机遇,因此在客家文化中就催生出了自强、自主、开放和进取的精神,相对于传统的中原汉族文化,客家文化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冒险性。   
  二、东莞客商的形成和客商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素有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传统,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客家人却并不轻商,形成了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对商业的重视是由客家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衍生出来的。为了谋求生存,保全自己人格的尊严,越来越多的客家人选择实业创兴、锐意进取、创造财富。正是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客家人突破轻商思想的束缚而积极向上、自强求富、吃苦耐劳、敢于冒险,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客家商帮(以下简称客商),是明清时期广东的四大商帮之一。传统社会中商帮的意义主要是以行业或者地域为节点而形成的一个商业帮会,而客商是以共同的文化基因形成的商帮,因此是一个更强调文化内涵的商帮。近现代的客商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帮会的概念,而是形成了一个全世界客家商人、实干家的组织网络。 客商也在艰难而独特的商业开发生涯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经商理念和商业文化,也就是客商企业家精神。
  千百年来,客家人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流动族群,四海为家,他们习惯上把自己的出生地叫作“胞衣迹”(客家话)。哪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哪里就是家,处处为客处处家。东莞的客家区域狭小,主要集中在山区的樟木头、凤岗和清溪镇,东莞客家人在商海驰骋中诞生的“商贾巨子”代表人物有蔡殷宝、阮奋鹏、彭组绅、赖云英、谢富年、温惠仁、曾立强、叶焕荣等,铸就了“诚信为本、创新为道、家国为魂、融通四海”的客商精神[6]。
  (一)融合认同,儒商情怀
  客家人在迁移的过程中首先需求的是认同,在迁移的目的地上建立新的家园,成就新的事业,首先需要的是寻求和当地人的文化融合。客家人随遇而安,儒家文化的睦邻、义友理念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寻求与当地人的融合并得到认同。客商崇尚名节,为了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及其文化达成和谐相处,必须展现一定的亲和力,而儒家文化中的重义、求仁、温良恭俭让对他们大有裨益。
  客商是我国近现代以来儒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商的典型代表,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和济世精神。客商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爱国爱乡、热衷慈善。例如清朝中期广东巨富蔡殷宝(樟木头官仓村人,清朝的东莞首富),东莞在发动建桥和河道整修的募捐时,他动辄就捐白银千两。阮奋鹏(凤岗油甘埔村人)在道光年间由其父带往越南谋生,为安南建桥,受安南王封为“邦长”。后带妻子回到故乡开办学校,资助后学,热心公益,深受百姓爱戴。宣统元年(1909年)5月15日,阮奋鹏被封为“资政大夫”(正二品),钦加一品顶戴花翎。[7]1彭组绅35岁离开家乡到牙买加经商,50岁归国返乡,爱国爱乡,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是凤岗黄洞“兴贤学校”的倡建人,主持兴建了廻龙庵桥(黄洞桥)、两渡河桥等,发动二十八村乡绅,订立“永和约,集资认股建圩”。[7]16从阮奋鹏、蔡殷宝、彭组绅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客商热衷慈善的传统由来已久,是深深植根于客家人骨血的爱国爱家的文化因子。
  客商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民族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清末开始,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客商高喊实业救国的口号,在国内大力开办实业,如,军工、铁路、纺织和矿产等,并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支持,如,蔡昌预,东莞樟木头人,在美国檀香山捐款支持中兴会革命[8]124;蔡竹友,樟木头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惠州三州田起义。[8]125进入近现代以来,以客商为代表的儒商成为爱国侨商的重要组成力量,并为近代中国的独立、自由、富强做出了杰出贡献。客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始终心系中华,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未来,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二)坚韧不拔,低调务实
  贫困的生活对部分人来说是一种苦难,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是一种机遇,因为贫困迫使客家人从山区中走出去,为了生存必须突破现境寻找新的生机。客商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垦殖开发,从社会底层做起,可以说逆境和苦难催生了客商骨髓里的吃苦耐劳、奋勇拼搏、坚韧不拔的精神。而在客商成就大业之后,曾经生活的苦难以及源自骨子里的儒商精神又使得他们非常低调务实。
  客商的低调特质由来已久,在众多企业家和实干家热衷于吆喝张扬的大环境中,以蔡殷宝为代表的客商将低调融入创办实业以及日常生活中。蔡殷宝17岁白手起家,为怕树大招风,他平常不洗鞋不梳头,出外时穿一身布衣,从不声张自己的身份。东莞客家在本地是后来的移民族群,历史上著名的“东莞博罗土客械斗”就是发生在蔡殷宝发迹的石龙镇附近。蔡殷宝作为外来人成为清朝珠三角的大富豪——东莞首富,[9]肯定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这使得以蔡殷宝为代表的客商们习惯了并且享受着那种甘于平淡、富而不傲的状态。客商的低调一方面源自幼时贫穷的生活,他们坚信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此在创造财富之后更倾向于保持低调务实,勤俭节约,不张扬不显摆。蔡殷宝被称为“低调莞商的鼻祖”。[10]另一方面则是客商骨子里的儒家文化促使他们对财富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客商文化的本质来源于儒家文化,因此客商在为人处世中更崇尚中庸克己,重视信誉和名誉,相对于财富则淡然了许多。祖籍东莞塘厦镇的葉焕荣从内地到香港,只身偷渡英国闯天下,从一名侍应生成为数家颇具规模的连锁超市老板,连续十多年是英国本土唯一登上英国富豪榜的华人,并获英女王颁发OBE勋章。[11]他平时生活十分节俭,凡事亲力亲为。
  (三)诚实守信,重义轻利
  客家商人拥有待人以诚的商业道德。客家人由于特殊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和传统中国汉族文化中重农轻商的理念有所不同,但是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客家人不轻商,恪守“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经商之道,他们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中重义的道德标准,在商业行为中更崇尚道德和信义,将商业中的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作为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强调君子言而有信,小人背信弃义。对诚信的追求和推崇贯彻在客商的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中,因此客商在商业范围内具有良好的信誉。客家有谚语描述了客商对信誉的追求:“买卖争分毫,仁义值千金。”[12]客商在耳濡目染的大环境下也将诚信奉为个人商业行为取得成功的信条。蔡殷宝经常宁愿亏本也要按照口头协定的价格交易,因而赢得了客户的赞誉。[8]123由此可见,客商在商业活动中对诚实守信有着多么强烈的坚持,这正是客家商人成功的主观因素。   客商对信誉和名誉的重视使得他们和其他商帮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比如说,同样是善于经商的犹太人则更加凸显商人重利的本质,犹太人遭受了宗教压迫、国破家亡的苦难之后,在欧洲大陆经历千年的流亡和迁徙,并保持了相对的民族和文化独立性。他们同样很重视教育,热衷商业活动,但是犹太商人对金钱有着赤裸裸的崇拜。这一点和中国客商截然相反,客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商业行为看作是迫不得已的生存行为,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读书、入仕才是真正光耀门楣的途径。为保持传统衣冠世家的声望和操守,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恪守诚信和仁义,并在取得事业成功之后,会鼓励和引导子孙后代走上读书入仕的道路,因此大部分客商都存在经商和出仕相结合的现象。
  (四)耕读传家,崇文重教
  正是作为“客”的存在状态,激发了客家人强大的“抗干扰和相互理解的能力”,迅速建立了在客居地的生存策略。这个过程加强了客家人提升“社会地位”的驱动力,“耕读传家”的传统正是由此萌发。[13]崇文重教是客家人源自骨血里的人文情怀,也是儒家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在客商的商业行为和社会活动中也有鲜明体现。尤其是客商事业有成之后,他们往往会把投资教育、支持文化事业作为反馈社会的一种途径。
  同样以清朝东莞首富蔡殷宝为例,他在晚年极其重视教育,在清朝中期就提出了男女平等的看法,可以显见他在思想和理念上的先进性和前瞻性。蔡殷宝晚年从财产中抽取大量资金作为开办教育和祭祖资金,在家族中鼓励后裔读书,由家族公费助学,读中学奖励家人八石谷,读大学奖励十二石谷,根据统计在清代蔡殷宝后裔中有贡生9人,干总2人,监生3人等。[14]东莞凤岗镇纂香书室是广东省第一大才子宋湘当年任教之所。纂香书室,始建于17世纪中叶,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15]
  进入近现代以来,客商秉持崇文重教的传统,在推动海内外华人教育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在国内大力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在大中小学中建立图书馆、实验室、教学楼,并开办助学金、教育基金;在海外办供华裔后代学习中文的学校。客商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客商的群体行为,甚至成为客商的优良传统,成为客商的一种慈善标签。
  祖籍东莞凤岗油甘埔的张友权,是全国华侨联合会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东莞市华侨中学的第一任校董及名誉校长。1957年,是他和旅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华侨曾主保及苏里南归侨房宏熙带头捐款,才使华侨中学正式建立。1987年,凤岗华侨医院也是凤岗籍华侨及旅港同胞慷慨解囊,捐款200多万建立起来的。从1957年到1997年的40年间,凤岗的华侨港澳同胞中有900人次为东莞市华侨中学捐款250多万元。2005年以后为筹建新华侨中学,华侨和港澳同胞及凤岗当地企业又捐了2 500万元。[16]
  正如前面所讲,在客家文化中,读书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客家人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即便是贫困家庭也重视教育,如,一首客家民谣这样唱道:“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客家有很多童谣谚语描述客家文化中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
  东莞的客家精英辈出,如蔡天福,祖籍樟木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曾在1906—1911年参与广九铁路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工程;[8]125张松鹤,清溪镇人,中国著名雕塑艺术家;[17]蔡丽金,樟木头镇赤山村人,是审判日本华南战区头号战犯田中久一的主任检察官,央视《正义之剑——战后对日审判档案揭秘》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曾播出蔡丽金审判日本战犯的故事;[18]杨官璘,凤岗镇塘沥村人,中国象棋特级大师;凤岗竹塘村的刘锡棠,是英国伦敦数学学会会长,伦敦大学英皇学院的副校长,他是帮助中国优秀学者“王宽诚教育一亿美元基金会”的欧洲全权代表;[19]黄龙(原名房亚送),祖籍凤岗三联排沙围村,中国著名翻译家,1955年,他是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的英文翻译,新华社的元老之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7]67蔡子培,樟木头石马人,在中共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曾任陕北公学的秘书处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宣傳部助理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20]
  海外客商早期靠菜刀、理发刀、剪刀和杂货店起家,在世界各地创立了很多华文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爱国情怀和才华横溢的华裔青年,保存了炎黄子孙的民族性。抗战时期,东莞凤岗就有20多个从马来西亚、苏里南、牙买加、厄瓜多尔、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等国回来的华侨客籍青年抵抗日本侵略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凸显了华裔新生代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法国海外省圭亚那华侨公所中文学校,多年来组织华裔青少年回国参加“寻根之旅”,蔡殷宝的后人蔡素芬(华人妇女会创始人)[21]、蔡丽红(华人妇女长虹班创始人)十年如一日义务教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国舞蹈、武术等,参与组织华人中秋和春节联欢晚会的活动。蔡丽红三个孩子都是当地的高考“状元”(前五名之一),为华人争了光。[22]蔡殷宝在海外的后人还送孩子回国接受教育,他们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23]
  旅居海外的客商 们在异地生根,这对于深受儒家安土重迁文化影响的他们来说,很容易在精神上产生漂浮无所依靠的孤独感。所以很多客商在成就一番事业之后会更加思念故乡,为寻找精神上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将自己和家乡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在海外旅居地开设中文学校,不仅鼓励和重视后代的文化教育,以及培养好家族的传承人和企业接班人,也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通过大量投资教育寻求心理上的归属,维系自己和家乡的精神联系。
  (五)开放包容,兼容并蓄
  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客商企业文化中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客家商帮之所以能延续上百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是没有前途的。正如之前所讲,客家人在迁徙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求着被当地土著居民的接纳,因此他们必然要在文化上作出一定的妥协和吸收。客家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客家人打破中国汉民族保守传统枷锁的过程。客家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根源,并融合与吸收周边地域的文化精华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客商企业则延续了客家文化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一方面客商吸收本地文化有助于减少他们和本地土著的文化冲突。客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宗旨,因为文化自信而体现出一定的大度和宽容,在日常行为和商业活动中海纳百川,更具包容性,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态度容易引起本地土著居民的接纳和喜爱。
  另一方面,客商在接纳和吸收周边土著文化时,他们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土著文化,只是为我所用而已,始终还是坚持以我为主的文化原则。客商将谋得的财富用在当地开发和建设中,推动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使自身融入当地的生活之中。
  南美洲苏里南的华人华侨占当地人口的10%左右,当中大多数是客家人,该国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是华人后裔,祖籍东莞凤岗的客家人就有5 000人左右(包括土生华人和混血儿),现有广义堂、中华会馆、华侨商会和东莞同乡会等侨团。其中广义堂的历史最悠久,创立于1930年。祖籍东莞凤岗镇的邹倩夫和张树香曾任广义堂堂长、《洵南日报》社社长。[7]118凤岗知名侨领张丰年,是苏里南总统的高级顾问,他两次陪同苏里南总统访华,受到时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的接见。[7]171
  祖籍东莞樟木头的蔡德贞女士是加拿大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是当年审判日本华南战区“头号战犯”田中久一的高级检察官蔡丽金之孙女,曾荣获英女王钻石禧勋章。2009年,哈珀总理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访问时,她是5位随行的民间人士中唯一的女性,受到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24]
  他们积极帮助华侨华人联络亲情乡谊、维护华人华侨的合法权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提升华人整体形象、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在支持家乡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正是客家文化中的包容性和兼容性让客商在面对土著文化时有更多的自信和从容,能以大度、宽容、自信和开明的态度与当地土著融合在一起,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可。
  (六)敢于冒险,勇于开拓
  客家人生性冒险,他们与强悍的土著争夺生存有限的空间。冒险精神是客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魏晋到宋元,中原汉族历经多次战火,几近亡国灭种,汉人为了生存被迫南迁,最终在闽赣粤地区形成客家民系。在长久的发展中,客家文化不仅保留儒家文化精髓,更是吸收了周边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冒险精神,因此具有十分强烈的拓荒者特质。在历史上客家人的迁徙过程中,由于南部地区开发较晚,有较多深山老林和原始土著居民,为寻找立足之地,客家人勇敢地向深山老林迈进。随着客家迁徙的人越来越多,部分客家人将目光转向海洋,不惜抛妻弃子“卖猪仔“(契约劳工)做苦力,在远赴外国的茫茫大海上,饥寒交迫,生死莫测。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英国公开招聘东莞劳工到国外做工。由于东莞客家多在山区,地少人多,加上战乱,生活贫困。因此,不少东莞客家人成了契约华工,多数被贩运到马来西亚和南美洲的苏里南、牙买加等国从事苦役。他们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开矿、种植橡胶、甘蔗等劳役,如同牛马,有些人因水土不服病死,有些人被打死。这些客家人契约期满后,自立门户,或开垦种植,或经营小本生意,经过一番拼搏,积累一些资本。有些人“金山客”带钱回来建房买房,令贫困的乡亲十分羡慕,掀起了一波波出国谋生的热潮。以东莞凤岗镇为例,目前该镇区户籍人口2万多,华侨3万多,分布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海外客家人比本土客家人多。[25]
  客商大多是白手起家,在商业活动之初往往有一段“奇缘”,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和经验,除了敢于冒险之外,还要敢于抓住机遇,所以最终功成名就成为一代巨富的客商往往都有一段传奇的经历。
  客商来到异国他乡之后,为了生存需要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因此,客商在创业之初几乎都做过伙计学徒,漂泊海外,他们没有贵族世袭、家族遗产,更没有庞大的官商协作網络相助,他们的财富和事业完全来自吃苦耐劳和努力拼搏。马来西亚客家会馆主席谢富年,祖籍东莞凤岗镇,2019福布斯马来西亚50富豪榜排名第13位,现任马来西亚政府高科技房屋建筑产业协会主席、马来西亚旅游行动理事会理事等公职。他作风大胆,敢为人先,旗下的双威集团业务遍布12个领域,即房地产、建筑、建材、酒店、零售、休闲、商业、贸易和制造、医疗、教育、采石和房地产投资信托。[26]
  (七)精诚团结,乐于助人
  客商的团结首先源自客家文化中的族群意识。 客家人是既分散又联结的族群,客家人必须拧成一股绳团结在一起,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迁徙。来到迁徙地之后,他们从自己熟悉的家园和生存环境中脱离出来,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为了更好地生存,客家人一般是聚族而居,以一个族群形成一片居住区,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共同抵御当地土著居民的侵扰,并有意识地保留传统的族群文化。这一点从客家人的建筑中可以窥探一二。如,蔡殷宝在清朝年间所建的豪华庄园,被称为东莞版本的“三家巷”,占地近2万平方米,140间房屋。三家巷的门框都取用麻石做框,整齐划一,又坚固耐用。140间房子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巷道十分狭窄,这样设计的主要功能作用有点类似福建的客家围屋,有事时便于大家迅速传达,一呼百应,可以维护家族的共同利益,这反映了客家人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27]
  在客家人被迫离乡背井、流离他乡的过程中,许多困难都得依靠自己人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去解决,共度难关。因此,他们每到一处,本姓本家人总要聚居在一起。 这种十分浓厚的族群意识也深深流淌在客商身上,并且他们将族群意识外延发展成为爱家乡爱同乡的意识。
  东莞凤岗竹尾田村赖云英,幼年随家人赴马来西亚打拼,然后辗转到香港经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回乡匿名助学。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的企业也不大,在家乡捐助项目有:东莞华侨中学、东莞(凤岗)华侨医院、凤岗镇中心小学、凤岗端风小学、凤岗中心幼儿园。另外,她还在河北、贵州、广西等地捐建了14所希望学校。赖云英被评为2010年中国南方华人十大慈善人物之一[7]99。   对于大部分旅居海外的客商而言,持續的移民迁徙让他们在精神和文化上有种流离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定,他们在海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形成和组织客家人团体,以此来保护客家人的群体利益,尤其是旅外的客商喜欢聚居一处,创立唐人街,保持传统的生活习惯、风俗民情,海外客商喜欢组织成立同乡会、宗亲会。客家人散而聚居,同时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客家话成了识别客家人和维护族群团结的重要纽带。目前国内外的几千万客家人创立的同乡社团和客商社团有数千个。客商通过社团活动将海内外客商联结在一起,一方面维持着对客家文化的传承,不至于被当地文化所侵扰,让客家文化能持续不断地在群体中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大家精诚团结,保护海外客商和华侨的利益。正是漂泊流离中形成的客家文化让客商善于运用地缘、血亲等条件成立同乡同宗组织,以同样的文化内核形成互助合作关系。
  (八)创新开拓,敬业乐群
  客商善于捕捉商机。客商的精神在“客”字上,客,如上所述,客家,一个不是用地名为名的族群。“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28]说明了其游离性,商业的本质也是实现货物的流通,通过流通交易,“客商”没有地界、没有国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市场的机会往往被人忽视,客商遍布世界各地,这也正是客商可以利用的好机会。客商逐渐从家族型生意走向集团化,应充分发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瞄准市场,做到人无我有、扬长避短、人有我新,最终占领目标市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从“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29],企业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客商客侨的成功正是因为抓住了别人忽视而不屑做的生意,开拓新的市场。广东商人一直流传“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的谚语。[30]客商勇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敬业乐群、乐意包容和共享市场。
  祖籍东莞凤岗镇的马来西亚华人曾立强,在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排名355位,2019年福布斯马来西亚50富豪榜排名第6位。他经营博彩、房地产、能源、娱乐影视业。曾立强早在20年前就大胆地从马来西亚到柬埔寨投资,创办了金界娱乐城。曾立强有“柬埔寨赌王”之称,是东莞客家籍人的当代首富。[31-32]
  温惠仁祖籍东莞市清溪镇,是法属大溪地的华人首富,他在当地最早将养殖珍珠大规模产业化,人们称他为“珍珠大王”。温惠仁麾下的养殖场每年出产珍珠150万颗,价值1亿美元,占大溪地黑珍珠产量的一半以上。 温惠仁在1996年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 “国家功勋骑士勋章”。[33]
  客家人经历流离失所的历练,极具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经商就成了客家人安排剩余劳动力、提升家族地位、解决生计民食的出路。鸦片战争之后,更多的客家人走出国门,重商立业观念和尊重商人风尚逐渐形成,客家商人重文不轻商,自立自强、奋发进取、出奇制胜、创新开拓、敬业乐群。东莞的客家人到世界各地谋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海外的文化熏陶,年长月久、潜移默化地将客家文化和西方文明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东莞客侨文化。
  (九)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客家人,他说:“客家先民在中原老家受到儒学的传统教育,宗族家族观点根深蒂固。离开中原背井离乡,长期的流浪生活,更体会到宗族家族合力的重要性,更加巩固和加强了宗族家族的观念。于是敬祖睦宗的思想观念显得十分突出。背父骸,聚族而居,修族谱,修宗祠十分突出”[34]。
  在客家商人与产业的经济活动关系中,以光宗耀祖、扬名显亲作为向上的动力,对客家人的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不断地激励着年轻的客家人。客家人认为壮大自己家族的势力,可以抵御族群歧视和欺凌。客商衣锦还乡、回报乡亲,榜样的力量引发了“蝴蝶效应”,攀比的世俗心理和争一口气的“硬颈”精神,支持家乡建设成为了客商追求的人生目标。在外事业有成的客商有落叶归根的传统,很多人都回到家乡买田买地建大屋,光宗耀祖。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凤岗镇很多漂洋过海在异国发家致富(包括“卖猪仔”)的华人,陆续回到东莞,买地置业兴建碉楼、客家排屋(类属国外的联排别墅)。新中国成立前,凤岗镇有160多座碉楼,现存超过120座,有的村多则一二十座,无论是造型还是结构都有海外建筑的文化风格,很明显是中外合璧,可与开平、台山的碉楼媲美。这些华人建造豪华碉楼和排屋,其中重要的动机是凸显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土地政策特别宽松,又有一些客家华人回乡建屋、建厂房,当时很多人不看好东莞的投资环境,华人爱国爱乡,支持家乡改革开放,也包含上述的动机。有学者认为苏联的改革开放没有像中国一样的成功,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少了一批如中国客商这么有强烈家乡情怀的商人。
  客家商人的家族观念传承至今,经久不衰。祖先是客家人心中的信仰和依靠。清朝时期对客家人有过各种极其严苛的规定,须在当地居住超过20年,且置有房屋、田产、庐墓等,才能够申请当地户籍,才与本地人相对平等,如参加科举等。在清廷废除这种法律之前,这也迫使客商为了法定认可省份而努力积累经济实力,还必须谋求墓葬之地。客家人与土著争夺资源,除了武力之外,力求做到“天人合一”,“风水”也是一种有效和“文明”的方式,有的客商为争夺风水宝地和保护“龙脉吉地”而发生“土客械斗”,如此种种习俗也与客家人艰难而独特的迁徙史和无时不在的危机感有关。
  成功的东莞客商要办几件大事:买田买地、做碉楼建大屋、整理族谱、建宗祠、修祖坟等。生时建功立业,告慰父母,为祖宗和族群光耀门楣、为家族兴衰而奋斗,把祖先信仰和“风水”当作精神力量;死后立碑进祠,保佑子孙后世代代平安,使后人引以为荣。上述种种都是客商追求成功的动力源泉。正是客家人尊祖敬贤、和睦家族、辛勤创业、重名节的族群家风,也表现出作为汉民族的客家人和客商,具有自然和历史条件下的优良传统和劣根性。
  三、以客家文化为基础的客商企业文化
  文化资本不仅是客家商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发展创意产业的源泉。“客家文化”作为一种族群文化,不仅是传承,也是创新。近代客商不断从文化元素中汲取灵感,抽绎概念,建构“客家文化创意产业”。[35]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认为不同地区的管理理念要受到地域文化和人文风俗的影响, 客商是我国传统商帮中儒商的典型代表,也是近现代儒商文化的践行者和开拓者,在我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推动我国民主革命、抗战胜利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客商文化,弘扬儒商精神,对发展壮大民族经济、推动现代科学的商业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客家文化推动客商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不仅包括当代科学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也包括企业文化建设中所汲取的传统文化,将种族、民族、国家和现代管理思想相结合,才能为企业员工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价值判断标准,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环境。
  客商企业文化正是以客家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客商作为客家人群体中的翘楚,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文化的主要建设者,他们本身的文化内涵、思想观念对企业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他们的优秀品质、道德规范和经营思路也是民族、种族和国家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客家文化是客商企业文化的基石。
  企业文化能从不同方面呈现出民族性、系统性、人文性和时代性等总体特征,即,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企业文化也是不同的,多种特征构建为一个企业的总体文化特质,包括:企业创新精神、人文精神、团队精神、进取精神等,这些特质对企业的经营风格、员工的成长和行为都有着积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二)客商企业文化的凝聚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也是企业社会形象的集中体现,在当代的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大环境下,企业文化不仅能提升企业的外在形象和提升企业的社会效益,更能给企业经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可谓品牌即口碑,口碑即财富。
  在客商企业文化中,崇尚仁义道德、诚实守信的客家文化能幫助客商企业建立企业信誉,获得更多的投资和销售渠道,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因此能有效地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拓展企业销售渠道和规模,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客家文化中对德、仁和义的追求能提高企业员工的责任感,帮助企业内部建立起信任、尊重的工作氛围,降低企业内部管理和监督成本。
  另外,强调团结的客家文化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股凝聚力,企业文化的建设本质上是为了让企业员工更加认同企业的经营理念,形成一张良好的心理契约,让员工在思想和行动上体现出趋同性和一致性。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企业员工在思想和行为上才有更好的表现,合乎企业氛围的预期。因此精诚团结的客家文化是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粘合剂,可以将企业员工在共同的经营目标下团结在一起,使他们目标明确,方向一致,团结协作,形成强大的行动力。
  (三)客商企业跨文化管理
  客家文化的开放包容是客商企业采取跨文化经营的思想前提,能有效减少客商企业和当地文化的文化冲突。另外,客家文化中热衷慈善和教育的义举也有助于多元文化的融合。由于深受客家文化影响,客商在东南亚诸国进行商业活动时,很少出现倚强凌弱的现象,而是积极和当地的土著拉近关系,展现亲和力,弘扬儒家精神,并将所获得的大批财富回馈到当地建设中。客商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客商企业在海外的长期稳定经营,并在当地土著文化中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商业环境,推动了客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弘扬儒商文化对充实和改革民族企业家的人文内涵、文化素养和商业素养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客商的爱满天下、乐善好施、爱国爱乡、开拓创新、低调务实的态度对当前我国民族企业家的素质建设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现代民族企业家学习蔡殷宝等客商领袖的经营管理理念、爱国爱民精神、兴办实业态度,不仅能提高他们个人素质,更能为企业建设、家乡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起到推动作用。作为一个独立而不断发展的商帮,客商是最早接触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国传统商帮,他们在海外商业活动中的荣辱得失积累成宝贵的商业经验和财富,对于在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下的中国现代企业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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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刘阿荣:《近代客家商人精神的社会分析》,房学嘉、冷剑波、肖文评等主编:《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Abstract: The Hakkas is one of Chinas Han ethnic groups with long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long-term migration has created the indomitable and struggling Hakkas, and they have created the characteristic Hakka culture with profound and lasting influence in the process of conquering the nature and transforming the life. The Gang of Hakka Merchants is one of the four gangs of Guangdong merchants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such a gang of merchants taking its culture as cohesion, featuring the adventure and being industrious, unadorned, low-key and pragmatic as its core, and as a result, it has become a traditional Hakka merchant culture and formed a kind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 the ethnic-group characteristic ove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Hakka corporate culture have provided an example fo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nic-group culture and the corporate culture. The Hakkas of Dongguan only accounts for 6%~7% of the locally registered population, but they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in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nd even in the world, they have been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witnesses of Hakka and traveling merchant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Dongguan but also the model of industrious, brave and struggling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s: Hakka merchants; corporate culture; Hakka culture; ethnic-group
  (责任编辑 刘永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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