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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政策走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梦琦 刘宝存

  摘要: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必须以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开放工作大局为宗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不断丰富其发展内涵。面向教育现代化2035年,我国将通过打造教育交流合作新局面,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优化出国留学服务,打造国际留学中心,开发国际一流教育资源,完善中外人文交流全球布局,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稳妥推进境外办学和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政策措施进一步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高我国的教育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教育对外开放;政策解读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教育对外开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的同时,“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侍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在逆全球化苗头显现,封闭与开放、单边与多边、独占与共赢出现较量的变革时期,教育对外开放需要与时俱进,以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方案引领中国教育发展,服务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同进步。
  2019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正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新时代对教育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2]。《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其中將“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列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并明确了未来教育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和实践路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迈向全新高度,将有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全面促进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建设。本文在深入挖掘《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和《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等文件,分析我国未来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走向。
  一、打造教育交流合作新局面
  教育交流合作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与基本途径,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机构互动、制度和项目对接等形式促进与不同国家、地区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当前,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格局,但也面临布局不平衡,学历学位互认体系进展缓慢,对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滞后,以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亟待加强等问题或挑战。因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的要求。
  1.优化教育交流合作国别与区域布局。基于对外开放工作大局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我国将有针对性、有重点地与教育交流合作薄弱国家和区域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政策对话与沟通,寻求双方教育交流合作的利益交汇点,拓展教育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实现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和优势互补,推动教育事业的合作共赢。
  2.多渠道引进国外优秀人才。未来我国将如何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首先合理规划,拓宽与打造引进渠道和平台,配备先进教学科研和服务设施,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校园文化,增强对国外优秀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吸引力。其次,建立外籍教师资格制度,推进外籍教师资格认证,助其融人中国教育体系,推动长远和实质性交流合作。再次,简化外籍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审批、签证、居留等手续,建立海外教师和科研人员回国就业创业、落户、子女人学等“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优秀人才来华或回国工作摒除后顾之忧。
  3.选用国际高水平课程资源。首先,依托“双一流”建设,围绕国家急需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类专业,有重点、有步骤地改造升级高校现有专业,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其次,紧跟世界科技前沿,支持有条件的学校选用国际高水平理工类专业课程、教材,提升我国科技人才培养的实力与成效。最后,聘请高水平国外师资授课或进行科研合作,鼓励选用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材,优化课程结构与内容,促进相关专业教学科研水平的发展。
  4.建立双向交流合作机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这一方面需要参考国际通行做法,通过平等对话,鼓励中外高校开展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项目,建立学分积累、转换制度,以保障双方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确立国家教育资历框架和教育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学历学位互认标准,完善联合学位培养制度与法律法规,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提高我国学历学位全球认可度,为深化教育交流合作提供基础。
  5.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基于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需要,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所需人才和教育交流合作方式开展工作。其一,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非通用语种急需人才的合作培养,“构建语言互通协调机制,共同开发语言互通开放课程,将沿线国家语言课程纳入各国学校教育课程体系”[3]。其二,培养通晓涉外法律的高层次人才,畅通“一带一路”教育法律、政策协同研究,为规范沿线各国交流合作、推进教育政策互通提供支持力量。其三,支持我国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和企业共同走出去,发挥我国教育优势,吸收他国长处,创新“一带一路”人才培养、科技发展模式,以人文交流基地带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形成。
  二、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4]。它是吸纳国际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借鉴办学管理模式,整合国内外软、硬件设备和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拥有核心竞争力人才,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教育对外开放能力的有效途径[5]。在经历了审慎发展、不断突破和逐步完善三个阶段之后,中外合作办学基本实现全面、立体式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办学定位不清、方向不够一致、办学行为亟需规范,以及办学质量有待加强等现实问题或挑战。这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原因所在。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服务大局、增强能力”,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统筹协调。   1.对接国家发展需求,精准中外合作办学定位和战略布局。首先,坚持中外合作办学目标与行动同我国宏观教育政策相协调,将其纳入国家和地方教育事业整体规划,既强调吸收国外先进办学经验,也突m所在地办学需求与自身特色。其次,发挥合作办学机构在专业设置上的互补性,重点引进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紧缺学科专业,以及与国家优先支持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6],形成“需求个性化、策略针对性”的办学布局。
  2.建设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机构和项目,形成优质国际化教育资源。高质量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无法脱离世界著名高等院校的参与,优质生源、师资和配套资源的加盟。因此,我国将首先进一步优化合作环境,吸引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研究机构同国内相关学校合作,发挥辐射引领作用,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提供发展的土壤。其次,推动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形成组织联盟,通过优质资源汇聚打造国际一国家一地方教育资源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机制,发挥其在教育交流合作中的协同效应。最后,在引进、消化和吸收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注重办学理念与方式的自我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以提高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
  3.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与中外合作办学退出机制,保障中外合作办学健康有序发展。就目前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存在的混乱、无序或违规招生等不规范行为,政府已陆续出台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等相关意见和处理办法。未来,在重新审视中外合作办学已有的监督监管、定期评估、资质认证制度的基础上,首先,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针对合作办学的“全过程监管”,减少和杜绝无效或低端的合作资源引进;建立全链条式监管系统,并定期向社会发布信息分析报告,形成公开、科学的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监管机制。其次,在完善办学资质、课程设置和文凭证书认证制度的同时,建立中外合作办学退出机制。对于教育质量低下、财政状况不佳、不遵守办学承诺或合作学校管理制度者,将按照一定的程序使其转制甚至退场,从而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中外合作办学健康有序发展。
  三、优化出国留学服务
  出国留学教育作为我国教育“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加强新型学科和急需学科建设、促进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优质教育的渴求和促进个人发展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出国留学教育,形成了国家、单位公派留学和白费留学等多种类型,出国留学服务与管理体系也愈加制度化。但我国作为“后發型”国家,如何统筹出国留学政策规划,充分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培养急需人才,完善出国留学管理和人才回流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优化出国留学服务”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注的义一重点议题。
  1.加强顶层设计,平衡不同地域公派留学生规模与留学目的国布局,优化出国留学教育结构。我国将发挥国家公派留学的扛杆作用,通过专项计划,扩大中西部地区高校留学人员的选派数量,活跃落后地区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大赴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派遣力度,促进留学人员在全球的广泛分布;继续促进高层次高学历人才m国留学,优先派出理、工、农、医等传统专业领域学生,重点派遣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等新兴或交叉学科人才,同时避免忽视对人文社科专业学生的派出。
  2.立足国家诉求,集中公派留学资源培养急需人才。一方面,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7]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发展所需重点行业,“预测未来急需的高技能人才种类,适时调整人才需求目录”[8],合理规划和派遣相关专业人才出国留学。另一方面,完善出国留学选派机制,坚持一流学生到国外一流院校或专业师从一流导师的“三个一流”选派原则,加大择优资助扶持力度,保证公派出国留学生水准,提高公派出国留学效益。
  3.加强对白费留学生的服务、管理和奖学金资助。作为国家未来重要的人力资源,白费留学生群体将受到更多重视。针对白费留学生的发展,一是及时为其提供信息服务,促进不同群体留学资源的共享;完善配套措施、改善服务机制,拓展咨询和投诉渠道。二是规范白费留学市场,保障白费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海外资源筛选制度,优化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三是发挥奖学金引领作用,引导更多学生选择沿线国家留学;加大对优秀白费留学生的资助力度,促进留学质量的提升。
  4.健全留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优化留学归国服务,深化人才引进机制。出国留学生工作中,派遣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吸引学成人才回国。尤其是在白费留学人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吸引人才回国更显紧迫和必要[9]。为此,我国将健全留学生归国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完善留学归国人员安置机制及配套设施,吸引优秀学生回国工作;加强海外留学生引进和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从经费、软硬件设施配备,各高校、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协同合作等各个方面营造优质的就业环境与更为包容、积极和开放的文化氛围;规范留学服务市场,通过完善选拔、派遣、管理、回国、就业工作等全链条机制,健全出国留学人员服务体系。
  四、打造国际留学中心
  来华留学作为教育对外开放“引进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从过去的“扩大规模”向“提质增效”阶段发展:来华留学政策目的更加面向教育本位,政策取向更加重视内涵发展,管理体制更加突m地方分权、简政放权与放管结合,办学主体更加重视学校作用,学生管理逐步迈向趋同化[10]。但面对国际留学市场的激烈竞争,我国如何脱颖而出、持续有活力地吸引国际留学生,并建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教育高地?这需要深入筹划与创新实践。《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的改革思路,为我们下一步改进来华留学教育提供了方向。   1.打造国际留学中心,吸引国际优秀学生来华学习。我国将秉持“扩大规模,优化结构”[11]的方针,一是持续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继续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加强对留学教育的推介和宣传;二是发挥政府奖学金作用,保证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规模,同时鼓励并支持地方、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自然人设立各类留学奖学金,改进留学生资助和选拔方式,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奖学金体系”[12];三是优化来华留学专业结构,提高传统优势专业之外诸如STEM等专业学生的比例,提升留学人员学历层次结构,扩大学历生招收比例,推动来华留学向高层次发展,同时“加大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建设力度,构建来华留学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体系”[13]。
  2.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要实现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以质量促发展,以规范促管理”[14]的行动原则。一方面,我国将更加注重留学生生源质量,建立人才正向筛选机制;构建来华留学预备教育体系,增强留学生语言能力、学术适应能力和跨文化理解、交际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将进一步完善来华留学外部质量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标准;鼓励高校积极推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成立留学生教育评估委员会等,以优化和指导留学生教学和日常管理工作;引入第三方认证,由专业机构对留学生教学和科研工作进行评价,为留学教育保驾护航。
  3.建构来华留学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留学中国”品牌。一是以来华留学生需求为本,改进签证政策,提高签证审批效率,完善来华留学生校外住宿、勤T工助学、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二是注重开放式发展,增强高校包括招生、教学、毕业管理在内的信息化国际服务水平;加强中外学生互动融合,增设跨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等项目,形成“趋同化培养”与“特色化服务”兼顾的管理体系,以提高留学教育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完善优秀毕业生在华工作制度,畅通留学生实习和就业渠道;与企业对接建立留学生实习基地,为优秀留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四是做好来华留学生校友工作,设立中国留学生校友会等组织加强与毕业生联系,全维度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及其影响力。
  五、开发国际一流教育资源
  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是指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水平和办学特色,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教育教学理念,人才培养结构与模式,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方法,教育管理制度,师资队伍,管理团队和质量保障体系等[15]。教育资源是开展教育活动必备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只有拥有国际一流的教育资源,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实现培养优秀人才、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和提高我国教育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伟大愿景。因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重點呼吁应当“开发国际一流教育资源”。
  1.统筹利用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在借鉴、吸收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教育资源。一是深入调研和充分挖掘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如选择优质课程教材,建立课程资料库,扩大先进硬件仪器和科研设备、国外高端人才与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和方式的引进力度,调动优质软硬件资源流向国内。二是借鉴、整合与吸收全球优质教育资源,驱动教育资源创新发展。在对国外教育资源和发展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打造一流学科、重点平台,积极推进“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等项目,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竞争优势的课程、教材、教法,以及专业管理模式等。
  2.建设中国特色教育资源推广平台,创建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积极培育学术评价机构。一是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推动多方参与开发优质资源共享;二是优化课程、教学支持等“平台+教育”服务模式,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向世界推广介绍中国教育理念和经验;三是鼓励创建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支持反映或解决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创新性、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服务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四是培育学术评价机构,以适应本土教育发展为目的,创新学术评价指标,建立普遍适于我国大学发展的学术评价体系,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教育、学术和学科评价的全球影响力。
  六、完善中外人文交流全球布局
  中外人文交流是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夯实我国与其他国家民意基础的重要途径。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要“以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为根本,以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为宗旨,创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改革各领域人文交流内容、形式、工作机制,将人文交流与合作理念融人对外交往各个领域”[16]。教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文件中均有充分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再次强调“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拓展人文交流领域,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任务。
  1.引领各国参与形成同各层次、各领域深度融合且相互促进的中外人文交流格局。一是充分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示范带动作用,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为重点,继续加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民间合作力度,完善中外人文交流全球布局。二是引导和鼓励广大师生参与中外人文交流,积极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培养青年人的爱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文化包容精神,在交流互鉴中展示当代中国的形象。三是调动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在高层次、高级别交流中的引领作用,同时注意重心下沉、贴近民众,创新体制机制以便为人文交流与互动提供有力条件与保障。
  2.拓展人文交流内容与形式,打造更多促进民心相通和文化互鉴的中外人文交流品牌,以文明成果共享带动互利共赢。首先,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既重点支持汉语、中医药、武术、美食、节日民俗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义加强中外在文物、美术、音乐展演、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和重点体育项目发展等文体方面的合作[17]。其次,加强中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国际合作与协同创新,以探究人类发展的重要科学、人文研究议题深化中外高端人才对话,促进中外智库交流和“教育共同体”建构。总体上,遵照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以长效发展为原则,通过鼓励招商引资、自主创业、与权威机构和民间力量合作等方式,形成一批丰富多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外人文交流品牌项目。   3.打造和提升自身教育实力,充分施展中华文化魅力,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一方面,在吸引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选备优秀教育素材、开发教育案例、积累教育资源、优化合作模式,苦练内功,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工程教育、农业教育和教师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成果。另一方面,搭建多元化平台,利用各类线上线下手段,以合作方易于且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中国智慧、经验与方案,并“建立完整、先進、高效的宣传服务系统,将中国人文交流的特色、诚意等宣传出去”[18]。
  七、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
  孔子学院(课堂)作为国际汉语推广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经过15个春秋的发展,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开展中外教育合作、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与中外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面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干扰和围剿,孔子学院(课堂)更需以开放的姿态、强大的包容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方式迎接不同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挑战。同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践行者和促进者,孔子学院(课堂)始终致力于深化中外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文明的进步。因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同样提出了“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的要求,并为孔子学院(课堂)未来发展策略指明了方向。
  1.优化办学布局,拓展办学功能,以明确的目标定位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协同发展。在办学布局上,我国将不仅限于巩固已有孔子学院(课堂)的发展,而且将循序渐进地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课堂)事业,平衡与优化办学全球布局,完善孔子学院(课堂)结构。在办学功能上,我国既要主动适应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需要,义要坚持服务当地、互利共赢,明确和发挥孔院作为综合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促进各国人民和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互鉴,努力为当地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提供服务[19]。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健全助力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发展的人力资源体系。推动孔院院长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将孔院外派队伍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有机结合;扩大志愿者选拔范围和规模,建立后备志愿者人才库,提升志愿者待遇水平;注重从优秀志愿者中选拔培养专职国际汉语教师和管理干部[20]。同时,依托国内高校建设教师培训、推广基地,通过共设专业、联合培养、海外实习等方式培养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形成助力孔院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体系。
  3.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大力推进孔子新汉学计划,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鼓励各地孔子学院(课堂),根据汉语教学大纲,结合当地学员需求、文化特点和自身运行情况,开发多样化的特色课程。加强教学案例库建设,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并为教师教学交流搭建平台。同时,持续推广孔子新汉学计划,吸引各国优秀青年以进行课题研究、攻渎学位等形式来华交流考察;助力世界知名学府发展中国学等专业领域的教席,资助优秀中文著作和译著面向海外发行,繁荣孔院中华文化研究内容与学术会议等活动项目。
  4.创新传播方式,深化运营机制改革,提升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资源整合能力。一是发展“网络孔子学院”,创新孔子学院(课堂)发展模式与文化传播形式,做到因地制宜和有的放矢。二是推动孔子学院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型,健全中外合作运行机制,完善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21]。我国将继续拓宽筹资渠道,健全经费投入机制,鼓励和吸引海内外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出资办学;完善理事会制度等组织内部协调机制,注重国别化、差异化,避免“一刀切”做法,充分激发办学活力;吸收其他国家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优秀经验,加强中外校企资源共享,提升资源整合效率与语言文化传播效能。
  八、稳妥推进境外办学
  境外办学主要指我国学校独立或与境外具有法人资格并且为所在国家(地区)政府认可的教育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在境外举办以境外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教学活动[22],是我国教育“走出去”的最新一步,也是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有效途径和时代赋予我国教育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教育机构境外办学发展模式和成就初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面对办学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缓慢,办学目标和方式模糊、松散,特色不鲜明和水平有限等问题,《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建设‘鲁班工坊’’’等重点改进的方向。
  1.鼓励高校配合企业“走出去”,加强境外办学的政策指导和制度创新。首先,鼓励高校瞄准“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产业国际布局,与“走出去”企业合作,结合对接输入国市场需求,加快专业结构调整步伐[23],开发与国际标准对接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体系。其次,参照《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规范境外学校的筹备建设、教育教学与组织管理工作,完善宏观管理制度与学历学位认证与颁发制度,不断提高境外办学的质量、声誉和效益。
  2.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提升国际学校的海外影响力。一是我国将积极鼓励中国国际学校走出国门,在需求最为迫切、条件最为成熟的国家先行推动建立中国国际学校试点,积累经验并逐步推广。二是通过加强海外国际学校各阶段教育课程、初高中考试的衔接,建立学分转化体系等方式,一方面满足我国公民子女在海外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将提升中国海外国际学校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扩大国际学校在当地的影响力。三是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特点,进一步挖掘并发展中国海外国际学校特色,优化国际学校的运行方式;同时,加强跨境宣传,借助多元融合的国际学校教育模式,向世界展示优秀的中国教育理念与文化。
  3.鼓励中高职业院校面向国际,建立“鲁班工坊”。目前,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已初步形成从点到面的发展格局,打造了一批“走出去”办学品牌,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24]。未来,我国将继续深化“鲁班模式”发展内涵,促进中高职院校了解和利用国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优势和中外经济协同优势,为在海外建立“鲁班工坊”提供内生力;加强合作中的话语建设,开发基于双方实践的国际化课程与教学标准,提炼专业技术并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发挥职业教育在当地院校、企业和政府联动中的特色优势,促进“鲁班工坊”项目成果的转化及其推广,实现境外办学的合作多赢。   九、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仅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接全球教育治理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伟大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指出,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積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5]。《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提出“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的教育交流合作”“健全对外教育援助机制”[26]等发展要求。因此,未来我国要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1.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的研究制定。一方面,我国将充分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开展国际合作实践,推动实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目标;结合当今全球教育的发展方向,谙熟国际教育规则并总结其问题或不足,增强国际教育规则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我国将从国际教育规则的“执行者”向“制定者”转变,以参与研究和制定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标准为主要途径,掌握制定与推动国际教育政策的主动权。
  2.设立教育信托基金,支持创设新的国际组织。首先,我国将继续深化与国际组织有关项目的合作,同时发挥主动性,“建立长效的政府合作机制,明确具体可合作的援助国和业务领域”[27],设立教育信托基金、奖项等,不断创新与国际组织的教育互动协作。其次,结合全球教育发展热点,我国将加大对专项国际合作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在广泛宣传和务实合作的基础上,创建一批由我国主导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国际组织、机构,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世界形象。
  3.培养和支持优秀人才赴国际组织任职服务,扩大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话语权”。国际组织不仅需要政府间高层决策和学术人员间的交流,还需大批青年人推进交流合作。因此,一方面我国将发挥高校在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核心作用,适当调整专业和学科布局,开展国际组织人才合作培养项目,加大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组织青年实习计划等项目,积极输送优秀青年到国际组织实习,积极向国际组织选派人员,建立与国际组织衔接的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尽早实现高校学生赴主要国际组织实习全覆盖[28]。
  4.创新教育援助模式,健全对外教育援助机制。一是鼓励形成“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援助模式。我国将继续推动“走出去”项目,与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合开展教育援外工作,发展“人脉工程”建设;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办学,做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中国一东盟教育培训中心”等项目[29],帮助受援国实现自我能力建设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二是进一步“加快对外教育培训中心和教育援外基地建设”[30],“加大教育援助力度,重点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加大对沿线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31],助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与“南南合作”等。最后,完善对外教育援助治理结构,建立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发挥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优化对外教育援助管理模式,“以心怀天下之胸襟,开展平等、互惠共赢的合作,并通过建立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基础之上的国际理解教育思想,引领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建设价值”[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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