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异化视域下科技伦理人文效应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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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技术异化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异化的现象、技术异化的逻辑及其消解路径。当前新技术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繁衍出新异化现象，导致了资本消费逻辑的蔓延、人际关系“虚拟化”造成的情感性丧失、“私人空间”以及个人隐私权的侵犯等一系列非人文效应。因此，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原则，完善技术研发与运用的民主表达体系，健全技术预见机制，构建统一的技术伦理规范，重构科技伦理人文精神，从而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建立起技术与人的和谐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  技术异化  科技伦理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6.012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发展理念，进一步推动新技术的发展。但技术是把双刃剑，促进人解放的同时又会产生“异化”。当前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劳动方式和劳动过程的深刻变革，新技术异化现象凸显。如何协调好技术与人之间的张力，重构科技伦理人文精神成为当前研究热点。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再次进入学术视野，系统梳理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对于当代克服技术异化，解决新技术带来的科技伦理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技术异化的内涵
　　技术异化的内涵及层次。所谓“异化”是同阶级一起产生，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包含四个层次：第一，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疏离;第二，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相疏离;第三，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疏离;第四，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将对劳动过程的批判以及私有制的批判应用于技术批判，阐释了技术异化现象的本质。技术（Maschine）在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具有中性意义，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却成了批判的对象，其根源在于：技术以及其延伸物品——机器成了一种“资本”，服务私有制下“剩余价值”的生产逻辑;同时，技术与机器在资本主义运用导致劳动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
　　技术异化的现象。机器“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1]本应由人来控制机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中，却形成了与之相反的对立关系，即劳动者附庸于机器。“劳动者以前是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生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2]“在制造业及手工业中，是工人使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3]“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4]随着机器技术的发展，劳动者逐步附庸于机器，失去了主体性，造成了劳动过程的异化。第一，劳动者贬值，工人就业问题严峻。由于机器代替了工人，劳动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工人失去竞争力，由此产生了工人与机器的斗争。“劳动资料扼杀工人”。[5]在技术的推动下，机械与劳动者的竞争不仅使手工劳动者被驱逐，而且使劳动者出现“过剩”现象，必然导致工人大批失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机械与劳动者之间的敌对关系被资本家所利用，成为压制工人反对资本专制罢工的武器。第二，劳动时间延长。机器成为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有利武器，为在短时间内榨取更多的价值，尽可能多地将机器的价值转移到劳动产品中去，千方百计地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第三，工作环境恶化。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劳动手段的变化，为资本价值增值提供了科技便利，但工人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第四，劳动组织形式不合理。机器技术的进步，形成了单一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动作单调重复，劳动者苦不堪言，机器的发展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技术异化的逻辑。马克思认为机器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运用产生异化。芬伯格认为，特定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特定技术不良应用追求的目的？特定技术应用的方式？以及其设计之初技术原理的应用方式？[6]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上三方面依次对应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压制人的劳动方式，非人化的机器设计，其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异化的更深层次的逻辑要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角度来阐释。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与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两个概念清楚地表述了异化产生的机制。形式吸纳是指，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被吸纳到资本之内，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劳动过程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实质吸纳则意味着，“工艺过程与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自然力、科学和机器的大规模应用”。[7]在此过程中，生产力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资本的运动模式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转变。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机器运用于资本主义是异化产生的原因。
　　技术异化的消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阐释了马克思技术异化超越的两条路径：一是“关于人、财产和原始经济的道路”，二是“关于工作、劳动和新人道主义的道路”。[8]前者导向的是私有制的消灭，后者则是工人控制自身的劳动条件，实现自我管理的民主化。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動力。
　　第一，技术促进人从时间中解放，产生新的劳动模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的劳动模式的产生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通化;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9]通过大力发展使技术本身得到极大发展，使技术真正达到为彻底解放人而服务的价值顶点，机器全面推广，使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自由支配，接触更多行业，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技术引发“革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模式。只有通过社会变革建立起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机器与人和谐关系的建立。“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0]只有“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11]因此，只有彻底消除技术异化才能达到“任何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2]从而使技术服务于人。只有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被共产主义的基本模式所代替，技术发展才能使“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13]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统一。
　　新技术异化导致的非人文效应现象分析
　　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广泛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异化现象凸显。当前社会的技术异化现象包含两部分：一种是传统意义上马克思所指的技术异化现象。工人成为机器的随从，工人须按照机器的节奏工作，工人的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较长，劳动模式单一，工人也成了如机器一般的存在，不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另一种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新技术异化现象。新技术的发展切实改变了人类经济社会的面貌，但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非人文效应。
　　新技术异化现象。当前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使人投入机器的劳动时间减少，本应可以使人脱离资本的逻辑，实现全面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不仅没有提高人解放的可能性，反而有可能被资本在更深层面所吸纳，为新技术异化提供了可能。
　　当前劳动方式和劳动过程的深刻变革，导致了新技术异化现象凸显。新技术不再是对劳动的异化而是对人生活的异化。从劳动的肉体的异化发展到人的精神的异化。如：（1）网络技术与运输技术的提升带来资本消费逻辑的蔓延。网络技术与运输技术的不断创新刺激了网络消费。消费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的体现。消费社会呈现出的消费价值理念为：无限扩大人的财富欲望，追逐对商品的消费以及服务的享受，在资本消费链条上寻找自己的尊严，使大众在这样的消费价值理念氛围中迷失自我。资本增值和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十分渴望构建起这样的消费文化，以此实现对消费群体的控制，使消费群体纳入到资本的操控之中，成为单向度的人。（2）当前通信技术的个性导致人际关系“虚拟化”，情感性丧失。众多人的生活被手机“控制”，“低头族”随处可见。人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如“抖音”等视频软件的浏览以及游戏中，减少了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无法认识现实的世界，使人与人之间情感随意化、粗浅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异化。（3）“监控”技术革新带来“监狱处境”，即自由的丧失。监控技术使每个人都被预设为“怀疑”的对象而被监控，它入侵和控制人的身体。面对监控和控制时，人的行为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写照，而是符合社会规则的适应性行为。“超全景”监控技术的革新导致了“私人空间”的丧失以及身体隐私的泄露，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技术异化的对象不单指劳动者，而是指普罗大众，它造成了权力和资本对日常生活的侵袭，抽离了人的丰富内核，阻碍着人的全面发展。
　　新技术异化逻辑。新技术的发明为资本权力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资本通过新技术产生新的劳动方式，技术为资本逻辑提供了硬件。首先，技术的资本逻辑。技术为资本提供了空间可能性。资本通过消费以此获得增值。当前社会人们消费的不是需求而是差异，差异由资本创造，只要资本有无限增值的动机，差异就会不断产生，进而人也会在无限的追逐中丧失自我。其次，权力逻辑。人的行为具有两个层面，即“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指人的外显的社会行为，后台则指人社会行为的准备机制，它是自由谋划的领域。权力追求社会控制的持久性，这要求权力网络的全面扩张，技术为权力网络的扩张提供了可能，这种权力的延伸造成人们行为“后台”的外显化，或“前台”化，进而缩小了人自由谋划的空间，造成人自由及主体性的丧失。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不仅没有成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力量的主人，反而被其所支配，失去主体性。这也正是忽视马克思“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和谐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对重构科技伦理人文精神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看到了技术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它产生新的劳动组织方式与人际关系形式，导致了人的深度“异化”;另一方面，它导致了生产力极大提升，节省了物质资料生产时间，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可能。这一“悖论”只有放在技术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才能得到确切理解。对于如何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柔性生产模式？如何克服新技术技术异化现象，重构科技伦理人文精神，提升人的主体性？马克思提供了启示。
　　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原则。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提出了技术人道化思想。技术原理的合理性以及节约成本是传统技术的设计理念。因此，在技术设计中不仅要考虑技术原理的可行性，更应充分考虑人性需求，使人在技术中重新确立主体地位，建立人性尊严。
　　完善技术研发与运用的民主表达体系。为防止技术领域“民主”一词符号化、出现“技治主义”、出现技术被权力和利益等因素绑架的现象，应建立和完善技术研发与运用的民主表达机制。技术民主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参与;二是多元化评估。
　　健全技术预见机制。各国技术和产业政策中越来越重视技术预见。通过技术预见建立起科学技术战略规划和科技政策，建立对技术发展的预期，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受控于人，有效防止技术异化现象，全面把握新技术，构建起技术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构建统一的技术伦理准则。技术异化消解须从制度、企业等方面给予保障。面对人工智能发展背后的伦理问题，世界各国都从国家高度对其给予重视，制定相关文件，其目的是建立起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关注并将伦理问题纳入到企业考核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技术是把双刃剑，目前在技术改变人类经济社会面貌的同时，再现了技术异化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扬弃资本增值的内在规律，重组劳动过程，积蓄力量撼动资本主义所有制。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注重人精神的富足与尊严，才能回归人的本性，合乎人尊严的发展，建立起人的主体性。总之，在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应时刻关注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全面把握新技术，重构科技伦理人文精神，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合理化生产模式，从而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建立起技术与人的和谐关系。
　　（本文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名家培育项目“新中国工厂制度变迁[1949～19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MLMJ17A07）
　　注释
　　[1][4][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9、218、219页。
　　[2][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3、463、473页。
　　[6]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5-4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8][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9][10][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539、185、18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0页。
　　责 编∕周于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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