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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体育史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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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体育史”为研究主题的987篇文献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Ⅴ为研究工具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索我国体育史学的研究进展,把握体育史学研究的前沿动态,推动我国体育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研究表明:我国体育史学的发文量呈现波浪式增长趋势,研究高产机构主要是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和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体育史研究的高产作者主要由王俊奇、崔乐泉、高强、翁士勋、潘华等为代表;研究热点集中在体育运动史、学校体育史和文化史等领域。
  关键词:体育史;知识图谱;研究热点;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20)02-0001-07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n China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with knowledge apping
  SI Lei, IN eng, LIU Yuan-guo
  (Shenyang Sport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02, Liaoning, China)
  Abstract:he 987 articles on China Sports istory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were analyzed with CiteSpace V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ogress of China's sports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grasp the dynamics of sports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historiograph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volume of sports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shows a wave growth trend. he high-yielding institutions include the Institute of Sports istory of Chengdu Sports University, the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State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the Sports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 high-yield authors are ainly represented by Wang unqi, Cui Lequan, Gao Qiang, Weng Shixun, and Pan ua. Research focuses on sports history, school sports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Key words:sports history; knowledge apping; research hotspot; etrological analysis
  體育史学是体育学的重要分支,是体育之存在、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国的体育史学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在此之前,尽管中国人已有数千年注重修史的优良传统,但体育从来没有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对象[1]。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体育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以来,体育史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成果转化速度明显提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体育史学与体育文化研究密切结合,这极大的推动了体育史学科的完善和发展,掀起了对体育史学的研究热潮。
  厘清体育史学研究现状、脉络演进以及研究热点,可以尽量弥补国内体育史学相关研究的裂隙,进而推动我国体育史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面对数以千计的文献,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梳理,才能更好地对该领域进行深入探索[2]。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收录的体育史研究的相关文献进分析,借助知识可视化方法(CiteSpaceⅤ)为研究工具,在对我国体育史研究的论文发文数量、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和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把握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趋势,为我国体育史学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践提供粗浅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在高级检索中输入主题词“体育史”,检索至今为止的全部文献,检索时间为2018年月9日,共检索到1 015篇文献。为提高研究数据的代表性,对文献进行筛选,删除“会议通知”“教授简介”等无关体育史研究内容,最后确定987篇文献为数据来源。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计量法
  研究采取SAI3.2文献统计软件,对于我国体育史研究的文献数量、刊文期刊种类、科研作者和研究机构进行统计汇总,运用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莱斯定律说明呈现的结果。
  1.2.2 可视化分析法
  研究采取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知网(CNKI)中收集的关于体育史研究的文献进行量化分析。CiteSpace V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分析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软件[3]。它既能够展示某个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也能够突出显示在该领域发展历程中的一些特定重要文献[4]。伴随着其自身的不断完善,CiteSpace V具有其它共现功能,如对关键词、作者、国家/机构等合作的分析。   1.2.3 访谈法
  在2018年7月,参加第四届海峡两岸体育运动史学术研讨会期间,对有关体育史和武术史的专家进行访谈,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崔乐泉研究员、天津体育学院杨祥全教授、滨州学院张红霞教授进行访谈,求教关于武术史学科演变的历程与发展中瓶颈,对当前武术史研究有关建议,会后进行相关归纳总结。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2.1 发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体育史研究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与时间变化关系,能够揭示出该领域的研究历程、发展速度,并预测其发展趋势[5]。由图1可以看出,关于我国体育史研究的发文量时间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阶段为缓慢增长阶段(1979—1989),在这一时期,关于体育史研究的科研成果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1979年到1989年十年总计发文数量为132篇,占论文总数量的13.37%。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体育史的研究蓬勃开展;第二阶段为曲折增长阶段(1990—200),根据统计,1990年到200年,关于体育史学的论文总共发表20篇,占到论文总数量2.34%。在这一阶段,关于体育史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呈现出缓慢增加趋势,但是起伏波动明显,发文数量不稳定。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兴,中国国际地位急需提升,竞技体育优先得以发展,造成体育史的研究领域的相对“冷门”,关于体育史研究发文数量并没有明显的提升;第三阶段为快速增长阶段(2007—2018年),在此阶段,总共发表论文595篇,占到论文总数量0.28%。在2014年论文发表数量达到顶峰。最近十年以来,关于体育史的研究成果发文数量整体上较为平稳,但过程仍旧不稳定。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于体育史方面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学术会议的举行促进体育史发文量增加,2014年海峡两岸体育运动史学术交流会的举行,促进体育史发文量显著增长。学术会议对体育史研究的发文量影响不可忽视。
  2.2 科研机构的共现网络分析
  科研机构的共现网络分析能够直观的表现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的主要科研力量分布情况。通过运行 CiteSpac V软件,网络节点选择Institution(机构),得到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科研机构的知识图谱(图2)。如图2中显示,节点的大小代表科研机构发文频次的高低,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和密切程度。探讨研究机构分布特征可以发现某科学领域知识产生、传播、演变的扩散源,借此评估该机构在“体育史”研究领域的科研实力与关注程度,从而为该领域内人才引进、求学进修、学术合作等提供参考依据。
  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的机构共现网络如图2所示,共有50所研究机构(N=50)参与了体育史学领域的研究,网络密度较低(Density=0.0024),表明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的机构分布相对广泛,有3所机构有合作关系(E=3)。发文量最多科研机构是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发表论文数量为33篇;其次,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位居第二位,共发表18篇论文;发表论文数量第三位的是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发表论文数量为17篇;发文数量排在第四位的是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发表论文数量为15篇。可见这四所机构是我国体育史领域重要的研究基地。
  对体育史研究发文机构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推动我国体育史研究发展的核心机构,以及科研机构在体育史研究领域中的影响。早在192年,成都体育学院设立了第一个体育史研究室,最早开始有关体育史学领域的研究。国家體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位于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对外交流平台,对体育史的研究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从研究机构的性质来看,主要的研究成果来自于体育类院校、师范类高校的体育学院、以及文化研究所。这三类机构具有体育学科和专业人才的优势,成为我国体育史研究的主流阵地。从科研机构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自古以来的经济的繁荣,形成较为深厚的文化环境,以及现代经济水平的发达和信息的便利,吸引了科研人才,多重原因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2.3 核心作者的共现网络分析
  通过运行 CiteSpac V软件,网络节点选择Author(作者),得到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论文作者的知识图谱共现网络(如图3)。共获得5个节点(N=5),7条连线(E=7)。节点的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的多少,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代表作者之间合作次数越多。
  从图3中可以看出,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作者节点最大的是王俊奇和崔乐泉,说明这两位学者在体育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就作者之间的相关合作而言,形成高强、董超;唐永干、田标;常宝荣、何杰;虞重干、党挺为主的体育史研究合作群体。这些研究团队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进行积极探索,为体育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可见,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作者合作发文情况还较少。有研究认为,科研成果的产出与学者之间的合作频次高度相关,高产出率与高水平的合作呈正相关关系。基于此,建议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要加强作者之间的合作研究。
  普莱斯定律中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为 M=0.749(Nmax)1/2,其中M是论文的数量,Nmax是相应年限中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量,当发表的论文数量在M篇以上时,该作者被称为核心作者[7]。在体育史的研究领域中,Nmax为最高产作者论文数量,值为13,代入公式之后M≈3篇。也就是说发表3篇以上的体育史论文者属于高产作者行列。经过统计,体育史研究领域中高产作者有10人(如表2),发表论文0篇。普莱斯定律同时规定,核心作者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要达到该研究领域全部论文数量的50%,体育史研究领域中核心作者发文数量为0篇,所占比例为.07%,距离普莱斯定律规定的发文量还有很大差距,这表明体育史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高产作者群。
  通过图4可知,在体育史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区别。崔乐泉教授从199年开始集中发表科研成果,王俊奇教授从200年发表论文。从体育史研究领域作者的时间演进上来看,体育史研究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200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体育史领域的研究。   2.4 体育史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内容的高度浓缩,反映其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和研究者感兴趣的学术话题[8]。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变化的分析,能够了解体育史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使研究人员把握好体育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通过 CiteSpace V软件绘制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共现网络(如图5),共有149个节点(N=149),47条连线(E=47)。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和字体的大小与关键词的频次成正比,节点之间连线表明关键词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连线颜色表示关键词之间相互关联的时间[9]。
  由图5得知我国体育史研究关键词的共现网络,根据高频关键词、聚类节点和连线,可以将体育史研究领域分为六个前沿知识群,这些知识群代表我国体育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通过图5可以看出,统摄知识群“体育史”在共现网络中节点最大,与“体育运动史”“体育”“体育运动”等几乎所有的二级网络词汇形成关系较强的子集,体育史作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研究主题,这一知识群涉及的范围过于宽泛,因此,对下面的二级网络进行分析。
  知识群一“体育运动史”在二级网络中节点最大,与“体育运动”“海峡两岸”“论文报告会”“学术研讨会”“球类运动”“奥林匹克运动”等关键词相連,形成关系较强的子网络。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便可得知,“体育运动史”这一关键词引领的子网络与2014年7月份在成都体育学院举行的海峡两岸体育运动史学术研讨会有密切关系。在会议上,与会者对“体育运动史”的研究主要有:1)台湾原住居民体育活动的研究;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研究;3)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研究;4)体育教育史的研究;5)体育文物史料的研究;)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研究;7)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研究。有关于体育史领域的学术会议,更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由中国体育史学会举办的全国体育史论文报告会,之后国际体育史学会成立,论文报告会在奥林匹亚举行;北京亚运会科学大会举行,这都对体育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球,正是因为它的形状以及所具有的跳跃和运动功能,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时期就成为了日日相伴的游戏用具[10]。在中华民族千年历史上,对球类运动的历史文献记载几乎从未消失。可见,球类运动在中国体育运动史中是的重要组成。关于“体育运动史”和“球类运动”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是对蹴鞠、捣丸、马球和木射等中国古代球类运动进行探索。
  古奥运史是体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奥林匹克运动是当前体育领域最典型的社会现象,是当前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体育活动。围绕奥林匹克运动,体育史领域的学者在古奥运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围绕着“古奥运会”,有学者探究了古代奥运会的古奥运会的起源(主要是“裸体竞技”)[11]、宗教信仰[12]、古奥运会的审美追求[13]、社会特征和赛事特征[14]以及女性参与奥林匹克运动[15]。也有学者梳理了古奥运会的民族性和宗教性特性[1],古奥运会的人文特性时代意义[17]。围绕着“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有学者分析了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18],考察近代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的历程以及现代奥林匹克在中国发展传播[19-20]。
  知识群二以“体育史学”为核心,与“体育文史”“文史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关键词形成子网络。关于“体育史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部分:综述类研究和对体育史学科本身的论述。综述类研究主要有:对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趋势[21-22];对某一地域[23]或某一时间段[24]体育史研究的回顾,对体育史学科研究进展的综述[25],这些研究基本上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对体育史学科本身的论述主要包括,阐述体育史学科的地位、方向和研究方法[2];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向[27];体育史学的方法论[28]以及体育史观的重建、研究范式的演变[29]。
  知识群三以“体育文化”为核心,与“发展历程”“体育思想”“唐代”和“演变”等关键词构成子网络。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文化工作由初期较单纯的体育史学研究,步扩展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全面关注与研究[30]。体育史与体育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对体育史领域内“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有关学者探究了汉赋体育文化意蕴,了解其体育娱乐功能和体育养生思想[31];相关学者研究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分析了唐代体育文化具有创新精神的原因和体育文化创新精神的表现[32];也有学者考究宋代蹴鞠体育文化,认为蹴鞠运动中融合了社会道德规范[33];另外,还有相关研究者梳理了汉唐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传播与演变[34]。
  体育史领域对体育思想的研究可分为两条脉络,一是近代体育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二是近代以来著名人物的体育思想研究。对于近代以来体育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相关学者分析了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与演进[35],对近代国家形象的演进历程及价值转向[3],也有学者研究了近代体育思想对留美幼童的影响[37];对于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著名人物的体育思想研究,重点分析了其体育思想产生、演变以及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知识群四以“古代体育”为核心,与“中国古代体育史”“军事体育”“史料学”等关键词构成子网络。对“古代体育”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1)关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以及中西方古代体育的对比研究。相关学者对中西方古代体育文化[38]、中欧古代体育审美观[39]、古代中西方神话中的体育性格[40]、中西方古代体育休闲观[41]、体育和谐思想[42]、东西方古代体育模式[43]以及体育竞赛历史文化[44]等进行对比研究;也有学者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看中西体育观之异同[45]。2)从壁画、建筑等现存的文物或者由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典作品角度切入,探究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进而分析对现代体育的启示。有关学者从敦煌壁画[4]、西藏寺院壁画[47]中探析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就中国古代经典传世作品而言,相关学者从汉赋中分析军事体育活动[48],从唐诗[49]、宋词[50]、元曲[51]等作品中窥探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也有学者对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思想进行总结,探析对现代体育人才培养的启示[52]。3)关于“古代体育”学科建设的研究。以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53]。   知识群五以“近代体育”为核心,与“学校体育”“体育教育”“體育运动大会”“清末民初”“竞技体育”和“基督教”等关键词构成子网络。在中国近代,体育最先通过学校体育中的体育教育得以传播,这一时期,先以德国和日本兵式体操为代表,随后英美自然主义体育教育思想盛行。相关学者围绕近代学校体育和近代体育教育,探究影响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几种社会思潮[54];也有学者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对学校体育制度的研究,分析近代我国学校体育制度变迁过程[55];在社会体育层面,相关学者考证全国运动会和地区性运动会的举办,对体育运动会的历史考察成为对近代体育研究中尤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在有关于竞技体育的研究中,考察近代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程。有关于近代体育与基督教的联系,相关学者考察并探讨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青年会在华的体育社会实践[5],也有学者探讨基督教学校与中国近代体育教育[57],分析传教士与清末民初西方体育文化传播[58],如何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知识群六以“武术”为核心,与“民族传统体育”“体育锻炼”“气功”“导引”等关键词构成子网络。说明对于中国古代传统体育的研究热点在于民族传统体育和医疗保健两个方面。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国古代体育中突出的表现形式,围绕这一研究主题,相关学者考证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和不同流派[59]的武术文化,也有学者探讨了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0]和近现代武术教育的转型[1]。中国古代虽无“体育”这一词汇,但却存在与体育功能相近的“养生”和“导引”等词语。围绕中国古代体育的医疗保健功能,相关学者梳理其发展历程[2],揭示中国传统运动养生方法的合理内涵[3],也有学者分析中国古代养生学的系统思想[4],提出中国传统养生学的价值实现路径。
  2.5 研究热点的时区分析
  通过时区视图及关键词共现频次可以揭示我国体育史研究在时态分布的研究特点,时区分析可以揭示体育史研究的变化情况,在CiteSpace V软件中设定选择关键词,通过分析运算即得到我国体育史研究的热点变化时区知识图谱(图)。时区视图(imezone)将相同时间内的节点集中到相同的时区。在图中,时间按照从左到右依次排列,关键词代表首次出现的时间。
  通过图可以看出,我国体育史研究领域研究热点较为密切。体育史的研究热点,从开始的以时间和区域为划分,研究不同时间和不同区域的体育运动史,发展到体育文化、体育教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等相关领域。从纵向来看,研究主题呈现出多样化;从横向来看,研究内容由浅至深、由表及里。从早期的体育运动史发展到体育文化,表明了体育史研究的内容分化和研究热点的相关转移,这与国家体育发展趋势有密切关系,体现了体育学术服务国家体育发展的需求。
  突显词是根据文献中关键词的使用频次骤增程度呈现的词汇,体育史研究领域呈现出13个突显词。根据图和图7,结合突显词的时区分布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体育史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径:1)1978—2004年,以“体育运动”为切入点,以时间为纵向切线,研究主要有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史、古代体育、近代体育以及体育史学科建设等有关问题。2)2005—2018年,以“体育文化”为切入点,研究内容逐渐深入,研究主要为体育思想、体育教育以及奥林匹克运动,逐步分化到体育文化传播、体育哲学等方向。
  3 结论与建议
  在研究成果的发表数量上,呈现出波浪式增长趋势,体育史研究接近四十年以来,论文整体数量上在增长。在研究内容上,体育史领域从对体育运动史的研究逐渐发展为与体育文化研究齐头并进之势。研究热点跟随国家政策宏观导向,服务于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需求。重视体育史研究成果在国内体育文化建设中引领作用。
  从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来看,合作网络较为稀疏。体育史研究中,相关专家学者可以增加合作研究,对原始的体育史料和学术资源共享,充分突出我国体育史研究的特点。研究者要对体育史中特定的研究方向进行系统研究,以及结合社会现象进行全面分析。增加研究深度,彰显我国体育发展的特点。
  [JP+1]研究方法上,从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逐步向体育考古等方法迈进,更加注重实证研究。研究热点上,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之际,加强对我国冰雪体育运动史的研究,以促进我国冰雪运动文化的发展,服务于当前国家宏观政策。增加对建国以后我国体育运动史的研究,梳理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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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9-1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体育文化代际冲突研究”(17CY008),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项目、辽宁省一流体育学科建设的联动机制研究(JG17DB499)。
  作者简介:石磊(1994- ),男,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通讯作者: 刘元国 (1983- ),男,吉林白山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与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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