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建设策略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目的 针对国内图书馆在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建设策略。方法 介绍海外中医药书籍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对海外中医药书籍的发展现状进行整理，最后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建设的基本策略。结果 海外中医药书籍种类多样、版本复杂、数量庞大、分布较广，但良莠不齐。图书馆可以从顶层设计、管理机制、交流与合作、科研、特色阅览室建设、团队建设6个方面优化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结论 图书馆应意识到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性，利用“一带一路”为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建设提供的机会，为中医药在海外更好地传播提供帮助和指导。
关键词：“一带一路”;书籍;资源建设;中医药
中图分类号：G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20）03-0017-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pos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overseas TCM book resources by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TCM book resources in domestic libraries. Methods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TCM books， organi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overseas TCM books， and discussed basic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TCM book resources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Results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TCM books， namely， various types， complicated versions， huge quantity， wide distribution， and varying quality. It proposed that libraries could optimize overseas TCM resources from six aspects of top-level design， management mechanism，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truction of featured reading room and team building. Conclusion Librarie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academic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overseas TCM book resources，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Belt and Roa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TCM book resources， and provide help and guidance for the better spread of TCM in ab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books; resource construction; TCM
不但可以为典籍的海外传播过程提供直接而及时的信息反馈，而且可以有效地指导传统文化典籍的海外传播[1]。“一带一路”发展规划为中医药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为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7年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2]，这一国家规划的制定，说明了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性。系统搜集和整理海外中医药书籍不但可以了解海外中医药书籍的编辑、出版、收藏状况，还有助于促进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建设，更有助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和不足，为中医药在海外更好地傳播提供指导。
1 海外中医药书籍发展概况
从中医药传播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医药书籍在亚洲如朝鲜、日本出现最早，随后才传播到欧美等国家。公元4世纪中期，中国僧侣如顺道、阿道、墨胡子等到朝鲜传教、施医，随后《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等医籍亦相继传入朝鲜[3]。公元500年，日本获得《肘后备急方》，该书中的针灸内容可能被日本医家所了解[4]。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及其他医书164卷东渡日本。两晋至五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朝鲜、日本等国纷纷派人来华，将大量的中医古籍带回国内。唐代，鉴真东渡日本，玄奘大师西行印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交流与传播。宋元时期，中国与印度、东南亚国家及阿拉伯各国之间频繁的医药交流更是极大地拓展了中医药的传播范围。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等将中华文明传播至红海、非洲东海沿岸，越来越多的中医典籍流传于国外并被翻译、研究。
13世纪，欧洲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用文字记述了中国文明。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纷纷来中国考察、探险、旅游。1575年6月，第一个西班牙使团抵达中国福建，并获得一批中国书籍，内容涉及政治、科技、法律、医学等[5]。1656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el-Pierre Boym，1612-1659年）的著作《中国植物志》出版，他也成为向西方介绍中草药的第一人。1735年，法国人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是世界上第一本英译中医书。 17世纪到19世纪末，西方先后翻译了156部中医药书籍，语言以英文、法文和德文为主，且译者均为欧洲人，大部分是来华的传教士[6]。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欧美国家出版中医药书籍200多部[7]。日本对中国医书的访求、搜集从没有间断过，成为国外收藏中国医书最多的国家。日本医书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的积极引进、传抄、复印，到后期独自刊刻的发展过程[8]。目前，我国23个藏书机构收藏日本“和刻”中医古籍共221种，约448个版次[9]。
早期海外出版的中医药书籍多为综合版，后来才出现节选、节译本。21世纪，随着网络、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编辑出版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越来越多的中医药书籍被翻译出版，海外中医药书籍无论数量、种类还是分布情况，都很难准确统计。据我国学者调查统计，在11个国家和2个地区的130家图书馆收藏着31 250部中医药书籍[10]。而这些也只是是海外中医药书籍的一部分，大量的中医药书籍还有待进一步的搜集和整理，我们对海外中医药书籍的种类、数量及确切分布等情况的了解还很有限。
海外中医药书籍种类多样、版本复杂、数量庞大、分布较广，但良莠不齐。国内图书馆在资源建设过程中随意性、盲目性较大，资源建设不系统，缺少统筹安排，只注重规模和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在馆藏建设策略、理念、政策、方法、手段上存在诸多问题。
2 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的基本建设策略
2.1 顶层设计，宏观控制
顶层设计是大型工程技术的设计理念。它是指从上到下、自高端至低端层层推进的设计方法。即以目标为导向，站在全局的角度统筹考虑设计体系的各方面、各层次、各种要素，协调体系中的各种关系，确定高效的实施战略[11]。通过顶层设计可以从宏观层面整体性地考虑和安排，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有利于协调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形成有效合作的工作局面，从而科学、合理、有效地控制研究进度。设计过程中，不但需要明确研究目的和任务，统一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材料格式，制定采集信息的方法和筛选利用的原则，还要制定研究时间，修改和完善建设规划。通过任务分解，明确分工，避免研究的盲目性、简单化、形式化，防止研究中出现拖延、消极应付的现象。
2.2 完善管理机制
以往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不能及时评价建设情况，致使资源建设的科学性、连续性、系统性不强。资源建设是资源数量的积累，重复建设、复本量过大，既浪费了经费，又占据了有限的藏书空间，而缺少的资源仍然无法补充。这些问题多与缺少管理机制有关。
2.2.1 完善规章制度、明确馆员职责 努力把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建设纳入学校科研、教学、医疗、对外交流活动中。要针对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建立相应的管理协调机制;主动发现并及时沟通、协调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建立信息共享的责权机制。图书馆应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既符合本馆需要又便于实践操作的海外资源采集细则，明确采集范围、采集要旨、采集优先性等问题，使采集活动更具有针对性[12]。
2.2.2 制定评价机制 为了避免文献资源建设的盲目性、随意性、片面性，准确把握科研过程和建设的进展情况，图书馆业务主管人员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不断完善评价机制，从文献的来源、地域范围、出版社的国际影响、作者的学术地位、数据准确程度、插图的清晰程度、参考文献的文种、辅助索引等多方面，对搜集到的海外中医药资源进行质量、数量等方面的客观评价。
2.3 加强合作与交流
以往的科研合作缺少管理，分工不明，参与人员缺乏积极性、主动性。以国内交流合作为基础，国外交流合作为补充，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在时间、经费、条件和环境方面给予研究者支持，摆脱传统图书馆单调、枯燥、缺少工作创新的局面。
2.3.1 国内合作 借助“互联网+”平台、“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加深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通过馆际互借、文献编目、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移动图书馆等，对珍贵的、奇缺的书籍，采取复印、影印等方式。与医史文献学研究生教育密切合作，把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列为培养方向和目标，发挥专业、岗位、学科的优势，优化组合，避免人员专业狭窄，学缘过近，积极参与学位建设、学科建设。
2.3.2 国际合作 充分利用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和环境，积极主动加强与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以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海外中医药文化中心等为平台，积极探索合作方式和途径，进一步了解海外中医药图书的分布、出版、收藏情况。特别要加强与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朝鲜、韩国与美国等汉学家、学者的合作与交流，重点考察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英国博物院图书馆等馆藏中医药书籍资源。
2.4 科研带动建设，不断拓宽研究领域
人文科学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不仅局限于单纯的知识传授、技能的掌握和运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帮助形成全面的知识素养，促使人在认识、情感和意志等方面获得健康的发展[13]。虽然科研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但缺少足够的经费，许多项目仍难以开展。
圖书馆可尝试申请国家外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中医药局基金等，解决研究中的资金问题。科研课题的选题应简洁明了，内涵和外延要适中。申请者要认真研究申报指南，参考以往立项的项目情况，提出问题，多途径收集文献信息，并对其进行整理，可以对“一带一路”发展情况，包括政治合作、经贸往来、民间交流等各类信息按照时间节点及时进行整理归档，以便确定研究过程及方向。以往资源建设多侧重医学、药学、临床，很少有人深入研究游记、笔记、札记、回忆录等，要保证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的完整性，必须从更广泛的视角搜集文献，整理线索。 2.5 特色阅览室建设，弘扬“丝路”文化
空间建设合理，可以使图书馆资源便于收藏、管理，营造优美环境，突出特色，吸引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近年来，虽然国内图书馆阅读空间在不断变化，但单纯以地方、学科、专业文献作为特色的思想已经陈旧，无法吸引读者阅读图书馆资源。当今时代需要具有时代特色、国际视野、与国家宏观政策相一致的建设思路。
2.5.1 重组资源，按语言或地区进行分类 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图书分类时，有关国外中医药的文献，如《日本传统医学与文化》《美国针灸传奇》《域外汉籍》《中外医学交流史》多分散到馆藏的医学、历史、文化、科技、教育、综合性等图书的类别，不便于研究和使用。按语言或地区分类，特色突出，可以突破传统分类法的限制，重组藏书体系，集中展示世界各国中医药书籍。另外，坚持纸质文献和数字、声像资料并重的原则，大力开展新书宣传和导读服务，引导学生阅读海外中医药书籍，以提高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
2.5.2 装饰与美化 “丝绸之路”跨越时空，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文明成果，曲折的陆路、海路，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无数勇敢的探索者，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这些仍具有教育、警示、传播、借鉴的意义和价值。通过悬挂中西壁画，包括海外中医药名人、名胜古迹、书法、名言等必要的文化装饰，在馆内营造一种生机勃勃、稳定和谐、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把阅览室建设为了解历史、交流学术、开展教育的平台和基地。
2.6 团队建设，多途径搜集书目
一个高效的团队应该拥有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文献信息丰富，语言复杂，这样的工作非一人所能完成，必须组建高效、协调的团队。
2.6.1 组建跨学科的开放性团队 团队应由中医药学、语言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组成。发挥人才特长，特别是与外语部、国际教育学院合作，吸纳外语人才，可以克服研究中遇到的语言障碍。通过申报课题，分工协作，发挥语言、专业、信息素质等各自优势，努力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国外图书馆的合作。通过学科建设、攻读学位、参加学术会议和业务培训等方式，为研究人员创造条件和环境，调动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6.2 培养访书、求书精神 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搜集变得简单、快捷。通过常见的方式和途径可以获得一些海外中医药书籍，但无法搜集齐全。由于书籍的分布状况极其复杂，大量的书籍分散在小型图书馆、书店或是被私人珍藏。收集海外中医药书籍，需要有耐心，坚持不懈，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鲜为人知的重要书籍。
3 小结
中医药书籍是具有特色的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的精华，对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接受、认同具有积极意义。科学的资源体系建设是一个漫长且系统的工程，需要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和保证、科学的精神和理念，应避免功利主义思想和哗众取宠的不实作风。“一带一路”为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中医药在海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图书馆应做好海外中医药书籍资源的建设工作，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借鉴和指导。
参考文献
[1] 孙慧莉，张雪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效果研究[J].新闻知识，2019（5）：27-29.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EB/OL].（2017-05-15）[2019-09-15].http：//bgs.satcm.gov.cn/ gongzuodongtai/2018-03-24/1330.html.
[3] 张明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对外交流问题与对策研究[D].郑州：河南中医药大学，2017.
[4] 郭世余.中国针灸史[M].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89：102.
[5] 潘玉田，陈永刚.中国文献在欧洲的早期传播与影响[J].固原师专学报，1996（4）：81-84.
[6] 邱玏.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1.
[7] 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367.
[8] 陈岩波，方芳.日本针灸的发展及特点研究[J].针灸临床杂志，2019， 35（5）：73-77.
[9] 白华.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考察与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6.
[10] 马继兴，郑金生.国内失传中医善本古籍的抢救回归与发掘研究[J].医学研究通讯，2005（5）：28-29.
[11] 葉国英.提高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6）：87-90.
[12] 李剑.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海外文献采集政策研究[J].图书馆建设， 2018（8）：47-53.
[13] 孔峰.顶层设计视角下的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研究[J].山西档案，2017（6）：29-32.
（收稿日期：2019-10-17）
（修回日期：2019-11-11;编辑：郑宏）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24465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