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到文化：智能终端进课堂的素养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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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书兵 张学波
摘要：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各类智能终端设备的全面普及对传统的课堂教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当前，有关将智能终端引入课堂的价值议题中，理论学术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面意见，亟需以理性和实证的思路加以匡正。该文以典型现实现象与相关实证研究述评的方式，通过对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进课堂相关焦点问题的回应，认为相关问题的症结在于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缺位与失衡，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推行智能终端课堂应用的过程中，应积极设计智能设备的教学作用机制和使用规则，努力提升师生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并由此建立相应的课堂教学创新文化。建议一线学校进一步以开放的视野加强智能终端应用效果实证研究来建构和发展移动学习理论框架，据此构筑基于场景、目标和方式的智能设备实践应用探索路径。
关键词：智能终端;媒介与信息素养;移动学习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860（2020）04-0060-08
一、智能终端进课堂的双向悖论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各类智能终端设备的全面普及，互联网+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冲击已经到了“四面围攻”的态势，世界范围内都在着手将智能终端引入课堂教学实践。与此同时，有关智能终端进课堂的问题和价值也存在着很大争议。一方面，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整体推进，从国家层面到个体学校都是鼓励教师个体积极引入智能终端对课堂进行变革和改造，各类基于网络的课堂教学改革蓬勃发展，如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和网络云课堂等。在这些课堂改革中，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MID（Mobile Internet Device）等为代表的等智能移动终端成为支持学习和推动学习的有力武器。据此，很多专家认为移动互联网潮流势不可挡，并且随着智能终端功能的多元化、设备价格低廉化、网络连接便捷化、移动学习资源多样化，教育者必须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努力借助移动互联网应用潮流推动课堂教育变革;另一方面，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的飞速发展，在一些信息化先行地区推广智能终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学生家长对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所引发的身心健康的担忧以及部分学校对智能设备的决然拒绝屏蔽态度，都成了智能终端进课堂的主要阻碍因素。此外，因为个别学校试点推行智能终端进课堂所引发的教学管控混乱、教学质量和学生成绩下滑、学生网络沉迷和社交障碍、智能终端设备价格因素所引起的教育公平以及更深层次的智能设备与课程教学融合等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智能终端进课堂的一道道无形屏障，让原本举步维艰的教育信息化变革又蒙上一层层阴影。正因为这些问题的牵制，原本被学术界寄予厚望预期能够快速实现“互联网+教学”变革的智能终端，在部分学校教育实践中却常常遭遇拒绝和漠视，甚至到了“谈机色变”的地步。总体来看，传统教育的围墙依然高耸难入。
二、何谓焦点争议问题的理性视角
一方面是教育学者极力信奉的智能终端进课堂预期的美好假设，如互联网海量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让学习者驰骋更自由，方便快捷的各类联通机制可以让课堂互动和参与更深入，灵巧精细的设备体积和外观可以让教学应用更方便，多元的共享和存储通道可以让教学开展更畅通等等。另一方面却是一线教师和家长因为课堂失序和学生健康问题引发的对智能終端技术价值的普遍质疑。鉴于以上错综复杂的智能终端推进形势，当前，对这一问题的判定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与不用的问题，而是急需通过具体的事实、细节、研究和规范对相关原理和机制进行科学的解释，肃清关于移动技术在教育当中应用的各种错误的经验性说法和纠正原有的习惯性固有理念，以拿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来引导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开展理性而又建设性的讨论，这里需要广大一线教师的砥砺创新，也需要学术界人士的积极发声。为此，笔者进一步抛出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试图引起学界对此更加深入地关注。
（一）面对信息洪流，是堵还是疏
近年来，随着各地教育信息化的整体推进，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反思，即一方面各地学校不惜余力大力引进和购置各种价格不菲的信息化技术和设备，但是对当前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学校和教师却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拒绝学生带入学校和课堂。即便偶尔采用，也是脱离网络的离线应用和控制功能的限制访问，其目的主要是将智能设备去智化，仅仅当作数字化显示的特定终端来使用。花费大量投入开发的网络环境和资源，却又极力将其拒之门外，此种怪象，的确值得社会各界深刻反思。
不可否认，各种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出现，无限制的网络浏览条件，确实对传统的教学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面对蜂拥而来的网络信息洪流，对于毫无抵抗和心理戒备的青少年，常常会处于被动吸收牵着鼻子走盲目信从的境地，久而久之，青少年群体中出现的手机依赖症、社交恐惧症和快餐碎片式的认知现象，这些问题已经对其正常的学习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出现也对传统教学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以知识讲授和传递为主的传统课堂价值在智能手机带来的海量信息面前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由顶级名校、专家和教授构筑的MOOC等免费开放资源运动的兴起，一线教师课堂教学权威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由于互联网开放、自由和共享理念所塑造的教育氛围需要传统教师在课堂讲授方式、资源利用、组织形式和评价反馈等环节不断做出变革性的调试，因为智能终端进课堂所带来的震动，正在倒逼着一线教师走出传统的固定的局部静态的教学预设“舒适区”，这其中的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让众多教师望而却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预言“互联网+”手机将成为压垮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问题是智能终端是否能够彻底禁止？譬如，面对课堂中出现的智能手机负面影响，大部分学校都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禁止手机等智能终端的出现和使用。但对于大部分青少年群体而言，即便他们在课堂上不能使用手机，他们在课外也会用;即便在校园里无法用，离开学校回到家里还会用;假使在家庭里父母管制无法使用，还是无法防止他们在社会环境中接触到这类设备。因此，无论是传统的教育，宣传，抽查，保证还是强制管控，都无法从根本上禁止智能设备及其充斥的各类信息向教育领域的渗透。单纯的禁止甚至强制隔离措施，只会引起青少年强烈的逆反与反叛行为。近年来，因为禁止手机所引发的师生强烈冲突甚至家庭伦理悲剧屡见不鲜，面对出生于新世纪的数字土著一代，他们从小浸润在无线网络和智能设备的世界，普遍拥有广泛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自幼对数字设备极其敏感且抱有极高的期望水平，单纯的“筑墙建篱”式的禁止措施真的明智吗？ （二）智能终端是近视问题的罪魁祸首
当前，青少年儿童近视问题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国家颁布的《综合防控儿童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电子产品的普及，成为孩子近视的重要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一命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被人忽视的并非必然的因果逻辑，即使用电子产品并不完全等同于近视。考虑到智能终端等移动互联网技术在社会各行各业显示出巨大推动效果，基于此，我们对智能终端进课堂应持积极审慎的态度，而不应是简单的完全拒绝。造成青少年儿童近视的因素有很多，除了过度的电子产品使用，过度的纸质阅读和其它不良用眼习惯同样也是原因之一。因此，这一问题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禁止问题，而是一个使用“度”的问题。事实上，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指导意见也是一个立体多面要求的文件，如意见中提到科学合理使用电子产品，老师上课使用白板投影等电子产品，时长不得占总时长的30%，作业以纸质作业为主。因此，并没有将智能终端的使用设置为完全禁止的境地，但这样的方针到了基层区县或学校却变成了死守一条，即“严禁学生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人课堂”。
另一方面，鉴于当前中小学智能终端使用已经无法避免的事实，如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平板电脑课堂教学，接受安全教育需要用手机，老师布置作业也会使用手机、Q群、微信等工具，某些地区采取了较为审慎的做法，如广州市早前就向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倡议书，倡导“智能手机需要智慧使用”，同时配套启动“拒当手机控，做健康少年”媒介素养提升和开展“e成长”媒介素养志愿系列活动、通过组建导师智库、举行校园巡回讲座，让学生正确使用手机。个别学校还通过向家长、教师和学生发出《电子产品使用指南》，对学生自带电子产品进入校园、学生使用电子产品学习、教师使用自带平板电脑教学和家长监管孩子使用自带电子产品分别作出详细的指引，包括学生在不同场景中使用平板电脑的具体时间限制和任务要求，以及窗户、电灯光源，屏幕与眼睛之间距离以及视线角度和休息时长等具体指标。这种通过将智能终端使用原则进行具体量化，从而加强小学生使用智能终端的责任管理的做法，无疑是面对当前各类终端充斥青少年视线的一种有效的建设性途径。
再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内早期相关研究显示相关实验样本中采用信息化网络班和普通班学生视力变化没有显著性差异，课堂上使用电子设备并不是学生视力下降的主要因素。针对不同情境下有关智能电子设备对青少年视力的影响，都还有待相关权威机构的进一步测试。但在对待智能设备对青少年视力影响方面，我们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如尽可能地提高智能设备使用效率，减轻青少年学业负担，节省学生学习时间。通过加强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类电子产品的技术创新，来对学生健康伤害减少到最小范围。如对某些电子产品可以在字体变化、色彩调整、材料更新、使用方便程度等方面进行创新，让有关方面组织技术攻关进行研究，或者在制定相关产品质量标准时，对此做出要求，以确保学生使用产品时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当然，还可以尝试着用技术来控制技术，达到智能管控屏蔽干扰的目的，如在特定的时间段，控制学生的手机只被允许使用指定的应用，游戏或其它应用都被禁止。
因此，针对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导致的近视问题，相关教育部门不应武断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應立足实际做好智能终端进校园的具体防治工作，具体将相关文件中要求的“孩子在家时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60分钟以上”“非学习目的电子产品使用每天累计不宜超1小时”等方面的要求落实到位，通过科学理性的教育和引导，严格规范的规定和纪律，保障青少年合理适度正确的使用智能设备为自己的学习服务。
（三）仅仅引入是否就能改变教学
众所周知，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将智能终端设备引入课堂，利用它的便捷、快速、互动和共享功能，加以灵巧的课堂设计，最大限度地施利制弊，智能终端确实是可以迅速地达到改变课堂教学状况的目的。但是，实践当中的效果定性往往处于先入为主的效果论逻辑，如认为“使用一定比不用好”“用了一定就很好”和“怎么用都很好”，而实际的应用效果却缺少确切的科学实证。实际上，智能终端作为一种技术，有它本质上的固有技术弊端，如使用智能手机屏幕尺寸小，这可能导致物理问题，并降低一些参与者的注意力。长时间面对智能手机可能会损害视力，影响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干扰。智能设备可能出现故障，感染病毒，而且还依赖电池，通常电量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设备损坏，可能丢失存储数据，存在内容风险等等。有关学者认为，要将智能终端用于教学过程，必须在硬件、软件、环境和网络等各方面实现基本保障，如专业的电子课本、课堂辅助教学系统和有效的课堂教学管理规范（包括如何控制、监督学生的课堂学习，比如控制上网、控制学习进度等）以及基于智能终端的各类资源包和教学方法等等，特别是关于课堂教学规范和教学法，这是智能终端能否发挥正面长效的根本保证。相关研究也发现，不同类型的智能终端对其课外阅读影响不同，如手机对阅读的负作用明显，而平板对阅读和学习有一定促进作用，提出严控儿童的娱乐化应用行为建议。而当前无论是学校，还是师生，针对智能终端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尚未准备妥善，大多还处于初步摸索的阶段。因此，智能终端进课堂，要达到高度融合的理想境地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三、智能终端进课堂相关问题的症结审视
智能终端进课堂引起了诸多问题，有学生个体层面，也有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的，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有提倡者，有反对者，也有观望者。当前最关键的是透过这些浅层问题表象背后去找到所有问题的根源，采取有力举措直击病灶，才有可能真正为这一艰难的学校变革迎来开放、宽松和适宜的社会舆论空间。
（一）智能终端应用问题的本质偏差
智能终端从本质上是一种技术，而在整个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进程中，我们始终都强调技术为人服务的基本出发点。人的能力发展和素养提升是技术引入的根本目的，促进人的能力发展和素养提升是解决技术与人类碰撞所引发各类问题和矛盾的基本思路。当前，有关技术沉迷，技术恐惧和技术干扰以及技术应用带来的各种问题，都是因为在技术为人所用的基本定位上发生偏差所带来的各种误区，人不能被技术所束缚，人是信息技术的主人，在信息技术与人的作用关系中，人是绝对的主体对象。因此，要解决智能终端进课堂的各类问题，最根本的思路就是要从人的核心素养和基本认知出发，形成技术应用规范和共识，建立技术应用文化，这才是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长期缺位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近年来，围绕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的探讨引起了全球遍关注。其中，与手机等智能终端以及新媒介使用和接触最为重要的两项素养当属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当前，无论是网民规模，还是智能终端以及网络接触面和时长排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靠前位置，但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状态也十分让人担忧。近年来，青少年群体中不断出现网络成瘾，游戏沉迷，肆意传播，盲目轻信等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问题。
为了提升广大青少年的信息技术应用技能，教育部早在2000年颁布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在全国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课程，旨在培养青少年的信息素养。二十年来，信息技术课程的开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当前，以人工智能、编程、3D打印和创客教育实践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技能课程在中小学普遍兴起，部分发达先行地区的中小学学生的信息素养实则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即便如此，在网络世界里仍然充斥着大量涉及青少年的各类网络诈骗、谣言、攻击以及肤浅和低级泛娱乐现象，总体来看，信息技能提升的同时并没有直接带来网络行为认知的改变。究其原因，单纯的以培养学习者信息收集、存储、加工和评价能力的信息素养教育，并不能真正解决学习者面对互联网海量内容的内容鉴别与批判性吸收问题。而有关如何解读媒介信息、如何辨别信息的真假，如何利用媒介传播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情感，自觉抵制媒介不良信息，如何利用网络开展深度学习，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学习者媒介素养的介入与赋能。因此，从某种意义来看，学习者能使用新媒介但并不等于“会”使用新媒介。学习者会使用智能终端，并不意味着能够“控制”智能终端。从近年来青少年群体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手机依赖低头族，社交恐惧、盲目轻信和无脑转发现象来看，其本质都是缺乏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直接后果。
（三）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的失衡
事实上，有关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两个研究领域，一直以来，泾渭分明，互不交叉，相应的素养教育内容也在学校等教育机构分别开设课程，互不取代。但是从信息传播对对象的冲击和影响的角度来看，信息素养解决的是对象的主动性问题，而媒介素养则解决的是被动性问题。但当媒介与信息技能成为人们生活的关键技能时，相应主体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即主动性和被动性于一身，因此，相应的媒介与信息素养不可分割，其素养教育也不可失衡。
当前，以培养信息素养技能为主的信息技术课程已经在绝大多数中小学普及，但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只是零星机构间断推行，一直不成规模气候，中小学阶段当前仅仅处于实验性推行阶段，而大学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未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这种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失衡局面，直接导致了学习者在接触智能终端时，仍然无法理智地掌握相关智能终端工具使用的“时效度”问题，即在什么时机用，用什么功能和用于什么目的，在多大程度去使用等等问题。有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发布的《媒介信息素养政策和战略指南》首次将媒介与信息素养定义为了一个复合型概念，试图通过统一二者的概念内涵达到综合培养网络学习者素质的目的。近年来，相关学者也对二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辨析，认为随着媒介素养由关注文本向关注技术及其工具的范式转变，信息素养由关注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而转向信息文化的研究背景，以及新媒介的出现以及超强互动功能的实现导致传受身份的模糊的现状，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越发呈现出融合趋同的趋势。
（四）教师媒介与信息素养亟待提升
智能终端进课堂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教师方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毫不深究的拒绝，半遮半掩的控制和无视，或是不假思索的照搬引入，还是面对智能终端开展智慧课堂的无助，从某种程度上都是教师群体媒介及信息素养匮乏的表现。国外相关研究显示，随着各类网络数字化资源的扑面而来，教育工作者面临着各类资源来源和质量评估的挑战，也面临着适时开展移动教学压力和挑战。在当前全球化的环境中，ICT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不同的技术采用率。处在网络时代的学习者往往会很快地掌握自己的新技术，而教育工作者往往在成功利用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上落后于学习者。由于技术采用率和心理接收的差异，教育和培训环境中出现了新的挑战，即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充分利用移动设备，还要选择和使用相关的优质资源，以支持交互式和高水平的学习体验。也有学者指出，智能终端进课堂问题的实质是教育工作者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管理模式等落后于时代以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矛盾表现。因此，如何有效提升教师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是解决智能终端进课堂系列问题的关键。
教师媒介与信息素养提升需要有从理念到技能，再到专业发展评价框架的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作为教师而言，直面自身课堂教学窘境，敢于开展移动教学改革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教师自身的教学方式、风格和内容无法对学习者产生吸引力是导致学习者被动使用手机的主要原因。因此，适时地进行调整自身教学开展移动教学课程改革是当务之急。其次，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亟待提高，特别是对于信息化手段与学科内容的有效互动机制，以及对技术在教学情景中的存在形式、使用要素和作用效力的探索和研究都十分欠缺。再者，還需努力提升自身的媒介应用技能。只有自身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才有可能对学生进行比较正确的媒介引导。从某种角度来看，教师课堂的智能设备和媒介应用教学演示行为，就是对学生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最好引导。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围绕特定的教学目的，制定完善的学案，合理规划学生课堂媒介接触时间，创造性的应用智能终端功能来解决问题，在这样一种应用规则和规范的牵引下，学习者可以尽量减少对移动设备终端的依赖，进而明确智能终端课堂应用的真正价值。此外，笔者认为新媒介环境下对教师素养应有新的要求，传统信息技术应用环境中基于学校情景提出的TPACK教师专业素养框架应加入媒介素养的元素，从而可以指导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以创新开放的姿态，指导学生有效利用新媒体，将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作为服务学习的有力工具。 四、智能终端课堂应用文化的构建之路
课堂文化一直是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焦点，众多学者对课堂文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课堂文化的类别、层次和结构上。如有关学者提出课堂主要有课堂教学的物质、制度、精神、行为和网络几种类别。环境、行为和制度是课堂文化的表层，应挖掘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精神文化;从结构上来看，课堂教学文化主要包括课堂创新性、主体能动性、教学开放性和内部规范性四大要素，其中，调动师生的主体能动性最为关键，还有学者认为建立课堂新文化的重点在于突破旧有课堂文化“惯习”，包括旧有的教学标准、效率和信息加工模式以及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习得方式等。总体来看，在课堂文化构建过程中，物质条件是基础，制度规范是保障，行为和精神内涵是最终价值追求。当前，就智能终端进课堂的应用文化构建问题，其基本环境资源已经基本具备，而相应的技术价值认知和应用机制构建是主要弱项，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思路：
（一）改变基于智能终端的课堂应用价值认知
随着智能终端在课堂一线的大面积推广，广大师生也对智能终端的基本功能特性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对智能终端功能价值“误用”和“小用”的情形。其中，误用主要体现在用机器思维代替人类思维，忽略学生的自主思维。如在基于智能终端的网络学习过程中，由于便捷的搜索功能，容易让学生一看、一查就觉得自己懂了，但一做卻不会，给学生造成看懂了的假象。此外，在教学一线中，时常出现将电子白板和交互式一体机仅仅作为黑板的替身，电子书包用成了视频播放器，较少涉及智能终端交互功能的使用。而且，课堂教学活动有全盘网络化和虚拟化倾向，试图以数字化学习代替传统的观察、调查、探究和体验式学习等等。这种由“人灌”变成了“机灌”的智能终端滥用行为实则是走向了技术应用的另一个极端。当前，急需明确的一点认识是，教学活动过程的核心，是师生之间知识情感互动交流，运用网络多媒体技术是无法取代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师生互动过程的，不要让智能设备侵占挤压了学生思考的空间，不要让智能技术代替学生的思考，也不要让智能技术扼杀学生的想象力，这是当前对这一技术价值认知急需匡正的理念。
另外，“小用”则主要是体现在仅仅满足于智能设备所提供的参与功能层次上，远没有达到利用设备增强学习达到高阶认知目标的目的。实际上，微软公司2015年提出的BYOD实施建议中就包括学习活动设计要关注高阶学习，要改变传统的技术只服务于教师教学的局面，变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要注重任务驱动，让学习者的认知资源聚焦于任务。学习者使用BYOD模式围绕某个具体任务开展学习活动，能够为了完成任务而有效地利用技术，成为技术工具的主人，而不被技术工具异化。智能终端进课堂，使用不是终点。当前移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问题，如来自现实世界的干扰，课堂管理策略的缺乏、学生数据丢失的隐忧等等，但同时也会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引发各种创新，如果将智能设备的唯一价值锁定在为了参与而不是真正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上，这实则就是对智能设备功能的“小用”和“屈才”，也是对信息化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国外的相关调查发现，当被问及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移动设备的价值时，教师普遍认为仅仅是增加学生参与度，而基于此种理念所带来的智能终端课堂应用过程并没有改变传统教学的实质，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去完成传统任务而已，如在平板电脑上做笔记和在电子白板上呈现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使用数字工具或资源时表现出的参与度的提高，实际上可能更多地是映衬出传统学习过程的不参与，而不是对数字化设备和方法高度参与的真实陈述。其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学习者平常上课记笔记很无聊，用平板电脑记笔记可能比用铅笔和纸稍微有趣一点，但是总体的学术任务对学生来说仍然没有吸引力，记笔记仍然是一个敷衍但无聊的课堂任务。然而，从成人教师的看法却是，该设备的引入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和记录的参与度。但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过早或错误的假设。
当前，智能终端设备投入到教学过程中，大多都还没有发展到改变学习的基本过程的程度，即超越替代传统学习以重新定义学习过程。移动设备在教室中应用的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在许多方面都掩盖了对当前移动学习策略效率深思熟虑的考量，或是对某些类型的实施和干预措施以及为什么会影响学生成绩等结果的评价。这种意识的缺乏，可以折射到大多数教师的基本看法，即课堂上移动设备的价值几乎完全集中在提高参与度上，缺乏对学生自身所重视的其他好处的认可，如工作技能的发展、学习职业发展和探索机会的扩展等。鉴于这种将参与视为唯一好处的认识偏见，教师和管理者因此会质疑，相比于课堂，为什么在校外如此多其他参与活动中学习者能够轻松自如地将智能设备用于更高层次的学习当中。
鉴于此，我们有理由对智能终端的未来使用抱有更高的期望，即理想的移动学习应该是基于社会的、无约束的、数字丰富的，学生们欣赏这些设备的内在魅力和令人信服的本质，它们能够提供更个性化、更切合实际的学习体验。未来，移动设备将使无障碍学习成为可能，并为学生提供了一种简单方便的方式，不仅可以补充他们在学校学习的内容，而且能够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自我指导一个新的、个性化的学习过程，并解决个性化的目的。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移动设备来访问内容、与专家交流和协作以及开发工作技能，比今天在许多教室中所呈现的更真实地体现了移动学习的潜力。
（二）探索基于智能终端的课堂教学文化保障机制
基于“防堵控”等基本理念的课堂，针对智能设备冲击所建立的课堂规则基本上是以强制的剥夺和无助的模式为导向的，如将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上升到个体思想问题，以谈话教育的形式向学生讲明课堂玩手机影响学习的危害。此外，各种针对手机的承诺书、倡议书和责任书以及手机“休息袋”，“惩罚令”也是传统的“无机课堂”的惯用做法，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举措在传统禁锢式的以教师为主导的线性课堂中仍然能起作用，但长期来看，如此行径所形成的课堂文化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围追堵截的文化，随着学习者自我意识的强烈复苏和网络传播势力向校园围墙的不断吞噬，这样的落伍的逆向的课堂文化终究会走向没落，最终会导致原有的课堂规则形同虚设，如今很多的高校课堂场景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即在已经无法管控的情况下，很多教师根本不管学生是否玩手机，你玩你的，我讲我的，爱听不听。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一思路是行不通的。 国外学者认为，智能设备在课堂上教育实施失败常常被解释为缺乏与教育基本规律保持一致。这一问题的研究焦点已经从技术本身的关注转移到教师对技术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以及作为技术整合因素的学校文化，因此，重点是培训教育者，提升他们使用技术的能力。因为技术提供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教学应用本身也被定位为“黑盒子”，这也是所有教师创新教学实践的本质特征。采用新技术的教学法有可能破坏传统教学策略和学习，支持新的学习模式、文化表达和协作技能的发展，这无疑需要改变教育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取决于学校体制和教师的变革能力。因此，为了引导和鼓励广大教师在课堂中积极探索基于智能终端的教学探索，各类学校应积极为教学部门、教师、学生和家长制定一套在课堂上使用移动智能终端的指导策略和相关规定，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避免智能手机的负面影响或对学习过程的干扰。同时引导学生把手机变成一个学习和获取信息资源的平台，从而提高学习者利用智能终端获取信息的能力，使智能终端的正面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并由此不断缔造建立手机课堂应用的创新文化，这才是智能终端课堂应用的终极目标。
此外，一种稳定的课堂文化的形成必定是在实践过程中对诸多细节作了细致深入的设计。近年来，为解决移动终端设备投入问题，从国外引进的广受各类学校推崇的BYOD模式就是信息化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创新举措，也在实践中形成了普遍接受的课堂应用文化。在此之前，国外相关研究对BYOD模式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探索，如模式实行的前提条件问题，包括教师的技能準备、学生的心理准备以及家长的支持等，BYOD实行过程中的设备和数据安全问题，BYOD成功的基本原则（学生的超连接性、设备的可负担性和智能手机的全球使用），BYOD在课堂实行过程中使用和管理智能手机的方法和政策指南等，这些相关研究都为BYOD模式的正常开展以及课堂一线建立安全规范的应用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从问题到文化的深度追踪
如上所述，从使用过程的一系列问题到主体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提升，再到课堂应用文化的构建，显示出智能终端进课堂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应用系统性过程，正如Hembre等人所言，当一项新技术进入学校时，就如何在学校和教室的实际环境中对其特征和功能作出判断涉及诸多的因素，如一个教室空间可能包括几个房间、走廊、墙壁、规范、规则和时间表，以及身处其中的人和物，所有这些都可能对技术整合产生影响。因此，智能终端进课堂是一个涉及资源、硬件、软件、环境、网络、素养、规则和方法等多种复杂因素的问题，需要从机制、原理、成效以及应用规范上做全面细致的实证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如马玉慧对教育APP的资源建设机制、推广与监管机制以及教育APP的应用模式等进行了探讨，陈明选提出了基于手机的交互策略及其交互环境建构应用。总体而言，国内大部分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研究都还处于预期展望及教学功能理论探索层面，针对特定学习者和场景的具体应用探索还比较少，特别是缺乏针对中小学生智能媒体使用状况的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实证研究，对各类教育机构和学习者智能端拥有状况和使用内容缺少调查，相关的应用模式也缺少具体的效果检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相比国内目前比较浅层的功能和模式探索，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涉及动机、机制和原理层次，相对较为深入和细致，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如相关研究涉及学习者智能终端使用动机问题，如Mcgloin认为当前大多数研究没有探讨学生的学术目标与其随后的课堂技术使用之间的潜在关系。而学生终端使用情况可能很复杂，有多个或者存在课内外和校内外的使用情况，因此应重点探究不同场合下智能终端使用的主要缘由。Anshari进一步提出人们的行为对课堂上使用智能手机的影响有一些决定因素，包括预期性能（移动学习本身的感知益处）、预期努力（使用智能手机学习的容易程度）、被用户感知、社会影响（人们相信别人应该如何通过手机学习）、感知的娱乐性（一个人在使用手机学习时的娱乐性）和学习的自我管理（指的是一个人从事自主学习时对自我约束的感觉）。Kumar认为智能终端可用性是教学成功采用技术的决定因素之一。根据技术可接受性模型，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等具体可用性因素又是技术采用的主要决定因素。感知的易用性是指用户期望使用特定服务时不会费力的程度，而感知有用性是指学习者认为任务有助于实现目标的感知。其次，智能终端对用户的认知及行为影响研究也急需展开。如Cho的研究表明，一些智能电话应用程序有助于解决社会孤立问题，并使用户的个人形象更好。而其它研究则显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可能会导致隔离、抑郁、压力和身体活动减少。如手机上瘾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的大学生的焦虑、日间功能障碍和抑郁症状比使用智能手机不高的大学生更大。对智能设备的上瘾，通常对课堂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智能手机上瘾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移动学习环境下的教师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样值得关注，有关学者认为在技术采用过程模型方面，美国学者弗朗西斯·富勒（Frances Fuller）提出的基于关注的采用模型（CBAM），相比于TPACK（技术、教学和内容知识）模型和普遍采用的替代增强模型（SAMR），它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描述技术采用的阶段和教师技术采用决策的情感问题，这也为当前研究教师课堂智能终端使用意愿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此外，相比国内大多基于传统课堂固定空间和位置的智能终端应用探索相比，国外移动终端的泛在学习探索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丘吉尔等人认为移动学习至少有三个层次。首先，设备是移动的，但学习者和学习体验不是。在第二个层次，设备和学习者都是移动的，但是学习体验仍然不是;在第三层，设备、学习者和学习体验都是移动的，为个性化、协作性和真实性的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当前我们的主要探索还主要集中于第一层次，未来突破课堂空间限制，基于跨情境的无缝学习以及基于移动设备的位置感知功能来设计情境学习活动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实践告诉我们，引入新技术本身并不一定能保证教学改革的成功，积极将新工具嵌入适当的学习设计中，正视智能终端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深入开展实证性的探索性应用，在应用过程中努力提升师生媒介与信息素养，这才是解决相关问题的主要出路。当前，这一领域诸多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也急需广大研究者开展深入的实践研究来建立和发展相应的移动学习理论框架，同时让智能终端课堂应用的有效性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明和检验，一线的课堂才可据此制定基于场景、目标和方式的智能设备使用规则，并以规则带动应用，最终以常态应用构建课堂文化。
作者简介：
林书兵：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智慧教育（1023180893@qq.com）。
张学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zhangxb@126.com）。
责任编辑：赵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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