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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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哲学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前瞻性展望，在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总是被隐匿于理论哲学的阴影之下，成为贯穿西方哲学史并异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方式和哲学范式。从古希腊哲学起，两个世界的对立就是形而上学的固有矛盾，伴随理论建构与实践建构两种不同思考方式，对外在对象性和内在对象性的分离所做出的不同探索，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自身借助各种因素完成自身转型的历史演变，而致力打通两个世界隔阂的实践哲学，在古典哲学的奠基中就已经预设了破解形而上学的一种现实的可能。这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对理论如何进入实践并对实践产生何种意义所提供的阐释，为当代实践哲学的建构和真正走出形而上学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 B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0）04-0073-09
西方哲学史是理论哲学范式以本体论或知识论为逻辑框架所生成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其理论形态总是试图为现实世界的人的存在提供某种超时空、超历史的普遍性解释，无论是对“存在”的认同还是对“自我”的承诺，实践哲学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前瞻性展望，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总是被隐匿于理论哲学的阴影之下，成为贯穿西方哲学史并异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方式和哲学范式。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流派的实践哲学转向的凸显，厘清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不仅成为解决形而上学困境与出路的关键，而且成为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地位和前景的前提基础。特别是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一直以来都在围绕如何看待形而上学问题延展开来。因此，追溯马克思超越形而上学的实践向度根源，从而分析马克思哲学容纳现实和历史规定的实践功能，可以对实践哲学的建构和超越方式做出更深入的阐释。
一、形而上学的基本矛盾：两个世界的对立
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哲学的进步不会采取自然科学所特有的那种直线形式，它虽然以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与不同学派之间建立联系为表现方式，但是这样的影响或者联系并不意味着取代或蜕变。因此，艾耶尔认为，“哲学的进步不应把重点放在一批杰出人物对这一学科所作的贡献上，而要格外关心一批循环呈现的问题的演变”[1]。按照他的看法，这当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且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描述事物，这一问题促使哲学家在追求至善的、普遍的、绝对的真理的同时，要求对人类知识的特征和范围进行探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已成为哲学是否进步的内在标准，那么，现代西方哲学对实践哲学的青睐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实际上也离不开形而上学的发展逻辑，离不开作为理论哲学内核的对象性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古希腊哲学一开始的形而上学诉求中，理论哲学一直以追求万物始基的方式为感性世界的存在物奠基，超验世界被认为是从经验世界中分离出来的，作为经验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的独立自存的世界而被认为是唯一真实的世界。通过范畴的逻辑推演完成对存在和存在者进行追问的回应所形成的关于超验世界的纯粹真理，可以作为终极基础的普遍性规定，其对逻辑概念的抽象性的强化进一步确立了理论哲学的至高无上地位。关于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最初理解，可追溯到巴门尼德对存在与非存在的认知，他以此为前提推导出对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说明，这种使用逻辑的抽象对经验世界进行否定与颠倒的思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进一步被应用于超越现实世界的具体性以达到无限本体意義的本质性规定，并借此完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的体系构造。
苏格拉底对概念的客观普遍性的有效性确认，是通过归纳过程逐步引申出的定义来实现的，对于与意见相对立的科学的认知，只有通过思维对意见和知觉的共同内容的提炼才能掌握，“关于这些形式的知识便构成德性”[2]151。于是，柏拉图将这种对象性思维方式从伦理学扩展到全部领域，他的理念论的实质是对苏格拉底的概念进行实体化，以抽象出适用于具体事物的类概念，作为找寻现实世界存在物原型的根据。面对普遍与特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矛盾关系，虽然柏拉图曾提出“分有说”和“通种论”，但是他始终还是要面对以上途径没有很好解决的理念如何达到原型的摹本这一问题。柏拉图始终认为，现象世界充斥着处于流变过程的事物，因而并非一个实在领域，“这种观点导致理念即使作为生成最后之因，也总是现象旁边孤立的世界”[2]182。而亚里士多德则倾注全部精力用于消除柏拉图的世界二重化理论原则，他承认特殊事物的真实性，将实体看作具体的对象，事物的形式不仅并不与事物自身相分离，而且恰恰要在具体事物中共存。由此，亚里士多德在跨越柏拉图理念论的同时，似乎立刻被另一种更危险的难题所困扰，他认为，“不应仅以提出第一原理为已足，还得询问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3]。倘若这一原理是普遍的，可推出其必定不是本体，根据在于“凡是共通的，云谓只指说‘如此’，不能指示‘这个’，但本体是‘这个’”[3];而倘若原理的性质是个别的，则推出其必定不可知，因为会出现“苏格拉底将是几种动物——‘他自己’，‘人’，‘动物’，这些都各指一体，各自为一‘这个’了”[3]。于是，可认识的普遍与不可知的个别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一种对称的紧张关系，有关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轮廓也就基本清晰了。可以确定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预期绝非引向不可知的感性个别，而是要通过物质提供的特殊性和唯一性，使形式抽象出的普遍性所必然遗漏掉的内容重新通过个体事物的完整统一体融合起来，这里便隐含着将特殊的内容强行纳入概念自身的逻辑之中，其中的重重矛盾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在关于形式是普遍还是特殊这一问题上，可以得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答案的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塑造了以实体为中心的排除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形而上学本体，并为其之后的形而上学勾勒出事物不断发展、精神不断超出的目的论框架;另一方面，他对知识的划分使理论领域与实践领域有了互不相通的分属，并确定了理论对实践而言所具有的绝对优越性。因此，这种以解释世界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样式就是以追问存在的方式来超越有限以追求无限为理论哲学的终极境界，对普遍的超验世界的追寻带来的现实领域和抽象领域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矛盾，在形而上学的演进逻辑的不断奠基中留下了两个世界的对立。要破解形而上学的这一理论困境，就要从对形而上学基本矛盾的理解入手，并在此基础上走出形而上学。 后来的形而上学则是以各自的思路试图解答亚里士多德留下的问题，但形而上学的基本矛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对理性自身的审判中，普遍与特殊的对立随着对有关知识问题的考察，被转换为主体与其对象的对立。康德通过将真理性建立在先天的必然原则之上来获得普遍性的方法，却因物自体的存在而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实现，其先验对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含混关系，实际上只是亚里士多德作为本体的“这个”与感性个别事物之间的含混关系的再现，因此，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仍然没有解决亚里士多德的问题，甚至尽管康德本人批判和克服独断论形而上学却也并不反对形而上学本身，并且在对形而上学的评价中始终高度肯定它对于人类的根本作用，并将自己的哲学视作能够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广义上的实践形而上学。而黑格尔企图通过辩证法重现世界理性演进的路径以消除现象与本体间的鸿沟，在实在向前不断推升的辩证过程中，将所有对立消解并保留下来纳入绝对精神之中的努力虽然扩展了知识论的规定，但是却从未脱离知识论的推进轨迹，也就是说，这一努力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当“主体成为功能性与实体性互为统一的规定之后，知识的内容便构成世界精神本身”[4]。因此，从古希腊哲学起两个世界的对立就是形而上学所固有的矛盾，那么想要对以理论形态构建起来的走到极致状态的形而上学进行超越，实际上只能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来正确对待形而上学基本矛盾的问题。由此，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形而上学的原初建构中，不仅蕴含着以追求崇高理想为表现形式的理论理性，还容纳着与形而上学基本样式深层关联的实践理性，致力打通两个世界隔阂的实践哲学，在古典哲学的奠基中就已经预设了破解形而上学的现实可能。
二、形而上学的破解路向：实践智慧的启发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形而上学的基本矛盾在近代知识论哲学中以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或意识与物质的矛盾为直接表现。这样一来，对于如何真正走出形而上学并最终超越形而上学，第一步就是要深入到形而上学的基本矛盾之中揭示其有限性，因此有必要重新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普遍与特殊的区分。由于亚里士多德对于作为本体的“这个”与感性个别事物之间的含混关系始终没有给出更清晰的说明。因此，当他试图对感性个别事物进行规定时，不得不面对作为本体的人、马、树这样的感性个别事物既无法定义，也不能证明。尽管矛盾层出，但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对个别的理解的确有着双重性。一方面，在形而上学理论范式中的个别与普遍的矛盾塑造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矛盾，导致第一哲学也不得不关注有关个别事物的问题;另一方面，与理论活动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不同，实践活动和创制活动的对象都是可以通过人自身的活动而发生改变的事物[5]177-178，这是感性事物意义上的真正的个别。而上述两个非对等概念之间的含混关系，直到康德用先验对象与物自体取而代之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较之前更为周密的理论哲学逻辑，将形而上学的矛盾推进另一个深渊。因此，对上述双重意义的不同理解所引申出的不同路径，成为破解形而上学基本矛盾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承认两个个别是同一的，就是重复亚里士多德以思维的抽象作用来理解感性个别事物，将其看作普遍性的形式的纯粹逻辑规定。如果认为两种个别之间全然不存在相互过渡的可能性，实际就是做出了一种类似于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划界所带来的问题，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也将是康德遇到的截然二分的理論与实践的通道问题，即不可通约的理论中的个别与实践中的个别如何贯通的问题。于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转化为理论如何进入实践并对实践产生何种意义的问题。
事实上，正是这一实质的阐发，为如何走出形而上学创造了可能，即这种走出只有将理论立足于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通过前面的论证可以发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形成的关于普遍与特殊的形而上学问题，本身就是理论哲学对于概念的抽象活动所导致的，以致极度提纯的普遍性和全然不可知的个别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出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转向现实的生活实践，从而超出理论哲学的困境在矛盾的实践论根基中去消解。立足这一视角，首先得出的结论是纯粹普遍和纯粹个别对于生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个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且无法想象的。事实上，现实当中所展现出的具体事物早已不是纯粹个别，认识主体在开展对象性认识之前，已经完成了认识它的某种方式并对其产生一定普遍性的知悉。这个意义上的普遍性既无法从具体事物中抽离，也不具备广泛程度上的绝对普适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提出的实践智慧是一种与属人的善恶之事相关联的，真正的有理性的实践品质，它与人的经验和日常事物相联系，具有双重面向。虽然它是通过指导实践活动经由特殊事物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往往经验丰富的人或者拥有特殊知识的人比那些只懂得普遍理论的人更能做出正确选择，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实践智慧在认识论意义上毫无普遍性或只是关于某一个别事物的完全特殊的经验。显然，尽管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了在实践活动中关于特殊事物的具体经验比普遍原理的知识更具重要性，但是这种对于对象的直觉毕竟不是科学的对象，也不同于视觉、听觉、嗅觉等个别感官上的感觉，而是一种对于对象的属的感觉。他认为，实践智慧需要的是有关生活经验和特殊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能通过学习和传授来获得，只能凭长期的生活经验才能形成这种对具体事物及其与普遍知识之联系的直觉。也就是说，实践智慧的应用绝不是先有一般，再将一般直接地应用于个别事物，它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身体力行地去提出一般，然后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去加以完善和发展。正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因而它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确的知识，只能使人基本“看”得正确。在这种条件下，当我们去谈论具体事物的时候，只能大概地、粗略地去说明真，并且需要运用我们的实际经验。“这种意识在对事物的把握上有一个停止点，而不会无休无止地变化。”[5]181这意味着实践智慧所关涉的对象是同一种类型事物中相对或有限的普遍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非凡洞见对于我们是否能够逾越一般与个别的鸿沟以至走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有着重要启示。 相对于实践智慧，理论智慧作为一种最全面、最完备的知识具有绝对的普遍性，这种“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的的沉思活动”[6]218对于具体事物来说相当于起到规范性本质作用的“理念”和“原型”，而每一特殊事物都只是这种普遍性的“理念”和“原型”所外化的一种现象。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否认了苏格拉底主张德性即理性的看法，认为德性只被理性所伴随。在他的实践概念范畴中，包含着特殊性的具体的普遍性，有着双重面向，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一重面向是朝向终极幸福的理论理性智慧，它总是考虑整体上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在普遍性的指导与规制下，做出选择的实践智慧对达到目的的途径的规划和考虑有助于使理论智慧的追求成为可能。另一重面向是朝向道德德性的实践理性智慧，它总是将普遍的规则结合在具体的特殊事物之中，表现为在具体的活动中做出选择，决定善恶时的一种智慧。因此，实践智慧是要考虑具体事实来处理具体事物的。当然，亚里士多德理解的普遍性仍然是形而上学范畴的普遍性，只不过他将一种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具体事物相结合的阐释学方式，应用到对形而上学的普遍性的理解上，通过实践智慧使蕴含在普遍规则和具体事物之中的内容能够得到相互阐释和不断展现。
三、形而上学的走出方式：实践哲学的建构
纵观现代哲学主流，对于如何走出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同进路有着各自独特的理解。其中，把古典实践智慧概念的阐发纳入自己哲学体系，以破解形而上学轴心结构的实践哲学，多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为主要理论资源。因此，亚里士多德对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基本样态，特别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定位有着深刻启发。当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令他难以就此问题深入探讨下去，而现代哲学中的存在论及诠释学进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走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海德格尔将实践智慧进一步理解为，此在显现真理的实践分析方式，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被海德格尔看作是“良知”，是一种审慎的思，其始点和终点都在人自身，是彰显此在本身的东西，此在通过良知的召唤，来回到本己的存在自身。在《存在与时间》 中，海德格尔指明了两种指引关系，一种是针对用具的“为了作……”，是说用具总是用于什么，对什么事物有用，它有自己的目的，而它自身同时也是其他用具的目的，这样一来，人在这样一种指引关系中，无法找到自身的目的，丧失了人作为本真的存在的可能性。另一种指引关系是“为何之故”，指向的不是外在于此在的其他目的，而是指向此在本身，且赋予“为了作……”这种指引以一种最终的意义。可以说，这两种指引关系就是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创制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存在论阐释。海德格尔把亚里士多德揭示真理的方式存在论化，他通过实践的“无蔽”特性，将实践智慧作为此在本身的解蔽方式而推出其应为揭示存在者真实存在的断真方式[6]122-123。然而，由于此在的始源性和中心性，实践智慧在摒弃被规定性的此在结构中的唯一特征只是时间性，意味着其只能在时机中选择与决断，不能通过理性来把握和判断。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实践智慧生成所需要的教导与练习，由于融合了伦理共同体对过去的反思、对当下的理解和对将来的判断，而成为海德格尔眼中需要被此在抛开的非本真的意见，为避免沦为常人此在要通过实践智慧而通达对自我的理解。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海德格尔的实践智慧虽然成了无源之水，但是也同样印证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的本质是关心人类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践行。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完成了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变，并进一步把它同人文科学的真理问题的理解联系起来。他在知识领域提倡“参与理想”，打破自然知识主客二分的本质，恢复实践知识的主客统一的本质，改变单纯静观的认识模式，变为投身于对方之中来进行周旋、打交道的认识模式。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就是要用这种“参与理想”来超越近代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理想”。他将实践智慧对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转换为一种诠释学循环，把人文科学的本质理解为个体经验与普遍经验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凭借主体自身体验的唯一性和直接性参与到由历史和艺术构建起来的人类经验的基本陈述中，以证明一种人文科学的真理有无内容和价值。因此，实践哲学的普遍性便成为人类基本经验意义上的一般，是关系到“一切人类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7]的普遍性，它将在实践活动中被不断生成的个体经验所充盈，而在两者互相阐释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经验，才是形而上学普遍性的真正基础。从这一思路考察西方现代哲学对于形而上学与生俱来的刚性的普遍性所进行的改造不难发现，经过库恩的科学解释学，这种普遍性的根基已经转移到社会实践和生活经验领域，同样也存在于杜威提出的“原经验”中。
因此，现代哲学通过存在论哲学融入现象学运动的尝试，已经踏上了一条与传统知识论形而上学不同的现代实践哲学建构之路，也就是说自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基本界定之后，虽然形而上学的演进史本身就是对形而上学不断质疑、批判和否定的历史，但是理论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只有到了现代西方哲学中才得以真正改变。从杜威利用科学的经验方法对形而上学进行实践哲学的还原，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现象学阐述，到后现代哲学家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批判，都在不同层面印证了作为理论哲学的形而上学模式的终结和在一种宽泛意义上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趋势。以上这些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发展与改造，无疑在理论回应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本质上来看，其仍然缺乏对形而上学的整体性解构能力而选择了与现实的改造相脱离的各种破解方式，因此存在着明显的过渡性和局限性。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建构始终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倾向展开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对话。然而，随着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思想资源的研究拓展，从实践理性这一线索入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实践哲学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虽然马克思哲学很少直接使用“实践”这一概念，但是通过对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哲学概念来使用的为数不多的文本进行考察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实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进行理解。从广义上来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衣、食、住、行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31，马克思实际上正是在实践的范畴内将物质生产活动理解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概念离不开生产劳动这一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人通过生产劳动不仅可以获得维持生存需要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一过程使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将自身的潜能得以发挥并超越和发展自身。因此，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在对生产劳动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不同，亚里士多德完全将生产劳动排除在实践以外，认为其阻碍人的自我实现，而马克思则将生产劳动视为实践的首要内容并将其视为人的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样一来，马克思把与生产劳动直接相关的生产关系看作全部人类实践活动的普遍属性，把包括政治的、伦理的和宗教的生活等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视为生产劳动的结果并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劳动。由此，马克思不仅将生产劳动视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同时也将其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比亚里士多德更加广泛，亦更具创新，他将亞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创制综合起来，并将亚里士多德的创制看作实践的基础，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看成创制的本质，从而将人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看作人类生活的最大目的，赋予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自由表现方式的生产劳动以无与伦比的地位，“将传统形而上学中被视为手段的劳动从价值层面提升至作为目的的实践高度，并将这过程视为劳动自身辩证运动的历史性现象展开的过程”[8]62。马克思以宏观的历史视野，将人类的实践史理解为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不断克服自然强迫于人的手段性并在历史变革中实现全体人类都同等成为目的的历史。从狭义上来说，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8]3活动的意义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自己狭义层面上的对于实践的理解，是“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9]，而不是一般意义上自然人为维护自身生命所从事的纯粹的生物活动。从马克思对“感性活动”的规定中可以对这一理解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感性活动”在马克思这里并非纯自然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是因为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关系来观察，所以费尔巴哈所谓的直观在马克思看来根本就不是实践。从把握实践的本质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实践概念，但其中所蕴含的特殊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相比有很强的时代性，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尤其指的是无产阶级要求改变自身命运，消灭资产阶级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关系上的差别以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行动，作为革命理论的哲学理论并不与实践隔着万丈深渊，而是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扬弃地将理论转变为实践，而且在“革命的实践中”两者总是相互贯穿着的，因此这种“‘革命’活动的观念使得实践的与理论的活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10]，包含自然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所有科学理论到了共产主义实现之时，将出于共同的生产劳动属性和自由自觉品质而成为实践。由此，马克思已初步完成将理论理性整合进入实践理性与创制的统一体中的实践哲学建构，实现了三者基于社会生产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从这一角度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建构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确认了实践对理论的优先地位，其对“现实”和“历史”的关注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到他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当中，以探索人类解放实现诉求的现实路径，从而将形而上的永恒追求融入世俗生活中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这种走出形而上学困境的出路是通过将形而下的感性活动与形而上的批判维度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历史统一来实现的，其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破解方式离不开马克思在扬弃西方古典实践哲学传统，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基础上，融合现代实践哲学的积极因素对人类实践所开启的现实性思考。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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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彧]
Abstract： As the forward-looking prospect of realistic world， practical philosophy has been hidden under the shadow of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nd has become a way of thinking and philosophical paradigm that is different from metaphysic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Early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worlds i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metaphysics. A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construction make different explorations regarding the separation of external objects and internal objects， it’s actuall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etaphysics itself by means of various factors. Practical philosophy， which is dedicated to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worlds， makes it possible to break down the metaphysics in the classical philosophies.Regarding how to put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what kind of significance it will have on practice， Aristotle’s interpretations of practical wisdom on this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solutions for metaphysics.
Key words： metaphysics; Aristotle; practical wisdom; prac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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