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故乡(散文)

作者:未知

  生命在成长,有一个时间,故乡会回来找你。
  ——席慕蓉
  作坊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不会忘记村子里的作坊,酒坊、醋坊、粉坊、豆腐坊、糖坊、染坊、纸坊等。那些朴实甚至笨拙的作坊留在每个人记忆的深处,让人时时想起那段艰难岁月里曾经的快乐。
  在村庄,每年农活儿全部结束的时候,作为生产队副业的各种作坊也相继开张。土豆、胡麻、黑豆等农作物除给社员分一小部分外,大部分都成为作坊加工的原料。而赋闲在家的人们都争先恐后想去作坊劳动,一方面可以挣工分,另一方面也可以混个肚饱。作坊的工艺并不复杂,只要力气大肯吃苦的人都可以获得师傅们的青睐。
  粉坊在村北,是独立的几间土坯房。作为磨坊的一间,地中央有一盘土豆磨,靠墙立着十多个脏兮兮的大瓷瓮,石磨的上方吊一个大漏斗,把土豆倒进去,让一头小黑驴蒙着眼睛拉磨转圈,土豆被挤压成糊状后加水倒入瓮中。经过一夜,淀粉沉在下面,上面的土豆渣取出喂猪,雪白的淀粉放在火炕上烘干后就可以进入操作间了。操作间里,师傅取一部分淀粉加入适量的白矾后用水搅成糊状,这叫“打芡”,这可是师傅之所以被称为师傅的关键所在,白矾的数量直接决定粉条的质量。“芡”打好后,开始用“芡”和面团,以浓稠均匀为标准。这时候,师傅会站到灶台上,一手拿漏勺,一手不停地拍打漏勺里的淀粉糊,淀粉糊顺着漏眼流入滚烫的开水锅中,待粉条浮上水面,掌锅人会迅速把熟粉条捞入冷水缸中,冷却后上架晾晒。粉条根据漏勺孔的形状分为粗粉、细粉、宽粉等,食用时会按照不同形状的粉条做出不一样的美食,粗粉烩着吃,细粉炒着吃,宽粉炖着吃。传统手工制作的粉条好吃爽口,粉味纯正,筋道耐煮,虽然含有少量白矾,但绝对没有防腐剂、增白剂和食用胶,应当属于绿色食品。我们是常到粉坊里玩耍的,目的就是想乘机偷吃晾晒在外面的粉条。当然人少的时候,粉坊里的自家人也会把锅里的碎粉条加些胡油和盐给我们吃,那种美味至今想起都会满口生津。邻家二哥偷吃粉条时,被师傅追得满院乱串,二哥边吃边跑,边跑边流出长长的鼻涕,从此“二粉匠”的绰号“享用”了一生。
  豆腐坊在生产队的院子里,也是几间不起眼的土坯房。做豆腐的原料是黑豆,将豆子洗净去壳浸泡,然后加一定的水在石磨上磨成豆浆。用特制的布袋将浆液装好,用力挤压,豆浆水被挤出布袋倒入锅中煮沸,这时需要点卤凝固,这可是技术活儿。卤分为盐卤和石膏两种,点卤后豆浆凝成豆腐花,过十几分钟后再用包布包好,盖上厚木板,压二十分钟就可以成型。豆腐是那个年代的美食之一,每当过节的时候,买不起肉的人家就会买块儿豆腐炖着吃,三大爷甚至把豆腐看成是自己的命。一次三大爷帮人家盖房子,中午东家吃猪肉炖豆腐,人们都知道他爱吃豆腐,就故意把豆腐给他,三大爷一看就急眼了,高声喊道:“豆腐是我的命,但有肉我这命也不要了!”说完就跑到锅前捞肉吃,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油坊是人们最爱去的地方,因为凡是去的人都可以得到一种叫“胡麻盐”的东西,拌在粥里吃,芳香四溢,其味无穷。油坊的原料是胡麻籽,用长柄小铲在锅里先把胡麻籽炒熟,这个环节是有技术含量的,火候掌握得不好或炒不到位,不仅出油率低而且味道也不浓,如果炒过头,油就有了苦味儿。炒好的胡麻籽用石磨磨碎,放入笼里蒸,直到蒸出油香味才算蒸熟。蒸熟的油料倒入水泥池里,师傅们光着脚丫踩踏,直到料泥有了光泽,然后放入“油圈”中,用麻绳织成的经纬线把油泥包裹成厚厚的油饼。榨油最主要的工具是油梁,瓮口粗的两根大圆木,用几段木头做成的横撑连接,两个横撑之间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槽子,把包裹好的油饼放进槽子里码成垛,然后把油楔子插进去,用上百斤重的大锤轮番砸打楔子,楔子挤压油饼后,油水自然流出。在村里,老远就能闻到油香味,油坊里到处都是油的痕迹,工具乌黑发亮,就连师傅們穿的衣服也失去了本色,油得放光。
  岁月不饶人,随着各种电磨的出现,传统的手工作坊逐渐冷清下来,尚存的作坊也已是残垣断壁或坍塌成废墟。作坊里的师傅们渐渐老去,技艺传承后继无人,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奔向城市。令人魂牵梦绕的老作坊已经成为历史,只有那个年代的记忆还深深印在脑海中,永远都挥之不去。
  匠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人们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日常用品须臾都离不开匠人,于是在乡村到处散落着从事各种手艺的人,石匠、木匠、铁匠、画匠、皮匠、瓦匠、绳匠、毛毛匠、磨刀匠、钟表匠、纸火匠、甚至把教师都称作教书匠。匠人是村庄里最为风光体面的一类人,他们不仅衣食无忧,见多识广,而且身份尊贵,受人仰慕。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匠人都是走村串户的,每到一个村庄,不是一声长长的吆喝,就是一阵敲锣声,不一会儿,人们便围拢上来。如果来的是钉锅匠,大家就把破锅烂桶拿来,如果是磨刀匠,就把各种刀具拿来。只要经过匠人的巧手摆弄,一切物件马上旧貌换新颜。一般的匠人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心灵手巧,独具匠心。在那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匠人们的辛勤劳动对乡村的贫穷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贫穷的生活也为各种匠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画匠了,画匠是乡村中唯一被称为“艺术家”的匠人。他们凭借一支笔和丰富的想象就可以描画出青翠欲滴的花草和活灵活现的小鸟。记得我们搬进新屋不久,父亲做了一对板箱,板箱下面的橱柜各有四块玻璃,父亲决定请河发叔来画玻璃。河发叔是方圆十里有名的画匠,因为他没有师傅,完全凭借自己上学时临摹“小人书”而自学成才,所以他的画也没有流派,属于随心所欲,东家让画啥就能画成啥。河发叔是早上来的,父亲把八块小玻璃交给他,并嘱咐要画四块儿山水,四块儿花草。河发叔马上动手,把滑石粉用水和成腻子在玻璃上均匀地抹了一层,午饭后,他用粗目砂纸把玻璃上的腻子磨了一遍,最后又用细目砂纸反复打磨,直到光滑平整。第二天,河发叔以浅灰色颜料做底,然后把各种颜料倒在碗碟里调和后开始作画。四块儿玻璃分别画上牡丹花、荷花、菊花和梅花。红色的牡丹花朵硕大,娇艳饱满,上面还有几只蜜蜂飞来飞去;粉色的荷花亭亭玉立于水中,下面有嬉戏的鱼虾;黄色的菊花争奇斗艳,两只漂亮的蝴蝶翩翩起舞;白色的梅花傲立枝头,几只麻雀闻香鸣叫,河发叔说这四种花代表的是四季。而另外四幅山水画更是惟妙惟肖,如临其境,有小桥流水人家,蓑立翁独钓寒江雪,黄河之水天上来,野渡无人舟自横。那时虽然不解其意,但还是被画中的景色感染,竟然生出许多的幻想来。等到画干透后,在画上用板刷刷一层清亮油漆,那些画愈发光彩夺目了。在家乡,每有新屋建成,第一件大事就是画“腰墙”(炕围画),画匠会根据墙的长度确定画的内容,大多是“四大名著”和“样板戏”,花花绿绿,浓墨重彩的涂抹让新屋锦上添花,我们这些孩子们就会东家进西家出地去看,那些画的内容至今都深深映在脑海里。   在众多的匠人中,木匠最为普遍,每个村庄都有几个,但好木匠屈指可数。村里衡量木匠的好坏主要有两条标准,一个是用钉少,主要靠榫卯结构;另外就是看会不会做棺材,因为师傅带徒弟一般不会传授做棺材的手艺。家乡的木匠侧重面各不相同,有的专门从事起房盖屋,有的专做耧犁锄耙,有的专门做家具。木匠是手艺人里工具最多的,大小锯、斧子、锤子、刨子、凿子、锛子、墨斗等,工具都放在自己做的木箱里。最有意思的是锯圆木,用木棒支个三脚架,把圆木架起来,师傅站到圆木上,徒弟坐在圆木下,一上一下,沿着墨线有节奏地上拉下扯,锯末在空中飞荡,圆木变成两半,再变成四半,最后变成各种精巧的家具。小时候,我们更喜欢看木匠用刨子推木板,刨花随着木匠师傅的推拉从刨眼儿飞落而下,我们捡起弯曲的刨花当眼镜戴。木匠虽然是苦力活儿,但技术要领还是很有讲究的。比如使用刨子,需要两个食指顶在刨口的两侧,把两个拇指藏在刨刀的后面,刨刀的深浅要适中等。如今,传统木匠工具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电锯和电刨,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但总是感觉那些家具好看不耐用。
  一只木箱,一只风箱,一口铁锅,一个炉灶,这是铁匠的全部家什。他们一年四季游走在村庄之间,每到一个村庄,就会在村中找一块儿宽敞的地方,徒弟迅速把炉灶放好生起火来,然后“啪嗒啪嗒”拉起风箱。这时候,村里人会把废铁拿来让铁匠师傅打制各种需要的工具,师傅看看铁质,如果是好铁,他就会在炉灶里加几块焦炭。当铁块儿烧得通红时,师傅用钳子夹着铁块往砧子上一放,右手迅速握起小锤,喊着拿大锤的徒弟,“大锤跟着小锤打!”话音刚落,“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就在小村传开。师傅不断地翻转铁块,随着铁红的消退,大小锤越打越快,直到反复锤打到所需工具的雏形为止。工具最后成型时,徒弟会知趣儿地躲到一旁,师傅用小锤开始修磨,突然“嗖”的一声,一股白水汽腾空而起,一个物件早已经落入旁边的水桶里。其实,铁匠的技艺就在于能恰如其分地掌握火候和淬火技术,徒弟只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才可以出徒。
  如今,传统的手工艺人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们打造的器物也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那些老物件所折射出的技艺依然令人叹服。最后一批匠人正在老去,老成历史,老成非遗,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让我们生出多少感慨,是对过去生活的留恋还是对美好童年时光的深深怀念?
  农具
  在如火如荼的美丽乡村建设中,有条件的村庄都建起了自己的博物馆和村史馆,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保留了乡村记忆的农耕博物馆,与世代农民耳鬓厮磨了一生的农具成了博物馆的主角。看着那些正襟危坐的农具,心里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酸楚。
  一年四季,农具严格按照二十四节气行使自己的职责。“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按照节令,首先出场的农具就是犁,板结了一冬的土地盼望着犁的松软。爷爷早已把犁铧擦得跟明镜一样,二叔扛着犁,我牵着牛,早已等候不及的土地散发着温润的清香。犁地是个技术活儿,犁铧入土的角度和深度都是技术的关键,角度过大,犁地的宽度就大,会出现漏犁的地方,而角度太小不仅费工,而且会出现新土被翻下的情况。犁深会翻出生土,不利于庄稼生长,而犁浅又翻不出草根,也会影响庄稼扎根。爷爷是犁地的老把式,一般情况下,第一犁由二叔牵着牛的缰绳走直线,爷爷一手握住犁把,一手拿着牛鞭,随着一声响亮的鞭响,牛脊梁一耸,“牛样子”在牛脊梁上推起一坨肉,犁后随即翻起一朵朵美丽的“泥花”,我在爷爷的后面把粪撒入垄沟里。牛前是二叔,牛后是犁,犁后是爷爷,爷爷后面是我,祖孙三代 ,一牛一犁,那是一幅永远让人难忘的犁田图。犁过的地要经过三五日的风吹日晒,耙才会粉墨登场。家乡的耙是用结实的木板做成的长方形农具,前后两块板上钉了一排五六寸长的铁齿,齿尖朝下,耙的中间由能站人的两块儿横木连接。耙的作用主要是把犁起来的大土块破碎,也有平整土地、归拢杂草的功能。老牛套上木耙后,随着爷爷的一声吆喝,便疾走如飞,爷爷在牛起步的刹那间早已跳上耙的横木板,手拉两根长长的缰绳,口喊“来来,达达”,控制着牛前进的轨迹,那种英武让我想起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春天农事的最后一项就是播种了,当土地被犁和耙打磨平整后,耧就该出场了。耧由耧斗、耧腿和耧辕三部分组成,耧腿和耧斗相连,斗贮种子,种子顺着耧腿流进地里。为防止耧斗的籽孔堵塞,通常在耧斗里用细绳拴一个木头圆球,俗称“打籽圪蛋”,随着耧的颠簸而左右摆动,籽会在摇摆中顺着缝隙而下。有的人家在耧辕上安装一个铃铛,会发出十分好听的声音。在故乡耧有三腿耧和四腿耧之分,会用耧的人被称为“摇耧匠”。“摇耧匠”种的地横平竖直,落籽均匀,而其他人种的地等庄稼长出后看那七扭八歪的样子就知道水平一般,有的人甚至把籽流在垄背上。这期间,如果墒情不好还需要用垃砘或石磙在种好的地里碾压一遍,这样才能保证种子有充足的水分。
  春末夏初,走在田野上,草木和庄稼的芳香令人陶醉。爷爷把犁耧耙收拾干净后放入柴房,又把挂在柴房墙上的锄取下来。一场透雨后,庄稼像疯了似地往上蹿,杂草也不甘落后与庄稼争水抢肥,这时候锄就派上用场。它不仅可以除草,而且还可以间苗和松土,故乡就有“锄头自带三分水”的说法。锄地也是技术活儿,要在草和苗之间游刃有余,既不伤着苗还要把草锄死。整个夏季,农人们拿起大锄,放下小锄,一块地至少要锄三四遍,因为大家都知道“种在犁上,收在锄上”的道理。只到挂锄后,镰刀才成为整个夏秋的主角。马上就要麦收了,爷爷和二叔開始坐在院子里整拾和修理那些就要上场的农具,锈蚀的镰刀需要细磨,脱榫的木杈要重新钉铆。紧张的开镰日到了,兴奋的农人们挥舞着镰刀,成片的麦子应声倒下,麦子拉运到打麦场后,木杈负责把麦捆挑碎铺开,老牛拉着碌碡开始碾压,扬场的把式拿起木锹顶风而扬,金黄的麦粒被簸箕装入毛口袋,吱吱呀呀的牛车把富足运回粮仓。
  金秋时节,清风透爽。经历了一夏烈日暴晒和雨水肆虐的农具终于可以休息了,驼背的扁担领着两只箩筐收到了战斗的命令。其实,村庄的农活儿都以肩挑为主,地里的玉米、土豆、葵花、甜菜、萝卜等都需要箩筐一担一担挑出去。整个秋日,扁担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一条好扁担即使负重,也会在农人恰到好处的颤悠中抵消压力,爷爷甚至为一生没有一条好扁担而遗憾。秋粮归仓后,人们开始收拾田角地畔的小杂粮,大豆、豌豆、豇豆、绿豆等,运回自家院子后,拣一个闲日,用一种叫连枷的农具拍打,那种好听的“啪啪”声至今犹在耳边回响,那五颜六色的豆豆晒在笸箩里又十分喜人。此时,田野里只留下庄稼的根茬,我们会把已经生锈的镢头拿出来,把那些根茬一棵一棵挖起来,那可是寒冬取暖的好柴禾。
  冬闲的时日,农人可是不能闲着,他们手拿筢子和扫帚去野外捡拾柴禾。那时我们村北有一片很大的树林,金黄的树叶落了厚厚一层,用筢子把树叶搂在一起,那是大雪封村后羊的主要饲料。在我的记忆中,所有的农具中只有筢子长得极为好看,像诸葛亮用的鹅毛扇。而在整个冬日,爷爷会背着粪筐,手拿粪叉到田野里拾粪,“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是被农人们验证了的真理。
  春种秋收中,有一些农具还没有来得及使用,一年就过去了,爷爷也在荏苒的时光里离我们而去,那些留有爷爷手温的农具静静堆放在二叔的院子里,落满灰尘。这些曾经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农具已经年华垂暮,在屡次和机器的较量中失败得一塌糊涂。镰刀无法战胜收割机,锄头干不过杀草剂,再也不会有人使用这些传统农具了,但我们真的不应该忘记它们,是它们延续了我们的血脉宗亲,也是它们书写了人类辉煌灿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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