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乐园》的诗歌叙事与伦理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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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诗旻
摘 要：通过加剧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失乐园》的诗歌叙事与正统教义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断裂。两者之间强烈的伦理冲突将之前统摄人类的上帝的唯一绝对伦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分享的相对伦理，从中依稀可见现代世界的伦理雏形。与此同时，《失乐园》的诗歌叙事又时时努力缓和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试图找回被放逐的上帝，寻找生活中确定的、共同的价值基础。《失乐园》将其诗歌叙事作为一种伦理训练，这种分裂中包含的不确定性正是《失乐园》作为经典的魅力来源。
关键词：《失乐园》;诗歌叙事;伦理嬗变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21）01-0012-08
在《失乐园》开篇弥尔顿便开宗明义地宣称：此诗是要“使我能够阐明永恒的天理，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1]3。诗人以蔚然十二卷的诗篇探讨的正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问题：以诗的语言探索上帝的本质和意图，以诗意理性为工具获得对上帝之道的洞见，理解它们如何定义了神与人的关系，从而最终理解人的本质、处境与归宿。简言之，《失乐园》探讨的是人之为人、何以为人、如何为人的问题，其神其魔都围绕着“人”的主题，因此，可以说它的主题正是伦理主题。弥尔顿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创作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正是由于他深刻地洞察到宗教与时代中所包含的伦理矛盾：教会这个现世的、不可动摇的世俗权威日益成为一个压迫性的、反动的异化力量，越来越暴露出现世理性的有限性和片面性，宗教本身也同样充满伦理上的自相矛盾。为了寻求解答，诗人只能远离群体性的信仰，通过《失乐园》的叙事回到人与上帝疏离的“初始场景”，回到那个断裂的瞬间，将诗歌谱为自己的安魂曲，以诗布道。在此过程中，诗歌成为一种伦理对话和伦理训练，参与了宗教精神的重新构合和信仰位置的重新确立。
一、文学叙事与伦理批评的理论梳理
伦理以其对善及善之达致的探讨成为《失乐园》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在将文学与伦理关联起来，并以伦理视角切入文学研究的努力中，聂珍钊等学者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该论著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定义入手，指出“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伦理学批评的对象，主要在于文学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类社会虚拟化，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具有了伦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内容”[2]1。此外，从创作论和接受论角度看，“无论是作者创作作品，还是读者阅读作品，都会自然而然地涉及众多的伦理学问题，并需要运用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去判断及评价”[2]1。文中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象和内容进行了界定，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思想基础追溯到古希腊的伦理学，将其文学基础追溯到荷马史诗、古希腊神话和戏剧，并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学的道德批评、中世纪文学与宗教道德批评、文艺复兴至18世纪文学的伦理批评，以及19世纪以来的文学道德批评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可以使文学作为人学来评价，并具有与其他方法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结合运用的巨大潜力，从而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和途径。具体到《失乐园》的研究，文章着重从婚姻观和善恶观两方面考察其中的伦理内涵。对于前者，文章认为弥尔顿主要通过人类的第一场婚姻——始祖亚当与夏娃的婚姻，寄寓了他的婚姻理想，那就是将婚姻、爱情以及夫妻间的性爱视作造物主的恩赐，视作善的源泉和上帝的意旨，从而将基督教义与人文主义传统结合了起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不同质的平等”的两性观，对传统的性别政治提出了挑战。在善恶观方面，文章集中探讨了《失乐园》对“自由意志”与“预定论”这一古老冲突的处理，突出了“诱惑”（或称考驗）在善的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善必须要经受恶的洗礼，美德必须要经受千难万险方显其可贵”。《失乐园》为弃恶从善的救赎之路指出的方向是将信仰上帝作为一切道德的源泉，“分析觉悟上帝的启示”，这一觉悟“发端于内心，临界于神秘的边缘”，再次强调了宗教信仰在《失乐园》伦理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2]9。该著作将伦理学视角引入文学研究，开启了两个学科交叉融会的契口，对于《失乐园》这部宗教性史诗而言，伦理无疑是其探讨的重要内容和关注的首要对象，从伦理学视角切入对于它的研究可谓切中肯綮。
另一部将伦理与文学相联系的著作是刘小枫先生的《沉重的肉身——现代伦理的叙事纬语》。在该书的绪论中刘小枫区分了理性的伦理学和叙事的伦理学，他认为，前者“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育符合这些理则”;而后者“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3]4。叙事的伦理学“从一个人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感觉来摸索生命的应然”[3]5。由于“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只是在道德的特殊状况中出现的”[3]4，因此，叙事的伦理学具有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道德实践力量。这种对文学叙事的伦理涵化功能的强调与弥尔顿创作《失乐园》的动机不谋而合，也为进入《失乐园》所讲述的“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提供了新的思路。该论著对本文的启发在于将文学叙事与伦理探究水乳交融，突出前者对后者的独特处理方式，将文学叙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实践，而不是抽象伦理理则的注脚与佐证，为文学的伦理学研究赋予了重要价值。
除此之外，国内针对《失乐园》的伦理学批评可以说是对上述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归纳起来包括对《失乐园》中体现的罪恶观、两性观、爱情婚姻观、自由观、幸福观、诱惑观进行分析阐释，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诗作中体现出的诗人的伦理观至关重要。在国外学界，对弥尔顿《失乐园》的伦理研究更加深入和开阔，众多学者从宗教角度、历史政治角度、诗学角度、性别角度对《失乐园》的伦理表达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颇具洞见性的结论，对本文有着极大启发。然而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着重从《失乐园》中主要角色的个体叙事角度进行伦理探究，并突出时代伦理嬗变这一创作语境对诗歌叙事的重大影响，指出这个创作语境既是诗人进行诗歌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本身又是诗人编织诗歌叙事的重要基础，是读者理解《失乐园》诗歌叙事的重要维度。 在《失乐园》的叙事中，各个主要角色的个体叙事话语编织出一种怎样的伦理经纬、营造出一种怎样的生命感觉？通过这种诗歌叙事的伦理探究，也许此时此地的读者得以隔着辽远的时空距离观望到那一头的讲述者曾经身临的伦理深渊，触摸到他曾经历过的生命悖论的裂痕，窥见那个时代伦理嬗变的轨迹。
二、《失乐园》叙事主体的求索与时代伦理困境
斯蒂凡·霍拉奇（Stefan Horlacher）在《英国文学中的禁忌与违禁：从文艺复兴到现在》一书中将17世纪诗歌和《失乐园》置于时代政治大背景中加以考察[4]。作者指出，反思过去历史过程中，大宪章和诺曼枷锁的英国历史深入人心，据此构建当代政治成为势所必然。因此，17世纪的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向后回顾的冲动，这种冲动通常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田园诗和隐居题材，其中现实世界被推向模糊久远的过去，过去存留在现时之中，诗人关注过去对现在的压力，现在通常只是努力要回到过去，此类17世纪诗歌中看不到多少变革进步的要求;另一种形式则多少有些令人不安，其中就包括弥尔顿的《失乐园》，弥尔顿在《失乐园》中以天国之战影射英国内战。在一个现实动荡不安、传统分崩离析的时代里，人们不愿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地陷于现实的苦难纷争中，因此，无论一派田园图景的怀旧作品还是波起云涌的战争场面的描写都在安慰人们：尽管现实让人无所适从无处归依，但和平团结的未来不无可能。除了《失乐园》叙事的创作语境，就该诗叙事的文本来源而言，《失乐园》呈现给我们的故事是对《圣经》创世纪故事的重述。但读过这两个故事的人都会发现，这两个叙事太不一样了，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叙事主体的不同。《圣经·创世纪》作为“上帝之言”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确定性和明晰性，它的叙事主体是一个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全知者，和文本接受者保持着一种情感上的距离，将所发生的一切以人类可解的话语形式呈现出来。这个叙事主体是强势的、超越的，同时又是退隐的、面目模糊的。《失乐园》的叙事主体则不然。一个激情洋溢、个性鲜明的叙述者从一开篇便紧紧攥住了我们，通篇都可见他的身影：他在讲述、他在祈祷、他在叹息、他在呐喊、他在呻吟。这个形象显眼地出现于文本时空的“前景”之中，令人时刻感觉到他是文本全部话语行为的发出者，是文本中最高层面的叙述人，他既讲述故事又编排组织文本，以文本话语所构成的时空即故事的底本为存在场景。他有着属人和属灵的双重存在;他是谦卑的，又是高傲的;他是客观忠实的，又是爱憎分明的;他是诗人、祭司、先知之三位一体。他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听到我们所听到的、想象出我们所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决定我们空间注意力的焦点。他不但呈现给我们故事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还揭示出其隐喻层面中轻微的声影，并把这两个层面的感受用个体化的语言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不仅如此，他还用寓言的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他既担负着叙述故事的职能，又有结构文本、编织话语的管理职能，还执行着与上一层的存在者——缪思及圣灵和下一层的存在者——读者交流沟通的交际职能，以及对内容进行指点性或评论性干预的思想职能[5]。他几乎就是全知全能者——上帝的代言人。然而，诗歌文本的叙事却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全知型的叙述者身上潜存的分裂和矛盾，感知到其后隐现着的一个异质的声音，这个声音虽处处隐匿，却处处可闻——于文本的断裂处、矛盾处与模糊处发出不和谐的弦外音。当前者试图“向人类确证条条天道的正确性”[1]3，后者紧接着便以一幅阴惨的地狱群魔图尖锐地触及近代神学的阿喀琉斯之踵，恶从何来？除非消除受造世界的恶，否则不能证明上帝的善;当前者试图展现上帝的智慧，后者却以地狱群魔的狡黠才辩和撒旦的勇慧机巧轻易破解了上帝的羁绊囚禁;当前者试图展示上帝的仁爱，后者却以纯美的堕落和毁灭撕裂上帝的创造;当前者以人的理智证明上帝的存在，后者却不断以人的感情提出抗议，痛苦成为无神论的砥柱。于是前者必须左绌右支疲于应对地担任上帝的辩护人，而其辩护词却每每自相矛盾。前者处处高扬着具有高尚道德、肩负着人类终极使命的上帝这一唯一神的最高意志——一种总体性普适性的公义伦理。其中，上帝是最高法官，掌管着唯一真理和人类灵魂，他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判断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失乐园》的叙述者看似使尽浑身解数建构起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编织出宗法式的生活伦理，然而，其诗歌叙事却呈现出一种“溢出状态”，总有一股试图突破其应有叙事框架，传达出一种“故事外话语”的趋向。在叙事的底本之外，大量的暗指与隐喻、比拟与引申营造出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偶然与相对的世界，也是一个多样与具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看到受造物在生动地流溢、运动、变化，上帝这位最高道德法官隐退了，或说被边缘化了，世界的模糊与矛盾敞露开来，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人很难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只有生活世界的多层次与多面向，其中充满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真理”，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真理”[6]4，这些真理被化入不同叙述主体的自我想象和世界想象之中，人看到、触到真实世界的终极悖论，人生成了一个充满不可解决的道德悖论的过程。于是叙事主体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与此相应的分裂：一方面，他担负起曾经属于牧师的职责，喜欢说教，处处附上基于普遍性的道德理想和规范的道德评价，努力寻找生活世界中确定的、共同的价值基础，维护神义论的伦理。在神义论伦理那里，神的现实性规定着人的可能性，生活中的个人是善与恶的范例，是天国秩序支配下的现世秩序中的臣民，他的道德是一种归罪的道德，因此才有了上帝关于人类堕落责任的辩解的长篇大论和米歇尔向亚当预示人类未来历史的冗长说教。另一方面，面对上帝退位后充满矛盾与排斥、具体与相对的生活世界，他放弃了界定它的愿望，对人生的道德相对性和模糊性不置可否，只是甘愿与个人的命运厮守在一起，讲述“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未来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7]6。他以叙事的铺陈陪伴和支撑自己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重新整饬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和意义结构，通过浓墨重彩的重新描述（复叙事）探察人的可能性，使人生悖论成为“人的可能性得以重新出现的场所”[8]144。在这一“重新描述”的过程中，人不仅学会独自为乐园的丧失承担责任，而且在生存上让自己诗化了，反过来，也使《失乐园》的叙事承担起证明人生意义的重负。如果《圣经》的叙事话语使用的是一套上帝专有的终极语汇，《失乐园》的叙事主体使用的则是相对而具体的个人语汇。“这一个人”的语汇暴露出道德的模棱两可和道德律法主义的悖谬。这个叙事主体的深刻分裂又由其自我賦予的诗人、牧师、先知合一的身份勉强弥合了起来，这一并不成功的弥合努力恰恰表明，人生的意义证明由神义论变成了人义论，《失乐园》的叙事向我们展示的正是神义论向人义论嬗替过程。 三、撒旦的私人痛苦与时代革命伦理
撒旦这一形象从作品诞生之时起便充满了争议。争论双方各执一词：反撒派认为撒旦是拿破仑式野心和傲慢以及淫逸、荒谬、贪婪的恶之化身，因而强调他的自私与愚蠢的一面;挺撒派则认为撒旦品格高卓、不屈不挠，是这部史诗真正的英雄，将他作为敬佩乃至赞美崇拜的对象，因而强调他的勇气一面。约翰凯瑞在《弥尔顿的撒旦》中认为这两派都有失偏颇，对撒旦这一形象最恰当的概括应是“深度”一词。与诗中其他人物的呈现不同，撒旦具有为读者所不知的多种面目和多个存在维度。在史诗所覆盖的历史中，他的存在形式经历了几次变化。约翰将这种多面目多维度的撒旦形象追溯至《圣经》文本及后《圣经》文本中和撒旦有关的描写：在天国之战当中及之前，他是大天使;在地狱群魔会议中他是罪恶之君;在伊甸园中，他是变身为蛇的诱惑者[9]160-174。撒旦形象的深度既来自这种三位一体的存在模式，又来自这三种形象之间界线的模糊，以及这三种面目赋予撒旦的内在状态与外在状态的分裂。怎样认识和解读这个诗中最具争议同时也最富魅力的形象？笔者拟从撒旦的个体叙事角度，结合诗人创作这一形象的时代背景来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诗中撒旦出场时的形象：《失乐园》的叙述者在卷首开宗明义地宣告了诗作的题旨之后，便笔锋一转直下九渊，将一幅阴惨的地狱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个背景之上，一个鲜明强烈的形象凸现了出来，他一开口便摄人心魄：“我们损失了什么？/并非什么都丢光：不挠的意志，/ 热切的复仇心，不灭的憎恨，/ 以及永不屈服、永不退让的勇气，/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难战胜的呢？”[1]7联系起后面拉裴尔向亚当追叙天国之战前撒旦的动员演说：“如果我没有错认你们，/你们必也自知都是天上的子民，/从来不从属于谁，即使不完全平等，/却都自由，平等地自由;/因为地位和等级， 跟自由不相矛盾，可以和谐地共存。/那么，论理性或正义，谁能/对平等的同辈冒称帝王而君临？/论权力和光荣，虽有所不同，/但论自由，却都是平等的。”[1]191这些词汇语法乃至句式都是多么耳熟！因为这完全是近代自由权利的宣言、近代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口号被撒旦如此娴熟又如此理直气壮地吞吐着，几乎掷地而作金石声，可谓上撼九天下动九渊。接下来就让我们梳理一下他的自由伦理的逻辑线团。在撒旦看来，自己的失败并非道义上的欠负，而是实力上的悬殊。上帝的胜利是雷霆的威力所造就，只是武力的强权。基于这种武力强权建立的统治百分之百就是暴政，而自己和其他堕落天使的反抗无疑就是对暴政的反抗，这种反抗拥有充分的道德正当性，是坚毅不屈的正义行为。这种行为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天理认可的。它的恐怖是有德行的恐怖，它的欺诈也是有德行的欺诈。这种道德正当性的依据便是按照正义的永恒法则自由表达符合于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共同意志。撒旦及其革命战友组成的正义之师的共同意志便是其一切行为的正当性依据，便是美德的公意符号。依据这种道德公意便引导出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行动的具有正义法权的自由。它可以为了这个目的消灭其他一切自由，其中当然包括亚当与夏娃自在生存的自由。梳理到了这里，已经可以看清，这种自由就是作为野心家的个人施行道德专制的自由，是一种以自由为名的徒刑。
这让我们不免追问：驱使大天使撒旦不惜起兵反叛强大的上帝来主张这种自由的原因何在？为什么之前他没有主张这种自由的冲动，而是心安理得地做他的“卢西弗”？这一切都只来源于一个政权更迭的事件。这一事件的故事梗概用一句话便可说清：上帝要将天国的最高权位传给自己的独子，身为大天使的撒旦自然不服气。岂止不服气，他将这一事件夸张为痛苦，感受成自己生存的受伤，“功勋遭贬抑而感到的羞恶之心”[1]6。这种个人情感的受伤只是一个受造物的生存偶在性的必然。为化解这种痛苦，人才有了宗教，但并非所有人都寻求宗教来化解“私人的痛苦”，比如撒旦，私人的痛苦成为了革命的“酵素”，或者说，革命成为了他为抹去私人痛苦借来的口号。将自己生命中情感受伤这类必然性事件看作社会政治性问题，希望通过革命消除个体的受伤，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伦理因个体偶在的受损或受挫诅咒个体的偶在，固执地认为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的。他们将自然之理认作应然之理，将偶在受伤的“痛苦”转交给应然法庭来评理，于是自欺欺人地将这一痛苦夸张到吁请公义的地步，进而从这种道德诉求引发出可以为了他个人的“应然之理”掀起道德革命的自由。而这种偶在个体的“应然之理”并不具有超越性，只是基于自身感觉自然性基础的相对道德，无法为自身提供合法性说明，“无法解决内在的悖论”，也“无法从自身产生实际的约束力”，从而使“任何不道德都可以成为道德的权宜之计”（比如撒旦对无辜人类的报复），而任何“道德”都会沦为缺少实际内容的空洞口号[10]76 。沈弘先生在《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11]中揭示了弥尔顿在塑造撒旦形象时从中直接受益并汲取灵感的英国文学传统，指出这一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史诗人物的内涵，读者需回到这一传统才能对撒旦做出客观的理解，从而指出了我国《失乐园》尤其是撒旦研究中长期以来的一个极大偏差，匡正了将撒旦作为革命斗士与崇高英雄来看待的观点，对正确解读这个形象具有极大的启发。
四、亚当与夏娃个体道德的享乐伦理
通常，未堕落的亚当与夏娃的伊甸园生活被读者和评论家视为人类纯真伦理状态的象征，人与世界一体，与上帝一体。例如，尼格尔·史密斯在《〈失乐园〉与异端》[12]510-524一文中指出，亚当与夏娃之间的夫妇之爱是至善伦理的体现和彰显，虽然后来这种状态被堕落所打破，但诗人描写未堕落的纯真爱欲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认识到回复到那种状态是可能的，它是人类救赎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处于纯真伦理状态的亚当与夏娃后来的堕落为何会发生呢？他们的堕落自然有撒旦的欺骗与诱惑这个外因，但《复乐园》中的耶稣同样受到撒旦的多重诱惑，却坚守自身不为所动，由此可见，内因才是导致亚当与夏娃堕落的根本原因。亚当与夏娃的堕落并非毫无征兆，而是潜伏于他们未堕落的纯真状态之中，他们的所谓纯真伦理状态实际上是十分脆弱而缺乏坚实根基的。究其本质，亚当与夏娃这种纯真的伦理状态并不具有超越性，而是自然的世俗伦理。首先，在《失乐园》的叙事中，与撒旦相较之下，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作为上帝的宠儿，应该没有违犯禁令的理由，因为他们没有痛苦，只有“快感”和“不快感”。但是如果说所谓痛苦就是自然本性受到限制或自然欲求受到阻抑，那他们无疑也是痛苦的。他们感到“快感”和“不快感”的身体与撒旦感到痛苦的身体，本来就是同一个身体——一个本能地渴望享乐，不可抑制地寻求快感规避痛苦的自然机体，所有的原则都建立在这个终极目的之上。他们的不同只是达致这一终极目的所选择的途径不同：撒旦选择“道德公义”的暴力革命这个途径，亚当与夏娃选择依从肉体诱惑的享乐这个途径，撒旦的自由是以所谓“道义”加暴力的共同体道德克服痛苦的积极自由，亞当与夏娃的自由是以个体享乐克服痛苦的消极自由。两者的自由都是人义论的自由——“用身体来为身体称义”，以身体“为身体的不幸辩护”，两种自由都基于身体的感觉，而非“超身体的应然”[3]27。 其次，在夏娃那里，违禁的动机来自超越自身肉体存在的欲望——她想要超越“这一个身体”，飞升到神的高度，上帝的禁令只是强化了诱惑，这个禁令实质上是否定形式的诱惑：“他不许我们用你，但不向我们 / 隐藏你的赞歌，把你叫作 / 知识的树，善和恶的知识树。/虽曾禁止我们尝味，但他的/禁令却更加宣扬了你，同时表示 / 你对善的传授，和我们的缺乏。”[1]323所谓“善”，就是神性（善恶的知识）对于身体的优越，就是因遵守禁令而无从知晓的恶。这里的吊诡之处即在于：“善”如此轻易地转化成了“恶”，可见离开了超越性的上帝，人的善无法解决内在的悖论，世俗的道德永远是相对的、片面的、有限的，由它建立的价值秩序必然是脆弱的。夏娃为达致这种善，自己做自己的神，制造了“知识”这样一个世俗的理性之神，想要绕开上帝，结果撞见了虚无。对于亚当而言，他的违禁出于对自然本性——身体的感性欲望的依从：“不，不，自然的链条拖着我;/ 你是我的肉中肉、骨中骨，/是祸是福，我都不能和你分离。”[1]329这“自然的纽带”便是肉身的原则。后来他也认可了夏娃的逻辑：“……他活着，/如你所说的，活着，像我们一样过着较高级的生活，成了/我们强烈的诱因，他尝试了，/ 反而相当的高升，成了诸神，/ 或者天使半神。”[1]329在食用禁果后的兴奋中，“二人如醉于 / 新酒，尽情欢乐，想象心中的 / 神性长了翅膀，蹴地而起一般。/那伪果还扇起肉欲，表示远为/不同的作用。他以挑动春情的/欲眼投向夏娃，她也报以/同样的风情”[1]331-332，在这一刻里，没有判断、欣赏、赞美和思考，没有可厌的理智来多事，没有观念化的古典情感，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彻底浸淫在自己身体感觉之中的现在此刻。在此时此刻的兴奋之中，幸福令人晕眩，个体切断与过去和将来的联系，拒绝凡事寻求意义的道德法庭的归罪。这种即刻的晕眩存在就是人义论自由伦理的终极人生境界。然而，这种晕眩的幸福注定无法持久，兴奋的时刻总是稍纵即逝。“只消走出自己瞬间一刻，人就触及了死亡的领域”——虚无[13]85。在虚无怀抱中享乐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幻影，是死亡的飨馔。这时，前一刻的虚幻幸福化为罪疚，加倍地向失去了神义依傍的个体身体索要补偿。阿卡萨·吉博利在《仪式与社群：从赫伯特到弥尔顿》[14]一文中指出，亚当和夏娃与上帝的联结是这一理想婚姻的首要部分，然而，他们之间的爱欲关系与上帝和人类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张力，这成为诱导他们走向偶像崇拜的缺口。诗人将属灵信仰的堕落与肉体堕落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堕落前灵肉一体状态和堕落后疏离、对立的紧张关系。文章认为，弥尔顿在《失乐园》中通过堕落前后的对照寻求一种失落的社群联结和灵肉同一状态。
综上所述，撒旦、亚当与夏娃以各自的方式把人义论逻辑推演到了极致，结果都撞见了难以承受的虚无：撒旦试图废黜上帝，自己成为上帝，结果撞见虚无;亚当与夏娃试图取消上帝，自己成为自己的神，寻求没有上帝的生存，结果撞见虚无。他们在“面对人的身体痛苦时，都想只依靠人的身体力量自然的适性或人的道义的适性来克服痛苦的无意义”[11]27，却不知身体本是虚无的欲望幻影，它的悲惨原是神义之手托持住的，它的存在本是上帝的创造，是从虚无中救护出来的，一旦斩断了这只神义之手，身体偶在的悲惨便无处告慰，人义论的自由方案便黔驴技穷。诗人正是从刚刚失败的革命中触到了近代自然权利的自由伦理的底蕴，在《失乐园》中通过撒旦、亚当与夏娃这三个主要角色的独特叙事表达出这两种道路的不可行。
五、结语
弥尔顿认为：“诗歌能够和教士的圣坛一道在人们心中播下德性与公民政治的种子，将情感调适到适当的节律。”[15]由此可见，弥尔顿将伦理教化视为诗歌的核心功能，将诗歌提高到与宗教同等的地位。因此，不难理解弥尔顿以人类堕落的清教版基督教神话作为自己最宏大诗作的题材这一选择。但他的独特叙事使这个古老题材具有了无尽的魅力和新意，这种魅力源于诗人通过加剧与传统之间的张力，使《失乐园》的诗歌叙事与正统教义间呈现一种断裂，叙事的多样与繁复、矛盾与模糊传达出一种新伦理的雏形，描述了这种新伦理是如何出现的，又与之前的旧伦理经过了怎样的冲突。在《失乐园》的诗歌叙事所呈现的伦理世界中，生命个体在各自的生存偶然性中经历了种种伦理事件，它们之间的伦理冲突碰撞出了强烈震荡，之前统摄人类的上帝的唯一绝对伦理，敞露开了悖论的深渊，深渊那边是一个隐约的“现代世界，……以及和它一起的形象和范式”。“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分享的相对真理”[6]4， 这些相互对立的真理通过诗歌叙事中的各个角色传达出来，这些角色正是生活世界中的人的假想自我。这一诗歌叙事的矛盾之外恰恰在于：与此同时，它又时时努力缓和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在窥见到生存中不可解决的终极悖论之后，它又试图找回被放逐的上帝，寻找确定的、共同的价值基础，让人重新回到上帝安全温暖的怀抱，让世界重归秩序。但这個上帝已不是从前的道德律法神，而是看顾无法完全做到纯粹道德、总是有欠负的人的天父，他给在道德相对性中难免有欠负的人带来生命的依持。《失乐园》将其诗歌叙事作为一种伦理训练，试图提供一种承受人生悖论中的相对性和模糊性的困境的力量。《失乐园》的诗歌叙事传达出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讯息，在这种分裂中，读者和作者都有一种深刻的不安，无法对其中一个完全确定，而《失乐园》作为经典的魅力也正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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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 晶
Abstract： By enhancing its tension with tradition，there emerges a rupture between the poetic narration of Paradise Lost and traditional orthodox religious and ethical doctrines. The poignant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bring about vehement splitting force which dismantles God’s absolute ethics once unique and unified for the whole human community into numerous relative ethics held by each human individual.The ethical embryos of the modern world peer through this rupture.Meanwhile， the poetic narration of Paradise Lost endeavors to assuage its conflicts with tradition and find back the banished God and reclaim the once definite and common ethical values.John Milton applies the poetic narration of Paradise Lost as an ethical practice which requires the readers’ courageous yet tentative exploration.The uncertainty and obscurity involved are exactly the source of the charm of Paradise Lost as a literary classic.
Key words： Paradise Lost; poetic narrative; ethic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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