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规模化与农户生计多样化研究进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杨鑫 赵文娟 潘钰涵

　　摘要 从农业规模化经营与生计多样化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存在问题和对策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其中农业规模化经营可以促进农户寻求多样的生计方式、提高经济收入，特别是非农经济收入，还可以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但规模化过程中存在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产业链带动不强以及学科研究方法有待创新、学科融合性不高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户;生计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05-0001-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05.00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Progress on Agricultural Scale and Farmer’s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YANG Xin1，ZHAO Wen-juan1，2，PAN Yu-han1
　　（1.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1;2.Yunna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Kunming，Yunnan 650091）
　　Abstract W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mechanism， empirical analysis，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among them， the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can promote farmers to seek diversified livelihoods and increase economic income， especially non-agricultural economic income can als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s. However， there are imperfect land transfer policies， weak industrial chains， and 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need to be innovated and subject to low integration，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Farmers;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农业规模化经营发源于美国，后传进日本、西欧等地[1]。农业规模化是现代化农业的中间桥梁，从长远来看，推动着贫困地区在脱贫道路上高质量发展，这对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推进乡村振兴十分重要[2]。农户作为农业活动的主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规模化必然对农户生计资本造成影响，农户采取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影响着农户未来的生活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已有大量的学者从土地利用与生计多样化[3]、失地农户与生计多样化[4-5]、城镇化进程与农户生计多样化[6]、气候变化与生计多样化[7]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研究，其研究结果均指向非农生计多样化，但对农业规模化与农户生计方向的研究较为缺少。该文系统分析国内外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户生计多样化之间的研究，包括家庭农场与生计多样化、农业合作社与生计多样化、农业企业与生计多样化，旨在促进我国农业规模化与农业现代化，并为农户合理选择生计方式及可持续生计发展提供可能的发展方向。
　　1 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户生计多样化
　　1.1 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业规模化经营发挥利用了规模经济，在借助各种要素配置的情况下，使农业生产规模处于合理范畴，最终形成规模效益[1]。农业规模化研究，现多集中于农业规模化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他国农业规模化对我国规模化进程的分析与启示。农业規模化经营产生于土地规模化后，是土地要素与相关农业要素（资金、劳动力等）不断融合，进而形成的最优化生产经济[8-9]。蒋和平等[10]认为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是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根据各规模化发展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不具有统一性，在发展过程中，推进了中国农业改革;此外，还提出在规模化进程中，相关的承包经营者应尊重农民意愿，并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总体上来看，规模化经营在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促进农村发展、改善农业产业结构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并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1.2 生计多样化
　　 生计多样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外生计多样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相关学者最初致力于探索非洲家庭多样化生计策略的途径，包括农场（作物、牲畜）和非农活动，以减轻生计风险[11]。国内生计多样化研究始于2008年，涉及较多的区域是国内贫困地区，主要包括旅游地农户、失地农民、移民、农牧民等的生计多样化与气候、生计资本、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传统小农社会的生计方式，以农业为主，农业收入较多，现阶段农户家庭的生计方式未发生质的变化，只是非农（工业）领域的收入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12]。生计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农户为降低生计风险而普遍采取的一种生计策略，它在降低生计风险，保障食物安全，减少饥荒威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3]，会和不同的生计策略形式相伴而生[14]。同时，也是指个人或农户通过寻找新的方式提高收入和降低生计风险的过程[15]。生计多样化受到外部动机与决策动机的影响，它对增加生计资产和抵御生计风险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13]。生计资产和非农就业机会的不足是阻碍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16]。生计多样化是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UK，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于2000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来理解的，现将其定义为：在核心因素生计资本的影响下，不同农户或个人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时采取的不同生计应对策略，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降低生计风险、保障农户生计安全，具有普遍性、差异性、多元性的特点。 　　1.3 二者的作用机理
　　在农业规模化与生计多样化的研究中，相关学者较少直接研究农业规模化与生计多样化之间的耦合关系，主要是通过土地流转这一中间变量来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生计脆弱性、生计多样化、可持续生计之间的关系。赵立娟等[17]认为在土地流转后，农户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增加，非农生产活动趋于多样化。宋香[18]从生计资本出发，利用收入和支出研究农业户和兼业户的生计策略差异，发现农户的兼业经营形式对自身生计状况和土地规模化流转具有积极作用，且提出当地管理层应鼓励农户根据当地情况发展多样化的生计。朱建军等[19]认为在农地转出后生计资本状况的不同，导致农户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田帅[20]通过对比土地流转前后农户生计模式比重变化发现，在土地流转后，除务农以外的其他生计模式占比有所上升，农户首选的是综合生计策略，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提高。张建等[21]研究发现，规模化的土地转出决策与非农化决策总体呈正相关，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负相关。因而，可以发现农业规模化后，农户非农生计整体趋于多样化。
　　2 农业规模化与生计多样化实证分析
　　Ma等[22]指出2008年是中国民生转变的关键之年，生计变化导致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的规模、结构和形态发生变化。2008年后，生计转向非农业部门，非农业生计趋于多样化。大多数情况下，小规模生计项目的重点是改善农业生产，或使其成为当地社区替代生计来源[23];参与小规模灌溉对大多数生计指标具有积极的影响[24];家庭农场作为小规模的经营模式，在农民脱贫致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5]。相比之下，农户自身的土地规模越大，农户的生计策略就越倾向于与农业相关[26]，而受到较大规模农业投资影响的村庄总货币收入明显增加，粮食和水安全得到改善，粮食消费支出增加[27]。规模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使得有手艺、技术、文化的农户劳动力得以解放，转入二三产业，非农生计多样化[20]。因而，对农业规模化涉及的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与生计多样化作了如下的实证分析。
　　2.1 家庭农场与生计多样化
　　家庭农场是农业经营、服务主体之一，是进一步实现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的需要;不管是大农场还是小农场，大部分国家的农场是指家庭经营农场[28]。国外学者根据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洲农户家庭在农场内外、市场内外都已经多样化[29-30]。其中，家庭对家禽、绵羊和山羊等小牲畜资产的投资，是改善非常贫穷、边缘化小农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行措施。在不依赖工资的前提下，以农场为基础的生计多样化战略，是穷人经常采用的生计策略，以工资为基础的生计多样化战略在富裕家庭中更为普遍[31]。Rahut等[32]对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发现，较富裕的人在高回报的非农业活动中实现了多样化，农业规模并不限制非农就业多样化，地理位置对农户生计多样化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且Boncinelli等[33]对托斯卡纳的研究认为，地理特征或农场特征影响着非农业活动多样化的生计决策。Anderzén等[34]对墨西哥咖啡农场的研究表明，农户在他们的农场上管理着各种各样的活动，除生产咖啡外，农户平均还从事4种其他生产活动，生计呈现多样化趋势。自2013年起，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家庭农场”概念，我国家庭农场逐渐兴起，截至2019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家庭农场数量超过70万家[35]。家庭农场的有效实施可以为农村土地闲置、荒废问题提供一定的解决措施，并为城市发展贡献剩余劳动力[36]。农户家庭的兼业化和专业化是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组织的二元方向[37]。发展家庭农场一般满足农民自愿有偿、经营者自耕、土地流转费合理、经营者择优等原则[38]。余练[39]指出未流转土地时，一般家庭基本处于“人均不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经营规模，当市场就业机会增加后，一些农户开始外出经商或本地经商，另外一些农户逐渐外出务工，非农生计趋于多样化。相反，如上海松江区的专业化的家庭农场经营者，一般只要专心务农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有效地避免了农业兼业化经营，非农生计多样化较弱[38]。
　　2.2 农业合作社与生计多样化
　　农业合作社广泛存在于国内外的农村地区，可通过影响农户生计资本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定限制或拓宽农户的生计选择范畴。国外研究显示：土地所有权的拥有和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户参与非农业活动的概率有显著影响[40]。合作社成员的大部分利益来自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合作社可以通过改善获得信贷的机会来帮助成员，这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影响小农户生计的普遍问题[41]。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合作社作为提高小农收入、生计可持续性的手段，农户种植的高价值作物会为他们自身带来更大的收入回报，增加有效的收入来源[42]。同时，为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将农户纳入合作社[43]。最重要的是，在农村发展政策中，需要纳入非农和非农生计多样化战略，这将有助于农户全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劳动时间，不浪费闲置的劳动时间[43]。合作社参与扶贫在国内的精准扶贫中被广泛关注。国内学者如陈莉等[44]对四川某合作社的研究指出，农民合作社是微观农户生计的一个重要载体，增加了发展小农基础的农业产业机会，提升了贫困农户的发展能动性和生计资本存量。李继娜[45]的研究认为农业合作社在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农户生计多样性、投资农户人力资本和赋权四个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邓俊淼等[46]研究中提到农业合作社在提高农户生计资本、优化农户生计策略、减少生计脆弱性、扩展农户生计空间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3 农业企业与生计多样化
　　农业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运营者，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基本宗旨，是指具有相应数量的基础劳动资料，以现代化企业为主要生产经营方式，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或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经济组织，具有专业分工协作、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特点[47]。Melvani等[48]對斯里兰卡85家农业企业的抽样调查发现，大多数的农业企业是继承下来的，它们有内外的生计组成部分，为农户提供了一系列的谋生机会，农户采取的多种农业、非农业生计战略缓冲了生计风险，提高了农业企业的应变能力。以云南省龙头企业为例，在农业企业的影响下，部分农户由纯农户逐渐向雇佣农户转变，并对农户生产行为决策造成了影响[49]。农业企业通过大规模流转农户的土地，对农户的生计资本、非农生计多样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从事大规模冰糖橙种植的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玉溪市高原甜橙园艺有限公司（高原王子）;从事大规模酸角种植的云南猫哆哩有限公司;从事大规模甘蔗、竹子种植的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当土地转入公司后，农户的自然、人力、金融和社会资本变化较大，更有可能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50]。因而可以发现，农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非农收入，促进了农户非农生计多样化。 　　3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 土地流转
　　农业规模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问题制约着农户非农生计的发展。当前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制度建设不完善，在流转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51];土地流转存在“被流转”和流转不合理，高速度、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导致土地租金逐年攀升，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之间互补关系的重视不足等突出问题，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的发展[52]。土地流转率增长较慢、合同录入率较低、农地租赁监管不足、风险防范不强，也加大了土地流转难度，土地规模经营受到制约[53]。其他因素，如政策、资金力度不够，也严重制约了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使流转经营大户处于艰难境地中，这对非农化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除此之外，现阶段生计多样化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流转前后对农户进行分析，长时间尺度下的规模化流转对生计多样化的影响研究不足。因此，应注意加强政府调整、组织引导相关政策，如对土地经营权的有序引导，合理的资金补贴政策;依法规范土地流转市场，明晰产权分割，不让土地“被流转”，对已流转的土地应加强管理，让农户能发展多样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户对环境的应变力;当地应根据自我条件特征适当发展培养农业规模化示范典型，减少农业经营主体风险，提高保障水平。另外，还应注重对长时间尺度下农业规模化发展对农户生计多样化作用方式、中間媒介、影响因素的研究，这对农户选择合理的生计方式，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农户生活满意度等具有参考借鉴价值，也有利于降低农户生计探索成本。
　　3.2 产业链的带动作用
　　农业规模化过程带动了加工业、运输业、零售业、网络电商等二、三产业链的发展。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促进了农业增值、产业集聚，并释放了发展潜力，且有利于打破传统的以农业发展农业的思路，衍生出相应的服务行业，这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54-55]。农业规模化促进了龙头企业的扩大，但关系到农户生计的产业链增值、旅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如农户生计技能培训、生态旅游、区域文化旅游。相关企业应重点培养农户多样化的生计技能，对农户进行基础且必要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提升农户农业与非农生计技能，全面促进农户多种生计的共同发展。安徽天方茶业集团位于著名茶区皖南山区，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虽然皖南山区农业产业链运转环境正在逐步加强，但由于当地农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的增值环节不强，使得相关农业增值不突出[54]。云南省的“褚橙庄园”建设初期，主要借助了“公司+基地+农户+科研院所+休闲旅游”的创新理念和大规模土地流转，该庄园的建设不但对新平县首个农村土地入股专业合作社的建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还带动高原特色产业和当地“庄园经济”的快速发展[56]。但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对当地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产业链带动作用不突出，主要表现为庄园内部旅游氛围不浓，酒店房门冷清。农业规模化后对区域旅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不强，应将地域特色文化与生态旅游、规模化发展融为一体，推动农户寻求多样化的生计，促进多种生计共同发展。可以根据当地的特色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建立在农业规模化基础下的特色乡村旅游产业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户的非农经济收入，为农户创造更高附加值，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3.3 研究方法和学科融合
　　农业规模化与生计的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等获取数据，调查方法较为局限，有待创新;数据处理方法、模型较多，其中回归模型运用最为广泛。生计多样化涉及的学科包括农业经济、环境、数量经济、区域经济、政治、旅游经济、地理、社会等领域，最主要的是经济学领域，其次是地理学领域，农户生计多样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有所欠缺。总体来说，多学科间交叉研究较少，学科融合性不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着重将自然、人文、经济等交叉学科间的内容进行综合研究。此外，相关学者一般只进行如气候、旅游、土地流转、移民搬迁、环境变化等某个因素对生计多样化的单方面分析，缺乏全面性。在今后应注重完善生计多样化的调查方法，并较为全面地分析生计多样化影响因素及进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研究。如借助“3S”技术和统计学上的分析方法，区分地域特征明显不同的规模化区域，将两地农户生计方式进行对比研究，以便分析不同的经济、自然环境对生计选择和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为各地发展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4 讨论
　　将农业规模化与农户生计多样化结合进行研究，体现了农业、农村、农民这3个核心问题，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农业规模化不仅是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发展的一种手段，还是广大农村地区农户们提高自身知识、技术的平台，对农户发展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具有积极作用。总体来说，农业规模化后可以促进农户寻求多样的生计方式、提高经济收入，特别是非农经济收入，还可以缓解农户生计脆弱性和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但是，农业规模化与生计多样化研究中存在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产业链带动不强、研究方法有待创新和学科融合性不高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走好乡村振兴之路[N].山西日报，2020-06-09（009）.
　　[2] 洪舒蔓，郭玉坤，龚碧凯.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武陵山区永顺县为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54（3）：308-314.
　　[3] 马志雄，张银银，丁士军.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3）：54-62.
　　[4] 苏永伟，陈玉萍，丁士军.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新进展[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79-85.
　　[5] 李翠珍，徐建春，孔祥斌.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2，31（6）：1039-1049. 　　[6] ASRAVOR R K.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to climate change among smallholder farmers in northern Ghana[J].Journal citation reports，2018，30（8）：1318-1338.
　　[7] 王洋.农业规模化经营问题及国际经验[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16.
　　[8] 齐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信阳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8，29（4）：38-41.
　　[9] 伍崇利.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之模式选择[J].特区经济，2011（3）：184-186.
　　[10] 蒋和平，蒋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4（1）：5-11.
　　[11] BRYCESON D F.Multiplex livelihoods in rural Africa：Recast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gainful employment[J].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2002，40（1）：1-28.
　　[12] 姜莹.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的演變及其启示[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9.
　　[13] ELLIS F.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8，35（1）：1-38.
　　[14] 张悦悦.不同城郊带农户生计多样化与土地利用研究：以河北省为例[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9.
　　[15] HUSSEIN K，NELSON J.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R].Sussex，1988.
　　[16] ELLIS F，MDOE N.Livelihoods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Tanzania[J].World development，2003，31（8）：1367-1384.
　　[17] 赵立娟，康晓虹，史俊宏.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8）：158-162.
　　[18] 宋香.土地流转背景下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以河北省衡水冀州市为例[J].河北企业，2016（2）：42-43.
　　[19] 朱建军，胡继连，安康，等.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2）：49-58，111.
　　[20] 田帅.西南丘陵地区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川渝地区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2008.
　　[21] 张建，杨子，诸培新，等.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2）：21-31.
　　[22] MA L B，LIU S C，NIU Y W，et al.Village-scale livelihood change and the response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Sihe village of Tongwei County in mid-Gansu loess hilly region as an exampl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8，15（9）：1-25.
　　[23] ROE D，DAY M，BOOKER F，et al.Are alternative livelihood projects effective at reducing local threats to specified elements of biodiversity and/or improving or maintaining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hose elements？[J]. Environmental evidence，2015，4（1）：1-22.
　　[24] ZEWELD W，VAN HUYLENBROECK G，HIDGOT A，et al.Adoption of small-scale irrigation and its livelihood impacts in northern Ethiopia[J].Irrigation and drainage，2015，64（5）：655-668.
　　[25] 焦芳芳，豆书龙.适度规模化经营与产业扶贫协调的研究述评[J].中国农业信息，2017（16）：11-14.
　　[26] XU D D，PENG L，LIU S Q，et al.Influences of risk perception and sense of place on landslide disaster preparedness in Southwester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2018，9（2）：167-180.
　　[27] BOTTAZZI P，CRESPO D，BANGURA L O，et al.Evaluating the livelihood impacts of a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Lessons from the case of a biofuel production company in northern Sierra Leone[J].Land use policy，2018，73：128-137. 　　[28] 何秀荣.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J].农村经营管理，2020（4）：8-9.
　　[29] ADZAWLA W，BAUMLLER H，DONKOH S A，et al.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n the gendered productivity gap in Northern Ghana[J].Climate and development，2020，12（8）：743-755.
　　[30] IIYAMA M，KARIUKI P，KRISTJANSON P，et 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incomes and soil management strategies：A case study from Kerio Valley，Keny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8，20（3）：380-397.
　　[31] AKEVICˇITE· R.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A solution for poverty in the post-soviet rural Baltic states？[J].Sociologia ruralis，2019，59（3）：560-580.
　　[32] RAHUT D B，SCHARF M M.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in the Himalayas[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resource economics，2012，56（4）：558-582.
　　[33] BONCINELLI F，BARTOLINI F，CASINI L，et al. Investigating determinants of agricultural income diversification：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in Tuscany[R].2014.
　　[34] ANDERZN J，GUZMN-LUNA A，LUNA-GONZLEZ D V，et al.Effects of on-farm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on smallholder coffee farmer food security and income sufficiency in Chiapas，Mexico[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0，77：33-46.
　　[35] 陳培磊，郭沛.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现实障碍、国际经验及实现路径[J].亚太经济，2020（4）：128-134，152.
　　[36] 谷聪.城乡一体化视域下我国家庭农场农业经营模式问题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37] 赵佳，姜长云.兼业小农抑或家庭农场：中国农业家庭经营组织变迁的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3）：11-18，110.
　　[38] 赵鲲，赵海，杨凯波.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家庭农场的实践与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2）：9-13，110.
　　[39] 余练.农业经营形式变迁的阶层动力：以2007年以来皖南萍镇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
　　[40] KASSIE G W，KIM S，FELLIZAR F P JR.Determinant factors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Ethiopia[J].Cogent social sciences，2017，3（S1）：1-16.
　　[41] IMAI K S，ARUN T，ANNIM S K.Microfinance and household poverty reduction：New evidence from India[J].World development，2010，38（12）：1760-1774.
　　[42] OFORI E，SAMPSON G S，VIPHAM J.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on smallholder livelihoods and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in Cambodia[J].Natural resources forum，2019，43（4）：218-229.
　　[43] KASSIE G W. The Nexus between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farml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rural Ethiopia[J].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2017，5：1-16.
　　[44] 陈莉，钟玲.农民合作社参与扶贫的可行路径：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发展为例[J].农村经济，2017（5）：116-122.
　　[45] 李继娜.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扶贫中的作用：基于驻马店市的个案考察[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3.
　　[46] 邓俊淼，谷应雯.农业合作社对成员农户生计的影响[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28（5）：65-69.
　　[47] 马少华，欧晓明.农业企业的内涵研究：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J].农村经济，2013（6）：50-53.
　　[48] MELVANI K，BRISTOW M，MOLES J，et al.Multiple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high floristic diversity increase the adaptive capacity and resilience of Sri Lankan farming enterprises[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20， 739：1-14.
　　[49] 冯璐，张焱，吴春梅.农业企业投资条件下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云南西南山区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1）：576-580.
　　[50] 黄应玲.新平傣族地区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9.
　　[51] 陈燕钦.建立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J].农业工程技术，2018，38（11）：5-6.
　　[52] 杜志雄，肖卫东.农业规模化经营：现状、问题和政策选择[J].江淮论坛，2019（4）：11-19，28.
　　[53] 彭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河北省唐山市为例[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9（9）：19，36.
　　[54] 徐子杰，汪文静，冯国涛.安徽省的农业产业链延伸：以皖南茶业为例[J].商场现代化，2018（21）：5-7.
　　[55] 田剑英.农业全产业链融资方式与完善对策：基于浙江省55条农业全产业链的调查与跟踪研究[J].经济纵横，2018（9）：112-121.
　　[56] 高燕，钟献兵，刘联华.云南农业化现代化建设：褚橙庄园的实践与启示[J].时代金融，2014（35）：57-58.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3939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