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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余华的创作走向，还有他的新作《第七天》的评论，一直以来都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就《第七天》作品本身而言，尽管存在一些争议和问题，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余华在创作上的一些新的探索与尝试，以及出现创作技术的“调转”与“突围”。 余华在《第七天》中再次上演暴力奇观，将暴力美学拆解成“显性暴力”与“隐性暴力”，演绎突如其来的死亡群舞，并致使苦难不断升级。他一如既往地延续苦难这一主题，以绝望之笔、荒诞之谈、虚无之态、战栗之心、愤怒之情来抒写这个与现实生命同形的亡灵世界，通过一系列怪诞荒唐、匪夷所思、令人发指、脉脉温情的故事来反观当今我们所处在这个激荡的时代下国家的遽变、国民精神的裂变等。《兄弟》后，余华再次将视角聚焦当下社会现实，并且逐渐拉近叙述焦距，近乎零距离的书写直逼现实周遭，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创作问题，值得我们商榷与探究。
关键词：极限 调转 突围 想象 现实
2013年，余华的创作之路恰逢30年之际，他的新长篇《第七天》在众人的热望期盼下姗姗而来，随后，在读者与评论界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质疑与失望、批评与贬低等纷至沓来。销售量的持续走高与负面评论的不断累加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关于《第七天》的讨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尖锐的差评与刺耳的声音源源不断地袭来，被一些读者戏侃为“微博的大拼盘”“新闻的串烧”，也有些批评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余华当今的写作困境：惯用的叙事策略与技巧的重复，对于新闻素材裁剪与拼接的得心应手，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与社会之怪现状的相互嫁接，叙述视点投向了死无葬身之地的“游魂野鬼”，温情脉脉的倾诉，荒诞与喜剧化的控诉，难免不被看成是故技重施，惹来江郎才尽之嫌。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发轫，余华惊艳出场，90年代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将其推至写作的巅峰，随后余华的转型之作《兄弟》所引发的毁誉争议，也在文坛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因为他是余华，让读者充满期待与惊喜，自然而然地对他要求甚高。或许如此，众人对《第七天》的惊诧与质疑不仅仅关于小说的本身，而是余华创作上的捉襟见肘，他是否接近了创作极限，令人担忧。但就作品本身而言，我们也能看到余华一些新的探索与尝试，在文学创作上的“调转”与“突围”。
一、奔突的游魂：暴力重演，死亡群舞，苦难升级
余华的小说里从来不乏暴力、死亡、苦难、血腥等元素，这也是他最具独特的艺术想象魅力。他嗜“血”成癖，尤对“暴力”与“死亡”情有独钟，置身于“苦难”的裂谷之中不能自拔。从早期的先锋文学至今，他的文学作品演绎着一曲曲暴力狂舞、刀光剑影、横尸遍野、幽魂如烟的战栗之歌。在《第七天》中，我们能够发现余华先锋时期创作的影子，尽管他不再使用先锋时期那种断裂破碎的叙事顺序和抽象似的晦涩语言，以及模糊的、神秘的哲学意境，他以虚无主义指向现实周遭，以荒诞讲述生存的困境，文本中充溢着异陌与阴郁的基调、吊诡与奇绝的底色、宗教与寓言的意味。我们也能够发现《第七天》与他在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相似的叙事技术痕迹，如化繁为简的叙事风格，叙事上出现的“重复”，以温情、幽默方式消解暴力和悲剧；我们还能够发现《第七天》与《兄弟》類似的当代性叙述特征：写作内容上由历史转向当下，叙述方式上极力压缩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读者在接受上会有一种强烈的亲历性体验，整体上表现出现实介入生活的努力，因而会令人感到是极为“熟悉”的小说。a
在《第七天》中，余华另辟蹊径地将视角从阳间转向阴间，将视点的重心放在一群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身上，以一个温情脉脉，公允有爱的阴间世界来反观和逼视整个冷酷无情、暴力肆虐、尔虞我诈、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世界。余华再次上演暴力奇观，将暴力美学拆解成“显性暴力”与“隐性暴力”，演绎突如其来的死亡群舞，并致苦难升级。这一群奔突的游魂孤鬼，于彷徨与无地间，他们本是处于社会底层中的芸芸众生，当“显性暴力”（暴力强拆、意外爆炸、商场火灾、车祸、弃婴、食品安全事件）和“隐性暴力”（强权拜金、不公平的社会秩序、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机制、物欲横流下亲情的冷疏与爱情的变质）粗暴地介入他们的生活时，不仅仅褫夺了他们的生命，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可以控诉与反抗的权力，致使这群弱势群体跌落于绝望之中，徘徊在“死无葬身之地”。在小说里，这些尖锐的事实与突如其来的死亡比比皆是，他们几乎都是身处困厄中的“被施暴者”。主人公杨飞的养父患上不治之症后，因担心拖累儿子不辞而别，杨飞的妻子最终也离他而去另寻新欢，正处在人生低谷里的杨飞在餐馆就餐时遭遇意外爆炸而身亡，饭店老板谭家鑫一家也都被炸死；郑小敏的父母在暴力强拆中双双被埋在废墟中身亡；在商场意外火灾中丧生的38人被官员们相继瞒报和篡改；鼠妹刘梅因男友送给自己一部仿制的苹果手机而选择跳楼自杀；还有被当成医疗垃圾而处置的二十七名死婴；被超速行驶的跑车撞击和其他车辆碾压而死的李月珍；为了给鼠妹买块墓地而卖肾的伍超也命丧黄泉。这种“显性暴力”与“隐性暴力”对于弱势群体的裹挟、侵逼，以致一系列的飞来横祸和家破人亡，如果说是“难逃劫数”，毋宁说是“现实一种”。
纵观《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描写人生苦难的小说，余华将“人生之厄”与“生存之苦”抒写到了极致。再看《第七天》，经过细读与反刍后会发现：余华的“苦难意识”没有消弭，反而延续，倍增，愈加厚重。如洪志纲所言：活着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死去也同样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在殡仪馆的候烧室里，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区别。通往安息的路是如此的曲折，同样布满了人间不平等的沟壑。在长达七天的游走中，杨飞所见到的，只有李青和刘梅踏上了安息之路，更多的亡灵只能在“死无葬身之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游荡。b中国有句古语：“死者为大”，而在小说里，通过余华的“由死向生”的真实写照，无论是生者抑或死者，无论是阳间抑或阴间，他们面前始终有一条无法逾越的尊卑、贫富的等级界限。对于那些受到戕害的弱势民众，生前，他们无法规避现实的种种不公与等级落差，无力阻挡周遭的潜隐暴力；死后，他们依然无奈地顺从、接受“现实”延续下来的规则与妥协。在通往天堂、安息之路的途中，这些受到命运促狭的幽灵们走得是如此迤逦，如此艰辛，他们徘徊于天堂之外而无门可入，企盼早日寻觅到可安放自己亡魂的“葬身之地”。文本中的这种“苦难”已远远超越了它自身所承载的意义，余华执起荒诞之刀直逼现实，将“剔髓”之痛毫无遮掩地抒写出来。
二、无声的嘶喊：顺受——忍受——挣扎——突围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场白中讲道：“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这句话也正好诠释了《第七天》中“落魄”与“落寞”的小人物命运的真实写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将写作视角聚焦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身上，他们是乖蹇命运、凌乱人生、困厄生活的亲历者、见证者。如《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光林在抛弃与寄养、再抛弃与回归，多次的辗转生存境域中目睹亲情离散、孤独与死亡，体验苦难与绝望。《活着》中的福贵，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输光了一切，从命运之巅滑向了苦难之渊。《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亦复如此，十二次的卖血求生，试图“内耗”自己身体来“过渡”所遭受的劫难与困厄。而《第七天》中，不幸惨死在“横祸与人为”苦难之中的亡灵们，他们历经在阳间时的窘迫、坎坷与不为人知的辛酸，以及初到阴间时无地可寻、四处游荡的迷茫，他们在阴间的逼狭处境鲜明地映照了阳间那种物欲横流下的阶级分化，生存尴尬与精神逼仄。他们在生活底层的夹缝中，无力、无助、无望地垂死挣扎，发出围困在心底无声的嘶喊。
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是写了一个孤独的少年如何体验到了生存的苦难，《活着》是写了一个成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如何忍受生存的苦难，那么《许三观卖血记》是写出了一个成人如何来消解生存的苦难。c而《第七天》则写出了一群在阴间世界步履维艰的游魂们，他们生前饱受苦难，死时遭受罹难，余华写出了这群 “多余人”“小人物”身陷苦难与囹圄中如何顺受、忍受、挣扎与突围。从《在细雨中呼喊》到《第七天》，余华这几部关于苦难主题的长篇小说，其中小说人物面对生存窘境时的精神走向大致可归纳为：顺受——忍受——挣扎——突围。《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光林，他的童年的底色是暗淡的，他的成长状态是战栗的。“6岁”是他成长历程的一个转捩点，亲情的疏离、家庭暴力、孤寂与恐惧伴随着他一路跌跌撞撞地成长起来，这些苦痛的记忆暗合了孙光林的成长轨迹，对于他而言，“顺受”内心俱在的恐惧、孤寂与周遭的苦难正如同主动“接受”成长。《活着》里的福贵亲历家道败落与生离死别，目睹至亲至爱先后离他而去，而他别无他择，只能坚强地活着，承受着喜怒无常、前途未卜的命运所给他带来的一切坠重。从垂死挣扎的旧社会到风风火火的新中国及其之后于颠踬中艰难前行，福贵目睹和亲历了一个国家的疼痛；从纨绔子弟到垂垂老矣，福贵默默忍受着接踵而至的悲剧与厄运。《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是在“挣扎”中活着的，尤其是当他得知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时，他因好奇而踏上了卖血之途，也是依靠十二次的卖血来抵抗生活的磨难，支撑整个家庭。再看《第七天》，主人公杨飞命运坎坷，出生后就成为一个“弃儿”，在养父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成长起来。大学毕业后，在生母的苦苦追寻下，他回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的家里，但是亲情的冷疏与隔阂，利益的纷争，家人间的龃龉使他选择了逃离，又回到了养父那里。随后杨飞又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有温馨，也有真情，然而这场婚姻以失败而告终，没有经住世俗诱惑的妻子李青选择弃他而去，杨飞还是保持了缄默，在爱情上他选择了逃避和忍受。当养父杨金彪得了重病，只剩下半年的时间，杨飞坚决地辞掉工作和卖掉房子亲自来照顾养父，向生活的困境和残酷的现实突围。郑小敏的父母抗议暴力强拆，他们以拒迁的方式向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发出抵抗和突围，最后在挣扎之中殒命。鼠妹刘梅和男朋友伍超的底层生活状态可以形容为“垂死挣扎”，物质上的穷困与精神上的贫瘠使他们沦为“多余人”，伍超为了给鼠妹买块墓地而卖掉自己的肾脏，在挣扎之中牺牲自己向生存窘境发出突围。被踢碎睾丸的李姓男子选择了“以暴抗暴”，砍死了警察张刚后被执行了死刑，李姓男子以暴力的手段向不公的遭遇发出突围。背负杀妻的冤案者遭受刑罚逼供，最后屈打成招，迫不得已顺受了不公的仲裁。还有在商场意外火灾中身亡的38位死难者和被视为医疗垃圾的27名婴儿，面对命运的差池、不公，他们无力左右和抵抗，而不得不顺受突如其来的劫难和生命被践踏、被漠视。
三、这么近，那么远：想象与现实的对抗
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萨姆沙在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长着猪尾巴的婴儿，还有随风飞上天空的床单；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了六道轮回，先后变成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稔的出自艺术大师的经典的想象力作，他们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恣意挥洒、长驱直入的叙述力量，创作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克制与警惕（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因此也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余华在《活着》中文版的自序中曾说过：“长期以来，我的作品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d
这小段文字真切地道出了余华在想象与现实艺术创作两极中的艰难游走，一方面是对想象的无比热衷，一方面是被现实紧紧拉扯。这也好比“放风筝”，“想象力”好比“风筝”，“提线和放飞线”好比“现实”，无论风筝飞得多高多远都需要提线和放飞线的掌控和拉扯，否则，稍有闪失或一旦失控风筝将会迅速坠落，作家何尝不是如此，如何让丰赡奇崛的想象源源不绝，并软着陆于现实之地，处理好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事，一个优秀的作家正如一个放风筝的能手。余华的作品不乏那种天马行空式的强劲想象，在经验写作的同时，能更加逼近真实，他直抵现实的力量和疏离社会的勇气使他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不同凡响。这与他所迷恋和崇拜的偶像不无关联，如卡夫卡、福克纳和川端康成。早期先锋时期余华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荒诞与虚无，结构的错位与并置，鲜血、死亡和暴力奇观，冰冷的文字和凌乱的叙述，魅影幢幢与诡异重重，他信马由缰的想象已超出日常生活的“常理”，在读者眼前制造出一种奇特的“陌生化”效果。到了《兄弟》，余华笔锋一转，拉近了与当下生活的距离，改变了之前创作所遵循的一直对当下现实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原则，《兄弟》分上下册，余华由历史叙事挺入当下叙事，他以荒诞不经、极度夸张、类似狂欢化的手法书写了李光头和宋钢这对“兄弟”命运的跌宕起伏，由此映射出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向另一个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的过渡与交替。而《第七天》是贴近当下社会现实的，以零距离书写当下现实，正如余华作者本人接受采访时所说：《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余华通过一个有关后死亡的故事介入现实，借助一群“被施暴”而惨死的冤屈游魂之口直陈内心的创痛，反观整个现实社会之怪现状，他将大量新闻事件、素材经过文学处理后植入文本中，如暴力拆迁、食品安全、弃婴、暴力袭警、跳楼自杀等，每天都以滚动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有人说《第七天》是一部新闻串烧的小说。余华试图通过这些大量的新闻元素来逼近当下现实，以荒诞的形式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实现他之前的承诺——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但适得其反的是余华在义无反顾地直逼现实的同时，因过度取材于人们所熟知的新闻事件与信息，使小说里的环境背景过于“逼真”化，文学的“想象”趋向日常生活的“常理”，淡化了小说的寓言性，人物形象扁平化，不够丰满，缺乏艺术真实性。如刘江凯所说：余华挑战的正是这种文学与现实审美距离的“极限”——小说的故事内容、发生时间、叙述方式甚至语言都“距离”现实太近，他用“熟悉”去挑战了文学的“陌生化”原则……小说中对当下现实生活和新闻题材的大量书写，使很多读者失去或者减弱了文学阅读应该有的“陌生化”期待。尤其在一个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这种几乎和现实生活没有距离感的写作方式，让读者轻易地获得更多评判文学的权力。e这也是小说总体上所突显出来的一种现象：文本内容与现实之间是“这么近”，而文本内容与读者阅读期待之间却是“那么远”。《第七天》大概不到13万字的容量，余华要将大量的新闻事件和芜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他们多舛的遭遇集中安排在七天里完成，这也是他所擅长的叙述风格——“窄门的叙述”，他通过主人公杨飞等底层个体在阳间所遭受的疾苦与不公，还有感情的瓜葛来映射当前社会遽变下的社会激荡、现实的疼痛、弱势群体的失语状态。虽然，余华精妙构思的“七天”直陈了残酷、坚硬的现实，旨在写出一个正经历遽变国家内部的疼痛，但是在穿越这道“叙述的窄门”时却略显有些局促，余华再次采取以往所惯用的“二元对立叙事策略”（喜与悲、贫与富、公平与不公、民与官等）来处理当下社会现实的隐痛，可是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对繁杂、遽变的社会现实和复杂多变的人性图景剖析得鞭辟入里。如张晓琴所言：“《第七天》中，现实的控制力胜过了作家的想象力，繁杂的信息抑制了经验的书写。”f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随着对现实的逼近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变动不羁的当下现实与超近距离的现实生活聚焦远远超出作者想象和虚构的极限。
在这些不争的事实面前，尽管《第七天》未能再现出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的高度和震撼，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第七天》所呈现出的那個与生命同形的亡灵世界，与现实互涉的异度空间，我们似乎可以听见那群奔突的游魂们所发出的若隐若现的无声嘶喊。总之，在《第七天》中所蕴含着余华那种超拔于现实之外意义的勇气与挑战，可视为是余华创作不息的精神指向与精神延续。
ae 刘江凯：《余华的“当代性写作”意义：由〈第七天〉谈起》，《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122页，第106页。
b 洪治纲：《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中国现当代文学丛刊》 2013年第11期，第155页。
c 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第24页。
d 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f 张晓琴 ：《一次不彻底的远行—余华的〈第七天〉及其他》，《博览群书》2013年第8期，第106页。
作 者： 黄敬军，大连市第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