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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讽作为一种语言修辞，通过引申或比喻使语言的意义发生转变。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中，反讽主要表现为：言意的悖反、矛盾语词的并置和语境压力促生多重转义等情形。这些表现有时单独呈现，有时则相互交织，使诗歌的阐释变得复杂难解。而通过对反讽运作机制的理解，可获知史蒂文斯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与思虑。
关键词：诗歌语言 反讽 相悖 对立 语境压力
华莱士·史蒂文斯是20世纪的美国现代诗人，曾在文论中强调诗人的角色是“帮助人们过自己的生活”a，肯定诗歌是一种救赎手段，但他的诗歌却素有晦涩难懂的评价，其“帮助人们”的意图由此搁浅。他写下不少文章以表明他的诗歌理念，并留下不少书信和日记，以展现一些诗歌创作的契机和心境。即便如此，他的诗歌依然常因其复杂性令人望而却步。弗兰克·伦特里奇亚评述“史蒂文斯终其一生都在用反讽推进自己的诗歌创作”b，这为史蒂文斯诗歌的解读指出了一条通道。反讽在语言修辞上被视为一种转义，通过引申或比喻使意义发生转变。细读史蒂文斯的诗歌，可以发现反讽随处可见，多维度地折射出史蒂文斯对一些问题的深度考量。
一、言意的悖反
反讽起初是一种不被重视的语言策略，到18世纪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诗歌语言则从19世纪开始，由透明逐渐变得晦暗。当浪漫主义诗人发现自己是所处时代的零余者时，便转向对想象世界的创造，做起“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c，诗歌语言便首先成了私人世界立法的工具，其特点之一就是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不一致。字面意义通常由公共社会约定俗成，而隐含意义往往由诗人随心设定。“言意的悖反”作为反讽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字面意义恰好凸显出相反的隐含意义，这一点在诗歌中不难辨认。史蒂文斯在《战时对英雄的检视》中有一节诗：
我们尊奉的神有能力解救/我们。好的化学，好的平凡人，那把/天使之剑又如何？十乘以/十倍爆炸力的造物，痉挛的/天使，痉挛的粉碎者，枪，/咔嗒，咔嗒，我们尊奉的神依旧，/依旧，有能力解救我们，依旧神奇……d
“我们尊奉的神有能力解救/我们。”以一种不容置疑的陈述语气开头，预备先入为主地给人留下印象，句中的跨行却泄露了隐蔽的真相。“我们尊奉的神”高高在上，在其座下，“我们”与“好的化学”“好的平凡人”并列一行。而所谓“好的化学”“好的平凡人”以及“天使之剑”又是什么？在尊奉神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神的造物，“我们”自然不会例外。“十乘以/十倍爆炸力的造物”可以指“我们”所制造的化学武器，也可以喻指凭借武器而具有破坏力的“我们”，将这种喻指顺位下移，“痉挛的/天使，痉挛的粉碎者，枪”便和“好的化学，好的平凡人，那把天使之剑”一一对应。于是，所有的褒义全都走向反面。“我们”为何需要被解救？因为我们本就是“十乘以/十倍爆炸力的造物”。照这样，一开始的设定已包含了毁灭，那就谈不上解救，神不会如“我们”所愿来解救。但诗的表白者仍坚持最初的信念，只是语气不再那么笃定。依旧，依旧，喃喃自语式的重复，回应着咔嗒、咔嗒的枪声。原本完好的语句似乎在槍弹的冲击下支离破碎，暗示着失去控制的局面，与表白者的信念，构成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冲突。“依旧”的重复与断断续续，使其字面意义显得苍白无力，使“有能力解救我们”成了具有双重意义的反语：如果表白者的信念为真，则神有能力却不会来解救；如果表白者的信念为假，则神没有能力来解救。
史蒂文斯是不信神的，尽管他幼年接受了清教徒教育，但清教徒教育给他留下的只是勤勉、克制这样一些实用的品质。他的早期诗歌《星期天早晨》就已经否定了神性：“神性又是什么，如果它只能/在无声的阴影里和梦中到来？”e如这首诗中所写，史蒂文斯用来衡量灵魂的尺度，是现实中可以用感官接触的自然事物，而传言中无所不在的神并不能让他真切地触及。因此，尊奉神的表白者不是史蒂文斯，而是他用来反讽的一张面具。反讽不同于讽刺的地方之一，在于反讽者带有一种同情。对于怀着信念经历战争的人，史蒂文斯尝试着代入自己，去体会他们的痛苦。
痛苦本身是非语言性的。理查德·罗蒂认为，人类和野兽的联系，就在于痛，遭受苦难的受害者并没有真正的语言。受害者感受到痛苦时，其语言如同其思想一样是崩溃的，无法再有效运作。诗歌被认为是“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f，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回忆起来的痛苦仍有可能令人失语，而他们自身的文化水平还会限制他们的表述。要将他们的处境表达出来，有时候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显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史蒂文斯从浪漫主义诗人处，发展了以想象为基点的诗学理念，标举想象的力量，而他的诗歌也确实以高妙的想象力著称，但这并不足以让他完成这个事项。痛苦的非语言性，意味着难以用语言去展现它。采用言意相悖的反讽去暗示，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方法。平易直白的语言，容易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掺杂了无数人的见解，让不知情的人乍一看便自以为深解其意。而在言意相悖的情形下，读者意识到按字面意义无法理解，不得不再三琢磨，却发现隐含意义就算恰好是相反的含义，也变得复杂起来。言意相悖的反讽，是以不那么透明的语言来揭示表象与实质的不一致，期待读者了解到不一致后加以反思，而非谜语游戏让人猜到谜底就结束。
前面的诗节中，尊奉神的表白者反复诉说已经动摇的信念，始终未曾承认其反面。这种悲剧性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史蒂文斯作为反讽者的认同：他自己不信神，对于别人信神的举动却持以赞同的姿态。在1907年的一封信中，史蒂文斯向未婚妻表示：“一个人可以从教堂中得到一千个不能从教堂之外得到的好处。……我一直有个特别的愿望，希望你能加入教会。所以，知道你有这样的意向，我真是非常高兴。”然而，谈到自己的信仰，他还是说“我一点也不信教”g。这种略带矛盾又表现为美美与共的态度，在20世纪的反讽概念发展中，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其中固然有世界战争和全球化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反讽原本就承认不协调因素的共存。
二、矛盾语词的并置
“把两种矛盾陈述或不协调意象不加评论地并置在一起，乃是一种反讽技巧”h，这在史蒂文斯的诗歌中，突出地表现为矛盾语词的并置，使诗句的字面意义自相龃龉。赫拉克利特曾指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产生最美的和谐，“万物皆从争斗出”，甚至激进地提出：“战争是一切之父。”i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战争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伊格尔顿在谈及这种集体经验时说：“人类的存在无法避免的是反讽的事，琐碎和恐怖紧密共存。”j史蒂文斯在《俄罗斯的一盘桃子》中，描述了类似的体验：
屋子静静的，它们所住的地方。/窗子开着。日光注满//窗帘。甚至窗帘的飘动，/这般轻微，也在打扰我。我不知道//如此的凶暴竟能把一个自我/从另一个身上撕下，如这些桃子所为。k
在这几行诗的前面，史蒂文斯用温柔甜美的语句，展现了桃子所引发的想象。摆在面前的桃子，仿佛一个异乡的来客，满带异域风情，令他想起安吉文、想起安茹。安吉文是史蒂文斯曾经翻译过的一首名诗中的人物，像尤利西斯，而安茹是他所向往的法国的一个地方。当他借着桃子遐想时，总有一个莫名的声音打扰他。“谁在说话？”一而再地中断想象，“那动物，那俄国人，那流亡者”尾随其后地扰乱他的遐思。想象无法继续，对桃子的观察回到物质层面。桃子大且圆又红，柔软的桃绒下有饱满的汁水。不带一丝遐想，桃子仍具有美好的诱惑。可是当那个声音不再出现的时候，整个屋子安静下来，一点轻微的动静都让他感到心神撕裂。
“如這些桃子所为”似是欲加之罪，毕竟桃子什么也没做。只是诗人心境的前后转变，都与桃子相关。桃子不是本土的，是漂洋过海来的。史蒂文斯年轻时怀有去国外旅行的愿望，但当时忙着自力更生，而之后，战争的铁蹄比他先一步到达了他想要旅行的地方。在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旅行追求的不再是休闲，而是安全。纳博科夫和其他许多人都在这时候来到美国，成了流亡者。诗中“那动物，那俄国人，那流亡者”从开阔的范围逐步缩减，并未具体到某个人，可以泛指任何一个流亡者。而对流亡者的在意，干扰了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谁在说话？”似乎仅仅为了赶跑这些思绪，发问者并不关心说话的内容，而是以一种占据意识高地的权威，将试图造反的前意识打压下去，但不久，发问者自己就不声不响地叛变了。发问者不再发问的时候，想象也不再继续，诗人的思绪只能停留在当前，面对实实在在的桃子。怀有浪漫激情的自我，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那个自我，将整个过程归咎于桃子。
全诗对桃子的描述是矛盾的。诗中将桃子作为水果，进行了质感上的形容，煞尾处则指责桃子“如此的凶暴”，很难说这首诗将桃子定位成什么。它既可以是单纯的水果，也可以引申为流亡者的隐喻。与此相类的，标题《俄罗斯的一盘桃子》可能在描述一个事实，也可能是一种修辞。前文是以事实的一面进行分析的，而假如以修辞的一面来分析，那么，桃子从枝头被摘下后，辗转来到诗人的房间，诗人便假想它背井离乡，继而产生一系列想象。当联想到俄罗斯的流亡者，且陷于对现实的忧虑时，诗人觉得桃子捉弄了他，便反过来以“俄罗斯的一盘桃子”嘲讽桃子。依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与诗中最后的自我撕裂来看，嘲讽的语调是轻微的，带有更多的严肃性。不论取哪种角度，都能进行合乎情理的阐释，让人难以进行取舍。琳达·哈琴从语义学的层面研究反讽时，将反讽的包容性比拟为维特根斯坦的鸭兔图。鸭兔图是一张错视画，既可以看成鸭也可以看成兔，这形象地展现出反讽意义的摇摆不定。关于这一点，史蒂文斯有自己的论辩。其诗篇《写在早晨的诗》中：
一个艳阳天的完整普桑风格/把它与它自己分开。它是这是那/而又不是。l
普桑是法国的古典主义画家，画风以宁静肃穆为主，与艳阳天格格不入。“一个艳阳天的完整普桑风格”是诗人的幻想。“它是这是那/而又不是”表明它可以进行描述，但不管哪一种描述都不足以完全指代它。这体现了一种不折中的态度。史蒂文斯曾在文论里说：“我们没有能力（不仅仅是不情愿）折中。”m“没有能力”指向人的有限性。接受这一点，我们便会承认有些矛盾的解决非人力所及，强行的折中只是一种妥协。诗歌中的一些阐释困境与此相关。“一个艳阳天的完整普桑风格”，其矛盾修辞类于“恶之花”。“恶之花”需要“恶”与“花”同时加持，侧重于其中任何一个，都偏离了原意。这是因为它要表达的复杂状态，在我们的智识范围之外，本身就是令人费解的。波德莱尔主张，不被理解，是一种荣誉，并对超出智识之物予以赞扬。而史蒂文斯的态度则是反讽者的态度，对智识之外与智识之内、有限与无限都不置褒贬。因此，史蒂文斯的诗歌中，既有平白得近乎说教的格言式诗句，也有抽象的悖论式词句。
三、语境压力下的多重反讽
克林斯·布鲁克斯对反讽的定义建立在语境的压力上，他认为，“诗篇中的任何‘陈述语’都得承担语境的压力”，而“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n。“明显的歪曲”意味着，在考量语境的压力时，“陈述语”的意义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一定会使某句诗或某个词的言意相悖，因为布鲁克斯的反讽，确切地说，是诗歌的一种结构原则。布鲁克斯在分析诗歌结构时，论述不协调因素涉及诗的内涵、态度和意义，诗歌的结构是综合各种不协调因素的结构。反讽作为一种结构原则，一方面要综合不协调因素，另一方面也承认语境的压力，在这两个方向的行进中，“陈述语”受到“明显的歪曲”。史蒂文斯的诗歌中，时常有一些诗句或短语，在诗中重复出现，其意义受到语境的“歪曲”，与其他诗句构成多重反讽。在他的《相反的命题（Ⅰ）》中：
此刻葡萄奢靡于藤蔓之上。/一个士兵在我门前行走。//蜂房都重重地装满蜂巢。/在前，在前，在前，在我门前。//而六翼天使们簇集于穹顶，/而圣徒们光灿灿身披新袍。//在前，在前，在前，在我门前。/阴影在墙垣之上减弱。//房子的赤裸回返。/一道酸性的日光注满厅堂。//在前，在前。血沾污橡树。/一个士兵在我门前迈开大步。o
起首两句诗简单地描述了一幅情景：葡萄繁茂生长时，士兵在门前行走。其中，士兵要么自己生命短暂，要么使他人生命短暂，与葡萄旺盛的生命力构成对比，产生轻微的反讽。但如果对应后面的诗句，起首两句诗就有另一重含义。“六翼天使”与“圣徒们”来自基督教，和具有基督教象征意义的“蜂巢”与“橡树”都在同一首诗中出现。它们形成的语境，使葡萄的基督教象征意义也浮现出来。《圣经》里有写：“基督把自己比喻为真葡萄树，信徒为枝子。”p按这个比喻，第一句诗是对基督教兴盛状态的描述，结合第二句诗中的士兵，便成了宗教与战争相结合的隐喻。类似的含基督教意象的诗句与含士兵形象的诗句，在诗中再三并列，仿佛宗教与战争相互推动。最后两句诗也是如此，只是表达的含义发生了改变。橡树在《圣经》中出现多次，都属于祭拜神与遇见神的地方。而当血沾污这里，神圣的气息难免会受到污染。但士兵的形象没有受损，比最初的时候更为矫健，能够“迈开大步”。这一结尾使起首两句诗的含义倒转过来，士兵行走的情景持久存在，茂盛的葡萄反而成了陪衬的意象。而且，不论开头的“一个士兵”与末尾的“一个士兵”是否是同一个，战争的隐喻都通过与“血沾污橡树”的对比，使隐喻中宗教的发展落了下乘。表面并行不悖的隐喻，有了胜负之分，构成一个新的反讽。
这首诗的中间是隐喻宗教兴盛的诗句，“在前”的重复也在此前后达到最高频次。“在前”由于在诗歌首尾都有包含它的完整句式，在单独出现的时候，也迫于语境的压力，很难与士兵行走的情景脱开关系。它高频次的重复带有强迫性，表明诗歌的表白者在努力掌控这种不愉快的体验。在这时期，“六翼天使”和“圣徒们”光辉灿烂地出現，但反讽的是，没有让表白者的心态发生任何改善。其后的“阴影”是史蒂文斯诗歌中经常使用的语汇，喻指神性的存在之所，“阴影减弱”暗示着神性的衰退。结合前几句，会让人认为是“六翼天使”和“圣徒们”未能护佑表白者，以致表白者失去信念，因而使其心房前不再有神的位置。与此构成反讽的是，基督在出生之时是“和平之君”q，而表白者一开始便将象征基督的“葡萄”与“士兵”并列在一起。这样带有亵渎色彩的形式，在诗中反复出现，表白者的信仰就变得可疑起来。当表白者感到威胁而焦躁，将天使与圣徒列出来，想要表现他们的无能时，其实也反讽地表现了自己在信仰上的无能。
语言层面的反讽构造出戏剧性的反讽情境，由此诗中表白者的内心矛盾得以充分展现。难以确定诗中的表白者是否是史蒂文斯自己，毕竟史蒂文斯的同时代人可能大多数都有这样的心迹。他们时代的信仰崩溃，为世人有目共睹。史蒂文斯在书写这一状态时，将纷繁层叠的心理矛盾浓缩于简短的诗句，凸显了令人忧虑的时代问题。
am 〔美〕华莱士·史蒂文斯：《我可以触摸的事物》，马永波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9页，第214页。
b 〔美〕弗兰克·伦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王丽明、王梦景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cf 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黄葆华、刘若端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第22页。
deklo 〔美〕华莱士·史蒂文斯：《坛子轶事》，陈东飚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页，第71页，第250页，第243页，第277页。
g 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New York：Random House，1981：96.
h 〔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i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T.M.罗宾森英译/楚荷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6页。
j 〔英〕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n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339页。
pq 《圣经·约翰福音》15：5，《圣经·以赛亚书》9：6。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琳达·哈琴.反讽之锋芒[M].徐晓雯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3] 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M].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作 者： 谭世芸，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与文化。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