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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的文学经典中都有关于隐秘世界的描写，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中的河童国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便是典型例子，作品中的两个意象由于作者的背景和心境，表达情感的差异等等存在很多异同点。本文将对这两个世外桃源的描写进行比较，分析两个意象的异同点。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河童》 陶渊明 《桃花源记》 世外桃源
在古今中外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不乏存在很多对于隐秘世界的向往的主题。对于另一个虚幻世界的想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神话和英雄传说，故事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即神人同形同性，高度人格化，具备人类的思想感情，性格也十分鲜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氏族社会的制度特点以及古希腊人享受现实生活和神的恩赐的文明状态。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经典作品《桃花源记》同样描写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寄寓了诗人在战火频仍的年代里避世以求解脱的想法。由此可知，根据文学作品中对虚幻世界的描写可以窥探出作者的内心甚至是时代特征。本文将以《河童》中的河童国和《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为例，探析二者作为世外桃源的意象背后的深层含义，以此反映中日经典里此类意象的异同。
一、《河童》：荒诞和现实的倾泻地
《河童》是芥川龙之介在1927年3月发表于《改造》上的一篇短篇小说。芥川去世于同年的7月24日，经过推断可知芥川执笔时正是他患有神经衰弱、体弱多病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折磨他的不仅仅只有身体上，感情上的因素同样使他疲惫不堪。他与其妻子的好友殉情未遂，姐姐一家被烧毁，姐夫卧轨自杀并留下巨额债款。林林总总的生活的善后负担都落到他身上，他已经有了死亡的念头。加之他在最痛苦时期创作的《河童》登载时，得到的全是“积极”“充满智慧”等评价。芥川自己在给吉田泰司书信中写到这些评价“令在下更为不快”，并坦言《河童》是缘于对一切事物——其中也包括对自我的厌恶而创作的，从中也可看出芥川的笔触真正想表达出的某些阴暗东西。
故事的想象基于日本的“河童”形象。小说正面描写河童的样貌，“脑袋上有短毛，手脚上有蹼，大约一米来高，体重大概有二三十”，“与画中基本相同”。在二十三号病人的讲述中，这群原本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古怪生物在一个隐秘的通道的另一端，拥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并且他们的法律乐于接纳人类特殊居民。他们的世界构造与我们大体一致，有诗人、音乐家、底层的劳苦工人和高高在上的资本家，甚至连临街的店铺角落里的钢琴和装饰画都和人间差别不大。但是“我们人类当作正常的，河童却觉得可笑；而我们人类觉得可笑的，河童却当作正常。比如说，我们人类把正义、人道奉为天经地义；然而河童一听到这些，就捧腹大笑”。换言之，河童国与我们的世界观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从基调而衍生而上的荒诞感藤蔓般爬满了纸张，在这里黑白颠倒，就算像拉卟做的一样，叉开腿站在马路当中，弯身从胯下观看川流不息的汽车，倒过来看看世界究竟是什么样，但真相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一样。种种荒唐却犹如警世箴言，一字一顿发问，人类固守的价值伦常观念真的是绝对正确的吗？那些认真贯彻到底的事情到底值不值得？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人类奉为高尚的义勇队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为了争夺铁路而自相残杀，少爷和女仆相恋的跨越阶级的爱情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下意识地消灭惡性遗传。在河童国，人类“正义”的价值观的遮羞布被撕得一干二净，他们的恶行无一不是人类社会真实上演的剧情，例如资本家的无良剥削和荒唐的艺术审查等等。这也是这篇作品的最动人之处，即将相当多的笔墨用在社会讽刺上，引发了长久而静默的思考。这与芥川惯有的漠视现实的写作手法有一些差异，甚至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独树一帜。河童国的存在更像是一面反向的镜子，以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为尺度的同时，透彻地照进人类社会的虚伪和假面。
二、《桃花源记》：理想和平静的避难所
《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言，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名作之一，创作于国家濒临崩溃的战乱时期。在陶渊明的有生之年，他从未放弃对自己人生抱负的追求和对天下大同的渴望。在他归隐山林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局势动荡，苛捐杂税民不聊生，陶渊明逐渐意识到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在当今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所幸文学的形式可以寄寓他的对世界观的重构以及对理想之境的永恒追求，于是他在晚年时创作了《桃花源诗并记》，这是他思想达到高度的一个重要的标记。故综上可知，桃花源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它也与现实世界有一个隐秘的接口，它并不是一个架构的平行空间。这个社会童儒纵行，斑白欢游，自给自足有一番大同社会景象。故事的主角武陵人的设定更像是一个误入的外来游客，偶然到了这片净土，奇特地经历了一番后离开但未能遵守诺言，不仅“处处志之”，而且还将奇闻轶事尽数告知太守，当他们试图再度寻到桃花源时才发现已经迷路，目的地已经不知所踪，这个世外桃源也只在武陵人的描述中昙花一现，永远成为世人心向往之之所了。
后世人多作桃源诗，构想桃源的山石风光，绝美之境。北宋诗人和政治家王安石的《桃源行》则从其哲学政治入手，结合此诗可以更深刻解读桃源的社会规律：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桃源行》）
诗中有言“虽有父子无君臣”，说明桃花源的社会特点就是靠伦常维系而无等级尊卑观念。桃花源的生活与外界形成强烈对比，其中人们过着无君无臣、人人平等的单纯简朴生活，反观在这之外的人类的生存现状，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除外族进攻来犯以外，还有军阀混战以及无休止的王位篡夺，年年战争使得赋税徭役加重，“百姓流亡者十八九”。《宋书》有言：“三王讨赵王伦，六旬之中，大小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社会大环境如此，而陶渊明生活的江州荆州一带更加悲惨。史称“民疲田芜，事役贫苦，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当今社会存在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借由桃花源来抒发自己的不得之志，营造和赞咏一个完美的、崭新的社会结构。
三、桃花源和河童国的异同
（一）相同点
1.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的新世界
就故事生成的方式来看，桃花源和河童国并不是纯粹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异时空，它们和现实世界近似于两条相交的线，存在着接口和通道后朝着不同的方向不断延伸，最后相差甚远。《河童》中的二十三号病人详细描述了发现河童国的过程，当他打算攀登穗高山，沿着梓川峡谷行进休息时，在手表的圆玻璃面上映出一个可怕的面孔，是跟画上无二的河童，于是主角与这个河童展开一场追逐战，最后在刚触碰到河童滑溜溜的脊梁时便一头栽进黑幽幽的洞穴深渊，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儿童的国度”。和开头一样，他最后的离开也通过与现实世界的接口来完成。
《桃花源记》的开头与《河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武陵人是被“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吸引，顿觉“甚异之”才“欲穷其林”。桃花林的尽头就是溪水的发源地，武陵人发现了一座小山，山上有个小洞口，里面仿佛隐约透着点光亮。他便舍弃了船，从洞口走了进去。最开始非常狭窄，只能容得下一人通过。又行走了几十步，突然变得明亮开阔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遥远使得陶渊明展开遐想，其“远我遗世情”的思想体现得最为明显，空间上与世隔绝，远离喧嚣，时间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诗如画的美景便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生活状态是田间阡陌，往来种作井然有序。“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淳朴自然的民风，不争不抢的和谐相处，桃花源的社会模式与先秦哲人老子形容的远古理想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由远及近，逐渐重合。彼时之社会，幻化成此时之想象。陶渊明的价值判断和毕生之理想蕴含在桃花源的简单的社会组成中了。
2.审美艺术和幸福观
芥川构造的河童国里有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就是后来自杀的诗人托喀，他把自己称为超人，并说“艺术不受任何支配，是为了艺术的艺术。因而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凌驾于善恶之上的超人”，和托喀想法一样的人都是超人俱乐部的成员，他们都认为艺术是必须置于所有事物之上，这便是艺术至上主义。思想支配行为，小说中艺术家对艺术的狂热崇拜和追求为这个世界添上诡秘而蓬勃、浓烈而悲壮的审美色彩。
诗人托喀的自杀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作为艺术至上主义者，他却牵挂着太多凡尘俗世，临死前在纸上写下了歌德《迷娘之歌》道：“我今去矣，向那隔绝尘世的空谷，在那里群岩耸立，巍峨森严。山水清冽，药草芬芳。”用哲学家马喀的话来说他是当诗人当累了，所以才选择自杀。这种解释可以直接被接纳，如前所述，托喀对自己的艺术已经没有足够的自信，他神经衰弱，受失眠困扰，这点和芥川本人有很高的相似度，后来自杀的命运也便有迹可循。但托喀受世俗困扰太多，纵使是死后的魂灵也是时刻担忧自己的名声，以及诗集能否出版的问题。
怀疑是诗人托喀背后隐藏着的芥川的态度。他将艺术至上主义罗列出来，将托喀对于艺术和“炒鸡蛋”的矛盾展现出来，一个自杀的艺术至上的失败者显然不是这种艺术观的最优答案。但似乎对于这样的问题芥川也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暧昧的模棱两可的态度逐渐将艺术家往绝望的方向上催促。
托喀的自杀现场音乐家库拉巴喀的表现也耐人寻味，文中写道他手里攥着诗稿，也不知道是对谁大喊一句：“真是一首好诗啊！完全可以创作一首出色的葬曲！”然后大叫着奔出门去。其为了艺术狂热的样子印证出极致的艺术观虽然很难实现，但它仿佛如同灯火，吸引暗夜中无数蚊蝇飞虫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在最后寂灭的刹那升起玫瑰色的焰火。
再看河童国里暗含的芥川本人对幸福的理解。在文章的结尾处写到一个老河童，生下来时便是老态龙钟，随后却越长越年轻，二十三号病人认为他是最幸福的河童，连朴实的家具摆设似乎都充满了纯真的幸福。他既不欲望枯竭，也不沉湎美色，至此可知，芥川本人描写的理想幸福观就是不执着，不为现实世界烦恼；同时老河童的特殊性使得他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他的成长到衰老具有闭塞的孤独。这是河童国的艺术之境的独特美感和幸福观，同样的，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也有含有作者本人见解的审美风格。
云中碧潭水，路暗红花林。夹岸桃花随水流去，碧水蓝天一片田园风光，这些都是诗人梦想的桃源。其中“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树木欣欣向荣，泉水涓涓而流，万事万物听任自然。此时在这个地方连风都是清白坦荡的。这里无尊卑等级的划分，也没有推杯换盏尔虞我诈。身心超脱世俗之外，远离官场喧嚣，鸟鸣山涧向远处飞去，带月荷锄归入静寂。桃源人的幸福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陶渊明的毕生追求。长幼有序，民风淳朴，天下大同。文末将桃源人的单纯和武陵世俗之人的狡猾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作者的情感呼之欲出。
（二）不同点
1.厌世和避世
阅读文本不难发现《河童》和《桃花源记》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厌世和避世。前文的分析中也可知小说写于芥川的死亡逼近的时期，绝望的不仅仅是社会中暴露的各种问题，而且诸多问题的无解就像死局，例如对某种观念或者存在方式并不能立即判断黑白是非曲直，对事物的判断产生偏差会不自觉地陷入自我怀疑中去等等。例如《河童》中的诗人托喀之死，他所代表的艺术至上的艺术观同样背负名利和世俗的十字架。种种矛盾足以看出芥川内心的苦恼的挣扎，他在否定之后却找不到重构的方式。几乎不存在的第三条路截断了思考的线头，绝望的空壳还在回响讽刺的冷笑和悲鸣。
与《河童》背后的厌世不同的是，《桃花源记》显得和缓而宁静。云无心以出岫，桃花源内的恬淡风景也与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状态有关。
此时的桃花源更加类似于一个不受束缚的自由之境，在这里更偏重精神的恬淡自由，倦鸟归巢，此时的田园风光只是淳朴雅静而已，全篇更无强烈的讽刺意味，更多的是将自己求而不得的理想寄寓在另一个虚构的世界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连忧伤都是清淡的，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审美感情。
2.对家族制度的态度
《河童》中的家族制度和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诗人托喀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家族制度的河童，但他却与一个雌河童同居，享受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一个年轻河童將七八只河童挂在脖子上，拖家带口累得气喘吁吁。这是对家族制度的无可救药的地步的深沉无奈。芥川本人也深受家族制度的荼毒，他本人就像不堪其重的河童，拖着沉重的步伐被生活驱赶着前进。过度牺牲自我来服从于家庭制度是很危险的事情，芥川本人也这样说道：“我对养父母怀着一种‘近似孝顺’的感情，我甚至为此感到后悔。”他的坦诚进一步说明家族制度催生的被迫义务感才是这一切的源头。芥川将自己的家族制度的苦楚写进那个拖家带口的疲惫的河童身上，诗人托喀厌恶婚姻背后的家族制度，但也会艳羡平凡的共进晚餐的夜晚，在《河童》里，批判的是生硬和压迫的家族制度。
《桃花源记》则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对四世同堂，儿孙承欢膝下的家族传承的最完美构想。乱世逃亡到与世隔绝的境地，维系一脉生存的家族纽带制度功不可没。也许也正是少世俗纷扰，才使得纯粹的家族传承朝着善意纯良的方向一直发展下去，在桃花源中家族制度和家族是密不可分的。看文中描写桃花源人的日常生活，“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并怡然自乐”，童稚嬉戏，老有所依。足以看出陶渊明对于家族制度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未质疑过它的正确性的情感。不同于《河童》里对家族制度直接的批判，家族制度在桃花源里是和平与赖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世外桃源的意象向来是寄托不得之志、政治抱负或者是抒发对现实的怨愤的场所。文学作品中关于异世界的描写往往可以分析出作者本人的生存状态，心理甚至是社会特征等等。通过分析比较可知，芥川龙之介的《河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是借世外桃源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芥川借价值观相反，怪物主宰的河童国来影射当时的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陶渊明则借美好恬静桃花源来试图避世，远离战火频仍的现实世界。因此，虽然二者表达方式存在差异，但都达到了警示世人的目的，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邱雅芬编选.芥川龙之介研究文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 孙晓梅.陶渊明诗歌典型意义的文化解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3] 孙晓明.陶渊明的文学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 芥川龙之介.河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5] 陶渊明.陶渊明全集[M].陶澍注，龚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作 者： 杨梦琪，安徽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2018级在读本科生。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