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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中叶以蒋骥为代表的屈骚阐释，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文理阐扬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治骚之优长，在貌似从众的学术外观下，其中也寓含着具有突破性的阐释理路。其中呈现的以文字训诂为主兼及知人论世与文化地理学的屈骚阐释的综合视角，成为这一时期楚辞阐释的方法与视野产生流变的典型代表，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经学阐释的现代走向。
关键词：清中叶 蒋骥 屈骚阐释
在清代楚辞研究注本中，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和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 最具代表性，堪称“鼎足而三”。 如果王夫之的屈骚阐释代表过去，已经尝试着走出宋明理学的空疏，但又因为家国之思而陷身于陈学旧路；戴震的屈骚阐释则代表现在，推倒宋明理学建立朴学，重考据和实证，以文字训诂为基础建立严谨客观的学术规范；而蒋骥则把文字训诂纳入总体语境分析的框架，注重知人论世和结构分析，用朴学家的思维方式、表述形式来阐释楚辞学中的问题，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文理阐扬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治骚之优长，表现出以文字训诂为主兼及知人论世与文化地理学的屈骚阐释的综合视角。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拓展，成为这一时期楚辞阐释的方法与视野产生流变的典型代表，并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经学阐释的现代走向和发展的可能性。
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的体例
大抵学人学术总脱离不了时代的印记，蒋骥的楚辞阐释，是在训诂学的学术热潮下进行的，考据训诂成为其主要内容。然而，蒋骥自有其不同处。他在《山带阁注楚辞·自序》中表明其阐释方法：“大要尤在权时势以论其书，融全书以定其篇，审全篇以推其节次句字之义”，这句话实际高度概括了其楚辞阐释方法的精髓，即“知人论世”及结构分析的阐释方法，在貌似從众的学术外观下，其中也寓含着具有突破性的阐释理路。
《山带阁注楚辞》一书体例包括《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共分十卷，其中卷首为一卷，注骚文本包括了六卷，分别是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招魂》《大招》。《余论》分上和下两卷，《说韵》一卷 。
卷首的基本构成包括《序》《后序》《采摭书目》《屈原列传》《屈原外传》《史记·楚世家》（节略）和《考正地图》。《序》与《后序》主要交代其注骚的缘起、此书的成书过程，并兼及蒋骥的平生遭际，这也成为后世学者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了解《山带阁注楚辞》的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卷首的采遮书目部分，列举了自汉至清主要的注骚文本以及相关的参考类书目，涉及经史类、语言类、音韵类、史书、方志、历书和游记等诸多方面，数量达401种。蒋骥以历代屈骚研究成果作为其屈骚阐释的学术基础，对前人楚辞研究成果既有批判也有借鉴，并表现出对楚辞所涉及的音韵学、民俗、地理和文化学及西方最新的科技研究成果的积极的汲取与接纳。其用力之深、博取之广，都非常罕见，体现了考据学视野下屈骚阐释的全新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理论。
卷首部分另有考证地图五幅， 这五幅地图是蒋骥在翔实而深入的考证基础上绘制而成，是其前代注骚者从未有过的独创之举。卷首另附《史记·屈原列传》和唐沈亚之所撰《屈原外传》，并节录《史记·楚世家》，以使读者在了解屈原身世的基础上，知其人，论其诗。
注骚正文共六卷，分别是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招魂》《大招》，共计二十五篇。蒋骥认为只有这二十五篇是屈原所做，“原赋二十五篇情文相生，古今无偶，《九辩》以下徒成效颦， 晁《录》所载弥为添足，今例不敢以唐突也”。这个篇数正好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记录相一致。
二、 《山带阁注楚辞》的主要阐释方法
（一）“知人论世“的阐释视角
阐释学领域的知人论世，强调的是读者、作者、作品和社会之间的多维关系，它的基本思路变成了论世以知人，知人以解读其诗书。所谓“知人”，指的对作者其人的了解，包括作者的生平、经历、生命状态和生活情境，而知人之难，仅仅靠有限的“书”和想象力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托于其“世”，依托于其生活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 只有把作者和他处的社会以及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对作品的正确的阐释和理解，使读者与作者之间跨越漫长的时空距离而达到一种使理解得以可能的“视阈融合”。
这一带有阐释学色彩的文本解读原则和方法，在古典文学阐释领域中颇具影响力，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上各类批评体式中被广泛地加以运用，并不断被后世学者所完善和发展。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演化和发展中，它甚至已经超越了方法层面，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批评精神。
1.对屈原事迹与其作品创作时地的考证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将知人论世方法予以开创性的深化。具体表现在对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创作时地的考证等方面。由于屈原的各种史料，包括其生卒年、其生活经历、其社会遭遇、其创作时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缺乏相应的记载。因此，因为在历代屈骚阐释的过程中，学者们对屈原高洁的品行、凄惨的遭遇的了解，主要依靠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但是《史记·屈原列传》这篇纪传体散文式的史料，对屈原的平生所作的介绍，正如梁启超所说，“议论太多，事实仍少”， 对屈原生平、遭谗、沉江等问题，均缺乏详实的考证，从而使后世学者在解屈注屈的过程中对屈子其人与其文学作品产生了诸多偏见与误解。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通过对屈原事迹的考证，对屈原创作时间和地点的深入研究，甚至为屈原各时期作品的编年式的考证，都体现了试图从“论世”“知人”的角度去找寻二者与屈原的精神世界及其作品的审美风格之间关联的阐释努力。
蒋骥屈骚阐释的“知人论世”的阐释立场，首先体现在《楚世家节略》的小序对屈子个人才能和社会遭遇的考证上：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汉史传原，既多略而不详，余仿林西仲本，复辑《楚世家》怀襄二王事迹著于篇，因兼采诸书，附以所见，将使读屈子之文者，有所参考，又以知楚之治乱存亡，系于屈子一人，而为万世逆忠远德者大戒也。a
正是源于《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的介绍“略而不详”，蒋骥的《楚世家节略》主要内容是在勾勒战国时期各国纵横的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参考了本传以及其他相关的史料，对屈子进退出处、放逐黜迁的行踪进行考订，既梳理楚国与其他国家纷争不断的政治外交背景，又突出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屈原的“王佐之才”，《楚世家》有云：“按《战国策》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当在是年之前后。盖屈子为怀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清明如此，《惜往日》所谓‘国富强而法立’也。”可见，屈原的王佐之才，对于楚国之“治乱存亡”的重要性。屈子本有王佐之才，又处在“楚之治乱存亡，系于屈子一人”的社会时局中，但是心系家国存亡之下的屈子，有才却不被重用，其哀怨之情由此产生。我们也许只能从对屈原其人平生遭遇和社会经历等史料的搜集中，才能真正地洞悉屈原作品的風格和意蕴，从而理解诗人那种旷世哀怨之情产生之缘由。
2.文化地理学批评视野辅助下的“知人论世法”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从文化地理学辅助“知人论世”阐释理论，力求科学的考证，这是蒋骥屈骚阐释体现的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
对于屈原生活与两次遭放逐期间所历山川地理概念，蒋骥之前的学者并没有系统而全面地进行过考证，前代屈骚研究者在阐述《楚辞》地理时，通常仅仅是停留在王逸《楚辞章句》中所谓“南郢之邑”“沅湘之间”“江南之野”等宽泛而抽象的概念上。蒋骥可以说是用地理学系统阐释《楚辞》的第一人。蒋骥对屈骚之相关地理信息的考证，主要体现在《山带阁注楚辞》卷首所附的五幅《楚辞地图》中，在今天看来，这五幅地图其实是蒋骥屈骚阐释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蒋骥考证楚辞地理的目的，是“恐鉴者之未察其详”，这些蒋骥亲手绘制的楚辞地图，较为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当时楚国地理及考证屈原放逐行踪，包含了对屈辞创作时地的考证以及在此基础对屈子文学之命意主旨的研索，通过这些地图，蒋氏将自己对楚辞地理及屈原放逐路线的考证成果集中予以形象的呈现，这种重视地理的考证与分析的方法与视角，凝聚着其《楚辞》研究的独创性成果，在两千余年的楚辞学研究史上开创了从诸如地理学、心理学、社会文化学等层面，对屈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阐释的新的视角，并使得清中叶的屈骚阐释在阐释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注重知人论世，并以文化地理学的视野辅助于对楚辞地理的考证，这无疑是《山带阁注楚辞》注解屈辞最为突出的两个特色。
（二）朴学考据视野下由面到点的阐释视角
1.立足于语言的考证，在广征文献的基础上，诠释新说
阐释学认为，在阐释学中，语言是唯一的先决条件，其他一切也发现的，包括其他客观的、主观的先决条件，都只能在语言中去发现。蒋骥在《楚辞余论卷上·离骚》“ 审全篇推其节次句字之义”的观点也恰恰是从语言文字入手，要求阐释者研索融会，旁搜博览，蒋骥正是在广征博引、贯通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完成对屈骚字词文意的训诂，并于此指出旧注之误，提出新说。
以蒋骥对《离骚》中阐释为例：其中有“吾令蹇修以为理”“理弱而媒拙”两句，对于“理”字的解释 ，古今有别，在王逸《楚辞章句》中，“理”被解释为“为媒以通道理”。而在文选中，“理”则被阐释为“道理”，《文选》五臣注释“理弱”为“道理弱于少康”，蒋氏引《左传》昭公十三年杜注：“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国语》贾注：“理，吏也，小行人也。”《尔雅·释言》“理，媒也”。以上诸说，释“理”为“行媒之使”。蒋骥在此基础上来注释《抽思》“理弱而媒不通”与《思美人》“令薜荔以为理”二句。他的观点是在贯通文献的基础上得出，相比较王逸的注释则更加为优。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关于“古人提媒人与媒人有别，提媒人谓‘理’也”的观点就是承接了蒋骥此说而出。蒋骥在贯通文献的基础上，借着字义来将文意说通。这恰如他在《楚辞余论卷上·离骚》中所表达的看法：“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b
再如对《悲回风》“依风穴以自息”之句的阐释，朱熹把“风穴”解释为“风从地出处”。蒋氏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在这首诗歌的前面有这样的表达“遂倏忽而折天”的句子，还有“依风穴以自息”的句子，再加上“冯昆仑以澂雾”之句子，蒋骥认为，非常明显，显然“风穴”并不在地上，他甚至不无戏谑地破斥朱熹之注：“才上天，即下地，旋亦上昆仑，不亦劳乎？”（《余论·下》）。最后，蒋骥引用了《淮南子》“昆仑北上开启，以纳不周之风”作为证据，指出“风穴”实际上是“风聚处”。蒋骥在考证文献的基础上，对字词之意的训诂既批驳旧说，又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2.立足于语言考证，在全篇贯通的基础上，诠释字义
蒋骥还对《涉江》中“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句进行了文字上的考证，他先是引用了王逸《章句》言“奇，异也”，“或曰奇服，好服也”，王逸对全句子的解释是“言己少好奇伟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蒋骥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朱熹在诠释“奇”的时候将其解释为“奇伟”，是对王逸注释的承续。在此基础上，蒋氏在《注》中言“奇服，与世殊异之服”，实际是王逸 “异”说的延续，并且避免了王逸观点上的摇摆。在《余论》中，蒋骥提出，这里的“服”并非是“世俗之所服”，所以屈原称之为“奇服”，朱熹的《楚辞集注》把它解释为“奇伟”，是不合适的。接着蒋骥又从“文势”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蒋骥认为，因为其“奇”，所以世人“莫之知”，正因为“世莫之知”才有了屈原的“好之不衰，愁苦重昏”，才有了后面的“湘江之行”。前后“事相因”“理相合”，在全篇贯通的基础上，注释“奇”与“服”，并驳了朱熹旧说的失误。
《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也体现了这样的诠释方法，王逸在《章句》中认为“尤，过也；攘，除也；垢，耻也”，“攘垢即为去掉耻辱”，对于这样的解释，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此并无异议。但是，在这一句话之中，既包含了“含忍罪过”，又包括了“除去耻辱”，使得文意前后矛盾。朱熹《楚辞集注》开始质疑这样的句意，“彼方遭时用事，而吾以罪戾废逐，苟得免于后咎余责，则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类似此类的质疑，到了蒋骥时才得以逐步解决，蒋骥指出“尤”与“拘”之义，即“根”于前文所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则“尤”与“拘”其义一也。以此为本，《余论》中进一步论曰：“攘拘，即忍尤之义。忍，甘心忍受也。凡非其所有之物，因其自来而取之谓攘。”蒋骥联系到了屈原的身世，认为“世方嫉恶好修，而吾欲去其拘，则必亦竞周容而后可，故尤、拘之来，直受而不却也。旧注训攘为除 ，失其旨矣”。蒋骥正是本着“权时势以论其书”“审全篇以推其节次字句之义”的阐释理念，在整体研究中得出符合屈辞文义的字词训释。
3.立足于文章学的视角，对作品进行朴学考证
游国恩先生曾经指出，“蒋氏此书，在屈原生平事迹及作品的创作时地的考证方面，用力最深；有许多地方考据颇为精确，值得我们参考”c。考证屈原作品的创作时地，是《山带阁注楚辞》最为精华的部分。比如对《九章》各篇的考证，王逸认为，《九章》是顷襄王迁原江南而作，再加之屈原作品中多言沅湘，且屈原本人汨罗投江而死的事实，王逸认定江南即沅湘之野。但从《九章》所涉及的内容来看，这实际并不完全与事实吻合，蒋骥考证后认为：“《九章》杂作于怀襄之间，其迁逐固不在江南”（《余论·下》），关于屈原的迁逐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蒋氏对《九章》各篇写作时地通过“两次放逐”来考证，也算是能自圆其说。
以蒋骥为主的清中叶屈骚阐释，在貌似从众的学术外观下，其中也寓含着具有突破性的阐释理路。其阐释优长之处，表现为对作品所进行的全面的语境分析，包括作品外部语境分析和作品内部结构分析。就外部语境而言，蒋骥对屈原的生平及生活的时代，即屈原作品的生成空间和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就文本自身而言，蒋骥特别注重从全文语境来探寻文本结构所具有的意义生成功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西方结构主义批评的意味。
ab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第179页。
c 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页。
作 者： 朱华英，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