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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勰在《灭惑论》中，并没有着意用他所熟悉的佛教内部义理来辩驳，而是从外部的角度去回应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尽量让佛教的规矩与世俗礼制相协调，反复强调佛教与儒家的相通性，表现出强烈的调和儒、佛的愿望。于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不再发生根本冲突，而是通过转变佛教自身的立场在古代中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从物理传播的角度，是“佛教征服中国”，然而从思想转变的角度，却是“中国征服佛教”了。
关键词：刘勰 《灭惑论》 佛教 儒家
刘勰的《灭惑论》载于《弘明集》a卷八，撰年不详。当时有一名道士写下《三破论》攻击佛教，刘勰于是撰《灭惑论》加以驳斥。《灭惑论》篇幅较长，涉及一些佛学义理，所以历来的研究者们只是根据自己研究主题的需求，选取相应的片段加以分析，却鲜有文章对全文整体进行细致的解读。但是本文作为刘勰除了《文心雕龙》之外，存世的唯有的两篇文章之一b，对于了解刘勰尤其是他的佛学思想，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值得仔细解读。
而且，自东晋到刘勰生活的梁代，对于佛教的攻击和辩护就从未停止过，通过分析这篇《灭惑论》，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反对佛教的一些论点，以及维护佛教的士人是如何反击来维护佛教的，由此看到中国古代的士人是如何让佛教思想适应中国的思想世界的。
一、“学死”与“断发”
刘勰的行文思路按照驳论的方式进行，每段先阐明《三破论》的观点，再对此加以驳斥。刘勰开篇首先提到了《三破论》的两个观点：第一，佛教倡导的泥洹（按：即涅槃）是教人学死的学说；第二，佛教让人断发、断种，有违孝道。《弘明集》卷八在刘勰《灭惑论》之后紧接着收录了释僧顺撰写的《释〈三破论〉》，开篇也提到《三破论》的这些观点：“泥洹是死”“太子不废妻，使人断种”“太子不剃头，使人落发”c。所以《三破论》虽然已经亡佚，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此文开篇主要攻击的就是佛教让人“学死”“断发”。
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中总结了当时人反对佛教的四种观点：政治的及经济的论点、功利主义的论点、文化优越感的论点、道德的论点d，攻击佛教让人学死就属于功利主义的论点。“功利主义在中国思想根基很深。这种理论主张给今生此世带来具体可见的结果。”e所以《三破论》鼓吹道教让人“无死入圣”许诺，让人长生不老、形体不朽，而佛教许诺的彼岸世界却无法证实。刘勰对此用佛教的基本观点“神不灭”来反驳《三破论》，他说“形器必终”而“神识无穷”，道教修炼的形体终有毁灭的一天，而佛教修炼的精神则永不灭亡，这就是所谓常住不灭的泥洹妙果。刘勰对于神不灭理论的熟练运用，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当时关于神灭还是神不灭问题的激烈争论情况。
攻击佛教让人断发绝种是从道德的论点批判佛教，认为佛教让人伤害身体发肤、断子绝孙，有违孝道。刘勰首先强调孝与不孝在乎内心而不在头发，然后引用泰伯、虞仲断发文身是为了礼让国家、成就道德的例子，来说明断发并不违礼。由此我们发现，刘勰并没有用佛学内部义理来阐释修行为何要断发，而是从外部寻找证据进行辩驳，并且尝试用儒家思想来增强自身论点的说服力。
二、“三破”：破国、破家、破身
接下来，刘勰开始一一反驳《三破论》的核心观点：佛教破国、破家、破身。
破国是攻击佛教兴建寺庙、劳苦百姓，“使国空民穷”，而且僧人不事生产，无法为社会带来实际价值，这显然也是从功利主义的论点来攻击佛教的。刘勰的回应是，佛教明二谛、辩三空，能够以菩萨行拯救众生于苦海，兴造寺庙也是为了弘扬教化，“功立一时，而道被千载”，这就针对攻击佛教的功利主义观点只注重今世的弊病，强调佛教的功业是泽被后世的。接着刘勰还举了夏禹会诸国、汉代赤眉兵乱的例子，来说明灭国并不因为佛教，因为那时候佛教根本就还没有出现，尤其是最后他通过秦末和汉初两个历史时段的对比，秦末民生凋敝而汉初安定富庶，“非秦末多沙门而汉初无佛法也”，逻辑巧妙而诡辩，从一个侧面四两拨千斤地消解了《三破论》对于佛教破国的攻击。
破家是从道德的角度批判佛教，出家的人遗弃双亲、悖逆教化，甚至激发家庭矛盾，使得孝道断绝。刘勰在这个部分则反复强调佛教的德行与儒家的基本原则的相通性，他认为“孝理至极，道俗同贯”，在家或出家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都能阐发孝道的功用。甚至他强调，在家奉养双亲只是一时之孝，学习佛法才能永久地让家人脱离苦海，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佛法还是有很大的优越性。接着刘勰又运用三皇时期“葬之中野，封树不修”没有丧礼的例子，来证明服制有时是次要的，三皇教民以淳朴、佛法救民于苦海，虽路径不同但“玄化同归”，再一次强调了儒、佛的殊途同归。
破身的论点承接破家的论点，是说佛教的一些修行规矩让人毁伤自己的身体，而且再次强调这种行为是不孝的，因为佛教规定出家之人可以不拜父母，这在中国人看来无疑是违背礼教的。刘勰针对这个问题的辩驳，终于开始稍稍涉及儒佛两教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矛盾了，他说：“妻者爱累，发者形饰；爱累伤神，形饰乖道。所以澄神滅爱，修道弃饰。”这是说妻子、头发都是人生的负累，佛教修行就是要学会放下这一切负累，这是因为佛教认为世界万物本质是“空”，既然一切都是缘起缘灭就终有消散的一天，那么身体发肤、血亲礼义等等一切儒家所看重的道德标准从根本上来说都失去了意义，然而可惜的是刘勰并没有就此深入下去，他刚刚涉及这个根本问题，就马上笔锋一转，运用《仪礼》和《礼记》的例子——新及冠的儿子可以接受母亲的拜礼、有功的武士可以不拜君王——以此证明世俗的礼教也可以变通，所以佛教的礼仪也无可指摘。
我们发现，《三破论》对于佛教的攻击很重要的一点是反复强调佛教违背孝道，这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推重孝道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在当时反对佛教的人看来违背孝道是佛教的一条“重罪”，也是强有力的攻击武器。而刘勰则运用丧礼、《仪礼》、《礼记》的例子来反驳，反复围绕“礼”做文章，这也是因为当时对于礼制十分重视，尤其是在刘勰入世为官的梁代，梁武帝在天监年间大费周章修订五礼f，《梁书·儒林传》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儒者对《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普遍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研究g，可见当时对于礼制的重视已然成为时代风气。
三、文化优越感的论点
攻击佛教破国、破身、破家之后，《三破论》又从文化优越感的论点，试图证明佛教是一种“夷狄”之教，只适用于未开化的外国人而不适用于拥有先进文明的中国人。
首先，《三破論》攻击“佛徒”本名“浮屠”，是因为西域和天竺的人本性凶恶，所以要割除他们的恶习，而“沙门”本来是“丧门”，也就是死灭之门，这就从字音的角度强调佛教是外来的，而且是为了教化凶恶的外国人。而刘勰则强调这些都是佛教初传时译经过程中的字音、字形之误，《周颂》和《尧典》里也都有类似舛误，不该以词害意。
接着，《三破论》正面提出了文化优越的论点：佛教是老子入关时为了教化胡人而创设的，中国的三皇五帝都没有听说过佛教，由此可知佛教是邪说伪教。对此，刘勰首先说明《老子化胡经》是天师道信众伪造出来的，佛教并不是为了教化蛮夷设立的宗教。至于古代圣人没有听说过佛教，刘勰则极力证明佛教与儒家的根本一致性，他说教化的不同是由不同众生的机缘决定的，如果有佛缘，那就接受佛教的教化，如果有俗缘，那就接受帝王的教化，“殊教合契，未始非佛”，这甚至认为世俗的教化也是佛法的体现。
最后，由于《三破论》系道教道士所作，所以大力鼓吹道教，认为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平民百姓，莫不信奉道教，所以中国信奉佛教的人都是羌胡之种。刘勰则认为，“三皇”“五帝”时期，五经典籍完全没有书符、丹药这些与天师道相关的记载，所以“三皇”“五帝”必然是不信道教的。刘勰又将道家分为上、中、下三品，“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上品的老子学说得到了刘勰的肯定，认为老子的著作是“导俗之良书”，但“非出世之妙经”，所以刘勰似乎认为老子的道家还是稍逊色于教人出世解脱的佛教；而对于中、下两品，刘勰则十分贬斥，认为这是“神仙小道”，张陵是“愚狡方士”，痛斥这些道士以房中养生等淫术来欺骗民众，并且举出了汉末张角、李弘和晋末卢悚、孙恩这两次以道教集结的农民起义，来证明道教对于民心的蛊惑和给社会带来的动乱，所以他认为佛教是“金容妙相”，而道教是“鬼屋空室”完全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至此可以看出刘勰对道、佛两教的态度，至少在这篇文章里，刘勰表现出了鲜明的贬低道教、抬高佛教的态度，当然这也与文章的现实写作目的有关，毕竟《三破论》是道教道士所作，所以刘勰的辩驳自然是针锋相对的。
同时，刘勰也一再强调：“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这就明确指出，佛法和儒道两家所说的“至道”，本质上是一样的，“菩提，汉语曰道”，佛教里至高的菩提智慧就是汉语中所说的“道”，所以“孔释教殊而道契”，儒、佛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由此可见，针对出于文化优越感攻击佛教的论点，刘勰很重要的一个回击方法就是强调佛教和儒家思想根本上的一致性。
四、结语
《灭惑论》从佛法教义、历史渊源、礼制规定、社会功用等各个角度全方位地驳斥了《三破论》对佛教的攻击，刘勰认为佛教不仅不会“破国、破家、破身”，还能普度众生，于个人和国家都有助益，且很多教义和教规都与儒家有相通之处，总之是优于《三破论》所鼓吹的道教的。
从本文其实可以见出刘勰对于佛教义理的熟悉，比如，他说：“大乘圆极，穷理尽妙，故明二谛以遣有，辩三空以标无。”这就能见出他对大乘空宗的接受，当然这也是魏晋以来佛教般若学说与玄学交涉的结果；他在文中还举了《法华经》《维摩经》的一些事例，可以见出他对于佛经的熟悉。然而我们注意到，刘勰在行文过程中，并没有着意用他所熟悉的佛教内部义理来辩驳，而是从外部的角度去回应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尽量让佛教的规矩与世俗礼制相协调，反复强调佛教与儒家的相通性，表现出强烈的调和儒、佛的愿望。当然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东晋孙绰《喻道论》曾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h这就是说周孔和佛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梁武帝作《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观三圣设教，皆云不灭。”i这是说儒、释、道三教都肯定精神不灭，同样是通过援引儒家来肯定佛教的世界观。
原本，儒家和佛教的世界观其实是有着根本的冲突的。“人们信仰佛教真理的意义，根本在于如何使精神超越于有差别的境界，从而出离生死，超越世俗，得到不再进入轮回的‘不退转’”j，所以如果要用佛教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驳斥“破国、破家、破身”的观点，那么国、家、身都是“空”，都如同梦幻泡影，这就会从根本上瓦解古代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行为准则。但是显然，刘勰并没有深入这样的讨论，他不仅没有指出佛教哲学与儒家礼制的根本矛盾，反而努力地证明佛教与儒家的一致性，由此说明佛教也是维护传统的礼制教化的。其实不止刘勰，那个时代更著名的关于“神不灭”的讨论同样没有在哲学领域深入下去，这场讨论“思路从‘神灭’和‘神不灭’的哲理意义转到了惩恶扬善的社会意义上，于是这一命题就不再与古代中国关于人的终极依据产生任何冲突，反而成了维护传统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实际手段”k，于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不再发生根本冲突，而是通过转变佛教自身的立场在古代中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从物理传播的角度，是“佛教征服中国”，然而从思想转变的角度，却是“中国征服佛教”了。
a 刘勰：《灭惑论》，见僧祐：《弘明集·卷八》，刘立夫、魏建中、胡勇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33—554页。（下文有关该作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b 还有一篇是《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全文录于宋代孔延之编纂的《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
c 僧顺：《释〈三破论〉》，见僧祐：《弘明集》，刘立夫、魏建中、胡勇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55—560页。
de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3页，第380页。
f 梁武帝修五礼事，见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9—383页。
g 姚思廉：《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62—681页。
h 孙绰：《喻道论》，见僧祐：《弘明集·卷三》，刘立夫、魏建中、胡勇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2页。
i 萧衍：《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见僧祐：《弘明集·卷十》，刘立夫、魏建中、胡勇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39页。
jk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第442页。
参考文献：
[1] 僧祐.弘明集[M].刘立夫，魏建中，胡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M].李四龙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3]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作 者： 冉莹，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方向。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