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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葛特露是戏剧《哈姆雷特》中被边缘化的女性角色，而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葛特露与克劳狄斯》与之后阿特伍德短小的《葛特露的反驳》都极富创造力地重构了这个形象。从文本外的原因与文本中表现两方面，可以探究历时向度中的这三个文本在葛特露的主体性与其权力的发展。
关键词：葛特露 历时向度 权力 女性主义 主体性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塑造了一系列悲剧文学形象，影响深远，其中人们对哈姆雷特之母葛特露的形象有不少解构和再造，这些创造性的衍生文本亦具有文学意蕴与现实价值。在这些作品当中，对照分析两个文本，即《葛特露与克劳狄斯》和《葛特露的反驳》，围绕葛特露的主体，可以展开其权力关系的比较。《哈姆雷特》《葛特露与克劳狄斯》和《葛特露的反驳》这三个文本依次发表于文艺复兴时期、2000年与2009年。这三个文本依照发表顺序看来，就是一个葛特露的夺权历程——从权力的附庸，到权力的象征，再到权力的掌握者。
前两个文本中女性形象物化为政治符号出现，最初《哈姆雷特》中，葛特露是截然被边缘化了的、被权力所统治所胁迫的形象，到厄普代克的《葛特露与克劳狄斯》中，葛特露出身的高贵、婚姻的意义让她成为权力的一个代言，再到最后阿特伍德的《葛特露的反驳》，美妙地与哈姆雷特的在莎剧原著中台词相对，最后一句表明杀死老国王的“是我”，无疑宣示她对权力真正有能动性的掌握。
一
三个文本历时地（不是故事叙述中的历时，而是现实的历时）展示了一次夺权历程，一种权力的跃迁。这种女性主体的权力变化的原因，可从如下两点分析：一是女性主义之发展，二是作者性别与叙述主体性别的关系。
第一点，需要人们把文本放到其出现的时代中与女性主义发展进程对勘，它们并不完全同期，后两个文本基于这些思潮其实是滞后的，但它们的发展给文本的影响是必然的。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德行是顺从、缄默和谦逊，莎士比亚在写《哈姆雷特》时，自然是男权思想主导的。而影响厄普代克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流派是在文中有痕迹的，例如他对女性性欲的想象的描写，“假如神父总是喋喋不休地警告女人说，她的身体是有罪的，那么，她就必须找一个同样有罪的男人做她的情人”a。当然，厄普代克本人并不是一为女性主义者，且“男性作家创作的文本可以被称作女性主义作品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然而，非女性主义的书写不一定不遭逢女性主义思潮潜在的影响，如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诚然，一首诗只能通过个人的体验去认识，但它并不等同于这种个人的体验。”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厄普代克的书写不完全从自己的情感体验、心理过程出发。此外，在早先对这一文本的批评中，我们也看到：“如果说哈代等作家创作的指涉于女性的作品还属于一种无意识地观照女性命运的话，那么约翰·厄普代克的《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则是一种对于女性家庭地位进行反思，为女性正名，予以她们解放的自觉行为的结果。借鉴了法国学派女性主义的解构精神，对原作中葛特露作为象征性符号的角色性质予以消解，使之在新作中成为血肉饱满的女性实体。葛特露在《哈姆雷特》中被置于宫廷复仇记的旁观者和牺牲品地位，到了《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她则有了性格展开空间。”b就《葛特露与克劳狄斯》而言，我们可以说，他对葛特露的塑造吻合自由主义女权流派的观念，包含对家庭生活與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采取折中态度，仍以男性规范为标准的价值取向，强调女性主观因素。这比起莎士比亚笔下的葛特露形象而言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厄普代克肯定的是：情欲与权力的关系，如福柯所说，是“权力和快感不断重复的螺旋”c。
而到了阿特伍德那里，更激进的女性主义富含“生活的就是政治的”的色彩。阿特伍德在写这篇短小的“反驳”时，一定早也看过厄普代克笔下的葛特露了。在阿特伍德本人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葛特鲁不仅要有话语权，还要有富有当代精神的话语权、对政治性的诉求，即在生活中对自身权力的争取也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葛特露的反驳中》葛特露才是真正的杀人者，这就淡化了情欲的意味，暴力留给人们更多政治想象。“不是克劳迪斯，亲爱的”d，无疑也在说着“权力在我，甚至不在另一位男人”。如此，她以暴力彰显她的权力。主体终于完全得以确认，同时暴力与权力一脉相生。
第二点可以解释为，《哈姆雷特》是男性书写男性主体，《葛特露与克劳狄斯》是男性以代言体的方式书写女性主体，《葛特露的反驳》则是由女性本身书写女性主体。
厄普代克的笔法很接近于法国女性主义的阴性书写，即用女性的主体角度颠覆父权话语。虽然厄普代克是男性，如之前提到，他本人也并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而他在不刻意中采取的立场依然如此。1975年，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发表的这篇专为女性书写的纲领式论文——《美杜莎的笑声》，她在当中写道：“就如同被驱离她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的致命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e她号召女性进入文本，写自己，让人倾听自己，厄普代克在小说中代言女性完成的也就正是此事，厄普代克展开葛特露的身体感受，同时让她在整个戏剧的政治框架中，负担起足以“嵌入历史”的关键力量，她是事件的枢纽——这一桩弑君杀兄，虽然由克劳狄斯所为，但克劳狄斯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自己攫取国王的荣耀和权力，而是出于与葛特露偷情的东窗事发，又一心想要护她周全，从在原文他下杀手的煎熬过程也可见一斑——除了他对葛特露的性魅力的产生的激情与爱，也可见葛特露象征权力的价值。
然而这象征在这里，仍然是物化的、被动的。在厄普代克的情节安排下，弑君的行为还是交由男人来完成，葛特露仍然没有完全发挥出主动性的，她仅仅就是情感上直面了并言说了自己的欲望，在厄普代克的文本中亦可以看到，葛特露观察不同阶层的妇女谈起“不在场又无所不在的”男人时候的语气，她的体会是：“自我弃绝的快乐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她们总是满足于成为驯服的猎物，床上性交的对象，活像被串在铁叉上受着炙烤的火鸡。”她自己的选择和态度也似乎最终应和所谓“女性受性欲支配摆布”的论调，正应了《哈姆雷特》中她那疏远的儿子所含沙射影骂出的“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也有早先就此文本从身体政治做出批评的：“厄普代克的作品，葛特露无疑将以感性生命为基础的爱情置于男人的荣誉感之上，这也正是她日后遭到儿子诟骂的原因。”f
身体写作都已经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翻覆了几轮次，进入深入的批评和反思阶段，于是阿特伍德跳跃出了身体——她更直接与权力交融、交锋，姿态英气逼人、立场鲜明透彻。到了阿特伍德的笔下，葛特露终于不再受情欲的摆布、支配，不再在权力斗争中处于脆弱的地位。她恰恰能够摆布她的情欲，也能支配她的暴力，由此掌控她的权力，并脱身于原来仅是权力的标志的存在。我们说这一笔杆，即用于书写女性感性欲望以及理性诉求的笔杆，终于交到女人们自己手上。这进步性可以被说明为：文中葛特露对权力的掌握，也就是文本外部阿特伍德对话语权的掌握。阿特伍德以自己的话语权，通过重述文学经典，反思并批判了这些经典作品中潜在的男权思想。有研究者发文：重述文学经典：对男权社会“匿名”权威的反抗，我们是否还需要具有内在权威性文学经典？弗洛姆将“权威”分为两类：其一为“合理性权威”，其二为“抑制性权威”。前者以引导为目的，趋向多元化，即尊重他者个性，引导其全面发展，最终自我消解自身的权威性，促成多元并存、相互促进的良性状态；后者则以压抑为目的，陷入自我中心化，即压抑他者个性，阻碍其全面发展，导致自我膨胀与自我封闭的恶性处境？g自此，阿特伍德无疑是为了夺走抑制性权威的权力，可以说“实际上，正是因为她深受这些伟大作品的影响，才会通过解构、重构这些作品来反思其中可能存在的性别政治问题”h。
二
权力的跃迁，可以通过葛特露与男性角色的关系和她与女性角色关系两方面来审视。
就失权到掌权的表现而言，三个文本当然都意求通过描画葛特露与男性角色的关系来完成。如上文所言，在莎剧《哈姆雷特》的文本中，葛特露从来是边缘化的，对权力的掌握没有任何野心与能力，基本是由她的两任丈夫以及儿子代行，如卡罗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的评论：“葛特露的整个性格特征接受了哈姆雷特所说的‘脆弱’，她未脱离她的羸弱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激情意味，这种缺乏深度的脆弱性格以及对比下那种活跃的智识建构成了他诠释的所有。”i
而厄普代克的《葛特露与克劳狄斯》自然发现了葛特露的声音，赋予了她主体价值的肯定。“传统的道德困境蕴含在男性主角如何选择女性之中。”而在这本小说里，模式得到翻转，是葛特露在男人中做出选择，并且这种内隐的必要性是，身为女性，她“正当的感情、感觉的践行更加系统”j，比起传统的女性道德，她无疑从规训得到了一种解放。但是，我们要清楚，她的权力仍是通过男性代理行使的。
劳拉·埃琳娜·萨乌（Laura Elena Savu）在文章《欲望的掌控中：〈葛特露與克劳狄斯〉里的性别、政治与互文游戏》提到：“厄普代克并置了政治权力和野心（多在国王与克劳狄斯之间的）和人物关系的复杂性，这都与葛特露相关，她已成为聚焦点。”k“她此时已是精神坚强的、聪慧的女性，她唯一的瑕疵就是她对性的欲望。”然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葛特露被放在聚焦点，但是葛特露的野心和权力还是被两位男性角色代行，她本人虽然意识到了她的丈夫获取国王的身份是借重了她的血统、通过与她的婚姻而达成，她明白自己象征着权力，但她还是寄居在这个象征符号下，被人借用，由人凭靠。不光是霍文迪尔，她的情人克劳狄斯也是再与她的关系中卷入权力的旋涡，最后成为国王。而与此同时，厄普代克专注于书写她的性欲，从而给了她另一层面上的桎梏——即，女性只受身体支配，屈从于性，服膺于性欲的力量（erotic power），正如劳拉·埃琳娜·萨乌所谓的“受制于欲望的掌控中”（caught “in desire’s grip”），我们可以体会到，其实葛特露的主体性十分有限。她的这种受制也见于小说中述行和述愿的分野，葛特露心里想要逃离这枯燥磨人的供宫廷、婚姻以及霍文迪尔统摄的权力范围，但她所做的最激进的事情也只是偷偷摸摸地偷情，还恐怕事情败露，而哪怕真的败露，我们也认为她不会做出非常僭越的举动，故而在情节设置中，杀人者的身份顺利交接给另一位男性，即她的情人克劳狄斯。厄普代克展现了欲望的结构与现实的鸿沟，“她的希求无限，而实践受限，欲望无边，而行动是一个束缚手脚的奴隶”。
厄普代克笔下的葛特露面对克劳狄斯时是不自信的，文本中她会以自嘲的口吻说：“你只是把我抽象化了。”在穿上克劳狄斯送的新衣服时问：“我的样子，和你心里想的一样吗？”又或常常酸溜溜地胡诌些“别的女人”出来。
到阿特伍德那里，葛特露直接对男性角色进行刻薄的批评，开篇即对哈姆雷特道：“我总觉得叫你哈姆雷特是个错误，我的意思是，这对一个年轻男孩来说，算个什么名字？”说到老国王霍文迪尔时：“你爸爸并没有那么高贵”，“你有时候一本正经得可怕，就像你爸”……最后，葛特露权力的夺取通过那一句“是我”，通过她让丈夫死亡这一极端形式得到了极大声张，“倒不如说权力的步骤一直没有停止背离死亡这样一个事实”。
第二方面，其权力变化的体现也在于以往的批评相对忽略的，葛特露与另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的关系的发展，因为这种权力变化也体现在女性之间，体现在葛特露与奥菲利娅的关系中。
在莎剧《哈姆雷特》之中，两位女性仍寄生在男性主体的想象中——女性不是被物化的，就是被理想化的。以葛特露为代表的“不忠的女人”和以奥菲利娅为代表的“疯女人”都背离了这种想象。首当其冲的葛特露作为以淫欲、不贞的女性角色，无疑是要被决绝否定的，她自然也遭受语言的裁决，来自她亲爱的儿子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对自己母亲的侮辱可以说是令人震悚的：“你干下的事玷污了美德和廉耻，使贞洁成了假正经……苍天也羞红了脸，茫茫的大地愁容满脸，煞像是末日来临了——只因为想到了人间干下的好事！”
但哈姆雷特的恋人奥菲利娅亦并没有逃出这裁决，只是见于更加隐含的语境中。经典的“捕鼠夹子”一场戏中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的对白，就可见得：
哈姆雷特：小姐，我可以睡在您的怀里吗？
奥菲利娅：不，殿下。
哈姆雷特：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把我的头枕在您的膝上吗？
奥菲利娅：嗯，殿下。
哈姆雷特：您以为我在转着下流的念头吗？
奥菲利亚： 我没这个念头。
哈姆雷特： 那是个多么美妙的念头呀， 在少女腿中的。
奥菲利亚： 什么， 殿下
哈姆雷特： 没什么。
最后一句“没什么（nothing）”亦暗指女性双腿间的“无物”，这是体现出莎士比亚时代生殖崇拜的，此处，奥菲利娅仅仅因为女性的性别受到了裁决。而在奥菲利娅精神失常后，在描写她死的情景中，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提到：“强调奥菲利娅溺死时周围那些花一长串的名字，我以为并不为过，比如，尤其是那叫‘死侍手指’的花，它与毒参茄相关，故而其实是生殖崇拜的一个元素。” 在这一点上，奥菲利娅因其身为女性、心志必然如此脆弱，而被裁决。
在《哈姆雷特》里，驯顺、温和的奥菲利娅，和逆反、不贞的葛特露，在权力结构之中实为一体。并且，奥菲利娅之死是通过葛特露之口播报的，对死亡场景的描写之详细与修辞之美，都到了有些过分的程度，这也许也是这种一体的体现，她们可以以这样的形式异口同声。
在厄普代克笔下，我们能看到契合的前因后果，所以这一前传堪为颠覆性之作。在奥菲利娅出现之前，葛特露就陷入了一种注定：在结婚之前，葛特露的贞洁是国家事务，在她怀孕后，她从哈姆雷特未来会继承父权的确定性中感到自己永远被囚禁于国家责任之中。她的不贞、她的逆反不是毫无理由的恶，她的受迫、她对自由的渴望恰恰和克劳狄斯送给她的猎鹰的结局一般，是注定的，甚至从新婚之夜葛特露感到霍文迪尔文的尴尬的冷遇开始，甚至从她听完自己母亲是如何被父亲征服的往事开始，厄普代克不惜笔墨循循善诱让因果相连。这同样也注定了葛特露与奥菲利娅的交流和葛特露对奥菲利娅的期许，葛特露殷切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奥菲利娅成婚，就是她对自由、真心的爱情的一种向往，因为哪怕奥菲利娅的父亲似乎并不太赞许，小说中奥菲利娅都还是纯真可爱地直接肯定了与哈姆雷特的爱情。但究其本质，奥菲利娅对于葛特露而言仍然是从一体之中分现出来的存在。霍文迪尔就曾冷漠地戳破她道：“你的本能只是在为自己的愿望服务罢了，我亲爱的。你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希望让我们唯一的继承人和你想象中的自己少女时的影子结合起来。葛露丝，别指望在这个脆弱的姑娘身上满足你自己的愿望，征服你自己的儿子，那已经太迟啦。”
奥菲利娅对葛特露说道：“他（指哈姆雷特）还说我们女人容易屈从于自己的情欲。”也是借另一男性角色的话表明了这一点。葛特露对奥菲利娅的虽然同情爱惜更加深刻，但两人仍还是一体同构的，她们欠缺自信力，不追求荣誉与荣誉背后的权力，仅仅在爱情中寻找自我，一如葛特露对奥菲利娅的喟叹，认为荣誉似乎只是男人们的信条而已。也正因着这种一体同构，葛特露对于奥菲利娅的情感，在厄普代克的笔下也是充满温柔母性气质的：“假如上天赐予她一个女儿的话，她一定会好好爱她的；假如这个女儿正陷入女性常有的感情的风暴之中，她也一定会伸出援手，给予她指点，把她拉近自己的身边的。”
而在阿特伍德笔下，在对哈姆雷特提起奥菲利娅的情景中，其态度大大不同，葛特露说道：“一个真正的女朋友对你可大有好处。不是那个面孔惨白的——她叫什么来着——她被捆在束胸里就像一只高级火鸡，散发出‘别碰我’的气息。”辛辣的语言里，可见女性自此开始对同性的屈从、驯顺进行批评、鞭挞，开始对束缚本身进行更猛烈的抨击。因为阿特伍德笔下，她的姿态已经足够闪耀，她对荣誉和威权并不是谦让的，她的自信、从容强有力地冲击着男权压抑的一切，让悲剧似乎就此戛然而止。
《葛特露的反驳》直击《葛特露与克劳狄斯》的缺憾，进行了对《哈姆雷特》更深层次的再度超越。三个文本历时看来，葛特露从失权，到享有一定权力，再到最后把男性的权力也夺下。梳理这权力跃迁的脉络，能在女性自我力量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投射点，这三个文本值得反复阐释的价值也在于此。
（本文应校英才计划项目进行需要投稿）
a 厄普代克：《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杨莉馨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邬海静：《从情欲的象征符号到真实的女性》，《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期。
c 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 阿特伍德：《葛特露的反驳》，见《好骨头》，包慧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自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f 王宏图：《复仇的正义与身体政治》，《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g 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110页。
h 敖翔：《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长篇小说与性别政治》，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2—56页。
i Carolyn Heilbrun.Hamlet’s Mother and Other Wome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0：9-10.
j Bernard A. Schopen. Faith， Morality， and the Novel of John Updik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Winter1978（24.4）：532-535.
k Laura Elena Savu. In Desire’s Grip： Gender， Politics， and Intertextual Games in Updike’s Gertrude and Claudius. Language & Literature，Winter2003， Vol. 39 Issue 1：22-47.
作 者： 文雯，南京師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