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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魔山”和“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周蕾

摘 要:《古斯塔夫奏鸣曲》是罗斯·特里梅因出版于2016年的最新作。该作自出版以来获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南岸天空艺术文学奖,入围科斯塔图书奖、入选贝利女性小说奖、入围英国皇家翁达杰文学奖,《星期日泰晤士报》销售榜前十等殊荣。该作品围绕着“二战”及“二战”后的瑞士小城马茨林根及周边城市为背景,分别通过孩童时期的古斯塔夫和安东、古斯塔夫的父母埃里克和艾米丽以及中年后的古斯塔夫和安东三条时间线为线索,为读者从呈现、展开和再现的叙事方式演绎了三个家庭两代人在动荡年代下的喜乐悲欢。本文相对应通过三个关键词,中立、魔山和路对该作的三个部分进行了赏析,并对书中的主要意象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古斯塔夫奏鸣曲》 罗斯·特里梅因 作品赏析

引言

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罗斯·特里梅因的《古斯塔夫奏鸣曲》a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欣赏,题材上文学与历史背景相结合、结构上采用交响曲叙事,以及细腻的情节刻画。罗斯·特里梅因一直在历史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独特的品位和灵敏的嗅觉。不同于许多历史小说偏爱的宏大纷繁的历史群像,造物弄人的跌宕命运,罗斯·特里梅因将两个平凡人,好友兼爱人的一生命运和情感纠葛描绘了出来。如果抛去特里梅因在刻画人物成长和背景发展中杰出的表现,两个男主人公的主线其实极为平淡,如同每一个现代人都会经历的自我挣扎。该故事的生动不在于复杂的历史背景或纠葛的家庭故事背景,而在于其故事的延展和继承性,子承父辈的动荡和精神的创伤所造就的命运让人不禁唏嘘。该作选材的另一个新颖之处就在于罗斯·特里梅因去掉了表面的动荡,将这种动荡深埋进潜意识之中,例如战争,给人造成长久伤害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理上的恐惧。这样的伤害在失去真正的对象后反而会在各种各样无辜的事物上扎根发芽,甚至在自己的后代身上。故事中的艾米丽就是这样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叙事结构上,罗斯·特里梅因采用了 “复调”b的手法,开篇平铺直叙,中间回溯交代背景,结尾点睛,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小说减少了按情节发展步调平稳叙述视角单一的乏味,发展也不失逻辑。最后,罗斯·特里梅因的细节刻画有着浓烈的生活气息,使得作品逼真,更好地将读者带入场景去揣摩人物此刻的心理和情节。本文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关键词的形式从情节和主旨上对该作进行剖析。这三个关键词是中立、魔山和路。

一、中立与椰子精神

该书对 “中立”的阐述出现在第一部分第五章——椰子。人物性格和行事规律形成于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本章描绘了古斯塔夫在孩提时代首次完整地学习到他作为一个瑞士人应具备的身份特征,那就是中立。古斯塔夫的补习老师介绍瑞士的历史时,将中立的瑞士比作椰子,在疮痍遍地的“二战”中避免冲突,尤其不该卷入他人的冲突,将自己像椰子一样保护在硬壳下。椰子精神和本篇中另一个关键词构成古斯塔夫后来性格特征,那就是自控。但比起作为对瑞士精神的表现不如说是艾米丽对古斯塔夫的情感上的回避,总体而言两者相辅相成,也是本书的重要线索。

椰子精神的形成,其本身需要追溯到该作第二部分,“二战”对瑞士精神的塑造。被刻画在国民性之中的性格特征起码具有以国为单位的历史事件背景,特里梅因利用古斯塔夫的生父,埃里克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二战”之前,从古斯塔夫的父母,艾米丽和埃里克身上可以看出,中立和自控的性格特征还没有显著地出现在这两个人身上。艾米丽在竞技节上大胆的求爱,和尽管存在着社会阅历、地位和思想上的差异,两人理想化的婚姻。这种理想化的认知和道德价值观在“二战”的背景下不堪一击。处在和平中立中的瑞士没有办法直接刻画在战争的冲突中,因此特里梅因将冲突搬进了人物内心。以埃里克为导火索引燃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埃里克是瑞士地方警局的一个副警长。离边境仍有一段距离,心地善良的埃里克,不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因此也缺少边界或者战争参与者那样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和道德压迫感。经受不起战争和残酷的冲击,理想化的社会价值观成为埃里克感情用事酿成大错的先决条件,而埃里克从认知上与艾米丽产生分歧又得不到理解,随后艾米丽的流产、埃里克的愧疚,直到渎职伪造日期签准入令。小说将一系列连锁反应描绘得流畅而自然。这是和平时代逻辑引发的对战争和残酷的精神和社会影响。人会经历战争,但活下来的人还要重建社会,带着战时的情感建起来的社会就是战争从价值和精神层面上对后代产生的第二次冲击,这是战争和残酷反作用于和平——“创伤记忆”c的植入。

古斯塔夫和安东,安东作为犹太家庭的后代与古斯塔夫经受的“创伤记忆”的传承是不一样的。就社会层面而言,安东是被接纳者,即使是富裕的犹太家庭作为逃亡的难民,就施救方层面而言,所有的财产、社会地位、声望都被抹得只剩下“生命”这一个标准。作为人最根本的基础,是全体平等的。正因生命无贵贱,任何人的生命一旦被剥夺,被剥夺的一方就会产生同等复仇的欲望与权力。也正是因为生命无贵贱,一条命和几条命如同无价加上无价成为一个道德悖论。因此艾米丽将自己的幸福死亡的过错推就到犹太难民身上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不是埃里克对犹太难民的同情,对战争的同情,埃里克就不会和艾米丽产生分歧,第一个孩子也不会因为口角冲突而流产,埃里克就不会因为放进了几个犹太人而被判死刑。这是艾米丽的思考逻辑。而对安东这样的犹太家庭而言,以埃里克为代表的施救者是伟大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生命会因为这样的伟大而变得卑微贫贱。更甚者,因为被救助者自带“犹太人”这样的符号,带这一符号的人群像开关一样自动激发一系列联想和情绪反应。符号具有时效性,是一个有机组成,因此古斯塔夫和艾米丽才能对这个符号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在新时代、新话语的条件下,古斯塔夫这一代所处的符号构成虽有遗留,但已相去甚远。艾米丽在新时代的符号构成中失去了对话的对象,她便把这种缺失以新的语境移植到了古斯塔夫的身上。第二部分,也就是介绍上一代故事背景的发展部分,并没有交代二号男主人公安东的父母在此期间的遭遇。作为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们是否也曾像那些逾期跨境的犹太难民来瑞士需求庇护,抑或是單纯因职位调动早在危险逼近前就已入境。

中立最后的形成可以用埃里克之死来阐述。埃里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杀人犯,而是一个犯了价值观错误的死刑犯。在一个国家体系内会导致死刑的价值观错误通常会被写进宪法,比如叛国。d然而对艾米丽这样抱有理想和人道主义价值倾向的人来说,埃里克犯的罪不是叛国,而是“有所作为”。在正常人的思维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见死不救便是罪大恶极。艾米丽和埃里克就是这样具备正常思维和道德价值观的普通人。但是如同“犹太救助协会”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组织一样,战争时期的道德价值观是不能用一般的道德准则来衡量的。而战后社会偏爱用伤亡人数作为衡量战争惨烈程度的标准和战时以胜利或失败的衡量标准是有出入的。古斯塔夫的父辈就是意识到了这样的出入,将保护自己、不卷入冲突作为首要条件刻进了瑞士精神之中。特里梅因的作品喜欢跨越自己熟悉的范围。根据历史背景、人性的规律和社会文化构成要素来演练编排故事中人物的走向。特里梅因之所以能抓住这些特点也是因为在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之中,必定会遗留历史演变的蛛丝马迹,即使史实具有不确定性,但情感倾向却是更稳定、影响更深远的,即使抹花了上一代的历史,下一代也仍会追随着这样的情感倾向去创造相应的历史。根据这个逻辑,特里梅因的作品也才具有真实性,才能抓住读者。那么这个能让特里梅因横跨欧洲,从英国到瑞士,从岛屿到内陆的逻辑是从何而来的呢?

二、魔山,现代精神成长史

“魔山”是该作第一部分最后一个章节的题名。本章讲述古斯塔夫和安东一家去达沃斯度假,也就是在这段假期,古斯塔夫和安东埋下了他们超越友谊的感情的种子。在欧洲文学史,特别是德语文学语境中,《魔山》e也是德国小说家汤玛斯·曼一部对现代文学极具分量的成长小说。连故事发生地点,特里梅因都戏仿书中情节,设在达沃斯的度假屋中。《魔山》的主旨是人要经历病痛甚至死亡才能成长并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f德语文学语境中不乏错综复杂对现代性和人的探讨,以尼采和弗洛伊德为例。什么称之为病?同性倾向是不是病?抑郁和失落是不是病?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崛起、诸神的黄昏,现代社会打破的是对什么的崇拜?现代价值追求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人们所处的“大音希声”“大道无形”积累了太多历史话语,充斥着符号的现代社会到底是给了现代人太多的自由还是压抑了自由?无法步入的后现代精神语境就是因为无法独立的重构权利和意识。而这样的意识正需要经历病痛甚至死亡才能积攒足够的决心,这是以《魔山》为代表的成长小说想要表达的。战争破除了人们对标准的认识。可是后标准时代人们也需要意识和准则去指导人们的实践。这样的意识最直接的来源便是自己的父辈母辈。他们的情感倾向、行为准则、价值判断,建立了一面镜子,古斯塔夫通过这面镜子来寻找自己的不同。可是这面镜子碎了,古斯塔夫面对的是残破的文学语境。如果读者根据第二部分埃里克的故事线可以得知,艾米丽在后来古斯塔夫的成长过程中极大地省略了埃里克的线索,如同艾米丽自己的母亲对艾米丽做的那样。战争使欧洲人达成一个共识,成长是一个继承痛苦并在新的痛苦之上成长的过程。特里梅因便是利用这个现代逻辑将本章命名为“魔山”,两个主人公意识的继承、觉醒,到最后承认自我这一成长过程的起点。当然根据本章内容,特里梅因隐晦地将性取向作为两个人不断彷徨打转的根本原因。该线索可以在第三部分倒数第二章结尾处安东对古斯塔夫说:“有一条路,古斯塔夫。你知道它就在那儿。这条路我们不得不走,成为我们本该成为的模样。”随即终章两人一起在达沃斯的度假屋中安度晚年,得到印证。

魔山模式不仅适用于古斯塔夫和安东,书中的绝大部分人物都或多或少的按痛苦并成长着的模式,通常靠弗洛伊德式动力“libido”g推進着人生。比如埃里克和洛蒂,埃里克的死不是在刑场上完成的,而是在洛蒂的家门口。特里梅因这样安排大概是想表达,人最忠诚的是自己的欲望,不管这种欲望多么扭曲,多么不被世俗所接受,人终将成为自己欲望所追求的那样,即使以死亡为代价。洛蒂是警长夫人,而埃里克是副警长。这条线开始于埃里克在战争所带来的精神压迫下,将自己私批准入证名伪造日期和迷恋自己上司的妻子的情感一并在一次聚餐中吐露了出来。为了继而达成认识和承认自己的欲望是进步的阶梯的主旨,特里梅因让埃里克和洛蒂相爱。即使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得警长这一角色颇不合理且充满矛盾。身为警长却察觉不到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下属在自己家偷情。还是说警长对于自己举报埃里克伪造签名不想担责感到愧疚,所以干脆让自己的妻子代替自己给埃里克一些精神和肉体补偿。那洛蒂对埃里克就不是爱情,而是一种工具,利用肉体为自己和他人赎罪的工具,更不用提libido或被压抑的欲望了。所以埃里克这一故事线特里梅因塑造的警长夫妇这一对服务主角的形象过于典型,略显生硬;甚至在第三部分,古斯塔夫的成长,找回名为父亲的镜面碎片时,还让年老色衰的洛蒂扮演旧情人的角色,一老一大去巴黎旅游,欧式浪漫主义色彩过于浓重。

抛开埃里克这一故事线的情节和人物设置的不合理处,总的来说,第二部分就是以阐述上一辈的故事和他们经历的痛苦和成长来为下一辈继承的痛苦与和解提供线索,也就是中立缘起的人物和历史背景,也是承起上一部分最后一个章节以“魔山”为题名,以艾米丽、埃里克、洛蒂等人物为背景的发展,代替本该同年龄段古斯塔夫和安东的成长过程,借此特里梅因或许本身就像表达,这样的成长具有重复性,即使在新的历史语境,新的符号之下,不同的错误,同样的模式,依旧会产生。最后一个部分,是一幅大和解的画卷。上一辈以艾米丽、洛蒂等为代表的人和古斯塔夫、安东以及其他新出场的人物,以探讨自己追寻的是什么,怎样才能获得晚年的平静为基调排列穿插的一系列小故事。除了延续第一第二部分的个别主线任务,特里梅因还不忘在第三部分末尾添加一些英国元素,安插了一个阿什利·诺顿上校。上校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特里梅因的书中,比如《上校的女儿》h、《萨德勒的生日》i、《橱柜》j……都出现过类似于上校的人物形象。所以与其说是特里梅因为推动故事情节而设立的人物,不如说是特里梅因用习惯了的典型,一个“stock character”k。其他新出场人物如意大利厨子,也带有强烈的符号和典型色彩。这里反映了特里梅因的英式逻辑和利用英式逻辑将意大利和厨子两个符号连接起来来创造美食这一意象,并使之具有情感上的说服力这一手法。

三、曲折的一條路

“路”并没有像前两个关键词一样在作品中集中且独立的出现。路作为一个重要意象,普遍存在于关于成长和选择的文学作品中。在本书中,路的意象以重要且与往常不同的形式交相呼应出现在“魔山”和第三部分倒数第二章“错误的地点”结尾安东对古斯塔夫说:“有一条路,古斯塔夫。你知道它就在那儿。这条路我们不得不走,成为我们本该成为的模样。”一句按故事情节从1952年跨越到2000年,近五十年的告白。第三部分倒数第二章安东所说的路既是当年他俩孩提时代一起去废弃的疗养院假扮医生假装人工呼吸发现性取向,又不小心放火烧了疗养院所走过的那条秘密的自我觉醒之路。这个意象有三个特点:隐秘性、破坏性和不可逆性。如果说弗洛伊德式libido是驱使人们前进的动力,那么在人们意识到这个动力的真面目是什么之前,只是盲目地摸索和前进。或许特里梅因在创造这两个主人公的时候也曾想过,从哪一个节点起,他俩就意识到自己踏上了回不去的路了呢?或许是他俩在消防警笛的催促声中从起火的疗养院沿着隐秘树林里的那条小路跑回去并保证这是属于他俩的秘密时。现代社会关于同性恋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在人们知道同性行为是存在的,并有人开始去承认并从法律上给予同等的保障。l回顾第一个关键词,那么战争是不是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有中立。这一点大概就是“路”作为现代意象与达尔文现实主义决定论的本质不同。古斯塔夫完全可以不是同性恋。按照弗洛伊德式“俄狄浦斯情结”m,特里梅因可以完善埃里克线将古斯塔夫从自己生母身上得不到的母爱,因为童年这一部分的缺失和压抑作为一个恋母者的形象出现,不是安东,而是洛蒂来引领他走向另一条扭曲的欲望之路。文学模拟的生态或许往往在企图获得真实性来吸引读者的同时,忽略了生态的种种可能和不确定性。后现代视角下的现代文学批评便是透过这些力求真实的情节看到方式方法,再加以运用这些方式方法来重构自己的语境这样一个过程。

“路”作为一个重要意象,是文学脉络的发展和延续所遵从的逻辑。“路”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被后现代主义批评所运用就在于其公式之庞大,而任何文学所能模拟并表达出来的内容,正如小孔成像,是有限的。鉴于《萨德勒的生日》n是特里梅因的处女作,作为同样内敛、管理型人物性格,童年缺爱的创伤这些特点所塑造起来的人物,特里梅因或许在写到警长夫妇这一对形象时,设想过古斯塔夫的这一可能,所以让古斯塔夫和设置得不那么合理的洛蒂像旧情人一样去了巴黎。这样看来特里梅因就像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符号一样,引导着读者的思维和逻辑。路这一意象的庞大就在于作者怎么铺垫,和怎么巧妙地掩饰其他可能,并加强某一设定的合理性。当历史脱离时代背景,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写不了古代小说,还原不了古代人物的逻辑,即使还原到一定程度也不会有读者。作者就只能截取靠近当代的事物,精神遗留产物还有着蛛丝马迹,还能被现代人所接受。正如艾米丽对古斯塔夫说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怎么也体会不到的。这是特里梅因的历史逻辑。

结语

最后,本文虽然通过三个关键词梳理了该作的创作脉络和作者的叙事逻辑,该作中仍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小人物,比如“上校”这一极具特里梅因式英伦风的意象。特里梅因善于用留白、符号和象征等手法来引发读者联想。比如虽在人物设置和情节交代上存在漏洞,但就个人及其关联群体所涉及的有关战争的伦理和道德讨论的埃里克,和在“珍珠”这一章节刻画十分出彩,影射着时代和社会逻辑艾米丽的母亲等。特里梅因常用的符号和意象联想法,在地名和人名上颇有心机,比如埃里克冒险帮助最终还是被遣回的犹太人叫“Liebermann”,“Lieber”在德语里是“爱”或者副词“更好的”,“Mann”为“男人”或“丈夫”。总体而言,《古斯塔夫奏鸣曲》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作为罗斯·特里梅因的最新作品,里面可以看到许多前作中的优点和熟悉的影子。战争虽然远离了极大部分社会,但战争的阴霾从未消退,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浓重的一笔。如同书中即使过了两代人,疮痍成了历史图像只存在于历史课本之上,创伤记忆的消退却需要成倍的时间,给数代人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历史小说,或者历史相关文学的重要性或许就在于,不同于随着时间丧失色彩成为骨架的历史这一学科本身,文学给被历史遗忘、不被历史提起的种种可能一个容身之处,当调动人的感情不再是文学作为手段的主要目的,而是通过演绎情感的产生、变化和延续来认识规律时,文学才为人性的存在提供了依据。

a Tremian, Rose. Gustav Sonata. Charwood Press,2017.(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b Bakhtin, Mikhali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0:12-13.

c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45—150页。

d "Historical Concept of Treason: English, American," 1959. Indiana Law Journal: Vol. 35: Iss. 1, Article 4: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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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reud, Sigmun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1949: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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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Tremain, Rose. Gustav Sonata. CHARNWOOD, 2017.

[2] Bakhtin, Mikhail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0.

[3] 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6).

[4] "Historical Concept of Treason: English, American," 1959. Indiana Law Journal: Vol. 35: Iss. 1, Article 4.

[5] Symington, Rodney, and Thomas Mann. Thomas Mann’s The Magic Mountain: A Reader’s Guid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6] Freud, Sigmun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1949.

[7] Walezak, Emilie. Rose Tremai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 2018.

[8] "stock character." Oxford Reference. Date of access 18 Nov. 2019 Wikipedia contributors.

[9] "Marriage (Same Sex Couples) Act 2013."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7 Nov. 2019.

[10] Ahmed, Sofe. “Sigmund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Oedipus Complex: A Critical Study with Reference to D. H. Lawrence’s ‘Sons and Lo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and Literature, vol. 3, no. 3, 2012.

[11] Tremain, Rose. Sadlers Birthday. Vintage Digital, 2011.

作 者: 周蕾,中國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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