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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个体悲剧命运之因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赵洁 丁玲

摘 要:赵春生是新疆锡伯族著名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锡伯族人。中篇小说《舅舅的故事》是赵春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小说是一篇具有宏大历史关怀的佳作,它将民国时期锡伯族保家卫国的历史浓缩于一个普通锡伯族家庭——阿明一家的悲欢离合的遭遇和酸甜苦辣的生活际遇中。《舅舅的故事》的主人公阿明是一个悲剧式英雄人物,他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千千万万个“为家庭而活着”的男人的代表。《舅舅的故事》在讴歌锡伯族波澜壮阔的戍边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启迪人们探寻和思考个体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透过阿明的悲剧命运可以看出,赵春生不否认个人因素在自身命运走势中的作用,也不抹杀个体对自身不利命运的抗争力,但他更想强调的是一个时代、一种社会环境、一种历史传统的巨大张力对个人命运的制约和影响。在赵春生看来,社会环境对人之命运发挥的作用更大。

关键词:赵春生 《舅舅的故事》 阿明 悲剧命运

赵春生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新疆著名的锡伯族作家。1993年,赵春生在《民族作家》杂志发表了一举奠定其在锡伯族文坛上地位的中篇历史小说《舅舅的故事》。该作品选材新颖独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刻画鲜明有力,以一个普通锡伯族家庭的曲折历史反映了民国时期锡伯族青年保家卫国的责任和担当。作品甫一发表,就在锡伯族群众中争相传阅,也引起了锡伯族知识界的关注和评论界的声音,好评如潮。《舅舅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阿明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它表达了赵春生对这个世界中个体悲剧命运是如何产生的一种看法,体现了他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赵春生在探寻个体悲剧命运之因时,将深邃的目光聚焦到了外在的社会环境上。

一、《舅舅的故事》中舅舅阿明的悲剧命运

《舅舅的故事》是赵春生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它展示了一个普通锡伯族家庭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抵御外敌入侵、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历史,成功塑造了阿明、阿庆、多隆阿等一批爱国主义的英雄群像。小说《舅舅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家庭史诗,它将一个普通锡伯族家庭的兴衰投置于民国时期新疆动荡的历史中,写出了家庭成员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写出了一个家庭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风雨飘摇,写出了锡伯族儿女保家卫国的精神气概,表现出锡伯族热爱祖国、热爱边疆、高扬民族团结、开发建设边疆的可贵品质。但是毫无疑问,《舅舅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阿明(“我”的舅舅)是一个有着悲剧命运的英雄,他的事迹可歌可泣,令人潸然动容,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家庭的悲剧。

在小说《舅舅的故事》中,“我”的二舅阿明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子汉。他孝敬母亲何妈,对她言听计从;他看重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当兄弟姐妹遇到困难时,有着强烈的奉献精神,愿意舍己为人;他挚爱自己的妻子,即便家人都反对,也义无反顾得选择站在妻子一边;他重视家庭,每每家庭遇到危机时,都会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为家庭排忧解难。阿明有极强的家庭责任感,当“风雨袭来”,家庭遇到过不去的坎时,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要求,只要是家庭需要,他都会选择站出来,替家庭遮风挡雨。有时候,这种选择还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將自身置于危险境地,而成全其他家庭成员的幸福。

在阿明短短二十九年的人生中,他一共为家庭站出来了五次,五次都将家庭从危难的境地拉了回来。他似乎是一个 “为家庭而生”“生而为家庭”之人。阿明第一次站出来是在他十一岁时,为了全家的利益,他接受母亲何妈的安排,出家做了喇嘛。阿明第二次站出来是他舍己为兄,以单薄瘦弱的未成年之躯替长兄阿春从军。在家庭成员阿庆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狱后,阿明第三次勇敢地站了出来,冒着生命危险智救阿庆。阿明第四次站出来是为了再一次从监狱中解救弟弟阿庆。阿明第五次站出来,是舍己为弟,替弟弟阿庆当兵。

阿明用个人的五次牺牲来换取以何妈为家长的全家对自己妻子的接纳,然而事与愿违,由于何妈的封建顽固思想,仍然没有换来她答应自己唯一的要求。除姐姐阿芳外,家庭其他成员对此也都无动于衷,甚至明里暗里地反对。站在读者中立的立场上看,阿明提出的要求并不算过分。阿明之所以会娶古丽娜为妻,最初的原因不就是为了替哥哥阿春当兵才流落他乡吗?阿明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吃尽苦头后,幸亏得到古丽娜一家的庇护才免于一死,这才有了之后和古丽娜共渡难关结为夫妻之缘,其中命运的造化弄人着实令人唏嘘。所以按理说,阿明娶古丽娜为妻,应该得到的是家人无限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无情的拒绝和排斥。毕竟,阿明是为了这个家才走到这一步的。

最后,阿明带着万般的无奈和至深的遗憾赶赴战场,从此一去不返,战死沙场。在革命军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前,阿明还留给母亲何妈一封遗信,信中他仍然恳求母亲能够承认古丽娜为家里的二儿媳,以抚慰他痛苦的心灵。

阿明的悲剧命运到底反映了什么?笔者认为,阿明个人的悲剧命运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悲剧:阿明不断牺牲掉自己的自由选择和个人幸福,以换得大家庭的平安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幸福生活,直至最后一次替弟弟去当兵,战死沙场;第二层次的悲剧:在最后一次奔赴战场前,阿明渴望自己的婚姻得到母亲大人的同意和家人的祝福,但他的这一心愿并未得到实现,阿明到死都没有盼来母亲的改口,他最终遗憾沙场,死不瞑目。对于阿明来讲,第一层次的不幸,他尚可以接受和忍耐;但第二层次的不幸,已经使他万般无奈和痛苦。

二、阿明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原因

小说《舅舅的故事》的深刻之处在于,读者需要认真省思造成阿明悲剧命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造成阿明悲剧命运的首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国时期新疆战乱的社会环境;二是何妈的时代局限性。

1.民国时期新疆战乱的社会环境因素

小说《舅舅的故事》取材于民国时期新疆兵荒马乱、兵灾战祸频仍的大的时代背景。小说写出了那个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对一个普通锡伯族家庭的影响。何妈一家的三个儿子被深深牵扯进这种战火纷飞的局势中。何妈一家悲欢离合的遭遇是因为这种动荡的局势,阿明两次被征兵也均是源出于此。阿明第一次替兄从军,参加的是20世纪30年代锡伯族儿女奔赴南疆平息叛乱、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阿明第二次代弟出征,参加的是20世纪40年代革命党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战争。阿明的命运正是随着这两次战争而起起落落。南疆的戡乱战争,使得阿明少年之时就离开家乡,流落南疆,从而娶了古丽娜为妻。阿明与古丽娜夫妇在战乱纷争的局势中抱团取暖、相依为命。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阿明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以身殉国。阿明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英勇无畏的可贵精神品质,同时也体现了他舍小家为大家、热爱祖国、热爱边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阿明的事迹反映的是民国时期英雄的锡伯族儿女心系国家安危,甘于做出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阿明是“锡伯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群像的化身”,是锡伯族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保卫国家精神的真实写照。

但兵灾战祸,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有可能战死疆场、尸骨无人掩埋,意味着流浪他乡再也见不到父母,所以在那个战火连连、动荡不安的年代,在饱受战乱的锡伯族人看来,当兵意味着灾难临頭。可以说,何妈一家的遭遇、阿明的悲剧命运,正是开始于战争。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南疆的叛乱,没有外敌的入侵,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何妈一家过的就是平和安定的普通人家生活。但是历史不容假设,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动荡的社会环境原因,这才使得阿明短暂的人生充满了种种不幸和颠沛流离。在接二连三的悲欢离合中,阿明出家做过僧侣、当过兵、了结过负伤战友的性命、当战俘被虐待过、进过监狱、做过乞丐、找过妻子、被家人嫌弃误解过、与敌人殊死搏斗过,在短短二十九年的人生中,阿明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不幸和灾难三番五次地降临在阿明身上,在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中,阿明从未向命运低过头。阿明娶古丽娜为妻,也正在于此。然而,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定,使得阿明无论再怎样抗争和挣扎,总是显得疲于应付。阿明的命运,似乎总是被社会环境的洪流推着起伏不定。所以阿明的悲剧命运,与那个战火连连的时代息息相关。阿明和何妈一家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阿明的悲剧命运,首先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原因造成的。

2.何妈的时代局限性因素

何妈顽固的封建守旧思想及其所作所为有其时代局限性。阿明为成全家庭而做出牺牲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周围环境和形势所迫,然而这并不是令他感到最为难过之事。令他最为伤心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家庭做出了重大牺牲,同时也为家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法换来母亲对自己妻子的承认和接纳。何妈为什么迟迟不肯答应阿明的要求?这里需要对何妈这个人物加以考量。

首先分析何妈为什么每当家庭遇到困难时,都要牺牲掉阿明的利益来保护全家。何妈十分要强,独自一个人拉扯大了四个儿女。在家庭的每个重要关头、在家庭每次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何妈为了全家利益总是会做出最优选择和最佳安排,这种选择和安排就是让她的二儿子阿明站出来,或是替家庭“顶雷”,或是替家庭“排雷”。因为阿春是长子,也是她最为喜欢的儿子,何妈的丈夫死后,阿春就一直扮演着她心目中“丈夫”的角色;幼子阿庆承担着为家庭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任务。所以自始至终,何妈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牺牲掉二儿子阿明的个人利益,以此来保全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分析何妈为什么直到最后,都没有承认阿明和古丽娜的婚姻。何妈作为一介村妇,她有着中国农村传统女性都有的勤劳、本分、质朴、坚韧等优秀品质,同时,她也有着个性十分要强的特点。何妈眼界所及只有她终其一生都未走出过的牛录那么大,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乡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教育,这种教育的特点就是封闭保守,时时、处处、事事都要按照传统规矩办事,她不敢越雷池一步。何妈的传统婚姻观决定了在子女的婚姻中,她是根本无法接受儿子娶一名外族女子为妻的。在何妈的观念中,阿明只要活着就必须服从家族规矩。她不能让阿明糟蹋了家庭的声誉。对何妈来说,离经叛道的事情她做不出来,她也决不允许子女们这样做。

因此,在阿明和古丽娜的婚姻问题上,何妈显得固执、保守和不通融。她将家庭的声誉看得比阿明的幸福重要得多。就此意义讲,其实每个人都超脱不了她所处的时代和她所处的传统文化。何妈的思想观念决定了她不可能答应和承认阿明和古丽娜的婚姻,当然,也不能指望何妈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她在几十年中业已形成的锡伯族数代传下来的固有婚姻观念。何妈说服不了自己接受古丽娜为儿媳。何妈如果硬着头皮接纳古丽娜,那将与她多年以来耳濡目染形成的锡伯族传统婚姻价值观相左,她心中的疙瘩解不开。这会令她如鲠在喉。看着历经苦难的古丽娜得不到母亲的承认,阿明痛苦万分。事情的症结源于此,阿明的悲剧命运也恰恰源于此。

非常值得讨论的是作者对小说结局的安排。小说的结尾,阿明战死后的当晚,何妈梦到阿明浑身是血地站在门外来看她。作者用阿明全身带血的虚幻灵魂归来的写法,实际上是对何妈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小说的结局令人唏嘘,发人深省。何妈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何妈经历了老年丧子的打击,甚至在二儿子阿明战死前还狠心地没有满足他最后的愿望,让儿子引憾而去。何妈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斯人已去!这对阿明来说是一个悲剧,对何妈来讲,又何尝不是悲剧呢?这是一种家庭成员之间双输的“零和博弈”。

三、阿明悲剧命运的个人性格原因

阿明个人的性格因素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次要原因。对于阿明来讲,他有着为家庭主动担当、赴汤蹈火、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精神。阿明五次为家庭站出来,两次是舍己救人,三次是为家庭做贡献。只要家庭有难,他愿意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他勇于承担起替兄从军、替弟从征的重担。阿明可谓真正的有情有义之人。在阿明的价值序列中,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利益是远远高于个人利益的。因此,阿明在做人做事的思考逻辑和行为准则中,始终遵循和信奉“家庭先于个人,家庭利益优先于个人自由”的信条。每一次,当家庭遇到危机时,阿明总是无法回避,当然也避无可避。家庭的每一次涉险过关、每一次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时,都少不了阿明的挺身而出。但是,家庭每次平安着陆的背后无不隐藏着阿明的辛酸和苦涩。某种程度上,阿明替家庭考虑得过多、替自己考虑得过少的性格特征,是他的优点,但也是造成他个人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

然而,分析问题绝不能仅见于此,阿明绝非作家雪漠在《大漠祭》中塑造的人物“老顺”那样的“老天给个啥,我就受个啥”的逆来顺受、甘愿接受命运摆布之人。所以,我们还更应该看到阿明的性格中也有对自己命运抗争的成分。在被命运摆布的过程中,阿明始终在与命运抗争,但最终还是没有争过命运。家庭正值多事之秋,虽然都是“多亏阿明”,家庭才数度转危为安。但是每一次,阿明似乎都是“被选择”“被安排”。少年出家为僧是“被安排”,代替兄长和弟弟当兵是“被选择”。阿明在他短暂的人生轨迹上的每一次“被安排”中,到底有没有为了争取更好的人生境遇而主动和命运抗争过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阿明替兄从军南征北战,在流落南疆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他并没有消沉。在举目无亲的异乡,阿明认识了善良的姑娘古丽娜。古丽娜一家收留了阿明,阿明死里逃生。阿明也在古丽娜遭到野蛮的士兵强暴时,营救了古丽娜。患难见真情,阿明和古丽娜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彼此相识相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后相爱结婚,生儿育女。在笔者看来,这是阿明对自己已然非常不幸的人生命运的一次有力抗争。其次,阿明尊重妻子古丽娜,对爱情忠贞不渝,当家人劝说阿明放弃古丽娜,给他重新娶个媳妇时,阿明坚决不从。这一次,阿明没有选择“被安排”。后来,古丽娜不畏艰辛、独自带着女儿千里迢迢从南疆赶到伊犁寻夫。但是事与愿违,何妈与其他家庭成员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和外孙女。唯独这一次,阿明选择了对以何妈为首的家长制大家庭的抗争。他和古丽娜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何妈,但仍然没有换来何妈的松口,也仍然没有得到全家的接纳和祝福。然而这一次,阿明并没有选择妥协,而是依然坚持,这表现了阿明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心、担当感和铮铮铁骨。

阿明最后命丧疆场,心愿未了。在最后的遗信中,阿明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母亲接纳古丽娜为其二儿媳。人生无奈,虽然阿明的短暂人生已是如此不幸,但我們也必须注意到阿明对无情命运的抗争、对社会环境和时代的抗争。阿明一直在努力拼搏地改善自己的不利境遇,阿明一直在与悲惨命运做斗争的路上。

恩格斯曾提出小说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舅舅的故事》中阿明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呢?笔者认为,阿明是带有类型化特征的典型人物,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千千万万个“为家庭而活着”的男人的代表。阿明所具有的“为家庭拼尽全力、耗尽心血、无私奉献”的性格特征,是这类人的普遍共性。当然,当大家庭与个人核心利益发生矛盾时,阿明也具有坚守良知、尽可能兼顾大家庭与个人利益的个性特征,阿明最终没有屈服何妈和兄弟的压力而抛弃结发妻子,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小说中的阿明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中“将家庭责任扛在肩头负重前行”的男人们。

综上所述,造成阿明悲剧命运的原因中,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但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更想强调社会环境的因素。人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所以何妈超脱不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何妈也就有了她的历史局限性。阿明的命运,也像一叶扁舟,在社会环境的“风吹大浪”中,急走急停,起起伏伏,风浪之所至,命运之所至!呜呼哀哉!

四、结语

阿明是生活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他的人生所走出的每一步棋,看似都是那么地无可奈何!于情于理,我们在对阿明的遭遇致以深切同情之际,更多的是要怪罪当时的社会环境。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擅于营构小说环境,赵春生依靠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洞察生活的非凡能力,敏锐地抓取了民国时期动荡战乱的“典型环境”,来表达一个时代、一种社会环境、一种历史传统的巨大张力对个人命运的左右程度。《舅舅的故事》之“典型环境”,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环境的真实情况,并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和动向,这就使得小说的说服力大大增强。赵春生不否认个人因素在自身命运走势中的作用,也不抹杀个体对自身不利命运的抗争力,但他更加关注和侧重强调的是具体的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之命运的制约和影响。在赵春生看来,社会环境对人之命运发挥的作用更大。正如赵春生经常在小说中提到的“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认为,人不能完全地把握自身的命运,人对命运的抗争和人生的走势一定会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就此意义来讲,《舅舅的故事》是对生命悲剧的沉重吟唱。于此,只有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彼时彼地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更加同情地理解阿明——这位《舅舅的故事》中的悲剧式英雄人物。

参考文献:

[1] 赵春生.舅舅的故事[J].民族作家,1993(5):38-64.

[2] 何坚韧.锡伯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59.

[3] 雪漠.大漠祭[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4]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3.

[5] 赵春生.山地故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新疆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研究(编号:17BZW074)”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赵洁,文学硕士,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丁玲,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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