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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困境与社工介入路径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袁飞 ,冯跃

[摘要]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而产生的特殊群体,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其个人成长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切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成长困境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农村留守儿童主要面临的成长困境有:在微观系统上,心理问题严重,容易诱发偏差行为;在中观系统上,家庭结构不完整,学校支持不足以及在同辈交往上存在错误倾向;在宏观系统上,受到社会经济、政策与文化的制约,“污名化”问题凸显。面对这些困境,社会工作也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出发,采取多元面向的介入策略,助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困境;社工介入

[中图分类号]G66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1)06-0046-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6.0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流动的主体,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存机会。然而,受我国户籍制度和家庭经济能力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只能将孩子留在老家交由祖辈或其他亲属抚养,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群体——农村留守儿童。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干预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有所下降,但受历史因素和现实状况的影响,其规模依旧庞大。根据《中国农村发展教育报告2019》显示,2017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1 550.56万人[1]。可以预见的是,作为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持续存在,随之出现的各种问题也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解决。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助人自助的专业性服务工作,在帮助界定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和成长问题上能够发挥积极的影响。2019年,民政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支持社会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心理咨询工作者等专业人员,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兒童不同特点,提供心理疏导、亲情关爱、权益维护等服务”[2]。可见,社会工作在帮助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成长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以此为契机,从“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出发,探索社会工作对留守儿童成长困境的介入路径,体现社会工作者对于留守儿童的人文关怀,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生态系统理论下对留守儿童成长困境的分析生态系统理论关注人与环境的互动,强调人类行为与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在环境中的相互作用,并且重视这种相互作用对人的影响[3]。其代表性人物之一查尔斯·扎斯特罗将人类的生态系统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其中,微观系统指处于生态系统中的个人;中观系统指与个人产生直接关联的小规模群体,比如家庭、单位和同辈群体等;宏观系统则是指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比如文化、制度、组织等。这3种系统相互关联和影响,共同作用于个体的认知和行为。

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并非单独存在的,而是与背后的社会文化、农村发展、家庭与学校教育等多种因素密切关联,呈现出复杂的特点。要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更好地应对挑战,就要在各种复杂因素中抽丝剥茧,厘清问题本质,而生态系统理论恰好为我们总结、分析和介入留守儿童成长困境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视角。因此,本文将尝试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切入,重点对留守儿童在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系统中存在的成长困境进行分析。

(一)微观系统

1.自卑情绪强烈,心理健康失衡。儿童时期是个体心理、性格、情感和品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家庭在这一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和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帮助儿童形成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从而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然而,与父母的长期分离状态导致了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家庭教育的缺失问题也随之出现,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父母的关注和照料,留守儿童在心理上更容易出现失衡感和不安全感,习惯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因而形成了孤僻自卑的性格。另一方面,身心的快速发展让留守儿童拥有极为丰富的情绪世界,但又缺乏正确表达情绪的技巧和能力,当他们内心感到压抑但无法正常排解和宣泄情绪时,往往会以负面的方式表达出来[4]。具体表现为严重的敌对和逆反心理,喜欢与他人对着干,甚至会有一定的暴力倾向。这种长期的负面情绪积压与过于封闭的自我表达,严重危害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如果不及时进行干预和引导,可能会诱发一系列偏差行为。

2.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念,容易产生偏差行为。由于心智还未成熟,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足,留守儿童容易受到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的影响而沾染不良的社会风气,从而在道德观念、价值判断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出现认知偏差。如果外界不能及时予以引导,就容易诱发失范和越轨行为,甚至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威胁自身成长和社会稳定[5]。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与他人建立的社会联系能够有效防止越轨行为的发生。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儿童而言,家庭成员所发挥的控制功能尤为重要[6]。父母的言传身教在儿童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上起着指导和示范作用,但当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远离家庭时,这种控制功能就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留守儿童所受到的约束也随之减少。一般而言,当父母离家后多数留守儿童都交由祖辈抚养。与父母相比,祖辈的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更重抚养而轻视教育,且溺爱孩子的现象十分普遍。当留守儿童出现心理或行为问题时,他们往往由于缺乏对这些问题的敏感性而不能及时发现,同样也缺乏干预的手段和技巧。长此以往,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二)中观系统

1.家庭结构缺损,亲子关系淡漠。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带来了家庭结构的变化,虽然在名义上留守儿童也拥有完整的家庭,但由于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长期缺席,留守儿童实际生活在一种拆分型的家庭模式之中[7]。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家庭功能的实现,尤其是弱化了家庭的养育功能,出现了诸如父母角色缺失、祖辈沟通不畅、家庭教育缺位等一系列问题。有研究显示,在留守儿童家庭中,有48%的比例为隔代抚养,45%为单亲抚养[8]。但无论是隔代抚养还是单亲抚养,留守儿童所能获得的关注和照料都相对有限,无法满足他们对亲情的渴望。虽然留守儿童的代理监护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其父母的养育职能,却替代不了儿童与父母之间与生俱来的情感和依恋。长时间的分隔两地无法沟通的体验,导致留守儿童对父母爱和依恋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极易与父母产生关系上的疏远,造成亲子之间的隔阂。

2.学校教育资源落后,无法提供有力支持。农村留守儿童的部分问题实际上是与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些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的[9]。出于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的考虑,留守儿童大多会选择在当地的农村学校接受教育,而农村学校较为落后的教学条件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相较于其他儿童,留守儿童在学校教育方面的问题既有共通性,又有特殊性。一方面,农村学校在教育环境和教学设施等方面都相对落后,教学管理水平较低,对于学生安全、心理和道德等方面教育的关注不足,师资力量也比较薄弱。这种落后的现实条件使得学校教育并没有给予留守儿童充分的关注和互动。另一方面,部分留守儿童性格内向,平时在学校中与同学和教师的交流相对较少,容易成为班级中的“边缘人”。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其他监护人的精力又相对有限,家庭和学校之间可能会出现因为信息的阻隔而导致沟通上的断裂[10]。此外,在一些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中,教学进度滞后、超龄就学现象突出等问题也比较严重。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留守儿童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寄希望于农村学校来弥补他们家庭教育缺失的想法并不现实。

3.同辈交往中存在两种极端倾向:自我封闭与沉溺社交。社会支持是指个人的社交网络为个人提供的帮助与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有效减轻社会困境和不良遭遇对儿童的影响,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11]。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因为日常生活远离父母,同辈群体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健康的同辈交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儿童对于情感的需要,对于亲情有良好的替代作用。然而,在留守儿童的同辈交往方面存在着两个极端的倾向。一方面,留守儿童习惯将自己禁锢在生活的小圈子里,存在严重的交往障碍。有学者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能力要明显弱于非留守儿童[12]。这是因为留守儿童自身缺乏安全感和依赖感,并且自卑感强烈,社会交往的意愿和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部分留守儿童在交友方面缺乏辨别能力。长期的情感缺失让他们热衷于寻找生活中的玩伴,喜欢结交各种“朋友”,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同辈群体。受限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认知水平,在这些群体之中反学校文化盛行,成员之间相互影响,使负面行为不断强化。这两种倾向在留守儿童的同辈交往中同时存在,但无论哪一种倾向,都对留守儿童的发展极为不利。

(三)宏观系统

1.经济、政策与文化层面的制约。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种“制度性孤儿”,是我国在社会变迁和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其发展面临经济、政策、文化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制约。一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并且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经济发展的失衡,导致城市占据了大量优质资源,农村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留守儿童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其成长空间受到了农村经济与条件的限制,很难达到城市儿童的发展水平。二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涵盖户籍、教育、就业、医疗等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体系[13]。这种相互割裂的制度安排,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实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将留守儿童封闭在农村社区之中。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些城市也陆续放开落户限制,许多儿童得以前往父母所在的城市落户入学。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给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及升学提高门槛、设置条件的现象。这些不公平的制度设计让这些儿童很难获得融入感和归属感,随之也出现了社會融入等方面的问题。三是乡村文化和价值的变迁。传统乡村社会是以自然经济和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改变了乡村社会彼此熟悉的社会结构和守望相助的价值传统[14]。被裹挟到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巨浪之中,传统的乡村文化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和解体。对留守儿童而言,传统乡村社会的人情网络和社会联结是其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基础,这种乡村文化和价值的变迁,将会严重削弱农村社区对于留守儿童的养育功能[15],影响留守儿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对留守儿童的“污名化”倾向。在留守儿童出现并走进大众的视野后,社会各界围绕着该群体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和讨论,关于其问题的观点也构成了社会大众对于留守儿童群体的基本认知[16]。但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将这些问题刻板化、扩大化甚至污名化的倾向,给他们贴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这种“污名化”的倾向,会导致留守儿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从而形成负面的自我认知和评价,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17]。同时,也会让留守儿童承受更多来自周围环境和社会的压力,遭受身边人的歧视和排挤。诚然,留守儿童可能会面临诸多风险,但这些风险的存在并不等同于他们就一定会向“问题儿童”的方向发展。事实上,留守儿童自身的抗逆力可以帮助他们抵御留守经历带来的风险,从而保持对社会的良好适应[18]。

三、留守儿童成长困境的社工介入路径探究

留守儿童面临的成长困境并非其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与其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进行分析。因此,社会工作在介入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时,也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出发,采取多元面向的介入策略,最大程度地发挥社工介入的功能。

(一)微观系统:改变自我认知,提升留守儿童的适应能力

在微观系统中,社工主要扮演服务提供者和使能者的角色,针对留守儿童个人开展相关服务,帮助留守儿童以正向的视角看待自我,发现并肯定自己的价值,从而促进其自信心的提升。在具体的服务过程中,可以从提高自我认同、改善不良情绪、纠正偏差行为、增强感知支持的能力4个角度进行介入,以提升留守儿童对环境的适应和控制能力。

首先,要改变留守儿童错误的自我认知,帮助他们正确看待自身所处的环境和状况,提高自我认同感。社工要引导留守儿童理解父母在外工作的不易,学会发现和感知来自父母“不一样的爱”。同时,从优势视角出发,注意挖掘留守儿童的自身优势,帮助他们更客观地了解自己、悦纳自己,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成长潜能。其次,面对留守儿童在遇到困难时产生的消极悲观甚至逆反情绪,社工要及时进行沟通和疏导。通过开展情绪管理辅导等活动,帮助他们掌握接纳和应对不良情绪的技巧和方法,学会通过合理的手段来宣泄和排解这些情绪,从而提高管理和控制情绪的能力,减轻负面情绪对个人心理的影响。再次,面对存在明显偏差行为的留守儿童,社工要对其偏差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运用个案或小组的工作方法开展有针对性的介入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既要重视对偏差行为的诊断和矫正,也要注重对其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最后,要提高留守儿童感知社会支持的能力。虽然远离父母,但留守儿童周围环境中仍旧有许多可以获得支持的资源,祖辈、亲属、老师、同辈群体甚至同村居民都可以给留守儿童提供帮助。社工要帮助留守儿童意识到这种社会支持的存在,增强他们对于社会支持的感悟能力,从而在遇到困难时能够积极寻求周围环境的支持与帮助。

(二)中观系统:链接系统资源,搭建留守儿童的支持网络

对于留守儿童的中观系统,社工在介入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等子系统的功能。一方面,社工可以通过介入不同系统中的问题,减少或消除这些环境系统中对留守儿童成长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通过链接各个系统的资源,搭建完善的支持网络。

在家庭方面,社工要与留守儿童父母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充分意识到家庭养育的重要功能,鼓励他们平时多用电话或视频与子女交流,了解子女的日常表现和成长需求。同时,社工可以通过邀请留守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共同参加小组活动,传授他们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方法技巧,提高他们参与家庭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在学校教育方面,社工可以通过开展学校社会工作,营造一种“友好型”的校园氛围,吸引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社工可以作为留守儿童和学校的中间人,既向学校反映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也向留守儿童传递学校的关怀与照顾。此外,在针对留守儿童的小组活动中,社工也可以将学校教师和其他学生一起吸纳进来,给留守儿童一种“和别人一样”的体验。在同辈交往方面,社工要加强对留守儿童同辈交往方面的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交友的意识,并为他们同辈交往创造条件。社工可以通过小组工作,把拥有相似性成长经历或困惑的留守儿童聚到一起,为他们搭建正向成长的平台,通过有针对性的小组活动,帮助他们在提高交往能力的同时收获友谊,构建正向的同辈支持网络。最后,社工要做留守儿童各生态系统资源的链接者。当前,留守儿童的生态系统尚处于孤立割裂的状态,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社工要整合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社区等方面的资源,通过协调家校合作、开展社区工作等方式增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从而将各系统的功能最大化,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支持体系。

(三)宏观系统:加强社会倡导,营造积极健康的成长环境

倡导视角的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拥有对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责任,既要促进在社会环境中个人的成长改变,也要促进社会的改变,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19]。除了努力发掘留守儿童的个人潜能和协调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外,社会工作还要在社会层面进行倡导,破除阻碍留守儿童成长的制度藩篱,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具体而言,社会工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社会倡导。

第一,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支撑它的一系列制度政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就要加强制度创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努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划分,从而破除限制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流动的制度障碍,促进城乡资源配置的公平化。此外,政府要加强针对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为他们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第二,重视农村社区的建设,重建乡村文化,增强留守儿童对农村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乡土社会相互联结的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留守兒童的社区支持也随之削弱[20]。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增加农村社区中的获利机会,让农村真正能够留住人。另一方面,也要重建守望相助的乡村文化,充分调动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搭建留守儿童在农村社区中的支持网络。第三,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同样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无论是学术界、新闻媒体还是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为留守儿童提供支持,吸引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此外,社工也要引导社会公众正确看待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坚决反对针对留守儿童与其家庭的“污名化”倾向,努力为留守儿童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和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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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博)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vention Path of Social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YUAN Fei, FENG Yu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Left-behind children is a special group in rural areas that arises from the mi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eir personal growth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growth dilemma faced b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and found that the main difficulties faced b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in the micro-system,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re serious, easy to induce deviant behavior; in the meso-system, the family structure is incomplete, the school support i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is a wrong tendency in peer communication; in the macro-system, it is restricted by social economy, policy and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stigmatization” has become prominent.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iculties, social work should also start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adopt a multi-oriented intervention strategy to help the healthy grow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ecosystem theor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growing dilemma;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收稿日期]2021-04-30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京津冀地区流动儿童家庭外迁的整合模式”(项目编号:SZ201910028012)。

[作者简介]袁飞(1997-),男,山东济南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在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冯跃(1978-),女,辽宁葫芦岛人,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青少年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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