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防疫事务及社会参与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赵颖

　　摘要：本文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文报刊关于南洋防疫工作的相关报道，以淇漳山禁港开展的防疫工作为个案，分析围绕防疫工作所辐射到的族群关系，通过报刊记载还原防疫工作的历史现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洋对瘟疫的防治和措施较为充分，在防疫过程中，虽然有各种社会问题出现，但是华人社团的社会参与最终推动了防疫工作的完善。
　　关键词：防疫;淇漳山;社会参与;新加坡华文报刊
　　 [中图分类号] D7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1）03-099-06
　　鉴于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巨大危害，它与战争、饥馑一并被视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元凶”。从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史来看，如瘟疫这样的传染性疾病一直未被人类征服，甚至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变异。围绕着“致”（致病）与“治”（治病）的医学史已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瘟疫影响的不仅仅是生命健康，还有更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如14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不仅掠走欧洲三分之一人的性命，更在消解宗教桎梏、复苏人文主义思想方面扭转了社会进程。欧洲尚且如此，国土面积较小的地区如果出现瘟疫蔓延，很有可能会颠覆社会稳定。本文尝试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在淇漳山设置禁港进行防疫为个案，探索早期殖民地社会华人防疫事务的演进。
　　一、研究对象与文献来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境内瘟疫肆虐，此时正值华人“下南洋”的高峰。面对瘟疫的威胁和不断涌入的移民，南洋防疫采用何种策略？华人如何在防疫中争取权益并与殖民地政府博弈？本文以当时新加坡华文报刊为史料来源，对时情、防疫措施和各方关系进行探讨。
　　南洋地区的报刊事业肇始于马六甲。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虽然该报仅是基督教布道之用，但却是目前可以查阅到最早的中文刊物。1828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主办的中文报刊《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也在马六甲创刊。就新加坡一地而言，从1858年的华文报刊《日升报》开始，直至1881年薛有礼创办《叻报》，正式拉开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创办热潮，先后有《星报》（1890年）、《天南新报》（1898年）、《日新报》（1899年）、《医学报》（1901年）、《图南日报》（1904年）、《中兴日报》（1907年）、《星洲晨报》（1909年）和《振南日报》（1913年）等十余种华文报刊出现。华文报刊从初期的传教士报刊，发展到后来的商业性综合报刊。
　　19世纪末是中国历史上的瘟疫群发期，瘟疫可能导致社会不安与恐慌。南洋社会作为一个特殊场域，其防疫政策从外在制度和内在心理上承担着华人世界建构的特殊功能：防疫事务对维持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及维系群体认同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以淇漳山禁港为个案， 从瘟疫叙述、 防疫传统和社会救助等方面发掘防疫背后隐藏的有关“禳灾”的群体功能和社会参与。
　　二、报刊报道与瘟疫认知
　　报刊是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野大到宏观社会史，小到微观历史事件的报道，都具有参证价值。报刊史料相对于其他文献而言，其价值表现在报道的即时性和报刊史料互证方面。新闻报道追求实效性，社论和副刊是对新闻时事做出的最实时的反应。19世纪末，新加坡华文报刊作为华人赢得话语权的信息通道，成为各种舆论的交汇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清政府对舆论的封锁，“伪政府禁阅报纸，极为严厉，所有京官无论大小，俱不准购阅报纸，一经查出，即必处分”①。相形之下，南洋则被称为“化外之地”，几大主要报刊在办刊伊始，纷纷出示各自的办报主张。《天南新报》认为：“作为完整意义的媒体，除了提供本地的消息外，还将尽所能让华人社会接触世界上每天所发生的大事，以及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社会思想。”②《日新报》认为，报纸必须“稽时局以镜得失，录朝事以中纪纲，缁电报以速要闻，择律例以知趋避，明商务以观消长，记交涉以达经世，综人才以念盛衰，志式备以见强弱，征学术以增才智，遐俗风以广化闻”③。影响最大的《叻报》的办报宗旨是“开通风气，启渝民智”④。尽管当时新加坡各类报刊之间主张各异，但是在新闻报道上却表现出均衡性，在开启民智、传播知识方面更是不遗余力。
　　当时的华人知识分子对瘟疫已经有所认知，并在报刊上载文宣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林文庆，林氏1887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后返回新加坡行医。1899年11月17日，新加坡的《日新报》刊载林文庆的《防疫说》一文，在其看来，瘟疫之害极大，但是处理得当是有可治之道，中国境内之所以结局不当，多是由于防治不力，“疫病之险为诸病最，祸不仅一身也，一身渐染而及于一家、一方、一国，且殃及他人之国，旬日之间，死亡狼藉，伤心之事，宁或是过。固西人畏疫甚于畏虎，于是乎设禁港之例。夫疲病之来贼，民命耗，民财不待言矣。其最大最遍之害应如商务，一地之民病疫，则船舶不得巧来，追至瘟疫尽平，始开此禁，而商家受累已不可胜言矣。中国不讲求防疫之法，故瘟疫愈传愈广，曾无已时被害之人不可计数，或曰中国不知防”。若要治疗，必须探其根源，“凡人治病必先问其症之缘起。知病之缘起，从其受病之处而治之，则其病不久自除矣。”而且面对瘟疫，预防重于治，尤其需要重视各类传染源，“禽兽中以鼠与鼠蚤受毒尤速。活毒入人血能随人身所表出之，物如汗诞，大小便之类而出。故病人之衣服被褥及寻常所用之物，如皮类毡类布类皆易为此毒所附，盖疫毒之传染如五谷之播种，有种则生，无种则否”。
　　与此同时，还有报人建议南洋殖民政府参考日本的防疫措施。“疫症传染由于鼠者最多，是以政府通验民间，令其设法将各家之鼠尽行打毙，弃之远方，俾无后患。禁有疫症之地方轮船不得入口，即亦不得邮寄对象如棉布皮纸之类。例禁甚严，犯者有罚案。防疫必先防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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