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还是“大国家主义”： 大革命时期“Imperialism”的概念争论及其政治考量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李映��

　　[摘 要]在近代中国，对“Imperialism”的翻译是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冲突的场域，与动荡中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密切关联。大革命时期，张闻天、余家菊、刘文海对“Imperialism”翻译问题的争论，实则是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政治角力。三人都希望藉讨论“Imperialism”的翻译问题，发表各自的政见，实现对大众尤其是知识青年在思想舆论层面的话语引导。“Imperialism”与“帝国主义”的互译性趋于稳固的外在标志是五卅运动，内在线索是民族主义观念上的“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概念中的“帝国主义”的融合。
　　[关键词]帝国主义;大国家主义;张闻天;五卅运动
　　[中图分类号] B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3-0035-08
　　“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关键概念。近年来，随着观念史、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引入，相关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演变情况，并形成了较丰厚的学术成果。已有研究厘清了“帝国主义”在中西语境中的缘起和生成，考察了“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轨迹，阐发了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列宁“帝国主义”的意涵及其当代意义。这些研究多采用宏观的历史考察，关注“帝国主义”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上的衍化。学者们讨论“帝国主义”的思想内涵，追踪其传播轨迹，总免不了从“帝国”的中西方词源出发，研究帝国与“Empire”的接轨，探讨“帝国主义”如何经由日语，作为新语汇进入中文语境。“帝国主义”的翻译问题顺其自然地成为了研究的起点或路径。以往鲜有学者注意到，在大革命时期“Imperialism”与“大国家主义”曾出现的对译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
　　本文尝试聚焦大革命时期张闻天、余家菊、刘文海对“帝国主义”的不同翻译及其引发的争论，并尝试回答“Imperialism”与“帝国主义”的互译性是如何稳固下来的。在这场论战中，看似争论的是翻译问题，实则是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政治角力。
　　一、译外之意：
　　“大国家主义”译名的出现
　　“Imperialism”经由日译进入汉语的接引路线是相对清晰的。“帝国主义”在中文语境的早期使用源于由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据陈力卫考证，自1898年11月至1901年11月，在有关“主义”的词汇中，“帝国主义”在《清议报》中的登场次数高居榜首（128次），远超第2名的“国家主义”（22次）。国人在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的早期认识。《浙江潮》中直陈：“世界入二十世o，劈头一大问题，新闻杂志笔锋相抵，演其义，逞其说，儿童走卒，抉为谈助，而奔走相告，以为寒暄语斯为何，曰帝国主义是也……故生于二十世纪而不知帝国主义者，虽其存即谓其死可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列强侵略欺凌的大背景下，“被称作‘帝国主义’的东西比其他马列主义范畴更早地成了中国人依靠自己的经验得来的一个概念”。
　　“国家主义”的频繁出场则几乎是伴随着对“帝国主义”的阐述而来的。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将“国家主义”作为团结各民族、凝聚国民、抵抗外敌的思想资源移植到中国。“国家主义”“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同一英文概念“Nationalism”下的类义词，梁启超曾在不同时期分别使用这3个词来翻译它。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在国家主义派的推波助澜下发展成为一股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
　　既然“帝国主义”和“Imperialism”的对译关系已经生成，“国家主义”和“Nationalism”的互译亦有先例，为何时至1924年，刘文海却仍别出心裁，将“Imperialism”译为“大国家主义”呢？刘文海，民国学者，出生商贾，曾负笈英美，1921年学成归国，先是在各大学任教，后从政国民政府审计院。刘文海在南京任教期间，开设国际公法、国际政治、大国家主义等课程，并于1924年著《近世大国家主义》一书。1925年，商务印书馆将其作为政法丛书之一出版。他在书的引论中写道：“国家主义进行之初本光明正大;但其主要目的已达之后，则易变为大国家主义。”并加注释：“余向用帝国主义，盖英文Imperialism译名，惟据历年经验，我国社会人士对于该名称多有误会，颇感不便;思之再三，惟有变更之为愈;旋思及采取侵略二字，第与是编之性质不尽适合，故最后乃决计取用大国家主义。”他这种译法引起了国家主义派的不满，认为其混淆视听，误导民众。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余家菊发文《论所谓‘大国家主义’并质商务印书馆》，文中写道：“商务印书馆竟以此译名荒谬之书付印者何也？译者之罪，固然可逭，而书局亦不可辞责……故希望汝将此荒谬名词改正之。不然，则是有意使人误会吾人所提倡之‘国家主义’为‘帝国主义’之邻。爱国之士，必将与汝决一死战也。”刘文海即发函解释，余家菊再复函应答。1925年7月25日，两人信函往来一并刊发在国家主义派的发表园地《醒狮》周报。
　　当然，刘文海所担心的“误会”确有其依据，他从学理上展开，对改译一事做了解释。中国的皇帝古已有之，“帝”与“国”合并使用，较早见之于隋朝王通的《中说》：“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在西方语境中，英文“empire”一词源于拉丁文“Imperium”。古罗马文明在公元前27年就进入了帝国时代。因此，刘文海辩解的第一条理由便是：“帝国主义之名称，无论在中西文字中，均易令人误会为君主主义，或帝制主义。”他查考字典后指出，“Imperialism”的意涵有2种，第一种意思与君主有关，第二种意思则与帝字完全无涉，是一种更广义的解释，即“一种政策在扩张一国之领土或权利于该国天然界限以外之土地与人民”。他认为，“Imperialism”汉译应取其广义的解释，去除帝字，译其精神。这样，普通人不会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把“Imperialism”与君主挂钩。至于译为“大国家主义”可能会令人误会为“国家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刘文海解释道，“国家主义”倘若趋于极端，就是“大国家主义”。最后，刘文海解释“大”字的取用。“Imperialism”的词根“imperial”带有高大庄严之意，其词源“empire”也有此意，如美国人称纽约州为“Empire State”，是首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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