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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铿与柔石的特别情愫

作者:未知

     在“左联”中相识与革命文学运动的追随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坛有位十分活跃的才女。其作品既细腻婉约,又不失灼热与激情。她的创作成就当时堪与丁玲、谢冰莹、白薇等比肩,被称为“中国最出色、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她就是左联作家冯铿。
  1929年2月,冯铿离开家乡广东潮州,与时为《岭南民国日报》编辑记者的许峨结伴前往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全国革命文学的中心,云集着众多的一流作家、艺术家,其中亦包括潮汕籍的进步文化人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蔡楚生、许涤新等。冯铿对这些乡贤翘楚景仰已久,上海之行也正是寻踪而至,以慰心愿。
  感受着全新的都市环境,兴奋中的冯铿创作灵感也被激活了。她写出了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无着落的心》,作为对上海的献礼作。继之,短篇小说《遇合》问世,《乐园的幻灭》和《突变》又相继在《拓荒者》杂志上发表。尤其是《突变》,首次聚焦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市民,其对人物流动意绪的捕捉以及情景切换的快速挪移,构成鲜明的特色。因而有人称冯铿的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新感觉都市小说”的手法。蒋光慈在20世纪30年代初编的《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中,将《突变》作为冯铿的代表作收录。冯铿很快便引起了左翼文坛的极大关注。经杜国庠介绍,冯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秘密成立。冯铿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成为左联成立伊始为数不多的年轻女作家之一。从此,她的创作热情愈发高涨。诗集《春宵》、短篇小说集《铁和火的新生》相继出版。而中篇小说《重新起来》则是她参加左联后的第一部力作,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由此而臻成熟。
  正是在左联,冯铿结识了举止斯文的文学青年柔石。他“那天然蜷曲的头发,那躲在细边眼镜后面的近视眼,那微驼的背,那浓重的乡音”,给冯铿留下了深刻印象。
  柔石是在离开家乡浙江宁海而前来上海的,并由此踏上一条布满荆棘而又充满魅力的革命文学之路。在上海闸北景云里,柔石意外地成为鲁迅的邻居。于是他便带着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的原稿前往拜访鲁迅。小说署名“柔石”,鲁迅不解,柔石便自我介绍道:“这笔名取自我家门前一座小石桥上刻的字‘金桥柔石’。”从此鲁迅便对柔石其人其名有着十分清晰的记忆。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柔石与几个朋友一道办起了《朝花》刊物,之后又到北新书局编《语丝》。随着与鲁迅的频繁接触以及活动范围的扩大,柔石也开始了他在上海文坛最活跃的时期,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丰收季节。这时柔石的《旧时代之死》已出版。继之,其代表作《二月》付梓,译作高尔基的《没落》与卢那察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也完成。柔石的文学才华深得鲁迅青睐,他也因此与鲁迅一起成为左联的重要发起人。
  同为左联中人,同为十分活跃的多产作家,冯铿与柔石自然有了接触。这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后面一幢洋房中秘密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参加会议的有各地苏维埃区域的代表、红军和游击队的代表以及城市赤色工会的代表等。根据中央文委的通知,左联也将选出三名与会代表。能参加这样的会议无疑是大家向往和羡慕的,左联常委亦很慎重。最终,冯铿、柔石与胡也频被指定为左联的参会代表。这是一种殊荣,令他们兴奋不已。他们将左联的贺信带到大会,并代表左联宣读。那一次的经历让冯铿自豪了很久。以后冯铿专门写下了《红的日记》。
  
  这次会议也成为一种契机,让冯铿与柔石有了更频繁的接触。一次,冯铿对柔石谈起了她的一个心愿――想拜访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此前,冯铿虽然在左联的两次会议中见到了鲁迅的身影,但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她知道柔石是当时左联与鲁迅的联系人,故有此企望。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左联的一般活动都不要求鲁迅参加,而是由柔石前往汇报。因此柔石是当时能经常出入鲁迅寓所的为数不多者之一。
  柔石很快便帮冯铿了却了心愿。一天,冯铿在柔石的带领下兴奋地前往鲁迅寓所拜访,终于与先生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以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对此曾有记述:“他(注,指柔石)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蒂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
  显然,鲁迅对第一次接触的冯铿印象并不太好。主要是怀疑柔石那不太切合实际的“大部头作品”计划缘于冯铿的影响。当时左翼文坛有一种倾向,在革命文学的热浪和激情中,希冀完成一些革命色彩鲜明的所谓大作品,而忽略了文学自身的特点、规律以及多元化的创作要求。鲁迅对这种倾向并不满意。但冯铿很快便以其出色的文学成就和对左翼文化工作的热心,赢得了鲁迅对她刮目相看。
  不久,冯铿又与柔石一起参加了由冯雪峰、冯乃超等发起的纪念鲁迅先生五十寿辰庆祝会。那一天,鲁迅的情绪非常好。祝寿活动开始后,阳翰笙专门代表“文委”与左联致贺词。在自由发言中,冯铿对鲁迅说:“先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导师,革命需要普罗文学,希望先生能够永远做一个普罗作家,领导普罗文艺。”鲁迅自然认出了冯铿,他说:“很感谢大家的祝愿,我已老下去了,我只希望在文艺界,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很显然,冯铿、柔石等正是鲁迅所希望的“新的青年”。
  
  异样的情愫与“好兄弟间的相互策勉”
  
  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冯铿与柔石从相识到相知。在上海的特殊环境中,他们渐渐走近,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愫。这种情愫后来竟演变成了一种爱。
  冯铿非常钦佩柔石的文学才华,尤其是柔石长篇小说《二月》所描写的一个小镇知识分子的人生、情感经历,以及作品背景中所刻意点染的江南小桥流水、如梦如画的意境,无不深深吸引着冯铿。冯铿给柔石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着在她身上少见的女人的敏感和柔情:
  “你把我的精神占领去了!坦白地告诉你,十天以来,不,自从看了你的《二月》以后,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差不多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时间空间我的心里总是充塞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弄得自己简直莫名其妙,好像完全转换了另一个人!这就是恋爱吗?”继之,冯铿坦言承认,“自第一次碰见你便觉得给你吸引了去,以后,读了那样的文章更加着了迷。”
  恋爱改变了冯铿,一贯性格洒脱、情感奔放的她突然细腻起来。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促使她又一次给柔石写了一封信,信末赋诗一首:“天涯何处托孤枝?清冷门前柳叶垂;海燕年年来话别,多情唯有托相知。”
  气质豪爽的冯铿显得非常主动,情感也直白、坦诚。尤其是信末的《七绝》,遣词清雅又不失缠绵。
  冯铿的热情感染了柔石。冯铿一往情深,又是左翼文坛中少数才女作家之一,这是柔石欣赏和喜欢她的重要原因。1930年9月28日是柔石二十九岁生日。他情不自禁地给冯铿写信说:“亲爱的梅:今天我非常快乐,真是二十九年来唯一的日子,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晚上没得见你,而且空使你跑一趟,心一时颇不安。我就将这不安在你的纸条上吻了三次,不,四次,我想,我们有明天,后天,永远的将来的晚上……”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冯铿与柔石的这种爱情既是鲜活的,又是尴尬的。其时,柔石已有结发妻子吴素英。那是他十七岁时遵父母之命成就的一段旧式婚姻。妻子虽然勤劳朴实,却没有文化,两人缺少共同语言。婚姻并没有给柔石带来生活依恋和情感寄托。痛苦的柔石只身走出家乡,便有意识地疏离了这份感情。与冯铿相识相近后,柔石真诚地说:“在我,三年来孤身在上海,我没有恋爱。我是一个青年,我当然需要女友。”但柔石又特别强调:“但我的主旨是这样想,若于事业有帮助,有鼓励,我接受,否则,拒绝!”
  
  横亘在冯铿和柔石面前的,还有与冯铿同居几载且风雨与共的男友许峨。为此,柔石专门给许峨写了一封长信,坦诚和率直地讲了他们的现状。最后他说:“你和冯君有数年的历史,我极衷心地希望人类的爱人,有永久维持着的幸福。这或许冯君有所改变,但你却无用苦闷,我知道你爱冯君愈深,你亦当愿冯君有幸福愈大。在我,我誓如此:如冯君与你仍能结合,仍有幸福,我定不再见冯君。我是相信理性主义的。我坦白地向兄这样说。兄当然不会强迫一个失了爱的爱人,一生跟在身边;我亦决不会夺取有了爱的爱人,满足一时肉欲。这其间,存在着我们三个人的理性的真的爱情,希望兄勿责备冯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事业。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
  许峨在接到柔石的信后,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和豁达。他给柔石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分析了他们之间这段复杂情感的走向,并且申明:“我的态度应该让她完全自由,在不妨碍事业的范围内绝对不干涉她的行动。”
  许峨的理解和理性令柔石、冯铿非常欣慰,毕竟他们都是左翼文坛的同事与好友。特别是他们都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挣脱封建束缚,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能将私人情感放在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将爱情融入革命理想,形成了一种共同理念。
  
  “东方旅社事件”与走向献身真理之路
  
   1931年1月17日下午,冯铿与柔石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文委在南京路“洛阳书店”秘密召开的党员大会。与会者以左联成员为主,包括冯雪峰、夏衍、钱杏� 、阳翰笙等四十多人。
  在秘密工作的环境下开几十人以上党员大会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家都觉得此次大会非同寻常。时任文委书记的潘汉年神情严肃地说:“不久前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我奉命传达全会的决议。”继之,他拿出一沓油印文件宣读。这个决议便是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极不正常的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控大会,在批判立三路线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中共实际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导致王明最终控制了中央领导权。这样的结果自然引起党内众多的反对和抵制。左联的部分党员作家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会议在夜色中结束。夏衍与阳翰笙、钱杏�同行。他们未走多远,冯铿与柔石便从后面追上来。
  “老沈,对今天的文件很多人有意见。”这是冯铿的声音,她显得有些激动。因夏衍原名沈端先,故冯铿一直以“老沈”称之。
  夏衍觉得有些突然,还未来得及回答,柔石便制止冯铿说:“轻声一点,到远处再谈。”
  于是他们便沿着南京路向东走。好长时间大家默默无语,气氛有些凝重。还是柔石打破沉默说:“这次全会有些问题,我们几个人谈一谈好不好?”
  夏衍一时拿不定主意,他望着钱杏�和阳翰笙。在他看来,钱、阳处理党内事务比他有经验。阳翰笙显然比冯铿、柔石沉着、冷静得多,他说:“有问题仔细想一下再讨论好不好?中央全会作出了决议,未经组织许可就议论恐怕不好吧。”
  
  冯铿与柔石显然对阳翰笙的这种态度并不满意,但又不便多说。于是,他们便在西藏路口分手了。冯铿与柔石随即前往东方旅社参加另一个会议。
  当时,为了应对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面,一批王明的反对派正酝酿召开一次会议,其组织者有何孟雄、林育南、李伟森、罗章龙等。会议地点即在东方旅社。李伟森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专门通知了冯铿、柔石、胡也频以及在团中央编《列宁青年》的殷夫也参加会议。
  东方旅社坐落在公共租界最繁忙地段,是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出乎预料的是,由于叛徒告密,当时东方旅社已处于工部局和上海市警察局的联合监视之下。会议开始不久,一个装扮成茶房的警官突然闯入集会的房间。继之,早已埋伏于此的工部局巡捕和上海警察局警察持枪冲进房间,冯铿、柔石及与会者全遭逮捕。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东方旅社事件”。
  被捕人员在狱中均遭到折磨和摧残,作为女性的冯铿亦未能幸免。
  冯铿、柔石等人的被捕,是左联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突发性事件。当时负责左联工作的冯乃超、冯雪峰等人一面向上级组织汇报,一面积极通过关系打探消息,设法营救。但因这一事件影响较大,国民党当局视为重大案情,蒋介石亲自过问,故而营救工作非常困难,几乎难有进展。
  “东方旅社案”的开庭是在租界法庭中进行的。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强烈要求下,法官一声锤击,判决引渡。当时从租界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即等于宣判死刑。冯铿、柔石等被审者随即表示抗议。法警一拥而上,强行将他们押上囚车,关进臭名昭著的上海龙华监狱。
  活跃于上海的中共特科在获知这一判决后,曾组织劫车行动。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差错,这一行动未能成功。
  1931年2月7日夜,在瑟瑟寒风中,冯铿、柔石与其他二十一位东方旅社事件中被捕的共产党人被提出监狱。他们被告知将押解南京。在二楼的临时法庭中,昏黄的灯光下,刽子手拿着执行书和照片一个个地对照,同时让他们按指印。当轮到柔石时,他突然看到“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几个字,随即将执行书一推,转身大叫:“同志们,这是执行书啊!我们不盖!”他们愤怒地拿凳子砸向法庭。惊恐的法官立刻下令宪兵连长执行。一批宪兵随即冲上楼去,采取几人拖一人的办法,强行将他们拖下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大烟囱下,罪恶的排枪声响了,冯铿、柔石与其他二十一位烈士一起倒在冰冷的土地上。
  冯铿、柔石和二十一位烈士被枪杀后,监狱当局强令狱中难友前往将殉难者脚下的铁镣敲下来。在大烟囱旁,难友们被眼前的场面震惊了,泪水潸然而下。“只见二十三个同志,除了三个女同志下身还留着一条短裤外,其余的人衣服全部被剥得精光。那些同志横七竖八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柔石同志的头与胸部连中十弹,胡也频同志身中三弹。女同志身上的衣服、头上的发卡也被敌人拿去了。”
  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冯铿与柔石一起,为了信念和理想,为了“伟大而雄浑的爱”,“互相搀扶着”坦然地走向刑场,视死如归,将他们的热血融进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洪流中。■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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