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残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孙　杉

　　有一位电视记者做了一条“为了一个美丽的心愿”的长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小女孩得了绝症，她父母在痛苦之余，想到女儿的眼睛非常漂亮，决定将她的眼角膜捐赠出来。但是在采访中的一种做法不够妥当，这里把记者采访札记中的一段话摘录出来：
　　“晚上10点20分，我们赶到了小安雪的病房，小安雪孤独地安睡在病床上，孙陆刚傻呆呆地坐在一边，他的妻子因为伤心过度被人架走了。由于这是宿州第一例捐赠眼角膜，走道里站满了人。拍了几分钟后，感觉现场无法达到应有的节目效果，我还是强忍着让人将小安雪的母亲刘芳找到病房里来。果然，刘芳到了以后，撕心裂肺的痛哭让现场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周围人也都纷纷流下了眼泪，我让摄像把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小安雪被放上手术车后，刘芳死死抓住手术车，不肯让女儿离开。这些画面后来均成为节目中最震撼人的片段。”
　　也许，节目报道和展现需要一种气氛和效果，但是这种气氛和效果应是一种自然流露，不以伤害报道中人物情感或自尊为重要前提。而“为了一个美丽的心愿”里的气氛和效果是建立在“撕心裂肺地痛哭”之上的，尽管这种极度痛苦先前曾真实出现过。
　　应该说，记者的这篇报道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节目本身也很感人。但正是为了感人，记者在展现过程中却走了一步不太合适的棋。虽然记者也意识到自己是“强忍着”，但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具有强烈节目意识的同时，还是需要考虑到人性关怀意识。如果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这种做法完全不可取。因为这是以伤害为代价的。
　　记者对所发生的事应该真实记录，而不能刻意摆布，尤其是这种摆布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残忍”。
　　“残忍”的展现还有不少种。最近见安徽经视上播出的一条报道，说某货车行至安徽长丰县庄墓镇的路段上，因避让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将在路边捡球的儿童撞死。记者在采访了附近几名群众的“见闻”之后，又把话筒伸向了孩子的父亲，让他再重复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经过以及心情感受。有必要吗？如果说“为了一个美丽的心愿”报道的作者在采访过程中有些“残忍”是为了节目的需要，那么此条报道的这一段采访对于节目而言实在是多余。这种“残忍”尤如在别人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在人家流血的心窝上再插上一把刀。那一个“痛”啊！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这种“痛”时而在一些车祸、空难或其他灾难发生以后，人们能从电视新闻记者对遇难者家属不合适的采访里感受到。
　　“残忍”有对别人心里的，也有对被采访者身体上的。远的不讲，2003年安徽发生严重洪灾，一些地方出现险情，部队官兵奉命抢险，一个个浑身泥水扛着沉重的沙包。这时有记者手持话筒迎向了扛包的战士，问这说那，真不知记者此时怎么能下得了“嘴”，人家可是百把斤的重包在肩啊！这种采访的“现场感”宁可不要，因为这种感觉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为什么采访不能在人家的重负卸后呢？！
　　去年12月24日晚，天降大雾，合肥至南京的高速公路被迫关闭，不能走的车辆成群结队。于是有记者前去采访，问驾驶员们被堵了多长时间。驾驶员们有说等了七八个小时，也有说等了十几个小时。这时记者问了一句：“你们急不急？”看到这里，不仅感到这是一句大废话，而且多少有些“残忍”。
　　在寻常扶贫济困的电视报道中，时有记者不顾受资助者的自尊，对人家又是聚焦，又是特写。有的人以施舍者自居，拿着话筒非要受助者说上几句感恩的话，甚至还要把人家折腾得不情愿地淌眼泪。仿佛不如此，报道主题就不够突出，现场气氛就不能产生。这实在是又一种“残忍”。
　　最近看到一个事例，说浙江海宁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复退军人，家庭生活困难，并且自己身体有病，住院动了两次手术。“八一”前夕，记者扛着摄像机跟着有关领导前去慰问，谁知被慰问者一见立刻摆手说：我不要上电视，否则我情愿不要礼物。问他为什么，他说上次上了一回电视，结果同事、邻里都对他议论纷纷，连儿子回来都怪他，使他的情感受到很大伤害。可见，即便贫困也有“自尊”，也有“个人隐私”。贫穷不是罪过，但也绝非荣誉。如果我们在采访报道时不注意这些，那就不免“残忍”了。
　　《中国劳动保障报》记者周晖说：“采访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采访时不能只听采访对象说，你也应该提供一些对他来说非常新的消息和情况，我常年在基层调研，有一些记者看到的现象采访对象不了解，但又是他很关心和惊讶的。说出这些，会使采访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代表委员开始时不太愿意对你提出的问题回答时，《上海证券报》记者苗燕说：“可以先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感受，引导他们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七、拉近距离。
　　一些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对一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由于性格内向、表达能力不强等原因，接受采访时较拘谨，不容易打开“话匣子”。记者采访要有意拉近和采访对象的距离。
　　《广州日报》记者徐锋说：“在全体大会期间，有一些代表委员会在休息大厅短暂休息，此时气氛比较轻松，你也可看准某个‘有新闻’的代表委员坐着，做到他旁边去休息，然后找机会攀谈，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上海证券报》记者苗燕说：“在休息大厅，看到‘有新闻’的代表委员，可以先提出要和他们合影，要签名什么的，他们一般都不会拒绝，待距离拉近之后，采访就很容易了。”
　　拉近距离也包括感情沟通与交流。采访时，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并不应是简单的问与答的关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任会斌说：“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一些代表时，不单为了某个特定的问题采访，而是主动与代表进行多方位沟通，倾听代表诉求，了解代表思考，设身处地地为代表着想。既能完成了预定采访任务，还有大量额外收获。”
　　以来自内蒙古的农牧民代表廷•巴特尔为例，他对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现代农牧业发展、农牧区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等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考，也有不少困难需要呼吁。由于廷•巴特尔较内向，接受采访时较为拘谨，思路也打不开。任会斌索性抛开采访提纲，与廷•巴特尔聊起了草原、牧民以及牧区的生产、生活，渐渐地廷•巴特尔精神放松了，话也多了起来，与记者一谈就是近两个小时，收获颇丰。后来６条稿件中都用到了采访廷•巴特尔的素材。
　　拉近距离还包括尊重、倾听。记者与代表委员进行坦诚的交流，尽量少打断代表委员的思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扎西顿珠说：“与代表委员的采访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循序渐进，这样既可加深你对代表委员的了解，同时记者本身可以赢得代表委员的信任。”
　　
　　八、见缝插针。
　　两会会期14天，要做大量精彩报道，还要为会后报道打下基础，关键要把握住点滴机会，利用各种场合，见缝插针地进行采访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扎西顿珠说：“楼道、房间、大厅、餐厅、车上等场所都可以成为你开展工作的最佳时机。”两会，每个角落都有新闻。
　　《广州日报》记者徐锋在委员驻地，不放过任何一个和委员攀谈的机会，包括电梯里、大厅里注意观察，先注意看清委员的胸牌名字，然后再问他的提案主题，并尽量问到该委员的房间号码、手机号码。这样偶尔也能挖到“好料”，为后期采访积累后备资源。到代表房间去串门，聊议案、建议或具体政策的落地。就餐时，尽量创造机会和代表委员坐在一起，闲聊时，引导话题，由此曾报道过独家新闻。他在报道小组讨论时，先选择一个认为会“出新闻”组旁听讨论，再挑选一个可能会“出新闻”的组，放个录音笔，会后再听录音，以免错过“好新闻”。
　　
　　九、预先铺垫。
　　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代表委员详细作答。如果仅仅依靠在人民大会堂前台阶上的“堵”或者记者招待会后的“追”，就不能获得满意的回答。因此，记者需要借用这些时机，为下次详细采访做好铺垫。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参加山西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京华时报》记者田乾峰在肖扬刚准备落座时，拿着提前准备好的提问提纲，递到他面前，上面非常礼貌地写着：“肖扬院长：您好！打扰您，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你会后答复……”，文末，还订上了一张自己的名片。由于当时时间较少，肖扬建议记者换个时间采访。后来，肖扬还派工作人员核对记者的采访提纲。直到3月14日，肖扬再次到山西团参加小组讨论结束时，记者再一次迎上去，说明采访意图，肖扬找到了田乾峰的提问提纲，欣然接受了采访。《京华时报》据此采写了整整一个版的新闻《“同命不同价”近期将改变》和记者的采访手记《肖扬兑现采访承诺》。
　　
　　十、创造机会。
　　代表委员都是新闻富矿，一般来说，记者也别指望一次就把某个代表“挖干榨尽”，如果条件允许，应尽量主动创造和代表委员交流机会，以再次获取新闻素材；另一方面，与代表委员的交流熟悉，也能为会后采访打下良好基础。
　　《广州日报》记者唐迎春知道广东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是明星代表，在今年两会重视民生的大背景下，拥有丰富的新闻源。3月2日，在采访写成独家新闻《广州即将推行全民医保》时，为了留下“后路”，在采访的同时问了方潮贵今年准备提交的议案，顺便借了他的U盘。第二天，又专程把U盘还给方潮贵，创造了又一个交往、熟悉的好机会。过了几天，就餐时，又主动凑到和方潮贵一起就餐，跟他约定采访“劳动和社会保障热点”。方潮贵一口就答应了。于是，又出了一个独家新闻《广东将争取今明两年全部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
　　记者在采访后，注意将发出来的样报或者播出时间及时反馈给代表委员，反馈过程也是交流的机会，代表委员们看到自己的言论刊登出来非常高兴，与记者也由生变熟，不少代表、委员后来甚至主动约记者谈对一些问题的见解，记者也能有额外收获。此外，写出稿件后，如果有很多涉及到使用直接引语时，必要的情况下要让代表委员审阅，一是防止稿件见报后引起代表不满，获得信任；二是也能创造再次交流沟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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