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上的合唱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唐福敬
从一开始，主动或非主动的包容，就成了注入贵州地域文化基因中的特质。经历时光打磨，这一特质迄今未变，并渗透进日常生活，表现在人的下意识行为中。贵州人一点不排外！许多外省朋友到贵州，都感到超乎想象。
中国南极中山站站区的10个储油罐，每个都有一张中国面孔。那是喷绘在椭圆形断面上的京剧脸谱。第一眼看到这些脸谱，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贵州城市里至今犹存的会馆。
中山站油罐上的脸谱见证着来自不同地域的中国人在南极携手献演的一曲中国合唱。
同样汇聚着不同地域文化面孔、并融入贵州这个共同舞台的会馆，以及如棋子般散落于群山间、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汉族村镇，见证的，则是贵州作为一个地理通道的千年合唱。
说贵州是“通道”，打开地图就明白：这个古籍上所称的“西南奥区”，恰处西南中心位置。历代以来，周边各省彼此或向外的“交通”，必经贵州。
南来北往、东进西去的人流，把贵州作为他们歇脚打尖的驿站，甚或干脆就停下脚步，撒下生命之种。在这群山拱护的“避难所”里，他们本来毫不相干的地域文化生根发芽，学会彼此靠拢、交融，逐渐共育出一种新的贵州地域文化。
这种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贵州各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高原上代代相传，因为崇山阻隔，形成了“十里不同”的缤纷的“文化千岛”现象。
贵州的通道地位随着贵州的被发现而日益凸显，尤其每当有国家战略之需时。
再有6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贵州成为一个独立行省，并非地域文化因素的自然演进和聚集，而正是贵州的通道意义在战时状态下凸显的结果。
为征讨元蒙残余势力，明王朝“开一线以通云南”，屯兵贵州，沿驿道先后设立20余卫。大量汉族军民涌入，江南各省的文化相应得以在贵州流布。
军事的通道最终成了文化的通道。
有别于海南、重庆是一个亚文化版块的整体“独立”，贵州由当时的四川、湖广、云南等省各划一块“拼”成。“介楚之区其民夸，介蜀之区其民果，介滇之区其民鲁，介粤之区其民蒙。”1743年，贵州布政使爱必达曾如是描述贵州各组成部分人群特性的差异及其与原母体文化的同一性。
近600年一晃而过，这种状况并未根本改变。贵州四面八方的人们，依然坚持说着四川味、湖南味、云南味、广西味很浓的贵州话，川剧原本就是黔北的本土文化。
从一个角度看，这导致了贵州主体文化缺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令贵州文化色彩倍添。这在中国各省几乎独一无二。
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新贵州人”，尽可能保留着故土的文化传统，至数十代而不竭。同乡会馆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四川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几乎遍及全省，又名“天后宫”的福建会馆今天在镇远、丹寨、黄平和赤水仍然可见。
与民族文化的“千岛”风情如出一辙，不同时代的移民对该时代文化传统的固守，与地理、体制性因素相结合，形成了贵州汉族中一些特殊的人群。犹如走进一座历史大观园，你可以在贵州清晰地看到其他地方难见的汉民族成长历程。
到了明中叶，通道，为贵州带来第一次儒家文化的传播高峰。
贵阳市区以北40公里修文县的龙冈山，一个山洞入口处，彝族土司安贵荣近500年前的题字记录着对这一文化事件的追忆。
其时，兵部主事王阳明得罪权贵，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他在龙场苦学勤思，终于顿悟：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相较，自己找到了更易为人接受的哲学路径。
他把“天理”与“良心”相联系，萌发了“心即理”、“知行合一”的理论及“致良知”学说，进而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影响深远。龙冈山旁阳明书院的寒家子弟，彝、苗学子，成为“黔中王学”的第一批传人。
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有人感叹：“倘若把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的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王阳明的名字。”
3年后，王阳明离开贵州。25年后，一位到贵州履新的官员听见贵阳大街小巷“歌声蔼蔼如越音”，不由感叹“龙场王夫子之遗化”！
近500年来，修文阳明洞――王学的起点和圣地，吸引着海内外无数学者前来寻找洞穴学之外更诱人的答案，此洞因此被称为贵州最幸运的山洞。
一拨又一拨的移民带着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顺通道而来，使得自晚明始，贵州文化渐趋昌明。
清朝中期，山东半岛的柞蚕养殖、缫丝技术落户遵义，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异峰突起。遵义市区东郊40余公里的小村庄――沙滩，一时散放夺目之光。
在幅员不过10里的茂林修竹间，一代代学子渔樵耕读，先后走出几十位文人学者和大批有作为的官吏。他们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从经学、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到地理学、天文学、农学、医学，且都有颇高造诣。
这个群体里有清代成就最高的诗人郑珍。梁启超一语况之：“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郑珍与莫友芝编纂的《遵义府志》，梁同样誉为“天下府志第一”。
这个群体里的黎庶昌成为中国首批向欧洲派出的外交官和首任驻日公使。汇集他欧洲10国见闻的《西洋杂志》，传递了西方文明的生动信息。他在日本重金搜集国内失传的古籍刊刻《古逸丛书》，为保存祖国文化用心良苦。
明清两代，贵州共结出“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硕果；继清康熙朝出了一位武状元后，又以光绪朝一下高中两位文状元而达致高潮。
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学府、文化机构和学人西迁，留驻贵州，贵州文化再次得以其通道之利迎来新一轮大启蒙。
贵州道上，穆旦――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与这块土地和她的人民亲近、有了感情，写下名作《赞美》。
桐梓县城，几个院落容纳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罕见的学校――大山中的海军学校。福泉山上，道家大师张三丰的修炼场成了交通大学两个学院的图书馆。
遵义和湄潭犹如战时大学城。1945年，英国学者李约瑟记载：“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在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黔山青，乌水长，遭变乱，避南疆，风雨晨夕聚一堂。敬业乐群兮，灿然日彰。学不厌教不倦兮，发吾先哲之辉光，他年，他年勿相忘。”浙江大学教育系将其与贵州的文化渊源写入系歌。
新中国成立后，大军南下、三线建设等几次大的军事、战略举措又掀移民浪潮，贵州各地响起了更多新鲜的南腔北调。
行走贵州，无论是游览阳明洞、阳明祠，还是漫步遵义以当年浙大校长竺可桢名字命名的可桢桥，参观湄潭的浙大西迁陈列馆，探访儒、释、道及天主、基督诸教和谐共处的青岩小镇，或者瞻仰一座远离大海的妈祖庙，都能触摸到她敞开的胸怀。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20080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