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郑 玥

　　［摘要］恐惧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情感，它包括主观体验、生理变化、外部效应以及逃离或避开某种倾向四个部分。当来自各级政府或团体的威胁已对个人或集体的安乐现状造成某种损害时，恐惧就超越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上升为一种政治情感，并通过领导人定义恐惧对象，对民族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层级制度的划分发挥着政治工具的作用。不论作为人类的一种情感抑或一种政治工具，恐惧都不会被消除，我们只有向人格与脆弱状态之间的联系挑战，才能拒绝个体对命运的顺从。
　　［关键词］恐惧；情感；政治工具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2 ― ００44 ― ０3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说：“你现在开始了解我们要创造的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没有？我们创造的世界，正好与旧日冬烘先生想象出来的乌托邦相反。乌托邦是极乐世界，我们的世界则充满了恐惧、背叛、痛苦，你践踏别人也被别人践踏――一个在转变过程中手段会越来越残忍的世界。我们世界中所说的进步就是痛苦的升级。”〔1〕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对虚无和自我消亡怀有挥之不去的恐惧，不论冲突或暴力的现状如何，这个世界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全和不可靠的地方，而自我，不论体能的可靠性和局限情况如何，似乎天生就受到外力的操纵和控制，在他人压迫的指令下面临崩溃。我们在一片恐惧的天然沃土中播种繁殖：害怕丧失、害怕无秩序、害怕个人和政治的“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创造“利维坦”、制定法律、安排制度、教化道德作为消除恐惧的解药，但我们依旧饱受内心恶魔的困扰，仍被愤怒的情绪和非理性的恐惧所左右。作为一种人类情感，恐惧是如何支配并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它又是如何渗透进政治领域影响我们的公共空间？我们是否真有解药以消除恐惧？
　　一、作为人类情感的恐惧
　　雷曼・艾朗说：“恐惧毋须定义。这是一种原始的情绪，也可以说是一种亚政治的情绪。”〔2〕我们开始时对什么都害怕――蜘蛛、鬼魂、暴风雨、火山――最终却对这一切耳熟能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好奇心湮没恐惧的时代。人类从此开始荡涤眼前一切迷信的污秽，奋勇探索世界。人类解剖尸体，详尽绘制人体器官图；观测星体轨道运行；混合蒸馏化学药品。以曾被天主教会大肆宣扬的地狱说和诅咒说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土崩瓦解，同时毁灭的还有曾被作为真知传授的神学知识。美国学者保罗・纽曼将恐惧分成四个部分：
　　1.神经质或忧虑的主观体验。恐惧虽然不会像惊骇或憎恶一样使人失去控制，却直接冲击“人的心理情境”，这种心理情境中隐含的是久久挥之不去的不安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情境又可能呈现各年龄段独有的特征：衰老、疾病的折磨、不断蔓延的孤独感或大难临头的恐慌。每个人就像一块石头被注定到来的死亡击碎，但生活要求我们有所侧重、有所目标、有所规划，人类不断构造生存模式的努力铸就了文明，这过度的努力却与万物产生前的原始寂静形成了巨大背离。正如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约翰・洛克所说，“我们如果想到将来自己会遭遇一种不幸，则心中便会发生不安，这就是所谓恐惧”〔3〕，并说，“不安之感纵不是人类勤苦和行为的唯一刺激，亦可以说是它们的主要刺激。”〔4〕
　　2.生理变化。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恐惧在化学成分上与好奇心较为接近――因而许多所谓恐怖的事物对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今天我们发现人类早期的恐惧简直就是娱乐消遣的源泉：电影及其他娱乐形式被设计为嘲弄上至上帝、撒旦，下到狼人、连环杀手的一切事物的载体。但尽管恐惧有时真实可感知，它却是一种变化多端、飘忽不定的感觉，不断改变发生的地点和性质类型。当深夜人们害怕受到袭击的恐惧在明亮的街灯下得到缓解时，人们又会害怕别的事情，比如财产安全、未来生活是否会有保障。恐惧和忧虑不断地消失，又以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它们是个体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若恐惧和忧虑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可导致交际力的丧失、彻底的偏见和思想观念的僵化，历史上极权主义的出现、“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都与其脱不了干系。
　　3.外部效应，如颤抖和紧张。弗洛伊德认为恐惧的外部效应是由条件作用和外部刺激引起的。如果一位父亲经常因孩子弄洒了自己的酒而毒打他，那么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即使父亲已经去世很久，每当他不小心弄洒了一滴啤酒他还是会被吓得缩成一团。恐惧的外部效应并不仅仅表现为情感的外露，有时沉默、静止也是恐惧的一个外部特征――表示人们不愿或不敢拿起武器与恐惧对象对垒，这种恐惧有时比引发它的最小的力量都要来得大。正如鲁迅所言，人们通常“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4.逃离或避开某种情境的倾向。恐惧虽然具有外部效应，但它却是人类生存必需的。因为害怕疼痛，人们做事谨慎。因为害怕被发现，小偷会蹑手蹑脚地走。因为害怕火灾，人们购买防火家具。美国学者柯瑞・罗宾说：“并不是因为恐惧提示我们真正的危险，或促使我们采取防范措施，而是因为恐惧会达到一种经验的强化状态。它使我们的观念变得异常活跃，没有任何一种情绪可与之比肩。它使我们生活中以一种新的和更有意思的方式来观察和行动，对我们周围的环境和我们自身展现更强的道德辨别力和更尖锐的意识。”〔1〕因此，上述列举的事例就可以这样反向来理解了，人们做事之所以谨慎，是因为先前有过疼痛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由于对疼痛的恐惧而被放大，它制导着人们做事要小心谨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柯瑞・罗宾说：“只有在面对恐惧时，我们才会唤起行动，并相信世界上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坚持不懈去努力。”〔2〕它也是洛克所坚持认为的，“我们所感到的一种些小的焦灼”――就像恐惧――“推进起我们来，比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较大的快乐勾引我们时，要更为有力一点。”〔3〕
　　没有人知道人类说出的第一个词是什么――但很可能是由恐惧引起的。当一个穴居人发现自己被人包围，敌人正手持笨重的石制工具企图将他剁碎，他束手无策，扭曲着，大喊一声“不！”――这是声音与恐怖的纯粹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恐惧引发了呐喊，从此恐惧作为人类的共有经验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当这个拥有工具的“敌人”来自各级政府或团体，其威胁已对个人或集体的安乐现状造成某种损害时，恐惧就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经验，而上升为一种政治上的恐惧。
　　二、作为政治工具的恐惧
　　19世纪20年代，祖鲁人的酋长查卡在征服战争中屠杀了约100百万人。他在人民的恐惧心理上建立起自己的帝国。每次战役之后，查卡就命令他的将领“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士兵带上来”，这些人将被当场处以刺刑――钉死在木桩上。任何族人如有咳嗽、打喷嚏或以任何微不足道的方式对他稍有不敬，极有可能被带出去痛打致死。查卡的统治体系毫无律法、怪诞怪癖、喜怒无常。人们已被驯化得习惯于这种理所当然、“一贯正确”的残酷统治。这一体系一直延续到1828年查卡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刺杀为止。他的后继者尝试借鉴民主政体，结果却引来一系列的部族叛变；为重建稳定局面，一种较温和的“恐怖统治”建立了。这是一个有关“政治恐惧”的极端例子，但从中我们可以窥探“政治恐惧”不同于个人恐惧的一些特征：
　　1.政治恐惧是由社会团体的冲突和社会内部的矛盾引发的，并给整个社会带来后果。族人对查卡的恐惧说明整个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专制统治的恐惧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反抗，而是“驯化”后的集体沉默。在确信他的权力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行后，统治者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每个心怀恐惧的人都在帮他巩固这种权力，这就使得阶级矛盾愈发尖锐。但巨大的权力加深了臣民对反抗统治者的恐惧，使他们更不愿意与之对垒，于是恶性循环，直至政治机体自身无法承受自身之重时，内部瓦解、蜕变。

　　2.政治恐惧常常和政府行为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又不是必然联系，至少不是公开联系。“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士兵带上来”，在不经意的旁观者看来，这些都属于个人恐惧，对生的贪恋，对死的畏惧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但实际上它们却是政治意义上的恐惧。这些恐惧源自普遍的社会不平等，而政府的政策、法令又常常制造出这种不平等和加强着这种传统，不论关系多么间接和疏远。在查卡刺刑士兵的背后，是毫无律法的统治体系授予他对臣民滥用权力，并维系着在他整个统治时期上对下的专制――下对上的顺从。
　　3.政治恐惧能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可以左右公共政策，推一些新党派登场，赶另一些下台，制定法律，废除法律。出于对查卡专制统治的恐惧，使得其后继者冒险改变统治方式，尽管借鉴民主政体引来的是部族叛变的现实（这一现实也反映了民主的逻辑），但这仍然被看作是政治恐惧带来改变的结果。
　　在毫无律法的统治体系下，查卡利用政治恐惧将社会的内部矛盾控制在“集体沉默”的范围内以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政治恐惧其实是一项政治工具，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从中得到某种东西，或因恐惧有利于他们追求某个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因恐惧反映或支持他们的道德和政治信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1〕但统治者是如何利用政治恐惧这一工具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呢？柯瑞・罗宾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政治恐惧起作用的方式：
　　其一，领导人可以定义公众恐惧的主要对象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政治恐惧”一词包含着这样的暗示：政治家正有意识地操纵民众的焦虑感以实现其目标。很少有人怀疑，他们将恐惧视作争取公众倾听其讯息的重要资源。政客们热衷于激发公众对犯罪、法律与治安的忧虑情绪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恐惧的政治不仅仅是对公众意见的操纵，社会精英、公众人物、部分媒体都应为恐惧的推进承担部分罪责。在这些人的共同推进下，恐惧已经变成主导公众想象力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政府官员已经在观察可能毁灭人类生存的铀浓缩实验造成的威胁；一些科学家警告，一场流感大暴发已不远了；其他一些科学爱好者则声称，对于人类来说“时间已经耗尽”，除非我们做些什么解决全球变暖；“2012”的预言不再是一个由宗教狂热者提出的警告，相反，制造恐慌被视为一个热心、负责的媒体的行动。对恐惧的培养成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协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政治上的分歧往往变成：公众最应该担心的是哪种危险。这不意味每个社会成员都实实在在对这个挑选的对象感到恐惧：比如并不是每个人都积极回应对今日流行的“2012”预言的恐惧。它只是说明某个恐惧对象占了政治议题的主流，排挤了其他可能的恐惧对象和关注点。在选择、解释和回应这些恐惧对象中，领导人深受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影响。“他们通过思想观念的棱镜和政治机遇的透镜看待危险，前者使他们判定某个具体的危险是否成为威胁，后者使他们判定这个危险对他们有没有帮助。”
　　为什么领导者可以操纵民众恐惧的对象？换言之，为什么恐惧的政治具有如此强大的反响？如果将恐惧定义为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使其产生畏惧心理的一个过程的话，客体人格的脆弱屈从性是主体能够成功操纵的重要原因。尽管当今个人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但许多时候人们仍然感到这是一个“没有选择”〔2〕的思潮盛行的时代，不需要一个全能的政府来提醒我们自己力量的缺乏。个体自主力不断削弱的状况使人们倾向于透过焦虑与恐惧的棱镜来对事件做出解释。霍布斯指出，应该劝说民众相信“他们胆子越小，对国家和他们自己就越好”，〔1〕那些内化了一种恐惧意识的人是不大可能干冒险的事或进行社会实验。因此，蒙田说：“唯一值得我们感到恐惧的事就是恐惧本身――那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冲动的，无法解释的恐怖感，它使人束手无策，不能作出转守为攻的必要的努力。”〔2〕有了恐惧的武装，政治赢得了共识并制造一种手段，借此手段民众重新团结为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强化了人们对政治“没有选择”的观念。
　　其二，恐惧源自对一个民族进行划分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层级制度。这类恐惧也由政治领导人制造，支配，或操纵，它的特定目的或功能是对内的恐吓，利用制裁或制裁威胁来确保某个团体以牺牲其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持有或扩大他们的权力。这种政治恐惧是由一个社会的垂直的冲突和分歧产生。这些冲突包括财富、地位和权力上的不平等。第二种政治恐惧既出自这些不平等，又加剧了这些不平等的生生不息，受益者尽享其甘，受害者深为其苦。政治恐惧固化了社会中层级制度的统治和民众的屈从，成为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基本模式。
　　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刚刚侥幸逃脱了英国革命般的破坏，路易十四深信“一点点严酷是我能对我的臣民做的最大仁慈”。他将政治大权牢牢在握，将贵族、平民全都管制得服服帖帖。他掌控了法兰西军队，从王室议会中驱逐了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只依靠三个信任的心腹以及一支遍及乡村颇有效率的官员队伍。他剥夺了当地乡绅的否决权，后者通常会在地区法院上否决国王的法令。孟德斯鸠由此深深感到政治恐惧成为了一种专制的恐怖――残忍的君主不会考虑政治策略，没有政治议程需要遵从，他只有用血来止渴。他杀戮有识之士，废除制度，压制与他有不同意见的社会团体，只为不断扩充权力的版图。恐怖，孟德斯鸠渐渐意识到成为一种巨大的抵消力量，人们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是基于“本能，服从，和惩戒”。〔3〕在政治――法律，集体行动，甚至暴力――需要动作的时候，恐怖的目的是死一般的沉寂。虽然“专制国家的原则是恐惧，”孟德斯鸠说，“其目的是求得平静。”〔4〕不是和平的安静，而是意味着人类行动终结的安静。人们看到的是受恐惧束缚的社会――剥夺了政治，在自然中游走，湮没在文化里――这个类型的社会被后来的作家，从托克维尔，阿伦特，到今日的知识分子，一次次地眷顾。
　　但正如上文所说，恐惧可以使人产生逃离或避开某种情境的倾向。政治恐惧也会使我们树立某种特定政治观念的价值。比如说对内战的恐惧，会期望产生对法治的尊重，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会期望迎来对自由民主的推崇，对原教旨主义的恐惧，会期望唤起对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支持。因害怕感染这些恶疾，我们认同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范它们。对于孟德斯鸠而言，法国的专制恐怖成了一个绝好的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在这份自由主义的清单中，孟德斯鸠又加上了纲领性解决办法的特别混合：法治，宽容，具有中间结构的分权的政府，一个对抗当权者以抑制中央集权的系统，以及社会多元化。这种自由完全不受政治恐惧的影响：“政治上的自由是一种心理上的抚慰，这种心理抚慰是基于从都认为自身是安全的观点而产生的。为了获得这种自由，就得有这样的政府，在它的治理下，公民相互之间没有惧怕感。”〔5〕
　　三、恐惧的解药
　　政治恐惧通过这两种方式或隐或现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相比于快乐、幸福，恐惧不是我们喜欢的人类情感，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担惊受怕的环境中。人类创造国家、制定法律、安排制度、教化道德，无不是为了摆脱恐惧的鬼魅。但悲观的论调总是与文明的进步如影随形，在冷战高潮时期，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撰写了《要害中心：自由的政治》一书，这是一份针对绝望和焦虑的诊断书。书中，施莱辛格说道：“二十世纪中期的西方人，是紧张，徘徊，漂泊的一族。我们把所处的时期看得危机四伏，是一个焦虑的年代。我们文明的基础，我们的信念，正在脚下坍塌，那些熟悉的观念和制度就像黄昏笼罩下的影子，可望而不可即。”〔1〕冷战时期的这份焦虑与恐惧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灰飞烟灭，相反它似幽灵般始终环绕在我们周围，不时地震颤我们的生活。作为一种人类情感，恐惧不会消失；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只要国家、法律、制度、道德这些与其相伴相生的要件不消亡，恐惧也不会消失。重要的不是消灭恐惧，而是向人格与脆弱状态之间的联系挑战。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作本质上就是脆弱的，恰如一根芦苇，那么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就被放大并压倒我们。然而，人类想象力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迎战它面临的危险并从中学习。
　　始终是有选择的，而我们能否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这取决于我们是用脆弱性还是用我们保持弹性的能力来为自己下定义。“政治是对命运的拒绝”，其存在依赖于如下信念的普及：人之所作所为能够产生影响、带来改变。因此，恐惧不是我们保持沉默的托辞更不是顺从命运的理由，正如米勒所言：“被统治得好还是坏，这对我们的生活的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脱离政治、退隐到私人生活中去，也无法想象自己被统治的方式不会对我们的个人幸福产生巨大影响。”〔6〕
　　〔参考文献〕
　　〔1〕〔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3〕〔美〕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美〕柯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英〕弗兰克・富里迪.恐惧的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6〕〔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冯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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