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忧患思想对现代社会忧患意识建构的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胡　亮　周怀红

　　[摘要]忧患意识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对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积极价值内涵对现代社会忧患意识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
　　[关键词]先秦儒家；忧患思想；现代社会；启示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021-04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就会彰显出来，成为突破困境的强大推动力。先秦儒家对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试对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作简要梳理，并对先秦儒家忧患思想的积极价值精神试加探讨，期望能对现代社会忧患意识的建构有所借鉴。
　　
　　一
　　
　　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历史上的人文主义传统密不可分。传统忧患意识发微于殷末周初，体现了殷末周初的政治家对殷人宗教天命观的破除和对人的责任的最初肯定。殷末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思维水平、认识水平都还极其低下，面对无法驾驭的自然力，面对生产、生存的艰难，面对人生命运的吉凶难料，殷人不能不心存忧思。于是占卜决疑，预测未知。社会历史变革到周代，此种习俗依然存在。《周易》就是殷周之际形成的占筮典籍，其卦爻辞中的许多文句，都体现了先民处于困境时，企图摆脱不幸命运的求生志向。然而，现实却令人大失所望，“糜神不举，糜爱其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诗经・大雅・云汉》)。每位神灵都祈求了，祭祀了，不惜牲畜、圭玉以祭祀，神灵却对人们的祈求充耳不闻。面临生存困境，人们的心态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由原来对天帝人神的依赖转向对天的怀疑和对自己的依赖，意味着天帝鬼神在人的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责任，着眼于人事的努力来突破困境，人们的理性日趋加强，人文精神开始滋长，这一过程也是忧患意识的形成过程。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远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来自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乃人类精神开始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精神一旦“有了人的自觉”，就蕴蓄着一种坚韧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就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和审慎自己的行为。
　　“随着天、神地位的下落，帝皇天子的地位也受到了动摇，人君若以个人的欲恶与才智抑压天下，则其位终将难保；而商汤伐桀、周武伐纣遂成为民之所顺、理之所趋。周文代殷后，并没有陶醉于诸侯归依的显耀和天下一人的骄逸，而是忧患于天下兴亡、吉凶成败的演推，祈望能在天人之间觅得一种理想的桥梁，以使天下继续和谐地运行。”于是，周人“以戒慎恐惧的精神整饰自己的行为；把政治的目的安置于爱民之上”，“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见，周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夺取政权需要忧患意识，稳定和建设新政权更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而这也为社会政治实践所证实。这种忧患意识进一步促使着周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改造，推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周代礼乐文明的发达，与其有着直接关系。在忧患意识的推动下，周初统治者选择了以德治国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德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
　　西周末期，“有德者不在其位”，周朝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了往日的权威，旧制度出现了种种衰征，但尚未彻底崩溃，新制度虽始兴起，却未真正确立，西周社会向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的失序和民生的困苦。面对生存的焦虑和失衡的社会秩序，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维护者的中下层士人(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即使有用世之心，却无用世之君……既不忍逃避于世局之苦困，而当下挑起拯溺解悬之悲愿；但是又由于缺乏政治之实权，故其欲突破困境之艰难与无助的忧患之心，比之于周初圣王惟恐不敬德之戒慎更为深刻”，士人先哲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态度和自觉意志增强后之忧患意识也愈益强烈，一种“忧以天下”、“忧民之忧”以及“舍予其谁”的责任承担意识凸显，一种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从这时起真正地诞生了，忧患意识发展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
　　
　　二
　　
　　从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来看，在社会历史积淀中，忧患意识不断地丰满和深化，最终被先秦儒家加以系统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忧患意识成为人自身的构成要素，体现了对人类自身价值存在的肯定；它彰显着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意志，体现着个人对自我完善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这种自觉意志落实到人的心性培养和人生实践上，就是对终极信念的执着，就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忧患磨练，以及积极入世品格与刚健自强的精神。具体而言：
　　其一，忧患意识内蕴着对终极信念的执着。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以先秦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忧患意识之所忧所患绝非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上的痛苦，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的困难；绝非一己的功利得失或“一朝之患”，而主要是人类群体的幸福和理想的实现，体现着对社会理想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其二，忧患意识内蕴着对个体道德生命的提升和对群体利益的关切，成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终极信念具体体现为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两个方面。自我关怀就是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是终生都要坚持的，是实现自身完美人生价值的途径。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离娄下》)。群体关怀就是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孔子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表征着对个体、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未来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目的，《易传・系辞下》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儒家实现“内圣外王”理想的动力，正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能促进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推动着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其三，忧患意识内蕴着积极入世品格与刚健自强的精神。有“终身之忧”的君子，以必胜信念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人生的理想。在“终身之忧”的背后，正是“自强不息”的坚韧毅力和奋发向上的人世精神。无论是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乐观进取的人生精神，还是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忧患历练，都体现于此。只有具备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君子才会“不忧不惧”。“无忧”正是以深度的“忧患意识”为前提的，只有具有了一定的忧患意识，带着必胜的信念，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达到“无忧”之境。“无所不忧”才能“无忧”。可见，忧患意识是“自强不息”的源泉和支柱，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发进取，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并最终将其高度凝练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然正气。
　　其四，忧患意识内蕴着一种辩证理性精神，推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实践反复证明，治乱、兴亡处于不断转化的过程。为此，面对社会人事的矛盾冲突、混乱失序的现实困境，就要客观辩证地研究问题，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重建正常的社会秩序。要居安思危，随时保持警觉，防止走向反面。居安思危，防止走向反面，就要善于变革，不断有所创新。就是说，忧患意识除了有对社会历史和现实局限性的否定意向外，本身还蕴涵着超越局限、积极进取的建设性。对社会忧患的超越就意味着社会文明的跃迁。
　　
　　三
　　
　　先秦儒家的忧患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内涵，是一份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它毕竟形成和存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必然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剖析，既要深入掘发和弘扬其精蕴真义，又要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中对其批判地继承和辩证地扬弃，从而对现代社会忧患意识的建构有所裨益。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地超越现有、反思历史并以这种反思为动力对社会进行新的建构、趋向完善的现代性的过程。我们应从这样的视角，基于当下现实、借鉴忧患意识的思想资源、放眼现代化的发展来进行现代社会忧患意识的建构。
　　就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言，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真正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是其理想性、精神性的本质特征。毫无疑问，与人的感性存在相比，精神性更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所内蕴的对终极信念的执着的意义在于，使人走出了狭隘自我，将整个社会、人类纳入自己的胸怀，以一种忧国忧民的态度直面社会现实、反思历史，以一种慎终追远的心理激发奋进的意志，以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牺牲精神担当社会、历史的重任，使人超越了有限的感性存在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这对于受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影响的当下社会，人们亵渎理想、躲避崇高而导致人类精神家园的日渐失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先秦儒家忧患思想的改造并不是否定它的这种理想性追求，而是将其进一步完善和丰满。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经济上独立的个人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也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精神。同时，市场经济“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白守的状态”。马克思将这种情形称为世界历史的开始。这就是说，现代社会是向整个人类开放。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需要构建起合理的共同体，形成共同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忧患意识不仅要有对个体利益的尊重，而且要有对共同体利益的关注。现代社会的共同体是全社会、全人类性的。个人、共同体、人类的共同发展是现代社会的理想目标，也是现代社会忧患意识应有的理想维度。
　　传统忧患意识的严重缺失在于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压抑了人的物质需求和权利意志，导致了人的片面存在和发展。由于血缘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伦理原则占据支配性地位。整个社会生活都渗透着浓烈的伦理意识，为子尽孝、为臣尽忠、为人讲信、为友重义等伦理原则，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因而，儒家忧患思想中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认为人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就可以完成自己赋予自己的维护礼治秩序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可见，传统忧患意识是执着于个体道德自律，执着于现实的内在超越，忽视了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他律和物质需求，人的权益和意志被基于自然经济之上的封建纲常伦理和政治秩序所束缚，个体道德和意志最终淹没在群体道德和意志之中，个人丧失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尽管也有一些敢于直谏的志士“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政治，体现出某种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进取性”，但“他们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经典的藩篱，执着于‘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模式，他们的行动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于‘应帝王’、‘作宰辅’的治平理想；真正的胸怀凛然的死谏与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掺合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这种依附人格使人丧失了自我的存在和发展。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在由个体主体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构成的现代社会，现实的个人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价值追求；既有个体权益的表达，又有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注。为此，现代社会忧患意识就应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它既要关注个体的德性修养，也要关切社会制度的建设；既要注重形而上的追求，也要重视形而下的思考。
　　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与进程，在其展开过程中，一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价值优性，如个人所获得的自由权利、自主精神、理性态度、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以及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多元化生活样式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使人类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的性质相当于文明发展中的转折点，当人类能够成功应对、超越它们时，文明就会向前跃迁。作为一种反思意识，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也正是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由忧患产生到最终超越忧患的过程中，化解危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如罗素先生在《悠闲颂》中所言：“什么是文明，我认为，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远虑，这自然是人类有别于兽类，成人有别于孩童的主要区别。但是由于远虑具有层次，我们就能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所表现出的远虑层次来确定其文明程度上的差别。”现代社会忧患意识是在反思基础上对社会文明的创新。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忧患思想的现代价值可以概括为：注重理想性和精神性；个人对个体德性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积极人世的品格和刚健自强的精神。这就是先秦儒家忧患思想所包含的精蕴真义，它成为我们今天进行现代社会忧患意识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基石。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石上，现代社会忧患意识才能具有中国特色。
　　
　　[责任编辑：陈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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