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虚假性坐标之逻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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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雒新艳
摘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从确立之初就被奠基于“虚假性”坐标之上。这一坐标的逻辑演进过程是：《莱茵报》时期，由于信仰与现实的冲突，意识到法律和观念实际上是在维护有产者的利益，进而意识到了原有理性信仰的虚假性和欺骗性。继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揭示了思辨哲学的颠倒性和掩饰性，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其原因。后期，马克思集中批判了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祷盖性，并判定：随着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劳动与资本分裂等异化社会关系的消亡，作为异己力量出现的意识形态概念将不复存在。
关键词：理性信仰至上；思辨哲学；物质生产实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8／09―0069―05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诞生之初，它就被奠基于“虚假性”坐标之上，从此，沿着这一路径建构起完整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虚假性”坐标之呈现进行逻辑梳理，对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这个重要概念的内涵以及回应当今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质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莱茵报》时期――法的信仰的虚假性
马克思是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作为入口开始他的理论研究的，黑格尔哲学确立的观念逻辑体系作为最高的应然状态成为青年马克思深信不移的至高信仰。正如他在1842年所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这说明，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之初无意中为自己建构起了一架代表至真的最高标尺。马克思从1842年起逐渐参与到《莱茵报》的活动中以后，不得不对现实的政治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和阐述。于是，信仰和现实发生严重冲突，他越来越意识到以自由公正旗号出现的法律和观念实际上是在维护有产者的利益。针对普鲁士政府颁发的旨在压制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新的书报检查令(1841年12月24日)，马克思于1842年2月10日完成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深刻揭露了书报检查令的欺骗性和伪善性。
马克思引用了检查令中的许多原文条款，指出它们貌似倡扬书报出版自由和检查公正，实则是要进一步限制人们的出版和言论自由。例如，检查令第二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不得使作家遭受无理的限制，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这条规定看似提倡人们自由探讨真理，鼓励出版自由，实际上，却是限制自由探讨真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真理是对探讨的内容的规定，衡量它的唯一原则只能是理性，而严肃和谦逊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迫使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种莫名其妙的第三者(作者语：检查官)身上。可是，既然探讨老是去注意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种因素，难道它不会失去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最后，马克思指出：“严肃和谦逊探讨真理”的结果只能是，“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可是，检查官的脾气又无法被指定，所以这条貌似公正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法律最终变成了国家通过检查官任意限制作者自由探讨真理的手段和途径。
又如，在批评所谓“林木盗窃法”时，马克思写道：“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在实地调查中，马克思通过对农民现实生活的了解，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法和其他观念的实质――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由此，引起了马克思整个世界观的变化，使他开始从现实中寻求观念的根源。总之，由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度介入，马克思深切感受到原先的理信信仰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由此拉开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于虚假性坐标的序幕。
二、《德法年鉴》时期――思想世界的虚假性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迁居到法国巴黎；1845年2月3日，由于法国政府的驱逐而迁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马克思居住巴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参加了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包括法国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许多的工人秘密组织和团体的活动。通过社会实践，马克思越来越深刻地接触和了解了现实，也使得他越来越感觉到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不完全同一，相反，它们还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可见，从《德法年鉴》时期开始，马克思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思想世界的虚假性及批判思想世界的重要性。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基础――颠倒现实关系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由于黑格尔是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体系的集大成者，所以在他的哲学中逻辑学占据首要位置，其它的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等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与应用，因而他不是从政治和社会的经验事实出发引伸出法哲学的基本概念，而是把这些基本概念看作逻辑自身运动的产物。例如，黑格尔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看作理念自身运动、自我展开的环节。马克思对此作过这样的批评：“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理性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了。”可见，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理念的或观念的东西从根本上说必须源于现实生活。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思辨哲学的秘密，即先从苹果、梨、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观念，然后，把这个观念想象为存在于我们身外的一种独立的本质。这样一来，“果实”就成了苹果、梨、扁桃等的“实体”，而现实的苹果、梨、扁桃等则成了“实体”的“样态”。接着，思辨哲学又进一步把“实体”想象为“主体”，想象为可以自己运动的能动的本质。于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被神秘化为思辨精神的运动。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精神异化的思想。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深入地讨论了精神的异化问题。在他看来，意识的诸形态，如“苦恼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分裂的意识”等都是精神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见解，即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不过是精神的异化，简言之，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异化。人们创造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独立化并神秘化为一种统治人的精神力量，人们跪倒在这种精神力量面前顶礼膜拜。换言之，意识形态本身应该是完美高尚的，只是由于其逻辑必然性发生分裂，并且在社会历史
中被扬弃，最终，这种遭到批判并被扬弃的各种意识形态在绝对知识中又得以肯定和恢复。本来应该具有批判精神的黑格尔哲学本身也成了容纳一切意识形态的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成了精神异化的一种典型形式。
再次，马克思批判了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布・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见解。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主要是针对布・鲍威尔于1843年出版的论著《论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获得自由的能力》而写的。布・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上，不是用历史去说明迷信，而是倒过来用迷信去说明历史。他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看作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鲍威尔认为，德国长期对犹太人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源于犹太教的狭隘性，要想解决此问题，方法是犹太人放弃犹太教或者德国人放弃基督教。马克思驳斥了这一观点，指出如下事实：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的国家，宗教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发展，所以不同宗教信仰完全可以在现代政治国家中并存。因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事情，国家是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代表的是人民的普遍利益，所以对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不应该过多干涉。这表明，对于犹太人来说，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不是宗教解放，而是政治解放。当然，马克思也承认宗教的存在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但这一缺陷的根源也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总之，马克思认为，不应该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应该把神学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布・鲍威尔颠倒了的问题重新颠倒过来了。也就是说，批判的目光不应该停留在天国，而应该投向尘世。
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布・鲍威尔不关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异化问题。马克思特别强调，不应该到犹太人的宗教中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应当到犹太人的现实生活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现实的、从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犹太人把赚钱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钱是他们世俗的上帝，由此，钱是人们在劳动和交换过程中必然异化出来并统治人的“外在本质”。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追逐金钱这一异化物就是必然的事情了。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多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多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
至此，马克思已经基本放弃了原来的信仰：不是观念的东西、意识的东西支配着现实世界，而是倒过来，即现实世界支配着观念的东西、意识的东西；后者不过是从前者异化出去的精神的存在物。这样，他的奠基于虚假性坐标之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呼之欲出了。
最后，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等人精神上的分离，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异化归根到底取决于现实世界本身的分离和割裂。因此，最终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从社会分工导致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角度来剖析意识形态虚假性的产生原因就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看来，第一，宗教上的自我异化源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学派中批判思辨体系最为彻底的哲学家之一。他清楚地看到，黑格尔等人的思辨逻辑从现实中抽取出一个绝对永恒而静止超验的世界本原――绝对精神，它的地位相当于上帝，世界中的一切都由它产生，它是真善美的至高化身，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和最终归宿。而在费尔巴哈看来，理性主义传统所弘扬的上帝不过是逻辑推演得出的虚幻物，它的真正本质应该归结于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指出的，这种以教会的历史或以神圣的天国的历史来说明以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为基础的世俗的历史的做法，乃是意识形态颠倒性的最典型表现。实际上，应该完全倒过来，用现实的历史变迁说明宗教的变迁，这样思辨体系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费尔巴哈没有继续深究世俗基础为什么会造成人的这种本质和对象化存在的分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宗教上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这就是说，整个宗教世界不过是世俗基础自我分裂的产物，不过是世俗基础的神秘化的幻想，因而只有深入探究世俗基础内部的矛盾，并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使之在实践中革命化，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对宗教世界的批判。第二，思想意识本身与社会实践有着必然的联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见，与之前的洛克、特拉西等感觉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不把观念还原为感觉，而是通过观念向实践的归结揭示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源。由此，马克思驳斥了费尔巴哈轻视人的实践活动并把它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的错误观点，肯定实践是检验一切思想意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这实际上已为马克思以后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坚实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也批判18世纪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肤浅观点，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真理，揭示了社会实践和思想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至此，马克思从根本上划清了与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甚至当时整个德国思想界的界限，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及其原因
在1845年8月到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首次创建了“意识形态”的德语词Ideologie，并且赋予了它双重含义：一方面，他反对以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思辨体系传统，赞同法国的意识形态家们(特指以特拉西为首的“观念学”家)，反对把观念神秘化，认为意识形态也源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理论研究的路径使然，加之受黑格尔等德国思想家的传统影响，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必然采取否定的、批判的态度，明确指出它具有虚假性和颠倒性。
首先，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包括许多具体的意识形式，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和宗教，等等。何谓“意识形态”，我们可参照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的具体描述：“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社会的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这里的“整个上层建筑”，显然是指意识形态，它的内容包括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隶属于某个阶级，是在它的具体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思想观念体系。
其次，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也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是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马克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
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马克思甚至强调，即使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归根到底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德国思想家们竭力“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也因此使“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但事实上，“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最后，马克思进一步看到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往往具有颠倒性和虚假性，即“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当然，马克思这里的“意识形态”不等于从现实物质生活过程产生的人们的所有思想和意识，只有具有颠倒性和虚假性的思想意识才是意识形态，而人们的很多思想意识属于自由的精神生产)。这样，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纠缠，所以它往往是颠倒的和虚假的，而且这种虚假和颠倒必然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正如物像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接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运用了刚刚获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从社会分工和私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相对立的角度，说明了从现实生活中来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往往会以颠倒的或虚假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据此原因，对德意志的整个意识形态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这种虚假性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源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由于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劳动分工使得社会被分裂为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即阶级，集团为了掩饰集团利益的利己性，并让大家更服从他，所以把这种集团利益上升为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的利益。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证明的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可见，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掩蔽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交往关系的真相，以便维护一种长治久安的统治，而“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实际上，社会已被利益的冲突撕裂，为了不让它崩溃，这些对立就被掩盖以思想观念，而且这些思想观念为社会的和经济的权力不平衡分配辩护，努力将社会描述为有凝聚力而非冲突的。
四、《资本论》时期――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
到了后期，马克思更是集中揭示和批判了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掩盖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怎样使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和现实。这使人们对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分裂看得更加清楚和透彻，也深化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逻辑呈现。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在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大部分成员说来，总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强制性的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也就愈剧烈，意识形态也就愈倾向于以在广泛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升华出来的物的关系来掩蔽人与人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真实关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各要素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劳动的各要素表现为独立的、异己的和相互对立的要素；再如，资本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当它作为过去的劳动的结晶倒过来统治劳动时，工人反而成了客体化的存在，“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这就产生了一种商品拜物教观念，即认为作为劳动产品转化，或者说，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结晶的资本是生产的主体，只有由它产生的商品才是社会财富和社会生活的主宰，所以人们必须对它们顶礼膜拜。
于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巧妙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工为一种物品关系。马克思写道：“商品形态所以是神秘的，不过是因为商品中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对人们显现为一种铭记于劳动产品自身之上的客观性质，而生产者和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对他们也显现为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他们的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那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们看来，却表现为一种物品关系的形式。”
这种对人与人真实关系的物象掩饰使得阶级利益或集团利益的差别和对立也被掩饰起来。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关系中固有的剥削和不平等被流通领域中自由交换的外表所掩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主义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是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行为者缔结契约。所达成的契约是他们给予其共同意志的一种法律上的表达形式。平等!是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是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这样，一切得不平等掩盖，一切生产都变成全社会的，因而一切观念也变成全民的了。至此，自由、平等等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在它的现实基础上产生了。其实，所谓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真实关系”并代表全民利益的思想理论体系只是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表面关系。所以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颠倒性和掩盖性。
同时，马克思指出了与虚假性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的出路：伴随着无产阶级意识的确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被消灭；伴随者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伴随着劳动与资本分裂等异化社会关系的消亡，作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异己力量出现的意识形态也将不复存在。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将面临如下的选择：或者是抛弃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者是保留这一名称而从根本上改变其内涵。至此，马克思完整地呈现了他的具有虚假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全部逻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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