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与多元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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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金玉
摘 要：与韦伯等经典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趋同性不同，多元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差别性和独特性。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因而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包括当代新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儒学价值对于东亚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性，并进而强调回到传统、回到儒学。因此，强调儒学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也成为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多元现代性，否认现代性只能从基督教文化生发出来。但文化保守主义究其实质仍是韦伯命题的另一种版本。
关键词：多元现代性；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8/09-0022-04
上世纪80年代后复兴的世界范围的保守主义与新的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球化不仅是全球经济的扩张过程，也是全球性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整合和重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新的危机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充斥着各种矛盾和冲突，“是各种过程的复合”，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相对立的全球化力量交织在一起”［1］。当代保守主义的兴起（也包括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等）可看成是对现代性的深入及向全球扩张给人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困境的一种回应。
一
如果说18世纪末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对现代性产生的一种回应，那么，今天的保守主义主要以道德、文化和价值的姿态来回应现代性的困境。那时的保守主义大多都有反现代性的情绪，如今，保守主义不再反现代。他们已经是工业化、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的推动者。但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传统道德和价值的日益崩溃，以及日益加重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等使得保守主义对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始终保持着某种警惕和怀疑，这种警惕和怀疑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加深而日益强烈。因此，上世纪末全球性保守主义的复兴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伴随着这股世界保守主义的潮流，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也兴起了一股不小的保守主义思潮，到目前为止似乎有越来越旺之势。很显然，中国保守主义潮流是全球性保守主义潮流的一部分，因而，只有在全球视野中才能得以很好的理解。
作为对启蒙现代性的回应，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以传统文化资源作为现代化的主要道德和精神来源及推动力量，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承认现代性的多元而非一元的特征。“现代性应当被视为一种独特文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2］7因此，现代性并非只是西方一元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并非只与基督教文明有关，各民族不同的文明或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并因而产生了多种现代性形式，也即所谓的多元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概念是对韦伯等提出的一元现代性命题的挑战。根据韦伯等经典社会学理论，现代性之所以产生于西方，与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有着密切的关系。韦伯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是产生了也许是宗教改革家自己都没有预料或不愿看到的对世俗事务的道德评价。从而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3］59。因此，他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加以联系，认为宗教力量或新教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3］68新教伦理的“预定论”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上帝早已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个体的人无法通过任何外在的方法得救，只有孤独地去面对早已决定的命运。清教徒的这种孤独感和对一切感官文化排斥的禁欲主义在韦伯看来构成了个人主义的重要根源。
什么是近代或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身上显现出来的精神，即“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3］50。这是一种与传统主义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以事业或赚钱本身为目的，而不是传统的为了生活幸福而赚钱。其结果是，经济活动日益理性化，从而导致生活方式的日益非理性化。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按照韦伯等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异质文明的地区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按照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模式，也即全盘西化，其指标主要是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科技化、民主化、世俗化、都市化、阶层化、专业化、大众传播网、个人多样化等。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尽管出现了许多看似同质的现象，如工业化、城市化、大众文化等，但正如以色列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现代化理论家艾森斯塔特所说，现代性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沿着启蒙设计的方案同质地走下去，而是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模式。历史表明：现代性与其说正在沿着单一性文明或单一的轨道进行全球性扩张，不如说正在沿着多样性文明和多元化轨道发展。“实际的发展表明，在所有的或大部分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家庭的领域不断呈现出相对自主的维度，它们在不同社会及其不同发展时期以不同方式汇合到一起。”［2］22而不是所有社会的各种制度都汇合在欧洲或西方的现代性基本制度格局中。随着启蒙现代性向全球性的扩张，非西方社会与现代性遭遇的结果使得现代性的前提、象征以及制度等发生了更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一方面，非西方社会积极参与到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但又有选择地拒斥西方现代性的许多方面。例如，“最引人注目的是拒绝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西方有关现代性文化方案的阐述霸权。对现代性主题的挪用，使这些群体可能将现代性的某些西方的普遍主义要素整合到自己新的集体认同的建构之中，而不必放弃他们传统认同的特殊成份”［2］53。艾森斯塔特认为，这种新的现代性建构和认同的方式不一定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这是古典现代性的前提，这一前提在当今受到了挑战。如西方国家内部的妇女运动、生态运动等等，这些运动不再以民族-国家的重建为核心，而是“倾向建构新的自主的社会、政治、文化空间”［2］56。这种现象常被表述为“后现代”或“多元文化主义”。此外，还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如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等，表现出强烈的反现代性特征。这些运动超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型，建立了新型的集体认同，如种族的、地方的、区域的和跨国的认同等。但就其本质来说，这些新运动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尽管每一个运动都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给现代性难以克服的困境提供一蹴而就、无可争辩的答案。这些运动已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用新的方式重组了现代性问题。”［2］61
总之，全球化过程中的现代性扩张并非是西方现代性的单向扩张过程，而是不同文化和政治结构在相互遭遇的过程中十分复杂的互动与重构。“从这些反映和持续的互动中，发展出了五花八门的现代社会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这些社会不仅具有许多共同特征，而且显示了内部的巨大差异”［2］21。
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前提在于现实存在的文化或文明的多样性，其核心在于重新阐发不同文明与现代性的关系。正是由于现实存在的多样性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以特有的方式参与现代性的建构和重构，并产生了互有差别的现代性，因此，多元现代性的实质是其背后的精神架构的多元性。现代性的物质外壳也许是同质的，但由不同的精神架构所产生的现代性，其方式及其内涵不一定相同，并因而呈现出现代性的多元特征。多元现代性既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前提，也是其逻辑结果。
二
如果现代性是多元的，那么，西方现代性也只是现代性的一种特例。如果现代性是多元的，那么，在非西方国家，最成功的实例莫过于东亚和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传统儒家文明为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亚洲工业地区的新兴经济伦理，以及与企业巨子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和西欧强调谋利动机、市场竞争、征服自然、优胜劣败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有许多显著的分别。”［4］他认为，东亚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区别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政府在市场中所起的调控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作为稳固传统核心价值的家庭的作用以及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作为培养完善人格的教育的重要性，强调自身修养的重要，节俭勤劳等。正是亚洲特殊的传统文化和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使得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生发出了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与柏森斯一元现代性的三要素指标，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相比，显然有许多区别。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也有人称为中国新保守主义）在强调多元现代性，强调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更多强调的是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传统儒学。这可从相当一部分人否认“五四”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的传统得以确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虽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流派，但“关心的焦点却是一个，就是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中华文化找到一条明日之路，因此他们用心探讨的实为一种‘新’学，这种新学也许都是为了让沉沉入睡的古老中华文化醒来，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的挑战，在相互激荡相互启发中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5］392。也就是说，当代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考虑的首先是如何让古老的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起死回生。同时，“对五四与80年代两次精神高扬的清算，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共同倾向”［5］351。“清算”什么，激进的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也许两者都有。
这样，多元现代性问题在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古代传统文化或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有的甚至干脆重新打起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号。“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通过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往开来，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道德。这是一场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始于本土、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的根基”［6］。这种观点虽说不一定代表所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却也体现了当代大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和理想。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具有强烈的文化优位意识，都把他们所珍视的那部分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的“国魂”或“立国之本”，主张以传统文化为主要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以民族文化凝聚人心。
加强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竞争力，这本身没什么问题。全球化时代的竞争除了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竞争，更是文化等软实力的竞争。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是有竞争力的文化？文化建设的依据和根本的方向是什么？
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在他们看来，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的革命激进传统将中国五千年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传统强行地中断了，因此，似乎只有回到古代、回到儒学，才能续上这一悠久的文化渊源。因此，“回到传统”是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也许在不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传统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但“告别革命”，回到“五四”前的文化传统应该是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共同价值指向。回到传统意味着对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反省，而只有“突出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性、特殊性”，才有可能“在多元文明的基点上对主流强势的西方启蒙心态进行一种同情理解，进而反省批评、拓展其视野，并丰富其精神资源”［7］18。
回到传统就是回到古代传统，回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包括当代新儒家在内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待传统的态度并非是原教旨主义式的，他们强调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如何重构的问题。但是，这种重构以传统价值或儒学价值为核心，是原有的传统价值的调整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要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包括当代新儒家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并非拒绝吸收外来的精神文化资源，他们的视野是全球性的。但是，文化保守主义意义上的吸收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本位基础上的某一种或几种具体价值的吸收，而不是整个体系的吸收，目的是使本土的文化和观念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文化保守主义者解构了西方启蒙霸权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解构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发展，“从五四到《河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是难兄难弟，都属于西论说。”［7］21如果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西方论，那么，立足于东方论说的文化保守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又是什么呢？是儒学现代性，或“儒学资本主义”。
现代性的当代发展呈现多元特征确是一个事实，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巨大成功是一个明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成功体现了中国独特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这种成功同样也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精神动力，这是一个谁要抹不了的事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从世界历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出发，坚持辩证的传统观和发展观，把理想与现实、伦理要求与客观规律结合起来，从而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而又富于人文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然这其中既包含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运用，又包含着对最先进文化和理念的吸收和运用。
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多元现代性，否认现代性只能从基督教文化生发出来。但文化保守主义究其实质仍是韦伯命题的另一种版本：某一文化生发出某一种现代性，比如儒学与亚洲与中国的现代性相关连，儒学发展出儒家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1］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2］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Ｍ］.北京：三联书店，2006.
［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北京：三联书店，1987.
［4］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Ｍ.］北京：三联书店，2004.
［5］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Ｍ］.长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随想［Ｊ］.中国儒学网.
［7］杜维明.东亚价值与与多元现代化［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戴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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