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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黄桥决战前后的“苏北战略”

作者: 曹晋杰

  黄桥战役是华中抗战史上著名的战役。它不但决定了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在苏北地区的消长,而且对全华中的抗战形势及战局都有重大影响。      一、黄桥决战前,刘少奇即根据党中央作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力主优先发展苏北。
  
  1938年9月至11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1939年秋,刘少奇(化名胡服)率中原局机关进入华中敌后。此时,华中敌后广大地区亟待开辟,已建立的江南、皖东、豫皖苏边等敌后游击根据地尚待巩固。同年11月底,刘少奇到达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他分析了华中敌、我、顽三方态势,于12月19日,在和张云逸、邓子恢商量并征得同意后,向中央提出:“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苏北“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的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关于华中发展方向的问题,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项英等主张由江南调一部分部队回皖南,加强皖南新四军主力,待机向皖浙赣地区黄山、天目山发展。也有一部分人鉴于日军发动所谓“四月攻势”,豫南、鄂北会有严重斗争和很好的发展机会,加上江苏北部是平原水网地区,没有山地可以凭托,大兵团作战困难。因此主张向西发展,待机进入大别山、伏牛山,以作长期斗争的打算。
  刘少奇认为,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都是面敌背顽,如果向西发展,必定会与国民党第一战区程潜部和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发生冲突,受其限制,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在政治上对我不利。而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日本侵略军兵力薄弱,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消极抗日,公开反共,压制抗日民众,而我党在苏北广大地区有一定群众基础。抗战开始后,已恢复了党的组织,并已建立了一批游击武装,所以发展苏北最为有利。
  1940年6月6日,刘少奇再次向中央提出:“目前我应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大体上解决苏北之任务,以后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东北问题。”并且设想了由南下增援的八路军、从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部以及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三面配合,协同解决苏北问题的方案。刘少奇的意见得到中央的肯定。1940年7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刘少奇、陈毅等人:“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的意见。”华中发展方向的确定,是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指示与华中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首先提出,最后由中央决定的重要决策。这个决策统一了华中我军的意志,明确了行动方向。
  1940年7月上旬,陈毅部主力渡江进入江都大桥地区以后,我军与韩德勤部的冲突日趋尖锐。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韩德勤指使所部,不断挑起摩擦,先后发生郭村、营溪、姜堰等战斗。他还制定了一个“先南后北”逐一击破我军的作战方针。因此,我军要坚持和发展苏北的敌后抗战,与韩德勤决战就不可避免。如何打破他的反共势力,便成为华中全局的焦点。刘少奇充分评价了与顽韩决战的意义,指出:“恐省韩在这次进攻失败后即很难再次大举进攻,在苏北的大仗恐只有这一次了,所以必须好好打一仗。”选在什么地方打好这一仗呢?当时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东进黄桥;二是扼守江都大桥;三是北进兴化。陈毅等人认为,兴化是韩德勤统治的中心,北进兴化违反自卫原则;扼守江都大桥,地区狭小,粮食给养大成问题,向外发展,必然要与“两李”(李宗仁、李品仙)发生冲突,不利于“联李孤韩”;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东可以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发展,南可以控制长江通道,因此,以东进黄桥为有利。黄桥战役正是执行这一决策的结果。
  
  二、黄桥决战中,刘少奇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强调“击溃赶走”韩德勤,以取得政治上主动。
  
  韩德勤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一身而兼三职。刘少奇充分考虑到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与韩德勤决战的政治影响,提出“必须慎重处理”。为此,他制定了决战的策略原则,就是“在冲突前争取政治上的优势,造成充分的政治优势力量”。刘少奇致新四军领导人电报中指出:“你们在苏北积极行动打敌,吸引了顽固派全无理由的进攻你们,苏北广大民众、中间分子及全国看清了你们有理由,你们是自卫者。八路军及新四军五支队才能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援助你们,击破顽固派。”之后,刘少奇数电陈毅等人,指示在与韩德勤冲突初时,只进行防御战,不做大的出击,而向全国发出呼吁,以争取政治上的有理地位。陈毅在回电中表示:“我处即照胡服三日申电原则办理。吸引韩之大举进攻,先逐渐向后退至适当地点布置巩固,争取延长时间,以便公布韩之罪状及我之正当防卫之理由。”
  刘少奇认为,我军在苏北作战的“第一步目的是击破韩、李主力,赶走韩德勤(到苏南或其他地方),然后再分区肃清反动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建立根据地。”把韩德勤赶走,在政治上有利,而打死、俘获均不好,将其击溃赶走,即完成我之战斗任务。为达此目的,刘少奇认为:陈毅部主力应部署在泰州以西、扬州以东地区,作巩固的坚持。让韩德勤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对陈毅进攻,而陈毅部则以逸待劳、严阵以待,并策应由平桥、汜水渡河的新四军增援部队,合力击溃韩德勤部,将其残部逼往如皋、南通、海门,直到进一步逼过长江。应注意将兴化、曹甸水网地区的韩军吸引出来,不要让韩残部,特别是韩德勤自己躲进水网固守。因此,陈毅部主力不宜东进。东进,一方面与增援部队隔离,难以策应;另一方面可能因截断韩军到如、通、海地区的退路,而逼其进入水网固守,形成僵局。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到达黄桥后,刘少奇又提出要“步步发展,稳扎稳打”。陈毅、粟裕遵照刘少奇指示,抓紧时机,开展根据地工作,于8月20日发布《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并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设根据地。经过短暂的建设,不但准备了战场,而且争取了广大群众的援助。
  刘少奇原来设想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战场。首先,战斗在苏北南线爆发,即韩军进攻陈毅部,八路军和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增援,侧击顽军,从而一举解决了苏北问题。后来,根据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需要和八路军地理远隔等情况,刘少奇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及时指示陈毅部“要准备两个星期至一个月的独立作战,你们如能独立解决战斗亦好,不必机械等待八路军来配合。”10月2日,刘少奇致电陈毅、黄克诚等,指出八路军与陈毅部“只有战略配合作用”,陈毅部的“作战方针还应是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迅决为原则”。黄桥战役正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进行的。韩军主力为陈毅部消灭,南下的八路军在北线钳制了韩军几个旅,在战略上起了配合作用。
  黄桥一役,韩军主力被歼灭,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淹死了。韩军残部及韩德勤本人退守曹甸一带水网地区的坚固工事中。在较长时间里,威胁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安全,成为我抗日的掣肘。历史的演进是由于种种因素决定的。当初刘少奇提出把韩德勤赶走作为苏北作战之目的,是十分有价值的。反映了刘少奇思考问题的深远和慎密,以及善于把局部与全局结合起来。
  
  三、黄桥决战后,刘少奇根据新四军、八路军会师盐城的新形势,建议组建华中总指挥部,并发动曹甸战斗,使苏北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黄桥决战胜利结束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领导下,乘胜北进,沿通榆路,直取海安、东台。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为了策应黄桥战役,日夜兼程南下,经涟水强渡盐河,突破韩德勤的黄河防线,占领阜宁、益林、盐城。10月10日,新四军和八路军两支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狮子口。两军会师后,我军在苏北的兵力部署是,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12000多人,集中于东台、海安以及(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3个支队17000多人,占领皖东北及淮海区、盐阜区的大部分地区。黄克诚和陈毅两支部队密切配合,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
  此时苏北抗日根据地虽已开辟,但很不巩固。除了县、区一级政权已为我控制外,乡、保一级基层政权均系旧人员而未加改造,地方上层人士除少数进步、开明者外,多数在观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尚未发动组织起来,土匪甚多,时常抢掠骚扰,并与韩军勾结,伺机蠢动。
  黄桥一役韩德勤损兵折将后,在苏北尚有两万多兵力,他率残部退守兴化、曹甸、平桥、宝应一线,精心构筑工事,以图固守,一旦时机成熟,还想东山再起。此时国民党当局正积极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何、白“皓电”限期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送入日军虎口,同时调动兵力,威胁我军。除顾祝同、上官云相部集结皖南外,汤恩伯率9个师,李品仙率4个师共15万人,分别向淮北、皖东我军进逼。桂军一三八师莫德宏部已占领皖东之周家岗、界牌集等地,声言增援苏北,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以“武装调停摩擦”为由,从山东南下,进至淮安以东苏嘴一带,以增援韩德勤。韩德勤亦蠢蠢欲动,力图重整旗鼓,并且扬言“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他会同一一二师先后攻占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并有继续扩张之势。
  面对苏北日趋严峻的形势,中央特别强调“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不巩固苏北就难以立足华中。因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受中央委托,肩负发展华中重任,于10月下旬率近千名干部及警卫人员,从津浦路东的半塔集出发,向苏北挺进,月底到达阜宁县东沟、益林一带,与黄克诚会合。11月4日,刘少奇、黄克诚又从东沟出发,经盐城赴海安与陈毅、粟裕会合,他们对如何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而全面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作了详细的研究和讨论。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统一对华中我军的指挥,刘少奇于11月10日向中央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即叶挺)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不久,中央书记处即致电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等华中各部:“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即刘少奇)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遵照中央指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总指挥部下辖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鄂豫挺进纵队、八路军四纵队、五纵队共约6万多人。华中总指挥部在分析了苏北敌、顽、我所处的形势后,决定争取主动,先歼灭近在咫尺的韩德勤残部,稳定苏北抗战大局,曹甸战役就这样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1月24日,刘少奇、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移驻盐城,以便于对曹甸战役的指挥。此时,中央仍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交涉,停止汤、李调动和霍、莫之进攻,于26日电示刘少奇、陈毅:“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接中央电令后,刘少奇、陈毅于当日复电中央:“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否则再迟,东北军南下,桂军东进,我即无解决韩之可能,且造成全局之危殆,难以挽救,如何,望即复。”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央于27日复电:“同意你们意见,惟不得攻击兴化。”
  曹甸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五纵队之第一支队。战前,陈毅专门作了动员,指出“此次进攻行动不仅为完成攻占苏北根据地任务,主要是争取先机以迎击亲日派之大举进攻。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和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但各兵团首长仍旧独立作战,不能依靠友援,不能观望等待”。
  这次曹甸战役共历时18天,歼韩德勤主力8000多人,是继黄桥战役后对韩德勤反共顽固派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由于曹甸战役进一步削弱了韩德勤在苏北的反共力量,迫使韩德勤的反共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苏北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有利于我方在苏北敌后坚持抗战。并且也使后来发生皖南事变后,我方在苏北能够迅速地和不受干扰地重建军部并继续领导华中抗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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