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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宝者”洪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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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特色展厅,陈列着数件典雅高贵、风格迥异的历史文物和珍贵档案,其中尤以三件被称为“镇馆之宝”的稀世展品最引人注目。它们就是《和静县志》记载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致土尔扈特部首领的谕旨:一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月二十日《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二是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十八日《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三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二十日《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首领敕书》。
  三件文物均系满文和托忒蒙古文两种文体书写而成,恭笔缮写在宽40厘米、长200厘米的浅黄色缎幅上,字迹清晰,色彩明丽,缎幅四周绘有精美细致的黑色云雷花纹,卷末均盖有玉玺。缎幅四周用宣纸精心裱糊成卷,卷的两端装有木制卷轴,一端有骨制别针,制作精良,匠心独运,既小巧玲珑,又庄重典雅。
  这三卷稀世珍宝至今之所以能保存完好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原因就在于它的价值。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三卷敕书的发现、追还、回归故里,曾历经万险,一波三折,这背后还有一位兰台人的鲜为人知、充满传奇色彩的寻宝故事呢?
  这一突出贡献就要归功于巴州原和静县史志办主任、档案史志局副局长、第一轮《和静县志》主编洪永祥同志。
  
  一张借条引起寻宝之旅
  
  故事发生在1981年秋,时任和静县史志办主任的洪永祥,在编修《和静县志》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县财政科库房里的一张字条引起他的注意。字条上写着:
  借到
  满汗王任命书三卷。
  辽宁人民出版社 迟松年
  洪永祥同志不愧是修志专家,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对档案资料情有独钟,凭着他多年的丰富经验和阅历,仅从简单的几句话中,就看出了这个借条中隐藏着天机:“任命书”怎么会是“三卷”?“卷”是什么内涵?又代表什么年代?带着一系列的疑问,经过反复调查得知,在1979年,一个叫迟松年的人为了撰写一部以土尔扈特蒙古族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重返祖国这一悲壮史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持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介绍信来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时,在县财政科小库房内被几卷保存完好的浅黄色绫缎文件所吸引,便提出借阅要求,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了借条,轻而易举地将那三卷所谓的“满汗王任命书”拿走。就这样,一“借”几年,音信全无。面对着这张简单的“借条”,洪永祥同志深感事关重大,虽然当时不能判断其价值有多大,但此物也绝非一般物件。于是,他将自己的看法对县委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支持,县委委派他及另一工作人员启程东去,直奔辽宁省沈阳市。
  
  不远万里换得馆宝荣归
  
  就这样,1982年2月洪永祥开始他的寻宝之路。当他们满怀希望地赶到辽宁出版社,得到的消息却出乎意料:出版社根本就没有叫迟松年的人,这个信息无疑给洪永祥当头一棒。但在辽宁出版社副总编的热情帮助下,事情又有了转机。两天后,得知迟松年原来是朝阳地区文联秘书长。几年前,他为了创作以渥巴锡英雄业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归魂》(后改名为《希望》),赴新疆搜集资料,由当时文艺编辑室写了介绍信,迟松年从新疆返回后即埋头创作,再未与出版社联系。几天后,一个叫魏德广的年轻人来见洪永祥,自称是受迟松年之托来送那三卷文献的。原来,迟松年在接到出版社的长途电话后特地让他赶到。―直为这事忙乎的文艺编辑室的王德昌笑着说:“紧紧张张忙了一阵子,还不知庐山真面目呢,快打开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当把三卷文献打开后,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惊叹!原来这就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致土尔扈特部首领的三件谕旨:《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合楞等首领敕书》。当洪永祥他们接过这三件稀世瑰宝时,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绷紧了,一天也不能耽搁!于是决定立即返回新疆。然而,就在他们动身前夕,辽宁省出版局的有关领导突然向他们转达了省公安厅的建议:该文献不宜在旅馆存放,可暂时由出版局保管;该文献因在私人手中长达三年之久,是原件还是赝品,须由省博物馆专家做出鉴定,以辨别真伪;经鉴定确系真品,必须派专人护送,以防万一。于是,出版局的人员帮他们退了已购好的火车票,用专车把他们&--家普通的旅社转到豪华的辽宁大厦。在公安厅干部的陪同下,又找到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杨仁恺对三件文献逐一进行了认真的鉴定,确系真品无疑。之后,辽宁出版社和出版局特地为三卷文献制作了一只木匣子,还背着洪永祥一行给巴州和静县委挂了长途电话,对他们的身份进行了核实,才郑重地交待要将三件文献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作进一步研究。
  2月27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清史研究室,明清史专家王宏钧对三件文献又作了进一步鉴定,他深情地指着《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说:“270年前,图理琛一行历尽千辛万苦,就是带着它从北京出发,到伏尔加河去慰问土尔扈特兄弟姐妹的,想不到今天它又出现在北京,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暂且不谈它本身的历史价值,就土尔扈特人民扶老携幼,前有沙俄军队阻击,后有骑兵尾追,且战且退,辗转8个月,行程数万里,死亡10万余人,在历经千难万险重新返回祖国时,能把它带回来,并保留到现在,这是何等不易啊!”望着这三件稀世珍品,洪永祥同志的眼眶湿润了。
  在那些烦忧焦虑的日日夜夜中,经过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配合,洪永祥同志历经种种困难,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路上,凭借着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凭借着他对档案事业执着的追求和土尔扈特部从西迁到东归这段悲壮的史实,他最终不负众望,圆满地将这三件珍贵文献带回。
  1982年3月,当洪永祥把这三件文献带回自治区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原自治区党委常委富文在接见从沈阳归来的洪永祥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完璧归赵,功不可没”,并决定将三件文献交由自治区档案馆保藏。至今,这三件敕书不仅是价值连城的稀世国宝,而且是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文物中绝无仅有的最古老、最珍贵的国家级文物,不仅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而且提高了档案馆的存史价值,也填补了《清实录》等汉文历史文献之漏缺。难怪被自治区档案局认定为“镇馆之宝”,真是独具慧眼!
  至今,每当与洪老提起那一段不寻常的千里寻宝的故事,他的眼睛顿时有一种异样的光彩。他依然记忆犹新,激动不已,感慨万分。
  
  老骥伏枥续写兰台辉煌
  
  洪永祥于2002年11月退休。几年间,他退而不休,潜心研究,笔耕不辍,生活、写作的热情不减当年,相继出版了赞美和静山水、弘扬东归文化的散文集《悠悠开都河》和《清清淡水河》两本书籍。他曾6次赴北京,连续6年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颁奖与合影留念。
  如今,洪永祥同志虽然已是花甲之年,但是,他却不顾身体病残,淡泊名利,放弃多家单位邀请,毅然接受县档案史志局返聘,全身心地投入到《和静县志》第二轮编修工作之中。
  多少年来,洪永祥不论是在职还是退休,总是执着地走自己的路,从洪老的一言一行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使命,什么是当代兰台人的核心价值观。他用不懈的追求为岁月写下一页页完美的记录,用自己无悔的选择为人生组下了一卷卷完整的档案。他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抬头走路,低头做事。”他就是我们老一辈档案史志工作者的模范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个个普通兰台人不平凡的人生赞歌。从他们一件件档案的故事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对事业的执着,而且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深度,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感受到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人生有了信念,生命之树才会常青。
  从2008年至2009年,洪永祥同志连续两年被巴州党委组织部授予“十佳老干部”荣誉称号。这正好应验了中国著名学者与作家杨镰的一句至理名言:“只问攀登莫问高。”我想,这应该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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