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傅剑仁

　　公元前二○五年三月，汉王刘邦率军从陕西大荔东渡黄河，直逼魏国的首府山西临汾。魏国首领魏豹抵挡不过，率军投降。
　　刘邦在大肆搜刮金银财宝的同时，把魏王宫室的美女一并掳走。
　　于是，历史在被刘邦掳走的一群美女中，打下了一个深深的情结。
　　在掳掠的魏王宫女中，有一个姓薄的女子，其父是苏州人，秦朝时在魏王府谋事，与魏王宗室女子魏媪私通，生下了薄氏。
　　薄氏为汉室江山生下了一个创造辉煌的伟人——汉文帝刘恒。
　　二十三年后，刘恒登上了汉室皇帝的宝座。
　　可这二十三年中，刘邦几乎把这个儿子忘了。
　　历史所遵循的唯物辩证法的天则，就这样在薄氏母子身上作了极其鮮明的注释——刘邦对薄氏的不幸，却成了薄氏的大幸——老四刘恒因为母亲失宠于父亲，因而在耍乖撒娇的年龄也没有在父亲面前耍乖撒娇的资格，更不用说像三哥刘如意那样常挂在父亲的嘴上，形成对二哥刘盈的皇位威胁。薄氏精心守护着一天天长大的儿子刘恒，生活在被刘邦遗忘的角落，日子虽不贫乏，但门庭极其冷清。母子俩谁也不能得罪，谁都得罪不起，成天谨慎小心，生怕什么事惹怒皇后吕雉而招来横祸。
　　这不仅使刘恒母子在险恶的宫廷政治斗争中求得了一份平安与平淡，而且求得了一份通常皇帝的血脉所领悟不到的平凡。因为刘恒母子有过对吕雉加害的长期躲避，因而他们获得了为人为官所必须具备的自律和谨慎；因为刘恒母子享受不到皇帝连同皇亲国戚的特有尊崇，因而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得与庶民较为接近。刘恒母子在众人眼里的“贤智温良”印象，从人性的本质意义上说，绝不仅仅是在躲避吕雉的加害中获得的，它原本就是一种秉性，一种人格，是为人的一种大德。这种大德，离开与面呈菜色的庶民相处，离开自己动手的劳作，是无论如何不可获得的!
　　刘恒在作了长达二十三年的积累后，从山西晋阳的代国宫邸，走向了长安的未央宫。
　　刘恒坐上皇帝这把交椅后，首先做的，当然是分封行赏。他这个皇帝不似他的父亲刘邦率军征伐“马上得之”，而是在吕雉当权作恶，致使政局混乱不堪的情况下，侥幸被推举出来的。可以说，是各种政治势力均衡的结果。如今他当皇帝了，不能不用册封行赏的方式，对把他扶上皇帝宝座的有功之臣给予嘉奖，以维持各种政治势力的一种暂时平衡，确保他屁股下这把交椅的稳定。虽然文帝刘恒进行这种权力分割是违心的，但他十分清楚，作出这种让步，无疑将留下今后执掌政权的隐患，危险是长远的；而不作出这种让步，眼下就难以把各种政治势力稳住，危险是眼前的。两相比较，文帝不得不以潜在危险为代价，来换取眼下的太平，渡过执政初期的险滩。他羽翼未丰，尚需积累自己的统治力量，来慢慢地对付各种潜在的危险。
　　文帝刘恒把封官行赏的事一做完，就到来年春初了。他知道，这是个生命处于萧条的季节，去年收获的果实一个冬天过来所剩无几了，今年期盼的收获还在春的萌动之中，寻常百姓在这个季节里，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来嫁接生命的延续。文帝是否为百姓的这种状况焦虑不得而知，但他就在这个时候下达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道诏书：
　　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来!
　　一个月后，文帝刘恒再次下诏：
　　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
　　文帝刘恒这两道著名的诏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强烈反响，历史曾有意无意地作过这样的描述：崤山以东地方官员传布文帝的诏令时，残弱疾病的老人，都拄着手杖赶去聆听，但愿迟一会儿再死……
　　也许文帝刘恒听说过这么动人的情景，也许他并不知晓，但他在第一道诏书下达后一个月又下一道诏书的史实，鮮明而又具体地表明了他帮助天下百姓度过春荒的强烈责任心。在第二道诏书下达后，文帝刘恒接着下达了如下法令：
　　年八十岁以上的，由政府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年九十岁以上的，每人另加帛二疋，絮三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九十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或县尉致送；不满九十岁的，由乡长或县政府的官员致送。各郡太守要派专司检查职责的都吏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
　　两道诏书加一道如此具体的法令，奠定了刘恒为帝的政治框架。细读史书不难发现，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他所企图构建的大国政治意识，他所经手处理的周边关系，他所施展的削弱封国权力的举措，乃至他个人及皇宫嫔妃的日常生活小事，都受制于他力图使天下百姓生活富裕、幸福这一最基本的政治框架，也可以说是受制于他作为一国之主的强烈责任心!
　　从公元前一七七年至前一七三年的四年间，文帝的政权不仅遇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强大冲击，而且也遇到了来自皇室内部的强大冲击。他在摆平这两股强大冲击的过程中，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在太平盛世的年月，生活在最底层的庶民百姓，也是万把钢刀悬于头顶。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吏，可以因为个人的私欲膨胀而擅自征收赋税，交不起的就逃不脱他们的逮捕追逼——这是与文帝刘恒所具有的责任感相悖的，也是他最不情愿看到的事情。于是在公元前一七三年十月，他下达了如下法令：各侯爵的母亲、侯爵的夫人、封国的王子，以及食禄两千石以上的部长级官员，一律不准擅自逮捕人，不准擅自征收税捐——这就是说，他文帝把父辈颁定并沿袭执行下来的皇亲国戚、各封国官吏可以逮捕人、可以征收税捐的权力没收了——不管他文帝的权威能否真正把各级官吏的这一权力收上来，但他文帝却是在极其认真地做这样一件令天下黎民百姓拍手称快的事!
　　皇帝率领他的政府真心为民，收获的就不仅是他皇帝屁股下这把交椅的稳固，而且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文明进化。
　　公元前一七九年夏天，也就是刘恒登上皇帝宝座不足半年后的一天，有人不知是出于爱戴还是出于投机，给他献了一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宝马。皇宫大臣自是喜不自禁，可文帝却若无其事地把马还给当事人，并发给他路费打发回家。之后，文帝多少有些调侃似的对臣僚说：“我每次出巡，天子的鸾旗在前，卫士的车队在后，有急事时，每天走五十里，统帅军队的时候，每天走三十里，我一个人骑千里马，叫我跑到哪里去!”文帝在作了这样一番调侃后毅然下诏，告谕天下：
　　我不接受呈献，通令四方，不要搜寻奇珍异宝来献!
　　（摘自《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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