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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铿与金庸:“情比金坚”手足情

作者:未知

  爱读小说的引路人   查良铿生于1916 年5 月,比金庸大八岁,名字是爷爷查文清起的。   金庸曾回忆:“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的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
  金庸五岁时,查良铿开始教他识字,给他买了一本段玉裁注释的《说文解字》,告诉弟弟:“每天你认十个字,三年内就可以读完这本书了,一生就会受用不尽。” 金庸的早期教育,是在哥哥的遥控下开始的,他还背诵了《千字文》《诗经》《尔雅》等书,结果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金庸六岁进学堂,老师给他下了这样的评语:“已有启悟之意。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查良铿十五岁时被父亲送往北京的章太炎文学院学习,后来转入上海正风文学院。
  节假日,查良铿将小说带回家,正念小学的弟弟金庸偶然会翻一翻,渐渐地就迷上了。哥哥对他说,中国小说容易读,外国小说是经过翻译的,语言结构小孩子不大容易接受。查良铿指导金庸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
  八岁那年,金庸在哥哥的枕边看到一册《红玫瑰》杂志,上面有连载的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便拿来读。这是金庸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令他羡慕不已。《荒江女侠》是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书中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言情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作。曲折的情节,丰富的情感,对童年的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扶助弱小,正是他的梦想。
  金庸对鸳鸯蝴蝶派小说没什么兴趣,但杂志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却吸引了他。查良铿看他喜欢,每次回来便带上几册《红玫瑰》。金庸还读了平江不肖生所写的《江湖奇侠传》。这些小说让他看到一个诡谲而又新奇多变的世界,于是,他去学校图书馆找,去书摊上租,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这年暑假,查良铿回家时给弟弟买回来许多本武侠小说,有《七侠五义》《小五义》《蜀山剑侠传》等,金庸如获至宝,整天躲在书房里阅读。有时,他会将书中的故事有声有色地讲给父母听。金庸从小就很擅长讲故事,他讲的鬼故事能把弟弟妹妹吓哭。
  金庸后来回忆:“年幼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喜欢看巴金的小说。九岁左右的时候,我全部看中国的小说。外国翻译的小说,也以旧小说为主。这些书都是哥哥借给我读的。”
  金庸看书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总爱把一本厚书的内页撕开,拆成几沓,一沓一沓地来看。凡是他看过的书都零散了。
  兄弟俩读书,常常为某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全面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我大哥激烈争辩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我才悻悻然服输,生气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其实,邓艾、钟会灭蜀和姜维被杀等情节,《三国演义》中也写得很详细的,但自诸葛亮在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我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金庸回忆说。
  冬天,一场大雪过后,查良铿和弟弟在后院里堆起了两个雪人。一个圆头圆脑,瞪着一双大眼睛,笑呵呵的,金庸说这是哥哥查良铿;另一个则瘦小秀气, 头上还戴着一顶绒线帽,查良铿说这是大妹查良琇。金庸哈哈大笑。
  夏天,葡萄架上的葡萄熟了,兄弟俩一起采葡萄,金庸的手指被蜜蜂蜇了一下,他疼哭了。查良铿捧起弟弟的手指放在自己唇边吸了一会儿,然后捉了一只蜻蜓哄他玩,金庸破涕为笑。
  兄弟俩在友爱中一起长大。
  这天,查良铿从上海大学毕业回家,金庸正欲动身去嘉兴念中学。兄弟俩来到后院,一起用锹挖坑,栽下两棵枣树,哥哥祝愿弟弟早日成才,弟弟祝愿哥哥早娶嫂嫂早生贵子。
  站在查家桥桥头,兄弟俩依依不舍。查良铿嘱咐弟弟,不要偏科,不仅要学好汉语,还要学好英文和数学。后来他给弟弟写信,说:“现在时势,不懂英语,正如哑巴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必须将每日教过的英文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梳理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也要留心,却不可厌倦懒学,遇有疑难问题,务求彻底了解。”
  1947 年,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国际电讯翻译,有三千多人报名参加考试。金庸一路过关斩将,顺利进入当时影响很大的《大公报》,随即去了香港——这得益于他扎实的中文和英语基础。
  “金屋藏娇”的教授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军兴,查良铿欲投笔从戎,姑母查玉芳给了查良铿八百块大洋,让他去找张治中将军。张将军与查玉芳是同学,见查良铿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便将他纳为随军记者,挂少校衔,留在了自己军中。查良铿将八百大洋交与张将军,作为抗日捐款。
  然而,三个月后,查良铿得了一场大病,差一点儿丢了命。张治中将军亲自下令,让他脱下军装,返回南京。他执意不过,只得回中央大学教书去了。
  过了春节,学校刚开学,一名中年男子携一名少女走进中央大学校园,说是找查良铿的。一见面,父女俩双膝一屈就跪下了,男子说,他姓曹,丹阳人,父亲是当年“丹阳教案”中被查文清救出的闹事者之一。遵照老父临终遗言,愿将女儿嫁与查良铿为妻。他已经打听清楚,查良铿是查文清的孙儿,所以将女儿送了来。
  这女孩名叫曹圣因,年方十八,亭亭玉立,还算漂亮。
  见查良铿再三推辞,姓曹的男子说:“如果不愿意娶她为妻,就留在身边当作女佣使唤,但万万不可退回。”并以“违拗父训,难留人世”相挟,查良铿只得答应留下曹氏女,此年他二十四岁,正是男大当婚的年龄。   曹父走了,女孩留下了。
  窗外,桃花正盛。查良铿觉得自己被桃花晃花了眼睛。
  几日后,中央大学校园里出现了流言:查教授交了桃花运,天上掉下个小妹妹。还有同事当面笑问他:“你这金屋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看看藏的是哪一位娇娥啊?”
  查良铿犯难了——他想把曹氏女送回海宁,可家里人都逃难去了。让她回自己的家吧,这兵荒马乱的,怕她走丢了;留在身边吧,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有损他教授的名声。
  最后,还是姑娘自己拿定主意,她说:“我去当保姆,吃住都在东家,以后你明媒正娶我就是了,我等你!”这样,她就留在了南京。
  1943 年,顾孟余辞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拟派复旦大学校长朱南轩接任,朱是国民党CC 派中人,查良铿和学生们四处张贴标语,予以反对。随后,教育部又拟由部长陈立夫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师生们以其为党棍,仍不买账。最后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风波这才平息。
  蒋介石一上任,为了对付进步学生,将校警全部换成对他忠心耿耿的宪兵警卫队,并派遣大量的“特务学生”“职业学生”混在学生中,监视师生们的一举一动。查良铿写文章批评说:“这哪像一位校长,分明是一个三军统帅嘛!”
  身着便装的蒋介石在中央大学礼堂作报告,先是老师们照例坐在前面,学生站在后面。后来干脆把所有凳子统统撤掉,不管是古稀之年还是体弱多病的老师, 一律与学生一同站着聆听训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查良铿又写文章诘问:“你是蒋校长还是蒋司令?”
  因而,查良铿被蒋介石视作“令人头疼的教授”,上了逮捕严办的“黑名单”。得到消息后,查良铿将未婚妻曹圣因找回,两人乘夜逃出南京,潜往苏州。
  查良铿有个堂叔在苏州。在堂叔查忠礼的主持下,他和曹圣因圆了房,一度躲藏在苏州中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查良铿携妻回乡,补办了婚礼。夫妻俩很恩爱,生育了二子三女(幼女早殇)。
  1948 年8 月,南京政府颁令改革币制,许多巨商、富贾、官僚囤积金币予以抵制,蒋经国以经济副督导员身份到上海“打老虎”,动了真格。为此,查良铿在《新民报》上发表文章称赞:“经济新政策不仅只是法令,也有心发动社会革命运动,象征着实现民生主义的开端。”“富人的财富和洋房是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之上的,‘打老虎’ 打在了要害。”这样,他的前嫌被一笔勾销,获准可以回南京了。
  但查良铿不愿意再回中央大学,他选择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古文字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冯其庸便是他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查良铿随妻子回到她的娘家,在六合县一所中学里教书。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六合。他的祖父查文清在丹阳为官做过好事,在丹阳、六合一带很受尊敬,有“大善人”之誉。
  查良铿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妻子曹圣因是他的得力助手。虽然她没上过学,嫁给查良铿以后才随他识字读书,却写得一手好字,且写字速度飞快。查良铿一生只写了一部书,即《秦之兴殇》,是研究秦朝兴亡历史的,194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洋洋百万言专著的原稿,就是由曹圣因一字一句誊抄的。其间,查良铿还写过一部研究古文学的工具书,也是妻子帮他誊抄的。不料在躲避内战炮火的奔波中书稿散失,仅存几十页。
  1970 年6 月,罹患癌症的曹圣因去世。遭遇丧妻之痛,查良铿的情绪非常低落。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有关部门先后物色了很多个人选,但都被查良铿一一婉拒,他一直没有续弦。
  “情比金坚”的哥哥
  1957 年的鸣放运动, 意外激发了师生结社的高潮, 江苏青年作家高晓声发起组织“探求者文学社”, 六合高级中学的三十一名师生踊跃加入,查良铿是带头者。紧接着在反右运动中,查良铿因言获罪,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当金庸以《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等武侠小说大红大紫的时候,远在江苏六合的查良铿却因有金庸这个弟弟背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罪证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人从邮局寄给他奶粉等食品,还有人从香港给他邮来物品和外汇。查良铿向查问的人解释,邮寄奶粉的人是他在无锡教书时的学生,现在北京工作;从香港寄来钱物的是弟弟。但没人相信他的话,仍然逼迫他每天“请罪”,戴着黑臂章扫大街。
  1982 年3 月的一天,查良铿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是当年的学生冯其庸写来的,接着冯又寄来照片,希望老师来北京一聚,还寄来三百元的旅费。5 月, 当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时,查良铿一眼就认出了站台上迎接他的冯其庸。冯其庸安排查良铿住在西苑宾馆,每天陪他逛街、看风景。查良铿原计划在北京待三天,冯其庸不依,硬让他住了五天,还给他买了机票让他乘飞机回南京。
  查良铿对冯其庸讲了他在“文革”时期的遭遇。他说,早年在上海,他是一个思想进步、积极进取的文学青年,多次参加一个进步文人聚会的文化沙龙。就是在这个“沙龙”里,他认识了蓝苹,即后来的江青。
  “蓝苹是个电影演员,年轻漂亮,能歌善舞,交际广泛,深得圈内人赞许。我认识她,她也认识我。如果我受迫害时,抬出江青来保护自己,或者因此而诱发了江青对我的记忆的话,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后来,查良铿看到熟悉江青的人所遭受的迫害,庆幸自己当时未抬出江青来保护自己,这当然与他的性格有关。
  据查良铿的儿子查传咸回忆,父亲六十六岁时病了,当他获悉武侠小说家“金庸”就是查良镛时,特别想见见这个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的弟弟,就让儿子代他写信。他再三叮嘱儿子,自己受过的苦在信中一个字都不要提,只向金庸报个平安,告诉他哥哥很想念他,想在临死之前见他一面。
  很快,金庸回了信,信中写道:
  慈爱兄长:收到来信,方知兄长近况。想念年幼时手足友爱,融洽相处,又蒙兄长亲授读书,至今仍深印脑海不忘。弟在香港, 也和常人一般工作和生活,过着平淡的日子,我正打算着退休,以享受晚年的安逸。数载之后,弟当亲赴内地看望兄长,此祝健康愉快。
  查良镛
  这封信一直被查良铿完好地保存着。
  1984 年10 月,金庸再赴北京访问,在与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之后,直接转道江苏,看望哥哥。这是继1946 年查良铿回家结婚一家人团聚后,三十八年迎来的第一次兄弟聚首。据当日在场的记者描述:“见面时,哥哥哽咽着,先哭了,金庸替哥哥拭了拭眼角的泪水,然后张开双臂抱哥哥,我发现他的眼眶里也滚动着泪珠……”
  那天兄弟俩除了对望和拥抱,很少说话。也许他们都不愿意提及往事。当地报纸在报道中将金庸的故乡写成了江苏六合,查良铿立即以“金坚”的笔名,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金庸》,除了澄清误传外,他深情回忆与弟弟读书的童年往事,叙说困难时期弟弟寄钱寄物助他渡过难关的事。
  有人问他,“金坚”这个笔名,是不是学你弟弟,将“铿”字一分为二了?查良铿说:“不!‘金坚’的意思有‘情比金坚’的含义,兄弟情深嘛!”
  由查良铿介绍,冯其庸见了金庸,两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冯其庸发表了《读金庸的小说》《既是武侠的更是文学的》等文章,从人生的角度、人性的角度谈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对金庸小说很好的导读。
  1988 年6 月,查良铿在江苏六合去世。金庸于香港家中,在哥哥遗像前摆放上菊花,和妻儿一起追思悼念。
  (责任编辑/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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