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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做洪宪梦 冯国璋发卖鱼财变幻大王旗的总统府

作者: 震江

  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但中南海依旧是权力的象征。民国时期的中南海,见证了中国近代军阀的权力争斗,也见证了国土沦陷的屈辱。此时的中南海,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是近代中国的缩影。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根据与孙中山南京政府达成的协议,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南海就成为北洋政府的总统府,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都曾在此办公。1927年,张作霖入京称大元帅,也将此作为大元帅府。
  “总统当以三海为家”
  1913年10月10日上午10时,在皇帝登基的太和殿,袁世凯举行了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之后不久,即以中南海为总统府,并举家从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搬进新居中南海总统府。
  袁世凯为何选择中南海作为其总统府?据许指严所撰《新华秘事》载,袁请风水先生查看的结果是认为旧皇宫内“气数已尽,无复生龙王气,大非新朝所宜”。而三海则“山明水秀,真灵未凿,气脉尚郁积而未用,一若天造地设,留以待兴朝真主者”。袁以“天子以四海为家,而总统当以三海为家”为由选择中南海为其总统府。
  袁世凯为将中南海改造成地道的总统府,也是煞费苦心。首先是开辟了新华门。中南海的正门原本是中海东岸旁的西苑门,门外的交通并不方便。袁世凯便把南海南岸、毗邻西长安街的宝月楼,改建成总统府大门。这座相传为乾隆帝为其宠妃香妃所建的宝月楼气势宏伟、富丽堂皇。宝月楼每层七间,两层共计十四间,改造时,二楼格局不变,把楼下一层的正中三间前后墙壁拆除、打通,两旁的两间保留,形成一座两层七间三门的宫门。另外,宝月楼原在城墙里,为变成大门,施工者先把楼南的这段城墙拆掉,然后仿照某些四合院门口的“八”字影壁的样式,用两堵倾斜的短墙把断墙和宝月楼的两侧很自然地连了起来。在楼北又建了一堵大的影壁,这样,从门外面就看不到里面的景色和其他建筑了。他还将义和团运动时被焚毁的端王府一对石狮移于门前。新华门门前的一段路改称府前街,西墙外称府右街。在新华门对面当时是一片参差不齐的民居,大门修好后,又在街对面正对大门的位置修了一堵长达数百米的中西合璧的青砖水泥围墙,直到现在这堵围墙中的大部分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新华门即寓意“新中华”,其匾额据说是袁世凯花了500银元请前清翰林、著名书法家袁励准所写。袁励准所书的新华门匾宽1.6米,高0.64米,书体为正宗馆阁体,雄劲有力。但就这几个字,也曾闹过笑话。相传袁世凯称帝前,鉴于章太炎的声望,力邀他进京为其捧场,章太炎行至新华门,故作姿态地说:“到了新莽门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国号为新,新莽实际在嘲讽袁世凯称帝。而莽字与繁体的华字还真有点像,袁世凯非常气愤但又不好发作。
  如果说新改成的新华门还算为长安街增添了一个亮点的话,袁世凯命人在中南海后面增建的一道短墙却是大煞风景。这道短墙砌在北海大桥的南面,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中南海的风光。这堵冷墙把中南海波光粼粼的水面和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亭台楼阁全挡了起来,直到1928年北伐胜利,拟开放中南海时,这堵短墙才被拆除。
  修厕所“聚晦气”
  袁世凯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慈禧在仪鸾殿旧址仿圆明园西洋楼建起的海晏堂,袁进行了改建并改名为居仁堂。居仁堂后有福昌殿、延寿斋、福寿轩、延庆楼、福禄居等华丽建筑。居仁堂这座两层小楼,楼下东部是袁的办公室,西部是会议室兼会客室和饭堂。卧室在楼上东部的房间,两个受宠爱的女儿住在西部房间。袁的原配夫人于氏住在福禄居。1915年12月13日,想尝尝黄袍加身滋味的袁世凯,也是在居仁堂举办的登基仪式。在特制的龙案上,袁世凯并未穿龙袍,而是身着元帅服,在居仁堂接受文官武将的朝贺。
  居仁堂是袁世凯生活和办公的地方,一些与其有关的传说也很多。
  袁世凯在起居上摆足了帝王威风,吃饭都要乐队奏曲。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当时只有七八岁的他在故宫里一听到军乐声,太监们便告诉他“袁世凯吃饭了”。君臣上下对此愤怒不已,却毫无办法。
  居仁堂安装着现代化的洗澡和厕所设备,但袁世凯一年只洗一次澡。每年过年,中国北方的家庭都有洗澡的习俗,他是为遵循这一习俗才洗澡的,平时都是靠太太们拿湿毛巾来给他擦身。 即使是在酷热的夏季,他也没有洗浴的愿望。上厕所,他从来不用西式的抽水马桶,还是习惯于使用老式的南方木质马桶。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百官朝贺,宣布做了皇帝。袁世凯又将总统府改称为“新华宫”。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立即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反对,蔡锷首先于云南,接着,西南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把袁世凯搞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袁又求助于迷信。一个叫贾兴连的风水先生认为这是因总统府门前晦气不散,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总统府左侧修建一厕所,用来聚收晦气。袁此时内焦外困,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他便接受了贾兴连的建议,在新华宫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厕所虽然修好了,可并没能挽救袁世凯失败的命运,反而成了后人的笑料。
  相传三海里面有很多青蛙,往年到了春夏之交时,青蛙叫得极欢。可是自宣布洪宪帝制后,三海里的青蛙就再也没有了声音。
  “关上家门还是做不成皇帝”
  袁世凯称帝推行“洪宪帝制”时,制定了宫廷礼仪。龙袍、凤袍、皇子服、皇女服、宫廷女宫服等各式吉服,全部制成。袁世凯的正妻于氏当上了“皇后”。其间,内廷诸内礼官、女官,由孙宝琦夫人率领,分左右两队,排列在礼堂,向“皇后娘娘”于氏行朝贺大礼。“皇后娘娘”于氏连说:“皇后不敢当!”孙宝琦夫人又提出向皇帝行朝贺大礼,“皇后娘娘”于氏赶忙说:“皇帝也不敢当,不必行礼!”第二天,“不敢当”这句笑话就传遍了京师。
  袁世凯称帝后,袁克定想摆一摆太子的架子,准备在家里行拜见仪式,改称呼,便想叫他的母亲于氏带领全家向袁世凯行三叩九拜大礼。不想于氏坚决不干,说:“我给他生儿育女,还得给他磕头?他弄了这么多小老婆来,又给谁磕头了?”这件事传出去后,人们便取笑袁世凯“打开国门做不成皇帝,关上家门还是做不成皇帝”。   当初慈禧另建的新仪鸾殿被袁世凯改为怀仁堂,是他接见外宾举办典礼宴会的地方。每年元旦,袁世凯都要在此招待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使节和夫人。据传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一次阳历新年,各国公使及夫人按礼节到总统府给总统贺新年,袁世凯携夫人于氏出场,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正在仪式进行中,忽有某国公使走上一步到她面前要同她行握手礼,这位不懂西洋式礼节的于氏大为惊慌,本能地把身子一躲,嘴里“嗯”的一声,将双手藏在背后。公使僵持在那里,场面顿时尴尬至极。在以后的外交场合,袁世凯基本剥夺了于氏的发言权、行动权,需要夫人陪同出场的时候,于氏必须由次女、三女儿陪同出场,并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于氏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有什么特殊动作,以避免再出笑话。
  作为丰泽园主要建筑的崇雅殿,西太后过生日时改名颐年殿,袁世凯改名为颐年堂,作为他的办公地点。他还效法慈禧,在新华门至丰泽园铺设了一条轻便轨道,经常坐火车行驶其间,火车非机动,而是由体格健壮的御用车夫前拉后推。冬至后,南海水面结冰,他则乘冰床,往返于新华门和南海北岸结秀亭之间。
  袁世凯在中海西岸建了双亭,在亭南建一小型的石室金匮。这一石室由白石砌成,朱门金钉,其面对南向。这个石室可不是用来藏历史文册用的,而是仿照封建帝王,藏着“建储函册”的金匮。袁世凯在其身后可根据“约法”,写出3个候选人名单,封于金匮,藏于石室,到期打开金匮,取出金简,由国会从袁世凯早就指定的3名候选人中选出一名当总统。袁死后,人们打开金匮,发现里面有一黄布包裹,内包一张一尺多长的泥金纸,左书“兆民托命”,最右写“民国万年”,中间袁所列总统顺序继承人依次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后有人传说,这张名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调换的,原来写的只有袁克定,后改为黎元洪、徐世昌、袁克定。病重期间,又瞒着儿子将袁克定改为段祺瑞。当然,这几次袁克定都被蒙在鼓里。
  怀仁堂变灵堂
  袁世凯称帝后,面对国内外的一致反对,忧愤成疾,很快就病重身亡。袁氏死后停尸于居仁堂,由于得的是膀胱结石症,尿毒在周身蔓延,以致死后遗体浮肿,刚刚做好的阴沉木棺材竟然装不进去,实在无法,只好换一口普通的阴沉木棺材。原来预备的丧服也都穿不了,后经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同意,只好用龙袍装殓入棺。而这件龙袍正是袁世凯预备登基时用的,登基时未敢穿龙袍,死后却着龙袍“走”,也算是对袁世凯称帝的一种讽刺吧。
  袁世凯的登基大典简单潦草,称帝后众叛亲离,但死后也算哀荣备至。当时国务院拨款五十万元银币用作丧葬费,怀仁堂附近设立“恭办丧礼处”。大殓后,棺柩抬至怀仁堂并停灵三七二十一天,停于堂内正中央预先搭就的木台上,扣以清帝御用的“堂罩”一卷,罩前横放灵床一张,床上竖立着袁氏巨幅遗像。怀仁堂内外,挂满了各界赠送的花圈、挽联、祭幛、匾额。门前扎了一座三门式以冬青草为底的鲜花牌楼。新华门外,搭了三座高大的素彩牌楼。政府各机关官员每人轮流到灵前祭奠。怀仁堂里每天还有15位和尚、15位道士或15位喇嘛轮流念经。袁世凯遗体入殓时,北洋政府下半旗致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禁止娱乐活动一天,文武百官停止宴会27天。出殡时,由80人抬着袁的灵柩运出新华门,北京城内各庙宇撞钟101下。内阁全体阁员为其执绋送殡。执绋人员武官均着制服,文官着大礼服。
  但是有一人在执绋送殡中并未露面,他只是在灵柩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才姗姗而至,在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鞠躬礼后,就转身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他,就是中南海总统府的新主人――黎元洪。
  被“软禁”在瀛台的副总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成为入主中南海的第二位总统。但黎元洪初进中南海却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袁世凯“软禁”起来的。
  黎元洪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因不是袁世凯的北洋嫡系,袁世凯一直对其放心不下,一直想将其调离“发迹地”湖北。因为袁知道,黎一旦离开首义之区,就会变成光杆司令。袁几次三番请黎进京,黎都是一拖再拖。最后,袁世凯软硬兼施,以“霸王请客”的非常手段强请黎元洪入京。1913年12月,黎元洪入京并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他被接上了那辆代表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这辆大总统的专车,除袁本人偶尔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拉过来京的孙中山。但之后,黎就被袁世凯安排到瀛台居住,瀛台就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为避嫌,袁将之更名为“小蓬莱”。此时,黎元洪虽名为副总统,国事、家事、天下事,却事事与其无关,经常向人哀叹“我做了光绪的替身”。1914年初记者黄远庸拜访黎元洪,有机会在瀛台吃一顿副总统府的午餐。此时的黎元洪,事实上是袁世凯的囚徒。黄远庸的报道透露,黎元洪除瀛台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堂堂副总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但黎元洪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坚持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8月,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突然登瀛台造访,对这位帝制的鼓动者,黎也毫不客气。客人刚一开口,黎元洪就说:“我身为民国副总统,对此违背民国事,非愿所闻。”把杨度给打发了出去。后来,由于夫人吴敬君患病,他向袁世凯提出瀛台太冷,不宜养病,须另找住处。此时袁、黎两家已经订亲,黎家二小姐嫁给了袁家九公子。对于黎元洪换住处的要求,袁世凯开始只是敷衍,后来不得已,只好让儿子袁克定花10万元买下了东厂胡同的一所房子,送给黎元洪。黎这才结束了在中南海的“楚囚”岁月。
  黎元洪就此离开了瀛台,住进了东厂胡同。入住后,他为划清与袁的界限,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请裁“副总统办公处”。袁世凯称帝后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被黎元洪拒绝。袁世凯还不死心,又派人去黎宅,说要为黎元洪量身定制亲王制服,又被黎元洪拒绝。
  就在袁世凯遗体入殓的那一天,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宅邸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开始在中南海内的总统府办公,总统府在春耦斋。黎元洪虽身为总统,却处处受制于以北洋正统自居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双方在用人及对德宣战等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总统,便借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免去段的总理职务。但在免去段的职务后,在段的怂恿下,各督军蠢蠢欲动,黎元洪则坐困总统府,极为悲苦,记者邵飘萍形容:“今日总统之居三海,其悲愤抑郁之状态,殆如明皇车驾幸蜀途经马嵬。”无奈之下,黎请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调解。结果是引狼入室,张勋拥立宣统复辟。段祺瑞则组织讨逆军,赶走张勋,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由冯国璋担任总统,府院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冯国璋卖掉中南海的鱼
  冯国璋当上了总统,中南海仍是总统府,他把居仁堂作为自己眷属住房,堂门改为“宝光门”。段祺瑞说冯国璋有“钱癖”,喜欢敛财,冯国璋在中南海期间就有一个“总统卖鱼”的段子。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所以不乏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鱼,有的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冯国璋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时人嘲讽道:“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但冯国璋毕竟是直系军阀首领,很快与段祺瑞在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后来段祺瑞操纵国会,挤走冯国璋,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徐世昌当政时,总统与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互相更换,徐在中南海西北角的摄政王府办公,春耦斋成了国务总理的办公地点,崇雅殿各处,是国务院属各局办公的地点。1919年2月,徐世昌曾在怀仁堂宴请蒙古王公。五四运动时,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借口戒严,逮捕爱国学生,并于8月5日枪杀爱国群众3人,引起民众极大的愤怒。8月26日开始,来自各地的请愿者在新华门前集会,高喊“惩办卖国贼”、“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等口号,要求总统徐世昌出面,而徐世昌始终未敢露面。同年,北京市政工所曾商议开放中南海,但没有结果。
  随着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直奉战争中打败张作霖,直系势力把持了北京政府。这时,曹锟信心爆棚,也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于是有人给他出了个“法统重光”的主意。所谓的“法统重光”就是指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让黎元洪复任总统,借以赶走徐世昌。这样黎元洪便再次当上了民国总统。曹锟本想让黎元洪临时客串一下,于是在黎任职不久就开始逼宫。“二进宫”的黎元洪不想被曹锟玩弄于股掌之中,但又迫不得已,1923年6月13日发布电文:“本大总统日前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本日移津办公。”黎元洪行前把15颗总统印信交给太太黎本危,让她带到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谁知到了天津车站,黎元洪又遭到曹锟的亲信、直隶督军王承斌拦截并索要大总统印。黎元洪虽然愤怒万分,但也莫可如何,直到打电话叫他的太太将大总统印送交代理国务总理高凌�,才被放行。
  逼走黎元洪的曹锟上演了一场贿选丑剧。1923年10月10日,曹锟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曹锟就任总统后,在居仁堂北面民国初年新建的延庆楼办公,妻妾则安顿在居仁堂。但贿选得来的总统滋味也并不好受,他面临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种种问题,直系内部也统一不起来。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急召吴佩孚进京主持作战要务,吴佩孚进京后,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特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以中南海的四照堂为总司令部。当天,吴佩孚便在四照堂召集会议。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四照堂”点将。 这次会议从下午2时直到晚上12时,但最后写到总司令吴佩孚几个大字时,正巧赶到例行的每晚换电,总统府全部电灯突然熄灭,眼前一片漆黑,令人联想到这是不祥之兆。
  冯玉祥素与吴佩孚不合,又因受南方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贿选的曹锟也非常不满。他趁此机会发动了“北京政变”,率兵从直奉军作战前线突然返京,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冯玉祥派人传令给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迁出新华宫。随后,冯玉祥的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入延庆楼见曹锟,曹锟被迫移交总统印玺,而后,迁居东厂胡同。但各方认为,曹虽解除了政权,但其行动也应严加监视,所以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直到1926年,鹿钟麟才下令撤去国民军在总统府的卫队,恢复曹锟的自由。
  张作霖:离开中南海第二天遇刺
  冯玉祥部队控制北京后,因自己控制不了局面,奉军又大举入关,只好让段祺瑞出山。段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政府执政,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中南海一度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1925年,北海正式开辟为公园,供人游览。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重新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被迫率国民军退往绥远。为对抗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为“安国军”,推张作霖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关于末代北洋政府最高统帅的称呼,商议时有的主张叫临时总统,有的主张叫临时执政,张宗昌提出用大元帅的称号,孙传芳、韩麟春等附议并通过,这样大元帅就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的称呼。北京警察厅于6月17日令各华文报纸一律出红色报三天以示庆祝,但各报以红色油墨购买不到为由,仅出一天。
  张作霖在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便在“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这时的美英政府表面对中国南北双方持观望态度,实际倾向南京政府。日本虽表示可以支持安国军,但前提是要张作霖签订所谓的“满蒙铁路密约”,张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声言“绝不做让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此时坐镇中南海的张作霖,明白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是战场形势。当时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为对付奉系,已达成表面上的暂时团结,组成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蒋介石兼任第1集团军司令,率军由津浦铁路北进山东,击溃了张宗昌部。冯玉祥率第2集团军由平汉铁路北伐,阎锡山率第3集团军沿正太铁路和平绥铁路东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作为预备队跟进。张作霖自知来日无多,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情绪低落的“训话”。他承认“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还说“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张作霖安国军自然抵挡不住南方军、西北军和晋绥军的联合猛攻,只好乘着北伐军尚未占领天津、回东北的铁路还畅通时,退回其东北老巢。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离开中南海的大元帅府,乘车前往前门车站。但因为张作霖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所以日本人也想铲除他再立傀儡。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所乘火车开到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军人埋下的炸药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碎,他本人负伤过重很快死去。此时还住在中南海里的张学良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马上赶回沈阳接位。东北军丧失首领,更无心再战,迅速放弃北京向东北撤退,所谓“安国军政府”至此也烟消云散。国民党占领北京后,宣布“北伐成功”,“国家统一”。由于国民政府的首都定在南京,便要有意降低北京的地位。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划为特别市。自元代以来的古都,就此失去首都地位,中南海也失去了它昔日的政治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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