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缺失了的“黑白色”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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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萌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的4个兄妹喝农药导致中毒身亡，这个说法应该是最为客观的一个表达了，据当地村民称，这4个孩子的父亲长期在外打工，孩子的母亲“跟别人跑了”，警方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同时官方亦不认可是“贫困致孩子自杀”的说法，因为孩子家中楼房估价超20万元，存折中有3500余元存款。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4个孩子要这么做呢？是四兄妹集体自愿自杀，还是15岁的大哥哥引导了他们呢？这个答案恐怕无人知晓，但是有一个话题应该被人们知道，那就是关于留守儿童或者说是外出打工父母的孩子，他们的童年应该怎么过？这个话题不应该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特色产物，更不应该成为社会进步之下的一种不合时宜的“伤疤”。
留守儿童现状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背井离乡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换取家庭收入，但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一定贡献的他们，却由于无法承担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而不能把自己的孩子接到城里，跟在自己身边生活。这些长期过着与父母分居生活的儿童便集中形成了一个弱势群体――留守儿童。
2015年6月18日在北京发布了《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白皮书》对云南、广西、贵州、山东、河北、甘肃六省农村地区的2000多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乡村留守儿童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后指出，在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约有15.1%的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哪怕是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时分也无法跟父母团聚;还有4.3%的留守儿童甚至一年中连父母的电话都接不到一次，一年能有一到两次电话联系的大概有885万人次，三个月能通话一次的达到1519万人次。
另外，在南方某沿海省份的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不如别人，11.4%的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9.5%的孩子有过被遗弃的感觉;无独有偶，在北方某省的调查则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到了20%
所有的相关数据都表明，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着种种不利之处，会出现很多相关问题，但留守儿童依然数量庞大。尽管在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2011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经有1260.97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93.79万人次，但留守儿童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形势依然严峻。
北京市第六次全市人口普查公报披露：全市常住人口为1961.2万人，目前，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这个城市里，有多少打工者的孩子还在留守家乡？他们为何留守？作为父母，这些打工者又是如何想的呢？
命运所迫，把孩子留下
贾女士是鲁西北大地上一名踏踏实实的农村妇女，婚后和老公孩子过着虽不富裕，但很踏实的平凡日子。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种平静祥和却因为一瓶酒被击得粉碎。
贾女士的老公张先生是个性格木讷、少言寡语的老实人，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不太适合像同村的伙伴那样外出打工，所以亲戚也好，同伴也罢，每次要拉他到大城市去看一看，找点活干，他都坚决地拒绝了。只是，这一次，由于是过年时分，有两个好几年都未见到的好友终得一见。由于一定程度的小自卑，由于喝多了酒等等原因，张先生的情绪极其不好，在大家酒后胡言乱语的争吵中，越发不能自已，最终不确定是什么具体情况，几个人打了起来，最终的最终，张先生不小心伤至一人，致人身亡。
事发后，张先生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然后他进了监狱，再然后，贾女士在村子里像是抬不起头的“下人”一样，她感觉自己的生活越发艰难。看看只有两岁多的儿子，她不知道自己今后的日子要如何走下去。
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贾女士把孩子放到了自己妹妹家，一个人离开了熟悉的地方，迈向了谁都不认识的北京。据贾女士说，由于担心死者家属可能还会找她要赔偿等各种原因，她自从离开家之后，几乎3年没回去过，甚至连山东省都不敢回去。几年后，当她回老家去看望自己病重的老母亲时，已然发现自己的儿子成了一个大孩子了，但是跟她却没有一丁点的亲切感，偶尔喊出的“妈妈”也好像没有太多的情感。
看着自己的孩子跟自己变得如此陌生，贾女士很伤心。其实贾女士也很想留下来，不再离开孩子，离开家了，但由于她在城市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常驻保姆，城里这家人的10岁孩子还需要她精心的照料，城里这家人将近200平的大房子还需要她打理，而且她这次回家的假期也仅仅只请了一周，她得言而有信，她得知恩图报，她不能就这样“弃城里的那家人于不顾”，关键是她确实很想在城里多挣点钱。尽管贾女士的眼泪一直在止不住地喷涌，但她却还是冲着自己的孩子摆摆手上了离家的车，而且她决定不再轻易回家。因为在她看来，回家的感觉是痛苦，是看到家人、孩子之后那种既想留下来，又想离开的纠结，是觉得自己对不住孩子的内疚，是看着孩子眼睛，觉得孩子好可怜的心疼，是太多太多无法言传的痛。
贾女士说，其实她也想过，可否把儿子接到自己身边来，但是偌大的房子装不了她儿子，毕竟她自己还是睡在阳台上的一个榻榻米上，她每次给自己主人家的孩子变着花样做食物的时候，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吃一点，哪怕是尝一尝呢？但是，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凭借贾女士的能力，“这辈子不可能让孩子过太好的生活了，我只能尽力挣钱，弥补亏欠。”
说到这样对孩子多少有些不太公平的时候，贾女士边苦笑边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语，“这就是命，命啊。”这一句非常宿命的话语里包含的是几多辛酸，几多无奈，恐怕只有贾女士和那些跟贾女士有着类似无奈感的人才最能体会吧。
坦然接受“留守”现实
笔者在北京居住的小区靠近一个城中村，在这里租住着一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据笔者观察和了解，他们年龄范围大都属于中年时段，很多都是夫妻双双把家离，男方往往都是在这里干一些跟建筑相关的体力劳动或者是房屋装修等，而女方则大部分都是在做着以各种清洁劳动为主的工作，偶尔有几个做一些家政服务，那都已经算是高级工作了。他们的生活可谓艰辛，甚至有些艰难。 于大姐和薛大哥是夫妻俩，他们有两个女孩，都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他们俩在北京打工挣钱，据说是攒够了钱还想再生一个儿子。在他们村里，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儿子是一定要有的，如果有了儿子，条件允许，一定会带去大城市生活。而女孩则大多被留在了老家。由此可见，留守在老家里的女孩肯定也得不到太多的关爱
听于大姐描述，自己的大女儿已经5岁多了，现在在家里承担了很多家务劳动，被爷爷奶奶“训练”得像是个大人一样。小小年纪一方面被家长要求用高分数高成绩来回报大人的付出，一方面又要求孩子尽可能多地帮忙做家里的事情，“这就是养孩子的目的啊，肯定希望她能多干活。多学本领啊，现在苦点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于大姐的话语虽然带一丝笑意，但不免也有一丝苦意。
于大姐他们两口子也曾把孩子从老家接到北京来过一次，结果发现两个孩子到了北京之后，眼睛里有着很强烈的怯意，她们面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害怕，没有安全感。出门之后看人也不敢正眼看，到人多的地方往往习惯于躲在父母的身后，电梯不敢坐，公交车不愿坐，进地铁就哭等表现，让于大姐两口子看着很是心疼，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孩子还不如在老家过得舒坦自在呢，所以他们再也没有让孩子来过北京，也不会再有任何要把孩子接到身边的想法。
一年之中，他们夫妻俩交替着回家，也能回去个三四次，每次回去都会给孩子带一大堆礼物。对于孩子来说，那简直就是过年了，非常开心。当于大姐夫妻看到孩子如此高兴，自己也觉得很值得，“所以我们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可以，尽管也能明白是不太好，但生活哪有容易的啊，你说是不是？”
看着于大姐很是坚定的眼神，忽然之间，笔者仿佛也知道了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如此接受，甚至“享受”在家里的那种自由生活了。
如果说前两个案例都是父母“刻意”使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的话，那下面的张先生和沈女士那么努力地想要自己的孩子不留守，结果却不遂人愿。
留守不留守，老一辈也在“掺和”
在大部分人的意识里，孩子之所以成为留守儿童，可能孩子的父母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肯定会是这样，但并不是每一个留守儿童的父母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唯一决裁者”。据笔者了解，在很多家庭里，老一辈们也间接参与制造了孩子们的留守问题。
张先生和沈女士从刚知道怀孕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将来孩子是放在老家还是跟随他们在北京这个问题了，并为此纠结了好久。在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两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既然孩子可以在北京生，那就在北京养。在北京生活，跟随父母一起，对孩子有着非常多的好处，两个年轻人把未来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画面想象得很美、很温馨。
但是，当孩子出生之后，很多的转折也跟随着一同“诞生”了。
豆豆的奶奶在把他带出了满月之后，提出等沈女士把产假休完，就带孩子回老家。沈女士自然不同意，但没有她婆婆的理由强大，沈女士又没有魄力因为孩子而辞职不上班。尽管之前她想得很好，心意很坚决，一定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但是老人就是不习惯在北京的生活。加上老人一直强调孩子在大城市里还不如在老家农村里玩得尽兴玩得快活，而且老家还有众多的亲戚朋友及同龄小孩子，甚至老人说出了：“我必须要回去，就算你们不让我带孩子回去，我自己也得回去。”除了这些之外，豆豆爷爷在电话里强烈要求要见孙子，沈女士和张先生犹豫了。
在此时，在豆豆的外公外婆乘胜追击之下，沈女士的决心彻底崩塌了，尽管有100万个不同意，但还是在孩子过完百天纪念日后，把他送上了南下的火车，自己和老公又开始了没有孩子之前那种拼命工作的状态。
在豆豆一岁生日的时候，沈女士和张先生第一次一起回去看孩子。结果发现，孩子跟他们俩不亲近，甚至一开始见面的时候还有些陌生和恐惧，这让沈女士非常心痛。她觉得表面上看起来被养得白白胖胖的豆豆，可能在心理上有些不应该属于他的缺失，尽管沈女士感觉这样有些对不住孩子，但她架不住双方四位老人的“唇枪舌剑”，架不住现实的残酷，更架不住老人们所说的“孝顺”要求，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留守在老家，夫妻俩再度回归“二人世界”。
“你说的留守儿童不好的地方，我都明白，我也在想办法，至于能想到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沈女士摊开的双手，空空如也，或许她想要抓住点什么的，但现实是什么也抓不到。
从留守，到不留守，这条路走了好几年
笔者见到彤彤的时候，她刚刚跟着父母从北京南站回到他们在北京租住的房子里，她对这里没有任何概念，只是告诉笔者：“这是有爸爸妈妈的家。”
在孩子休息睡熟之后，彤彤的父母跟笔者讲起了这条从留守到不留守的艰辛之路。最初的时候，跟绝大部分的留守儿童家庭一样，赵女士的孩子彤彤也被“丢”到了老家。一年里难得跟父母团聚，过着让人看起来甚是可怜的童年生活。本来，大人孩子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状态，也没人想要刻意去改变什么。
随着赵女士和丈夫的“事业”不断发展，他们所接触的人也渐渐跟之前不一样了，他们所了解的关于教育、关于亲子的知识内容也跟之前发生了不少变化。赵女士愈发地感觉自己这样做有多对不起孩子，于是决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也要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来。
孩子在老家长到快4岁的时候，已经在老家一所比较破旧的农村幼儿园里上了一年的小班，孩子也很是熟悉并适应老家的生活状态和生活习惯，在父母提出要离开那里到北京的时候，彤彤本身是不同意的，尽管她也很想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生活，但她希望的是最好让父母回到老家来陪在自己的身边。
赵女士不知道该如何跟孩子解释，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赵女士最终决定要把孩子接过来。于是，她开始打听外地户口的孩子在北京如何上幼儿园、上小学。在没得选择之下，赵女士挑选了一个相对条件比较合适的私立幼儿园，在她把一切手续办理完毕之后，立马回去接孩子过来。
“到她上小学的时候，我也说不好我们会是什么情况，反正在这边上公立小学，我们肯定想都不敢想，私立的又太贵，所以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吧。应该有那种民办的打工子弟小学之类，到时候再打听打听看看吧。万一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就不干了，跟孩子回老家，反正这回我决定不让孩子再当留守儿童。孩子长得挺快，就几年的时间，我怎么也得好好陪着她。”赵女士坚定有力的话语里夹杂着一种淡淡的幸福。
尽管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本身的学历水平、教育素质并不高，但是，随着他们在大城市里的耳濡目染，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所提升，很多人所接触并了解的亲子教育内容也是越来越深刻。于是，像赵女士这样，意识到把孩子留守在家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之处后，决定改变现状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些家庭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现状的，有些人需要权衡自己家庭的实际状况。当然了，留守儿童的存在并不仅仅只是每个家庭的“产物”，它也跟社会状况紧紧相关，就像北京精神里所提出的“包容”这个词一样，当政策更具有“包容”性以后，留守儿童的现象应该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留守儿童太需要关爱，而真正能关爱、安抚他们的是父母的陪伴，没有什么比父母的陪伴更能让一个孩子的童年和心理健康成长了。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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