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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作者: 盛世良

  对苏共末代总书记兼苏联首任和末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中国和西方三者的评价绝然不同。多数俄罗斯人讨厌他,是因为他瓦解了大国苏联,但对他放弃了社会主义却无动于衷;中国人对他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抛弃了社会主义,而不是因为他瓦解了苏联;西方政治家欢迎他,既是由于他抛弃了社会主义,更是由于他瓦解了苏联大帝国,解除了西方心头大患。
  
  从拖拉机手到苏共总书记
  
  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个掘墓人其实倒是“根正苗壮”。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于俄罗斯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其父是集体农庄机修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45年,卫国战争结束时,年仅14岁的戈尔巴乔夫已经是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了。
  
  1949年,他获得了“劳动红旗手”称号,第二年被保送到莫斯科大学学法律,在大学里入了党,结识了未来的终身伴侣赖莎。1955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一个区的党委工作,一年后晋升为区党委书记。1962年他调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主管农业。为提高专业水平,他边工作边在函授班进修农业经济和农业科学。
  戈尔巴乔夫才智过人,勤奋刻苦,经过5年实践,便有了“农业经济学家”的名声。他在边疆区主管农业时,库拉科夫是边疆区党委书记。当时库拉科夫是苏共高干中最有名的农业专家,积极从事农业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试验,而戈尔巴乔夫是他的得力助手和学生,很受库拉科夫赏识。1969年库拉科夫上调苏共中央主管农业,进入苏共最高领导层,而戈尔巴乔夫接替他任边疆区党委书记,197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
  农业一直是苏共领导最大的心病。“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鸡蛋和黄油能运到荷兰赚外汇,然而,在苏维埃政权下,不论是斯大林的集体化、赫鲁晓夫的种玉米,还是勃列日涅夫的垦荒,都未能解决食品短缺问题,年年都要动用外汇从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粮食。
  农业部长成了苏联最烦人的差事,老换人,也老不见起色。当时有个农业部长姓麦夏茨,意为“一个月”。好挖苦的苏联人就此编了个政治笑话:
  西方记者问:解决苏联农业问题还要多长时间?
  勃列日涅夫答:总共只要几个“月(麦夏茨)”。意思是还得换好几任农业部长。
  戈尔巴乔夫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和发展农业上,经过10年奋斗,成绩突出。1978年库拉科夫去世后,戈尔巴乔夫被调到中央书记处主管农业,1979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二年,49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继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作为安德罗波夫最器重的农业专家,一跃而成为控制全苏联经济的关键人物。他是安德罗波夫改革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使苏联经济有了起色,为他日后成为苏共总书记铺平了道路。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契尔年科接任,戈尔巴乔夫被宣布为第二号人物,主管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13个月后契尔年科病逝,戈尔巴乔夫顺理成章地当上总书记。
  
  “戈尔比”风光一时
  
  不到三年时间,接连死了三个风烛残年的最高领导,这在世界史上闻所未闻。年仅53岁、血气方刚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使苏联人摆脱了沮丧心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未来重新萌生了希望。
  戈尔巴乔夫办事倒也雷厉风行。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人的第一恶习是酗酒。好!戈尔巴乔夫在安德罗波夫的基础上,把商店开始售酒的时间又推迟1小时,每天13时才有酒出售。他还有更绝的招――宴会不许上酒精饮料,还下令砍葡萄藤、毁葡萄园、关闭酒厂,誓将酗酒恶习连根拔。
  当时笔者在莫斯科参加过记协举办的一次宴会。只见大餐桌上矿泉水瓶林立,里面装的全是纯正的伏特加酒。好嘛,本来用小酒杯,一口抿一两,现在用饮料杯,一口抿半斤!
  为了证明最高领导禁酒令的正确英明,传媒引用苏联中央统计局最新资料报道,苏联男子的平均预期寿命三年内增加了2岁。
  老百姓可不买账,编了个政治笑话挖苦领导: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问:“我们的反酗酒运动进展如何?”
  主管反酗酒运动的利加乔夫答:“运动的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商店和市场里的下酒菜已经彻底消灭。”
  苏联人酒瘾没戒掉,食品短缺倒更严重了。
  不过,在改革的头几年,戈尔巴乔夫还是出足了风头。
  他写的一部叫《改革与新思维》小册子一问世便洛阳纸贵,风头压倒马列原著,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
  苏联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群众集会、记者招待会……到处都有他的音容笑貌,他那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练出来的如簧巧舌不知疲倦地扑扇,斯大林、布哈林、基洛夫、赫鲁晓夫……苏联重大历史人物少了他的评价,似乎在天堂里也睡不安稳。连他那带有南俄罗斯口音因而并不标准的俄语、他那酷似济公活佛僧帽的“罗宋帽”也成了苏联人竞相效颦的时髦。
  西方人士认为戈尔巴乔夫有教养,有风度,为人坦率,彬彬有礼,谈吐轻松,富有幽默感,把他看作新型苏联领导人,亲切地称他“戈尔比”。
  “戈尔比”成了苏联有史以来最受西方欢迎的政治家,成了苏联如假包换的品牌。他在国际问题上不时冒出新思维,提倡“全人类价值观”,以和平和裁军倡导者的面目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以积极姿态与美国对话,终于在1990年荣膺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捧了奖回国后,他就愁眉苦脸:党内分裂,社会混乱,经济衰退,生活水平急转直下,老百姓怨声载道。
  从1989年起,国民收入减少。为了在名义上弥补生活水平的下降,国家只能增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并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当时官价仅合0.65卢布的美元,在黑市上能换50卢布,但是买不到什么东西。商店先是金银制品脱销,接着毛呢服装断货,最后橱窗空空如也。莫斯科给市民发贴有照片的购货证,买食糖凭票,买香肠排长队,面包成了唯一敞开供应的食品。只有在“小白桦”外汇商店和部长以上官员的特供商店,才能提前享受赫鲁晓夫当年许诺过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1985年~1991年,苏联经济年增长率从2.3%跌至负11%,外债从105亿美元增加到520亿,石油出口从11.72亿桶跌至511桶,黄金储备从2500吨降为240吨,货币汇率从1卢布合1.5美元变成合0.011美元,肉价从每公斤3卢布涨到100卢布。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但是,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全盘错误,居心险恶。
  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地位和他的改革路线,是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最终确立的。他在二十七大的报告中,对苏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挑战。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他以“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提法取代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否定了过去那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他批评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会“自动相适应”的传统理论,指出这种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应当经常加以调整。这为改革苏联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不仅是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且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分配生产成果方面的一整套关系和经济利益”。
  他主张通过改革,“发挥劳动者主动精神和自主精神,发掘经济和社会领域管理民主化的广泛潜力”。
  他认为,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批评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主张“有计划地改革现行价格体制”,使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苏共二十七大以后,戈尔巴乔夫想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但遇到了半个多世纪来形成的政治体制和高级官员的极大阻力。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先搞政治改革,消除阻力,回过头来再搞经济改革。
  1988年,在苏共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首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言下之意就是此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既不人道,也不民主。敏感的西方政治家当时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苏联有可能彻底抛弃社会主义。
  1989年,他又主张“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 对这些激进主张,苏共领导内部有不同看法,形成了“保守”和“改革”两大派,领军人物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前者为利加乔夫,后者为雅科夫列夫。
  最关键的一步是1990年迈出的。那年,在舆论压力下,议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苏共在苏联社会的领导地位,宣布实行总统制、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到这时,苏联领导已经“自废武功”,在政治体制上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了。
  戈尔巴乔夫身兼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总统两职,踌躇满志,国家的决策权转移到总统委员会,苏共中央政治局被边缘化。
  苏共丧失了领导地位,社会群龙无首,陷入混乱。这时,离苏共灭亡、苏联解体也就一年之遥了。
  
  总书记解散苏共,总统葬送苏联
  
  1990年,当初被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后来又被他打下去的叶利钦,当选为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最高领导。叶利钦刚上台就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立陶宛共和国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此后其余14个共和国也陆续宣告独立。
  1991年爆发了“8・19”事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戈尔巴乔夫,接管总统权力,想挽救苏联。然而,这帮人优柔寡断,光说不练,既不去有效控制军队,也未对叶利钦采取行动,坐等叶利钦把他们关进监狱。
  被叶利钦“解救”出来的戈尔巴乔夫此时已成为叶利钦手中的傀儡,心志全失,乖乖地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自动解散。
  同年12月8日,叶利钦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密商以“独联体”取代苏联。叶利钦语气强硬地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已经解体,他必须辞职。戈尔巴乔夫无计可施,只好提出了辞职后的待遇问题:退休金、保镖、秘书、汽车、别墅等等。叶利钦非常恼火,对着电话嚷道:“我们在讨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您却提出退休金!会给您退休金的,每个月4000卢布!”
  这笔从数额上相当于赫鲁晓夫退休金10倍的巨资,当时仅合40美元。后来卢布大幅贬值, 4000卢布已不足1美元。
  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联总统的职务,亲手葬送了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戈尔巴乔夫赋闲后成立了以他命名的基金会。1998年,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他存款的银行倒闭,戈尔巴乔夫彻底破产。为了解决基金会资金问题, “戈尔比”饥不择食,接拍了包括“必胜客”比萨饼、美国苹果电脑在内的一系列电视广告片,他还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 每次酬劳都在数万到数十万美元。著书立传是他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下台至今, 他已经出版了十部本书。他的基金会有了积蓄后, 搬到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的一幢5层楼房里, 设计现代, 十分惹眼。
  但是,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他视为大国崩溃的罪魁祸首。1996年,他参选俄罗斯总统, 得票不足1%。在竞选中, 他被一名愤怒的选民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俄罗斯不久前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俄民众认为,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过大于功”,持相反观点的受访者仅11%。
  
  千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不论怎么说,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旗号的改革还是产生了结果,包括某些积极成果。
  首先,解除了苏联社会的舆论一律和舆论管制,结束了书刊检查制,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造成了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第一次有可能接触到祖国的真实历史。苏联人总算知道了二战前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获悉了有关苏联社会存在腐败、贫困、杀人、吸毒和卖淫等官方严禁报道但却客观存在的不良现象。
  戈尔巴乔夫开始时明确要求“公开性”必须“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但是“公开性”很快就显示了它的两面性。戈尔巴乔夫打开了“公开性”这只潘多拉魔盒,整个苏联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破坏性威胁。政治体制改革导致非正式组织的大量涌现,加上代表差额选举制和苏共放弃垄断地位,为多党制准备了土壤。
  其次,苏联历史上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审理,政治犯被释放,持不同政见者恢复国籍,司法领域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所有这些客观上都有助于建立法治社会。
  第三,联盟解体使各民族共和国获得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
  苏联自成立以来,官方一直拒不承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和民族纠纷。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有错误,主张给民族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但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却借机迅速蔓延,民族共和国相继提出了过高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脱离联盟中央的控制,最终导致了联盟瓦解。
  苏联近7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大俄罗斯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条件下,把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强行凑在一起的联盟并无生命力。戈尔巴乔夫从坚持保留联盟中央的权力,到被迫同意各加盟共和国选择主权独立的道路,使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15个共和国获得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
  第四,对外关系的新理念和新步骤理顺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上任时苏联在国外面临困境:苏美关系继续恶化、东欧国家越来越不听话、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苏中关系紧张如旧。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传统观念,不再把军事实力看作保障国家安全的唯一基础和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否定了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苏联对外政策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87年,苏美签署《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1989年2月,苏联撤出军队,结束了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同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89年底和1990年,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苏联未加干涉,华约解散;1991年,苏美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由于国力有限,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世界革命”思想和扩张野心,但从客观上说,这极大地缓和了美苏对立,促进了冷战的结束,放弃了斯大林苦心经营的东欧势力范围,也卸下了在国外最沉重的一个包袱。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极大地缓和了亚洲的紧张局势。在7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革命和扩张而奔走忙乱的苏联,终于卸下包袱,减少敌手,可以喘口气了,世界和相关国家也少了一份威胁。
  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戈尔巴乔夫不由自主地开创了一个大改革的时代。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个改革阶段的结束,他之后的叶利钦和现在的普京,并没有中断改革。改革的目标是相同的: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和振兴崛起。
  戈尔巴乔夫改革不论有多么失败,但毕竟结束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统治,使俄罗斯站在了现代化进程的新的起跑线上。
  “百年悲笑事,常付后人看”。去年,满头稀疏白发的戈尔巴乔夫在向中国记者反思苏联改革的教训时说:“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 就会出现混乱,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他表情沉重地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 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千万不能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
  人之垂暮,其言亦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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