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生态问题对比视角下的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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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生态危机是中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但中西方国家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面临的生态恶化问题是所有制形式、市场经济机制、工业化生产方武、人口众多的国情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中国生态恶化趋势，建设美丽中国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国策。因此，在中西方生态问题对比思想视角下及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积极探求生产方式的生态绿色转向和生态绿色制度改革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中西方；生态问题；美丽中国
　　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生态危机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出现的生态问题有着本质区别。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前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就不会得到根除。而社会主义的生态恶化则需要建立科学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绿色的制度体制就有可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思想及理念、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美丽中国建设。
　　1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分析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实践方式。无论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奴隶社会的生产、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同样无论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工业社会的生产还是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最终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和探索，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状态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关于人与自然矛盾造成的生态问题，如果说前三种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没有出现严重生态危机的话，资本主义的资本本性造成的生态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资本追求利润，让自身不断增值的本性。资本主义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不断在资本增值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界延伸的空间和深度不断扩张和加深。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消费上的表现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其后果必然是生产过剩，从而造成资源和产品的极度浪费，最终就是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破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上的表现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生产缺乏宏观调控和调节，这就促使资本为追求利润而盲目、贪婪的无限生产，最终后果仍然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从资本对自然环境的索取角度来考察。从资本对自然环境的反馈方面来分析，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值的最大化，必然会不断发明、创造和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作用于自然界，也就是生产工具的先进化（然而先进化并非最优化）。比如在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中用大量的数据论证了杀虫剂的使用对土地等自然环境极其恐怖的危害。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实践方式在本质上是破坏自然，危害环境的，不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虽然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关注生态问题，试图用一定的方式解决生态危机，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同经济危机一样，在不消除私有制的前提下作出的局部改善和改革是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实的。
　　2社会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原因分析
　　马克思没有明确的关于解决生态问题的讨论，因为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还没有造成像今天这样严峻的生态问题。但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批判中，我们也会发现马克思关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劳动与需求的统一，劳动真正成为人们乐活的手段，而有益于自身享乐的生态环境才是人民所选择的劳动方式。生态追求和生产实践真正实现和谐统一。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浪漫的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的实现。而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状态与马克思所描绘的那个理想社会还有遥远的距离，因此，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从体制制度等方面仍存在着破坏生态环境的弊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愿望导致我国出现不同程度的生态恶化，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分析。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是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是我国的根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这些经济成分存在就意味着追求利润也是这些经济体的本性。私人产权与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有着相似之处，虽然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不可相提并论，但追求利润的本性在形式上不可避免的会对自然造成破坏。
　　第二，市场经济机制是生态恶化的内在原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它自发性、盲目性的本性引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本性同样决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失调性引起的资源浪费、社会失调等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第三，工业化发展方式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生态环境恶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工业化带来的空气污染、水土污染、海洋污染、化学污染、森林草场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我国过去30多年来为解决温饱、实现小康的社会目标，大力发展工业，重工业长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并且长期一直是以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几乎是以破坏性的方式进行，比如，煤炭的生产，大规模、大产量的开采造成资源承载力之下的破坏，无节制、大排量的废气排放造成空气的浓度污染。因此，以重工业粗放式生产方式是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最直接的原因。 　　第四，人口基数大的国情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人口基数大是我国特有的国情，我国虽然国土面积大、自然资源总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小。人均占有的空间和资源难以维系单个人的永续发展。而单个人排放的生活垃圾和污染物又会超出自然承受的极限。特别是在不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人与自然的循环形成的是恶性循环圈。随着人们对满足自身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人对自然的破坏就像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人的异化一样不断加深，最终引起的是自然对人的反抗。
　　3中西方生态问题对比视角下的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思想探析
　　3.1实现生产方式的生态绿色转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途径
　　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造成生态危机不可避免的后果的生产方式不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劳动和自我满足的统一，追求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全面的发展就包括人生活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中。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不合理的需求和过度的生产消费方式同样是对自然环境有着极大危害的。中国过去30多年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今天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严峻局面。因此，在生态恶化的问题面前我们应该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恢复和重构社会主义本质上决定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从根源上促进实现生态绿色的美丽中国建设。
　　第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劳动和需求的统一，是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生产。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求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的生产绝不同于资本主义式的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大规模的过度生产、没有节制的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本质。回归同需求相适应的适度生产、个性化小规模生产，实现生产方式向生态绿色维度转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实现同自然承载力相协调的同频共振是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
　　第二，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上的生产方式是有政府调节下的生产，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式的无控制扩张生产。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政府在生产过程中有意识的调节作用，使生产和需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刻保持在生态绿色的循环轨道上。生产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状态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因此，只有实现生产方式的生态绿色转向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
　　3.2设计并健全绿色生态制度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保障
　　生产方式决定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反过来对生产方式变革具有导向作用。绿色的制度设计是美丽中国建设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十八大以前的制度设计主要倾向于经济的发展，然而，追求经济的极大增长是以对自然的破坏为代价的。近年来在制度设计上尽管对生态问题有所倾斜，但仍然是缺乏生态理念的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生态环境发展的制度缺陷。针对目前我国存在的制度缺陷，十八大以来中央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措施。在201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思想，详细阐述了到2020年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目标。另外还强调了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实施保障，从加强改革的领导、开展试点试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舆论引导、加强督促落实等方面确保制度的实施力度。这套制度体系从宏观上为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提供了绿色保障。根据这套制度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应该制定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制定明确的社会发展绿色指标，纳入发展规划。根据唯物辩证法促进事物发生质的变化就需要一定量的积累的理论，量化绿色指标就成为最有力的政策督导。应该根据相关机构对目前我国生态问题的检测，做到具体问题具体标准，实现精准绿化。比如，根据当前森林覆盖率，制定未来几年要努力达到的具体数字目标。根据雾霾污染程度制定工业、汽车等污染物排放的极点限制。这样逐步实现各部分的绿色发展。同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循环系统，在各部分精准绿化的基础上，要实现它们之间的有机相加，相互作用和融合，实现绿色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只有把绿色量化为未来发展的具体指标，才能有效督促各职能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才能有效保证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早日实现。
　　第二，制定明晰的干部绿色政绩标准，纳入考核范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发展的推动者，而干部、公务员、政策的制定者作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以往的干部考核中，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单纯GDP的增长成为考核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干部不顾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大自然虽然为人民群众打开了财富的宝库，但人民群众贪婪的掠夺也震怒了大自然。频发的自然灾害、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得不让历史反省考核干部新的标准。因此，把不牺牲自然为前提的绿色GDP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把弥补过去对自然造成的损失以及开创新的绿色未来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就成为必然。
　　第三，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基本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仍然还存在不完善、不系统、不科学的问题和缺陷，反思过去的法律，主要是缺乏一套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完备体系，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缺乏优先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等缺陷。因此，重新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的视角下重构绿色法律体系非常必要。首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优先的理念。以前我们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忽视社会发展的生态化，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把经济发展放在生态、绿色的圈子里，也就是说当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冲突时，环境保护法应该优先保护生态利益。其次，坚持生态民主、共担责任的原则。生态是一个关乎全民的问题，因此，法律的制定应该充分得到多方主体的参与，让各方主体都能够表达生态诉求，实现生态民主。同时，全民更应该共担责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进行生产生活。最后，坚持整体性、可持续性的科学态度。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必须持有整体、可持续性的科学态度。
　　通过在中西方生态问题视角下的对比，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澈地看清楚中国目前生态问题的本质和根源，进而对我们寻求解决中国生态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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