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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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胡适对李敖的文章怎么看，胡适说：“在我年纪看来，总觉得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你要记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
　　钱钟书本来就不是那种以公共性为舞台的知识分子，他的著述野心在于智性见解，笔墨方向是谈艺论文，目标读者是精英同好。
　　何谓知识分子？很多人给出了解释，但多流于“片面的深刻”。
　　1970年代，我刚上小学，邻居家来了客人，只要戴着眼镜，街坊们就会给出结论，“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啊！”这家伙或许目不识丁，但邻居大姨大娘不想深究，你只要戴着眼镜，先给你用那4个字框下来再说。
　　及至不久前，我从著名学者周泽雄的著作《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中，领略到他眼里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卢梭、左拉、弥尔顿、潘恩、米沃什、加缪、阿伦特、胡适、钱钟书、罗尔斯——获益颇多。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时空感很大的联想：从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到周泽雄眼里的知识分子，光谱很长很长，正如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高中低之分，这个光谱间的知识分子，想来肯定也是类别上各式各样，质量上参差不齐，
　　正在大学读书的孩子们算不算知识分子？至少应该算准知识分子，但其中一些孩子正如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给定的那样，正在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在周泽雄眼里，若把他们也纳为知识分子，那几乎就是对卢梭、胡适等的亵渎了。再看那些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家伙们，比如哈佛医学院教授、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Piero Anversa，去年10月14日，他被爆因涉嫌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而被撤回31篇论文。中国人现在真是无处不在，后经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确认，这些被撤的论文第一作者叶肖鑫是他们的博士生，他的指导教师是唐国翌教授，也是这些论文的通讯作者。
　　在丑闻未爆出时，与正在念大一大二的学生们比，叶博士和唐教授该是十足的知识分子了，但与周泽雄眼里的知识分子比，算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周泽雄眼里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都是人文科学类的，没有一位是搞自然科学的。但这不等于所有人文学者都是知识分子，也不等于所有搞自然科学的学者都不是知识分子。中国新落成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俗称天眼，被人们称为天眼之父的南仁东就是搞自然科学的。去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通车，大桥总工程师林鸣也不是搞人文科学的，但他们在全社会和所有人心中，无疑都是知识分子。
　　可见，搞人文研究也好，做自然科学也罢，只要以所学为公共事业造福、发声，就是十足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我有幸跟周泽雄的认知是一致的，周泽雄所列这十几位知识分子，都为公共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左拉以一篇雄文般的《我控诉》，推动了当时法国一件大冤假错案的重审，潘恩的《常识》只有50页，小册子而已，卻让当年北美大陆人民针对大不列颠的减税运动，变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美国独立战争。
　　周泽雄在这本书里写了两位中国知识分子：胡适和钱钟书。周泽雄称胡适为“天生的知识分子”。他引用了学者余英时的考证：胡适不止一次地说：“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其实胡适早年就提出来了。
　　从以上“公共”的角度看，钱钟书似乎在公共领域露面不多。过去一些时候，有人据此批评钱钟书在那个年代写《管锥编》可能出于避祸，进而指出钱钟书缺乏为公共仗义执言的勇气。周泽雄反驳道：钱钟书无意时时勇敢，但他证明，一旦需要，他从不缺乏勇敢。更重要的是，钱氏的勇敢须臾不离学术之心。与其说他在展示勇气，不如说他在展示诚实。这基于诚实之上的勇气，理应得到知识分子与学者的共同宗奉。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有人说，这是钱老对中国科学的关怀。科学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钱学森之问侧重在哪儿？是指爱因斯坦那样的自然科学大家，还是提出高频词“庸常之恶”的阿伦特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许，大多数知识分子应该叫知识分母，其中的杰出人才才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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