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港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  自十九大以来,海洋经济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作为海洋经济重要生力军的沿海港口企业更是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在当前国内外日益重视环境保护的大背景下,沿海港口企业在发展中必须履行好环境责任。文章透过沿海港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状况,从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内部、外部两方面因素着手,探讨了其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试图找出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从根本上改善沿海港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
  【关键词】   沿海港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04-0022-05
  一、引言
  在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专门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贡献。”对此,沿海港口企业责任重大,特别是在实现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方面更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沿海港口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处理好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加大环保投资,重视环境责任履行,加强环境信息披露。
  港口行业虽然不是重污染行业之一,但是港口企业每日需要有大量船舶、起重机等机械设施来开展经济活动,其对沿海周边生态环境的污染是难以避免的。港口污染主要以水体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噪音污染为主。水体污染主要表现在石油污染、停靠船舶排出的生活污水污物污染以及装卸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溶于水后造成的水质污染。石油污染主要是由油船在装卸过程中发生的溢漏以及港口和船舶含油污水的排放等原因造成的。大气污染则主要由粉尘、废气造成。噪声污染则是由船舶、港口设备进行作业时所造成的噪音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1]。因此,港口企业作为港口经济活动的主体,同样在保护周边生态环境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配合社会各界治理环境的同时,理应同重污染行业一样,必须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而环境信息披露无疑是社会各界了解企业环境行为最直接的途径。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研究
  国外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较为深入,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Sarah D.Stanwick(1998)認为如果公司存在委托代理方面的问题,且该问题很严重时,企业或许会通过隐藏真实的环境信息来维持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获得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话,大企业不一定就比小企业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因为大企业要规避风险,所以他认为企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关系,也不一定是负相关关系,需要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Brammer和Pavelin(2006)经过对英国大公司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现正相关。Alciatore等(2006)研究得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变化与公司规模及财务杠杆正相关。然而, Cormier 和 Magnan(2003)证明了财务杠杆虽然与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正相关,但构成社会责任信息一部分的环境信息却与财务杠杆负相关。A Hassan,E Ibrahim(2012)对环境披露质量分析表明,环境管理系统应用情况、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 国内研究
  我国关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也呈现出大量研究成果。赵萱、张列柯(2015)等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公司规模和企业盈利能力对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影响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作用。毕茜(2015)等人研究发现,宏观环境制度的完善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薛玫(2016)通过对现有文献研究得出,影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有公司规模、公司管理机构等因素,但是由于我国目前非重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主要以自愿性披露为主,因此环境信息披露缺乏规范性,其质量水平缺乏可比性。李香陶(2016)等认为独立董事的比例对环境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且认为独立董事通常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独立董事比例高的公司更能充分发挥其独立性。王佳、刘禹彤(2017)等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盈利能力越强,企业就越愿意披露更多更全面的环境信息。刘学之(2017)等认为公司规模越大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而企业营运能力越低越希望通过披露更多的环境等信息来树立企业形象。陈华琴(2018)以及王金玲、张仲尧(2018)等认为现在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缺乏全面性,而且模式不一,信息分布零散,整体来看缺乏可比性。陈华琴(2018)、侯蓝慧(2018)等也认为环境信息披露缺少实际审计,在客观真实性上存在较大的缺陷。
  基于上述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在许多方面的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当前国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重污染行业方面,对于非重污染行业关注较少。对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每个企业承担有同样的责任,因为每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对于沿海港口企业,其生产经营必然会对近海及海岸线等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当前关于沿海港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鲜有涉及,因此,本文选取港口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法与披露指数综合评分法,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着重探究沿海港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本文主要以我国沿海港口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各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为样本数据来源,共选出14家港口上市公司作为有效样本,2014年至 2016年共42份年报、27份社会责任报告、3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三年总共42个研究样本。选取的港口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及名称见表1。   各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均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和和讯网。沿海港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数据是运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整理得到。影响因素指标主要通过国泰安数据库、新浪财经网、上市公司官网等途径多方收集得到。数据处理均由 SPSS 20. 0 和 EXCEL软件计算完成。
  (二) 若干假设
  1.公司规模。基于社会责任理论,公司规模直接体现了企业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占用程度,规模越大,占用资源越多,社会影响力越广泛。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应该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相比一般企业,这些大规模企业要面对更大的舆论压力,为全面提升和稳固其社会形象、得到合法性经营认可,大规模企业被迫披露较多环境信息,从而将自身与其他企业分开,并尝试吸引更广泛的投资。同时,规模越大的企业越重视公司中长期规划,越注重可持续发展,从而也更加关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所以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会较之做得更好。据此提出假设1:
  H1: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
  2.公司盈利能力。基于可持续发展及信息不对称理论,随着社会对于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除了企业相关财务信息以外,企业自身所应面对的环境防治问题同样也是当今社会各方经济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重点。而一般来说,积极履行社会环境责任就需要承担更多的企业成本。因此,相较于盈利状况一般的企业来说,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越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同时,企业也更乐于披露更多的相关环境信息以向利益相关方传递企业良好状况,吸引更多的潜在投资者。据此提出假设2:
  H2:公司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
  3.公司营运能力。营运能力是衡量企业对各项资产综合利用效率的评价指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企业的营运能力越高,也就意味着其所要面对的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越低,越有能力积极承担及履行社会环境责任。根据自愿披露理论,营运能力较好的企业,会更愿意披露其所履行的社会环境责任信息,向各利益相关者方面树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以区别其他上市公司,从而获得更多的被投资机会。据此提出假设3:
  H3:公司营运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
  4.股权集中度。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被要求和希望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带来的危害,从而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權益。从股权结构来看,股权分散的企业比股权集中的企业面对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这类企业将具备更大的责任心和动机去披露环境信息。但如果股权集中在少数股东手中,这部分拥有较大股权的股东由于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中拥有更多的表决权,更容易对环境信息披露问题进行控制决策,从而造成企业中真正想要了解更多企业环境信息的中小股东丧失话语权,不利于督促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及环境信息公开。据此提出假设4:
  H4:股权集中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
  5.政府监管水平。基于公共压力理论,同时针对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在充分利用“看不见的手”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要利用“看得见的手”解决企业生产经营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负外部性问题。此时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维护广大群众的环境利益,企业会迫于政府监管压力,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全面披露环境信息。同时从长远方面来看,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更好地树立企业正面形象及良好声誉,会更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政策。据此提出假设5:
  H5:政府监管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
  6.社会监督水平。企业进行信息披露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内部的经济动机等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监管起到的督促作用。会计师事务所是具有较高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其审计工作同时也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企业因环境绩效较差而存在潜在的经济风险或者行政处罚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工作时则会重点关注这些高风险领域,并督促其披露相关信息。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综合实力越强,也就说明其整体的专业水平较高,那么其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就越具有说服力以及权威性,所反映的监督程度也就越高。据此提出假设6:
  H6:社会监督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呈正相关。
  (三) 变量设定
  1.因变量。本文选取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作为研究沿海港口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因变量,采用实际得分占最优得分的比例作为EDI,如式 (1) 所示:
  其中,EDIi 表示i港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i=1,2,…14);EDSi表示第i家港口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实际得分;MEDS表示环境信息披露最优得分(即各项均取最高分之和),为59分。具体评价体系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环保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及沿海港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与特点,并借鉴管亚梅、赵瑞(2017)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一级指标由环保投入、环境费用、环保收入、环境管理、环境绩效、环境治理等六项内容组成,在此基础上,根据港口企业特色对污染物来源及排放以及资源综合利用进行具体划分,构建出二级指标共计24个,每项指标按分类的不同分值范围在0—3分之间,项目总分为59分,本文选择加和法对赋值的环境信息进行直接计算,具体评分标准如表2所示。
  2.自变量。
  (1)公司规模(SCAL)。本文用期末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进行衡量。
  (2)盈利能力(ROE)。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销售净利率等,一般公认为盈利能力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本文以此指标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
  (3)企业营运能力(AT)。在所有衡量企业营运能力指标中,总资产周转率是最能综合反映企业对各项资产运用效率的指标,因此,本文选取总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上市公司营运能力。   (4)股权集中度(HERF)。主要采用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作为该指标的替代变量,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
  (5)社会监督水平(DOS)。主要采用将沿海上市港口企业的社会监督水平设置为虚拟变量的方法,对变量依照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发布的2014年至2016年這3年期间业务收入前100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进行判定赋值,即沿海港口企业所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于当年排名前10,赋值为1,若当年排名在10名以外,则为0。
  (6)政府监管水平(PITI)。主要依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发布的120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及南京大学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非环保重点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数来确定该变量。
  (四) 模型构建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以EDI为因变量,以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营运能力、股权集中度、政府监管水平为自变量,以社会监督水平为虚拟变量,构建了如下模型(见式2)来验证以上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其中,t0为常数,t1,…t6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表4为2014年至2016年对样本公司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EDI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4可以看出,2014年至2016年沿海地区港口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均值呈逐年递增,这说明我国沿海港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港口企业对环境保护事业越来越关注,并且开始逐渐重视披露相应的环境信息。从标准差及方差来看,2016年各企业之间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差距较2015年有所增大,但从均值和极大值上看,2016年都较上两年有所提升,这说明2016年多数企业都着力提升了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2.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共有六个自变量,对于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所示。公司规模的取值在15.23—18.58之间,均值为16.53,表明公司规模相当;盈利能力最小值为0.0027,最大值为0.175,均值为0.0723,说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营运能力反映了企业的发展状况,最小值为0.0339,最大值为1.6165,均值为0.3743,说明各企业对总资产的营运能力有较大差距,营运效率最高企业的总资产一年能周转1.6165次,而营运效率最差企业的总资产一年只能周转0.0339次,两者相差47倍之多;股权集中度最小值为0.2881,最大值为0.9109,均值为0.6697,表明企业之间股权结构差异明显,总体来讲,港口企业股权结构较为集中;社会监督水平是一个0—1变量,均值为0.6190,说明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意识到了报告审计质量的重要性,注重选择知名度较高的事务所进行审计;政府监管水平,最小值为11.8,最大值为72.8,均值只有44.74,说明各地方政府对地方的环境信息监控力度整体不高,而且地方政府间监管水平差距也较大,各地方政府还需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切实将环保工作提到与地方经济发展同等高度来对待。
  (二) 相关性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的是公司规模与股权集中度,相关系数为0.472。可见,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三)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前述多元回归模型,运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沿海港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见下页表7。
  由表7可知,可决系数R2=0.630,说明此回归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F统计量=9.924,Sig=0.000远小于0.05,说明此模型具有显著性。调整后的R2=0.566,说明解释变量对EDI的解释力达到56.6%。根据共线性诊断结果来看,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10,容许度均大于0.1,不满足共线性的判断标准,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由表7可知,企业规模回归系数估计值为0.167,且Sig.=0.000远小于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通过检验。说明规模越大的沿海港口企业越愿意积极响应政府要求,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增强企业的社会认可度。
  企业盈利能力Sig.值为0.061与EDI在0.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2通过检验。其回归系数为0.219,是六个变量中回归系数最大、解释能力最强的变量。这说明沿海港口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越有能力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污染防治的问题上投入更多资金进行环境保护,环境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环境责任履行到位,企业也就越愿意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以树立企业的绿色环保形象。
  企业营运能力Sig.值为0.015,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与EDI呈负相关,假设3未能通过检验。可能原因是港口企业作为水运交通行业的主要载体,根据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对其排污治理及其他环境保护治理工作有着直接的硬性要求,因此,营运能力较弱的企业可能希望通过积极提高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向利益相关方传递企业在环境上的正面形象。
  股权集中度Sig.值为0.081,通过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设4通过检验。可见,企业股权越分散,越有助于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股权分散的企业必然要面对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充分沟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带来的危害,更好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类企业将具备更大的责任心和动机去履行环境责任,会更积极全面披露环境信息。
  政府监管水平显著性水平Sig.值为0.588,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与预期符号相符,说明我国地方政府环保监管水平对当地港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对其有着积极引导与促进的作用。   社会监督水平Sig.的值为0.032,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其回归系数为-0.113,表示与EDI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假设6不符。可能是由于港口企业所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当前更多的是针对年报内容进行经济效益审计,而有关环境信息的审计工作未纳入其审计范围。当前企业环境信息的鉴证主要是由专业的第三方环境认证机构来进行。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综合排名可能不能说明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水平。
  五、结论及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沿海港口上市公司 2014—2016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从公司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对沿海港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公司规模及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均与假设一致;企业营运能力及社会监督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但与假设不符;政府监管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正向引导作用,但假设未得到验证。
  (二) 相关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针对沿海港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层面上应尽快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并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我国现有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制度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不强,导致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体系、结构不统一,且以定性信息和当年信息为主,很少有定量信息和可比较信息,以致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精彩纷呈,但价值不高。政府部门应当尽快制定具有实际可行性的制度标准及准则来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利益相关方对环境信息的需求。另外,前述研究结论显示,股权越分散越能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但当前我国港口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普遍较高,均值达到66.97%,而且都是国有企业。因此,要加快推进港口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破除一股独大,加强股权制衡,实现股权结构合理化,使企业面向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会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去履行社会环境责任,并会主动加强信息披露。
  2.社会层面上强化社会监督体系建设。港口企业作为高污染行业,在其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必然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破坏,从而影响附近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及近海海域的生态环境,附近居民虽然无权直接干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可以借助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或引入环保NGO组织参与,形成对企业环境活动的立体监管,促进企业主动去履行环境责任,积极向社会公开其环境信息。
  3.企业层面上应尽快转变经营理念。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不应仅仅是一个经济人,当代企业发展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为紧密,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环境责任,要变身为一个社会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企业也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经营理念来贯彻,加强资源管理、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实现经營效益和环境保护共同发展。J
  【主要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管亚梅,赵瑞.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J].财会通讯,2017,(19).
  [3] 毕茜,顾立盟,张济建.传统文化、环境制度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J].会计研究,2015,(3).
  [4] 王佳,刘禹彤.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因素研究——以76家重污染行业为例 [J].财会通讯,2017,(16).
  [5] 刘学之,朱乾坤,高玮璘等.我国上市化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J].环境保护,2017,45(21).
  [6] 沈洪涛,冯杰.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会计研究,2012,(2).
  [7] 赵萱,张列柯,张开放.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西南大学学报,2015,41(3)
  [8] 刘金彬,杨文武.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上市公司为例[J].商业会计,20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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